目次

思想家海涅（代前言）

初版序言

再版序言

卷

第二卷

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三卷

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後記

           初版序言

我為此地一家雜志《文學歐羅巴》《文學歐羅巴》是當時在巴黎出版的一份刊登本國和外國文學作品的刊物。海涅的這部著作初是用德文寫成的，後由作者譯成法文在該刊分篇發表，本書法文版到一八三六年纔出版。撰寫的這幾頁文字，盡管不過是後幾篇文章的導言，我還是不得不現在就把它們介紹給祖國的讀者，免得第三者給我這樣的榮譽：把我這幾頁文字從法文譯成德文。

這篇文章在《文學歐羅巴》上發表時缺了幾處，我這裡把它們一一補全了；這家雜志當時為了節約，曾經要求對文章作一些無可無不可的刪節。在印刷方面，德國排字工人和法國排字工人不相上下，排印錯誤都很可觀。作為本書基礎的乃是封·斯太爾夫人的一本著作，書名是《德意志論》又譯《德國的文學與藝術》。。寫到這裡，我不由得想糾正《文學歐羅巴》的編輯部為我這幾頁文字所做的一個注釋。他們這樣寫道：“德國文學必須從新教的立場來介紹給信奉天主教的法蘭西。”我曾經提出異議，說：“根本不存在信奉天主教的法蘭西；我不是為信奉天主教的法蘭西寫作的；我隻要自己提一筆，我在德國是屬於新教教會的，這就夠了；我這句話僅僅說出了一個簡單的事實，那就是我樂於作為一個福音教基督徒在一份路德教會福音教會、路德教會都屬於基督教的新教。的登記冊上寫下了我的姓名，這樣我就可以在科學書刊上發表各種意見，即使是那些違背新教教條的意見也不礙事；反之，如果說我是從新教的立場來寫文章，實際上將給我套上一副教條主義的桎梏。”可是，我的抗議完全是徒勞，《歐羅巴》編輯部對於這種微妙的、德國式的區別根本不予理睬。我敘述這件事，一方面是免得人家說我前後不一，自相矛盾，另一方面也是為了不至於遭到這種荒唐的懷疑，仿佛我對教會的區分頗為介意。

因為法國人不懂我們德國的學院式語言，所以，我在論述上帝的本質時，使用了他們由於聖西門主義者的使徒般的熱忱，已經非常熟悉的一些詞句。既然這些詞句率直而確切地表達了我的意見，那我在德文版裡也把它們保留下來。容克們和僧侶們“容克們”即貴族們。“僧侶們”指天主教的僧侶，不指新教的牧師。，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害怕我的話語的威力，千方百計想敗壞我的名譽。因此，他們也許會濫用這些詞句，譴責我多少帶有一些唯物主義的色彩，或者甚至於有些無神論的味道；他們說不定會把我打成猶太人或者打成聖西門主義者；他們會利用各種各樣的污蔑誹謗，在他們的群氓當中對我進行指控。可是，我不應該有任何怯懦的顧忌，以致用那些千篇一律、模稜兩可的話語來掩飾我對那些宗教事務的看法。朋友們說不定也會對我發火，怪我沒有恰當地隱藏自己的思想，竟把那些微妙的事物都肆無忌憚地揭露無遺，結果惹出事來。無論是敵人的惡毒的用心還是朋友的機智的愚蠢，都不得阻止我對人類重要的問題，對上帝的本質直言不諱，公開坦率地說出我的信念。

我並不屬於那些使精神肉體化的唯物主義者之列；我毋寧是使肉體重新具有精神，我使肉體又通了靈性，我使肉體神聖化。

我並不屬於無神論者之列，他們一味否定，而我卻是在肯定。

淡漠主義者和所謂的聰明人，不願說出他們對上帝的看法，纔是真正的無神論者。這種沉默的否定現在甚至於已經成為公民的罪行，因為這樣一來那些錯誤的概念都將得到推崇，而這些錯誤的概念迄今為止一直是專制主義的支柱。

萬物的始終寓於上帝之中。

海因裡希·海涅

一八三三年四月二日寫於巴黎

 海涅在巴黎代表著德國的精神和詩歌，就如他在德國代表著生動活潑、充滿見地的法國一樣。

思想家海涅（代前言）

張玉書

一八三年法國七月革命爆發，正在赫爾戈蘭島上療養的海涅聽到這個消息，發表了如下一番熱情洋溢的歡迎詞：“我對安靜的渴望已經消逝。現在我又知道，我要做什麼，應該做什麼，必須做什麼……我是革命的兒子，我又重新拿起所向披靡的武器……我要頭戴花冠去作殊死的鬥爭。還有七弦琴，把七弦琴遞給我，我要唱一支戰歌……話語猶如燃燒的群星，從天空射到地上，焚毀宮殿，照亮茅舍……我心裡充滿了歡樂和歌唱，我渾身變成了劍和火焰。”（一八三年八月十日日記）

然而在德意志，七月革命的反響甚微，這裡依然是一潭死水，死氣沉沉、鬼影憧憧，到處散發著中世紀、天主教、封建制度的霉爛氣味。在德意志，那個“在歌德的搖籃邊開始，將在他的靈柩旁終結的藝術時代”眼看即將結束，新時代的詩人再也不能遁入藝術的王國去建立不朽的業績，而應該投身到如火如荼的現實鬥爭中去，像“火和劍”一樣地去進行推翻舊制度的殊死鬥爭。然而，根深蒂固的德意志封建社會是埋沒人纔、摧殘人纔、阻礙社會進步的巨大反動勢力。“狂飆突進”並沒能掀起革命的風暴，德國資產階級中傑出的纔智之士面臨強大的封建統治勢力，一個個潦倒的潦倒，頹喪的頹喪，早夭的早夭。反對專制暴政的英勇戰士、法蘭西共和國的榮譽公民席勒，盡管逃出了符騰堡公國，可是在“禮賢下士”的魏瑪公國也沒有施展抱負的機會。他作為耶拿大學的歷史學教授，隻能在他的歷史著作和劇作中讓他的革命的激情燃起衝天的烈焰，去“摧毀”“精神上的巴士底獄”，“建造”“自由的廟堂”。歌德青年時代以為得到“開明”的公爵的支持，可以施展抱負，實現理想，在彈丸小國魏瑪建立一個美好的人間樂園。可是生活戲弄了他，他終於被迫出走，逃到意大利古典文藝清澄潔淨的空氣裡，纔免得被窒息致死。這兩位大師後來幾乎完全脫離了現實，這並不是他們的過錯，而是環境的逼迫。詩人的命運如此，哲人的命運亦然，康德一生在刻尼希堡講學，費希特發表一點獨立的見解便被迫辭職，他們隻能在哲學的王國裡生存，不許在現實生活裡發揮作用。不僅如此，隨著警察制度的強化，還有冰冷的鎖鏈在等待著那些“不逞之徒”。這一切對於海涅當然不是令人鼓舞的前景，他於是決定離開故國，前往巴黎。

一八三一年五月一日海涅渡過萊茵河，五月初到達巴黎，從此開始了他的創作生涯的一個新階段。《歌集》的時代已經過去，詩人在三十年代初，幾乎什麼詩篇也沒有寫，但卻寫了大量的文藝批評，致全力於溝通德法兩國人民之間的精神交流和文化交流。他一方面要使法國人民了解德國精神生活的真實面貌，另一方面，其實是更加重要的方面，是希望德國人民通過了解法國文化和德國文化的真諦而受到鼓舞，勇敢地去行動、去戰鬥。海涅在《論浪漫派》中說明了他介紹法國資產階級革命的進步思想的動機，他認為要驅散籠罩在德意志國土上的鬼氛妖霧，必須借助於以三色旗為像征的資產階級理想。

為了使德國大地上鬧鬼的丑劇早日收場，海涅在三十年代初拼命揮動三色旗，使勁地誦念降魔驅鬼的咒語。這就是他當時所寫的一繫列關於政治、宗教、哲學、文藝、繪畫、音樂的評論文章。《論浪漫派》一八三三年以《德國近代文學史略》的書名發表，一八三六年擴大篇幅，以《論浪漫派》的書名發表。

海涅在《論浪漫派》中，對歐洲封建社會的精神支柱——天主教進行了深刻的分析和批判。這個宗教開一世紀流行於羅馬帝國的奴隸中間，盡管遭到血腥鎮壓，卻流傳日廣，信徒日眾，後來連羅馬帝國的貴族也偷偷地參加到信徒的行列。這是什麼原故呢？原來“唯物主義在羅馬帝國發展到驚人可怕的地步，大有摧毀人類精神的一切輝煌成果之勢，基督天主教的世界觀作為克制這種唯物主義的一劑靈藥，是必不可少的。”“在這羅馬人的世界裡，肉身已變得如此肆無忌憚，看來需要基督教的紀律，來使它就範。”具有遠見卓識的羅馬皇帝康士坦丁四世紀把基督天主教定為國教，於是這個奴隸的宗教便一變而成為封建統治階級手裡的一個得心應手的工具。

天主教的教義在信徒的《教理問答》這本小冊子裡已經簡單明了地表達出來。書中個問題：“人生世上是為什麼？”答案便是：“人生世上是為恭敬天主救自己的靈魂。”這就是說，這個宗教宣傳的是崇神、貶人，重靈魂、輕肉身。這樣一個簡單的教義在歷史的長河中竟變成了災難無窮的鎖鏈，不僅奴役人們的肉體，而且還壓迫人們的精神達千百年之久。“君權神授”，誰反對封建統治階級，便被認為大逆不道，人神共誅，萬劫不復。教皇是天主的代表，有權解釋天主說的話（《聖經》），於是“教皇無錯誤論”便是必然的合乎邏輯的結論。教皇和皇帝可能矛盾重重，爭權奪利，但在對付平民百姓上卻是完全一致的。封建統治就這樣牢固地建立起來了，雖然在歐洲比在亞洲時間短些，畢竟也有一千多年的歷史。為了崇敬天主，崇敬神，人的尊嚴、人的權利、人的幸福全都可以置之不顧。而為了奴役人民，解除人民的精神武裝再也沒有比宣揚“靈魂的得救重於肉身的幸福”更有效的了。他們用一張到天堂去兌現的支票欺騙百姓，使人們甘心情願地受苦受難，放棄正當的基本的物質需求。

對於天主教的這種本質，海涅進一步作了如下的分析：“我談的那種宗教，其初的教條就判定肉身有罪，這種宗教不僅承認精神高於肉身，還想消滅肉身，以炫耀精神；我談的那種宗教，由於它那違反自然的任務，纔使罪孽和偽善來到人世，正因為它判定肉身有罪，連純潔無邪的感官的快樂也變成了罪孽，正因為人不可能完全靠精神生活，於是偽善便應運而生；我談的那種宗教，教訓人們一切世俗的財富都是過眼雲煙，做人應該具有狗樣的謙卑，天使般的忍耐，這樣，它就變成專制主義的得力的支柱。”（《論浪漫派》）其實，這種特性不僅屬於天主教的教義，古往今來哪一種宗教迷信不是宣揚塵世幸福的虛幻，肉身的罪惡和輕賤，物質生活的微不足道，同時極力贊揚天國的極樂，靈魂的崇高和不朽，精神生活的至高無上。

海涅在《論浪漫派》裡嘲笑了德國浪漫派的首領奧·威·施萊格爾和他的弟弟弗·施萊格爾致力於傳播“新的美學教條”，“給未來的藝術作品開藥方”。不要以為，施萊格爾兄弟在這方面之所以踫壁，是因為他們自己沒有文藝創作，或者沒有出色的文藝創作；即使這兩位藝術哲學家自己有過一點創作實踐，對文藝創作並非徹頭徹尾的外行，海涅認為他們也不可以隨心所欲地制定和傳播什麼“新的美學教條”。再看被譽為德國文學之父的萊辛，他不僅在戲劇方面有十分成功的創作實踐，寫下了《愛米麗婭·迦洛蒂》《明娜·封·巴恩海姆》這樣出色的劇作，而且在寓言、詩歌等方面都有大量的實踐。但是，海涅盡管對萊辛人格的高尚和藝術的成就都十分敬仰，他也不得不遺憾地指出，這位先輩身上不幸也有這個想“為未來的傑作開藥方”的弱點。纔力和成就都不如萊辛者，就更不在話下了。

“為未來的傑作開藥方”是不可取的，但是公允地評判過去的文藝作品，恰如其分地評價前輩和同輩的作家，卻是十分必要的。在這方面，海涅也給我們樹立了一個很好的榜樣。

海涅認為在世界文學寶庫裡，莎士比亞戲劇取得了不可超越的成就，秀的長篇小說是西班牙人塞萬提斯創作的，而在詩歌方面，傑出的歌手乃是歌德。他說，塞萬提斯在敘事詩方面、莎士比亞在戲劇方面和歌德在抒情詩方面組成了“詩人的三人統治”。他甚至以詩人的幽默口吻建議，等各國人民把自己的政治事務料理完畢之後，讓德國人、不列顛人、西班牙人、法國人、意大利人等等，一同到翠綠的森林中去表歌唱，讓夜鶯來做裁判。他深信，沃爾夫岡·歌德的歌曲在這場歌詠比賽中必將獲勝。

海涅從少年時代起便愛讀塞萬提斯的《堂吉訶德》。這本書好的德譯本是德國浪漫派作家路德維希·蒂克譯出的。海涅在《論浪漫派》中指出了一個有趣的矛盾：一方面《堂吉訶德》這本書把浪漫主義的愚蠢嘲弄得淋漓盡致，因為浪漫派身上的瘋狂正是鼓舞那位高貴的曼卻郡人去干種種傻事的那種瘋狂，浪漫派也想使中世紀死氣沉沉的騎士制度復活過來；然而另方面，卻是浪漫派把這本書的好的譯本送給了我們。海涅認為，塞萬提斯是一個現代作家，他的這部巨著主要反對人們在現代還用騎士小說來把廣大讀者拉回中世紀去。騎士小說不僅作為一種文藝形式是過時的，不合時宜的，而且就其政治傾向而言，也是反動的，它美化中世紀封建宗法制度、騎士制度和宗教迷信，謳歌騎士的英雄事跡和美人的貞淑品德，從而使人沉湎往日，留戀過去，忘懷當前的現實生活和鬥爭。然而，在封建勢力十分強大的西班牙，在宗教裁判所橫行無忌的時代，塞萬提斯要進行這場鬥爭必須采取獨特的方式，曲折隱晦地表達自己的思想，纔不至於讓這個神聖衙門的僕役抓到任何把柄。於是，他不得不運用幽默和諷刺作武器，並以卓越的纔能運用這種武器，創作出舉世聞名的《堂吉訶德》，一舉擊潰了當時充斥書肆、泛濫成災的騎士小說。創作這部曠世傑作的同時，塞萬提斯還為一種新的文藝形式提供了一個範例，那就是我們所熟悉的現代長篇小說。海涅正是這樣評價塞萬提斯的：偉大的詩人通常在摧毀舊事物的同時，也建立了一些新事物；他們如不肯定什麼東西，是絕不輕易否定的。

海涅本人在和德國浪漫派做鬥爭時，也身體力行地實踐了以上的原則。例如，他在《論浪漫派》中談到，他少年時代坐在杜塞爾多夫故宮的廢墟上，朗讀烏蘭德的那些以牧童、公主、無頭的女人、古老的鬼怪為內容的浪漫主義詩歌時，曾經非常感動，十分心折；可是時間在推移，世界在變化，他的寓所所在的“這條大街上翻騰著大天白日的滾滾浪濤，響徹著新時代的強音，嬉笑怒罵，鼓聲隆隆，國民近衛軍邁著快步從街上走過，人人都說法國話。難道在這種地方能夠誦讀烏蘭德的詩集嗎？”浪漫派的詩歌和新時代實在格格不入了，可是要把它們加以驅逐，取而代之，靠“破字當頭”的行政命令是辦不到的，還要有符合時代精神的新的更好的作品來戰勝它們。正像塞萬提斯用《堂吉訶德》摧垮騎士小說一樣，海涅用《德國，一個鼕天的童話》《時代的詩》這樣的“新的歌，更好的歌”見《德國，一個鼕天的童話》章第九節：“一首新的歌，更好的歌，啊朋友，我要為你們制作！”戰勝了浪漫派的詩歌。

對於作為詩人的歌德，海涅是極其欽佩的。可是歌德的為人沾有不少庸俗的氣息，海涅對此十分反感。一八二四年秋天，海涅徒步漫遊哈爾茨山，歸途中到魏瑪訪問歌德，這是兩位詩人的一次會晤。這次見面不歡而散，歌德嫌海涅狂妄自大，海涅則感到歌德對後起之秀態度冷淡。一八二七年十月三十日海涅在給他的朋友摩西·摩色爾的信裡寫道：“我討厭貴族的奴纔歌德，是自然不過的事情。自從他對一切孱頭都大肆稱贊以來，受他責備反而是個光榮。他害怕一切正在日益成長的提坦巨人。”歌德老人的這一缺點，可惜竟是真的。海涅曾經熱情洋溢地把自己的詩集獻給歌德，並且不止一次寫信給他表示仰慕敬愛之忱，可是歌德毫無反應。歌德不僅對海涅冷淡，對其他新秀（例如克萊斯特）也是如此。

然而，到了歌德晚年，尤其在歌德去世以後，德國文壇上掀起了一股反對歌德的浪潮。“按照法國人的說法，極右派和極左派聯合起來共同反對歌德。當身披黑袍的僧侶手持十字架照他打去之際，憤怒的無套褲黨人也舉起長矛向他刺來。”就在這時，海涅卻捐棄個人的恩怨，挺身而出，捍衛歌德。海涅在《論浪漫派》一書中用美好的語言贊揚了歌德為德國文學乃至世界文學所做的卓越貢獻，把歌德稱作“我們文壇的君王”，把他比作拿破侖、丘比特。關於他和歌德的關繫，海涅在書中強調地提醒讀者注意：他從沒有攻擊過作為詩人的歌德，從沒有指責過他的作品，從沒有在他的作品中發現過什麼缺陷。如果海涅在歌德身上除了“天纔詩人”的一方面，還攻擊過他的另一方面，那麼那正是恩格斯所指出的歌德身上的“庸人”一面。即使這樣，海涅也從來沒有公開攻擊過歌德，而隻是在私人信札裡對歌德為人說過幾句責備的話罷了。通過歌德的例子可以看出，海涅作為文藝批評家，不僅有過人的鋻別能力，而且有過人的道德力量。事實上，不隻是對於歌德，海涅對於任何作家都沒有以個人的好惡來左右自己的判斷，更沒有受當時政治氣候的影響，而是力求對作家的辛勤勞動做出實事求是的恰如其分的評價，他肯定奧·威·施萊格爾和蒂克的莎士比亞德譯本就是另一個有說服力的例子。

後，我們要請讀者注意海涅這些理論文章的文體。海涅在評論浪漫派領袖奧·威·施萊格爾時，還對他的語言表示過贊賞，特別是他用流暢瀟灑的語言論述科學題材的能力。海涅肯定施萊格爾的這一優點，是他的實事求是的治學態度的又一證明；其實他自己的學術文章比施萊格爾寫得更加優美瀟灑、光彩奪目。如果說施萊格爾的文章是一個精通德語的學者的手筆，那麼海涅的文章則是詩人的手筆，處處令人感到詩意盎然。讀者不妨翻閱一下《論浪漫派》中幾個出色的章節，看看海涅是怎樣評論富凱傑出的童話小說《渦堤孩》的，是怎樣描寫了作為詩人布倫塔諾的繆斯的那位中國公主和諾瓦利斯熱戀的那個死於癆瘵的少女莎菲·封·屈恩的。

令人遺憾的是，詩人海涅頭上的桂冠過於光彩炫目了，竟使思想家海涅在哲學、宗教、藝術理論、文藝批評等領域裡的傑出成就為之黯然。許多評論家對於海涅這些方面的重要著作都略而不提，例如丹麥的勃蘭兌斯對海涅的詩歌作了細致入微的分析，而對海涅的學術著作就未加評論；梅林在《海涅評傳》裡對《論浪漫派》和《論德國宗教和哲學的歷史》這兩篇文章雖作了較高的評價，但是也失之過簡。我們認為，海涅的這些文論也應當屬於偉大詩人留給我們的重要的精神財富，今天對於我們還具有極大的現實意義。但願讀者讀完本書後掩卷深思，不僅能欣賞海涅這位卓越的詩人，還能從這位目光犀利、見解深邃的思想家海涅身上得到多方面的教益。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