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死於20世紀而活在21世紀。
    這是一個奇異的生命現像。然而，他並不像別的偉大人物那樣，帶給世間的惟是靜止於歷史的或一階段的炫目的光輝；與其說，他帶來的是“欣慰的紀念”，凱旋門，繽紛的花束，毋寧說是圍城的缺口，斷裂的盾，漫天無花的薔薇。作為現時代的一份精神遺產，它博大，沉重，燃燒般的富於刺激，使人因深刻而受傷，痛楚，覺醒，甘於帶著流血的腳踵奮力前行。
    1881年，魯迅出生的年頭，正好臨近帝國的懸崖，是時間的斷裂帶。中國現代化，在民族的屈辱中蹣跚起步，許多陌生的事物，陸續出現在大隊蠕動著的辮子和小腳之間。隨著經濟的萌動，政治改革的一次嘗試——戊戌變法——旋起旋滅，蒙受血光之災。中國向何處去，成為橫亙在官員、士子和百姓面前的共同問題。
    漢學家費正清用“沿海中國”和“內陸中國”的概念，闡述中國近代的兩大傳統。魯迅的出生地，恰恰落在沿海中國的一個不大不小的城鎮：紹興。它是古老的，又是年輕的；它是越王報仇雪恥的故地，又是新書報最早流布的地方。在它四周，毗連大小村落，具有明顯的邊緣色彩。
    魯迅的大家庭過早敗落，對應於古老中國的命運，很有點同構的意味。由於祖父下獄事件的牽連，他曾經在鄉下度過一段短暫的“乞食者”生活。祖父被判“監斬候”，由最高統治者於頃刻間的“欽點”決定一個人的生與死，這是荒謬的，但是又是天經地義的。權力的這種不測之威，使魯迅自小便為一種無法言說的焦慮、恥辱和仇恨所抓攫。父親的長期臥病和後來的亡故，無疑加劇了他的精神創痛；而作為長男，又不得不從中擔當沉重的責任。家庭的兩次變故，把他無情地推落到社會底層；從小康而入困頓，終致自我放逐，遠走異鄉，“把靈魂賣給鬼子”。生活的巨大落差，構成了他日後反抗現存秩序的廣闊而深刻的背景。

    自由與人權

   國民黨政府的成立，改變了現代中國的整體的政治文化格局。正如齊格蒙·鮑曼說的，“國家政治的統一，需要文化改造運動相伴隨，需要文化價值之普遍性這一假設，後者既是政治統一在思想層面上的反映，同時也是在思想層面上賦予政治統一以合法性。”從這時候開始，所有的文化活動，都在維護還是對抗強權統治，加強還是削弱政府的力量這一基本主題下展開。
   五四新文化運動作為一場旨在破壞偶像，提倡科學民主的知識分子的自治運動，一時間，幾乎使所有的自由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社會主義者都變做了激進主義者，但是，以陳獨秀和胡適的個人行為為標志的內部分化很快出現了。陳獨秀開始組黨，按照“民主”的思路，試圖發動和掌握多數。胡適一則踱進研究室，發揚“科學”，“整理國故”；一則創辦《努力》周報，倡言“好人政府”和“好人政治”。由胡適的好友王世傑主編的《現代評論》，傾向於維持現實政治，這批基本上由學者教授組成的撰稿人，在學潮面前竟然壓制學生和偏袒政府。有意思的是，頑固對抗新文化運動的，以梅先迪、吳宓為代表的“學衡”派與在新文化運動中興起的，在知識界影響日漸擴大的“現代評論”派在維護傳統、權威、秩序的前提之下，變得一致起來。這批人物都是有著共同的留學歐美的文化背景，被後來的學界尊之為中國第一代自由主義者；其實他們要求的唯是受政府保護的、規範的、有限的自由。
   還在北伐戰爭進行途中，國民革命的勢力日漸壯大的時候，現代評論派即開始移師南下。魯迅最早注意到這種情況。這批對政治權力懷有興趣的人物，在蔣介石建立南京政府後，即在《現代評論》上發表《南京政府》、《清黨運動》、《黨治與民治》《黨治與輿論》《黨治的鐵律》、《國民黨目下的機會》等文，贊成清黨，贊成國民黨的“輿論一律”，表示效忠於新政府，做政府的“諍臣”。至於胡適，他的傾向國民黨政府有一個過程。在此之前，如朝見末代皇帝溥儀，參加執政府的善後會議，在與政府的合作問題上與現代評論派引為同調，都可以看作是他的轉向在人格上思想上的基礎。1925年南下時，他也曾在政治上有過親俄和親南方集團的表示，而這時，對五四的闡釋也從反傳統的個人立場轉向強調“民族”和“傳統”的方面。周作人曾經指出過，胡適對於清黨的態度是保持“當世明哲”的身份，而對殺人“視若無睹”。胡適則說，國民黨的清黨行為能得到吳稚培等人的支持，新政府“是站得住的”；而有了他們的道義力量的支持，政府便可以獲得“我們的同情”。1928年，他到了南京，發現大批英美派“熟人”已多半為國民黨所用，在5月19日全國教育會議第四次大會上，他發表講話，要求政府“第一，給我們錢；第二，給我們和平；第三，給我們一點點自由’’。從此，他和他的朋友們致力於加強國家權力的建設，憲政建設，恢復和鞏固為五四所破壞的實際上已經變得松弛了的統一的舊秩序。
   知識與權力的重新結盟，開始時不免有點曖昧；1929年，一度出現嚴重的危機，這就是由胡適帶頭，以《新月》雜志為中樞而發動的所謂“人權運動”。自由主義者和集權主義者突然兵戎相見了。
   大約胡適覺得連他要的“一點點自由”也受到了限制，特別在3月下旬，上海特別市代表、市教育局局長陳德征的國民黨第三次代表大會提交的《嚴厲處置反革命分子案》在報上刊出以後，他隨即給老友、國民黨政府司法院院長王寵惠寫信，另將信稿寫給國聞通訊社，被檢查者扣留，於是在《新月》第二卷第二號發表《人權與約法》一文，算是帶頭發難。文章開始便質疑4月20日國民政府頒發的關於保障人權的命令，指出命令中所規定的“自由”是不明確的，所謂“依法”是不具體的，而且政府或黨部的非法行為並沒有受到限制，所以有“很重要的缺點”。他建議，必須制定憲法，以確定法治基礎，保障人權。同期還刊出羅隆基的《專家政治》，強調說，“要解決中國的政治問題，最緊要的是專家政治”。接著，《新月》第三號以頭條發表梁實秋的《論思想統一》，反對思想統一，要求思想自由。在第四號上面，胡適又發表了兩篇文章：《我們什麼時候纔可有憲法——對於建國大綱的疑問》和《知難，行亦不易——孫中山先生的“行易知難”說述評》；此外，還刊登了胡適和汪羽軍、諸青來關於《人權與約法》的討論文章。胡適在文章中把國民黨的“根本大錯誤”引向孫中山，再三強調“約法”與“專家政治”，咄咄逼人說：“不但政府的權限要受約法的制裁，黨的權限也要受到約法的制裁。如果黨不受約法的制裁，那就是一國之中仍有特殊階級超出法律制裁之外，那還成‘法治’嗎？其實今日所謂‘黨治’，說也可憐，哪裡是‘黨治’？隻是‘軍人治黨’而已。”他要的是專家治理“黨國”，而這批議政的專家，顯然已經站在政府的門檻外邊了。
   文人的這種不顧體面的挑釁是不能容忍的。政府當局一方面由宣傳機關組織御用文人反擊，一方面通過黨部向胡適直接施壓。8月至9月間，上海特別市黨部接連開會，通過決議呈請中央嚴懲“反革命”胡適，並撤銷其中國公學校長職務。全國許多省市如上海、青島、天津、北平、江蘇、南京等地的黨部先後呈請中央，要求對胡適予以嚴懲。中央有關部門及政府也都向胡適發出警告，教育部部長蔣夢麟於10月4日簽署了教育部訓令寄給胡適。胡適也不買賬，隨即將部令退回。繼《新月》第四號遭到查禁之後，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葉楚傖親自掛帥，集中人馬在《中央日報》、《民國日報》等大報批駁胡適，另外還出版了《評胡適反黨義近著》第一集。《新月》同人進行了還擊，刊物第五號發表羅隆基的長文《論人權》，六、七號合刊上還刊出胡適的《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羅隆基的《告壓迫言論自由者——研究黨義的心得》，以及《蘇俄統治下之國民自由》等，文章更為集中，措詞也更為激烈。1930年1月，胡適、羅隆基、梁實秋等三人有關人權問題的文章，結集為《人權論集》，由胡適親自作序，交新月書店出版。2月5日，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發出密令，查禁並焚毀《新月》六、七號合刊；5月3日，上海市黨部又發出訓令，查禁《人權論集》。羅隆基於11月4日被捕，胡適則在辭去中國公學校長職務後，於年底離開上海，出任北京大學文學院長兼中文繫主任。好在政權剛剛建立，控制未及完善，大知識分子尚可相對自由流動，胡適也因此得以成為漏網之魚。
   對胡適來說，當然及時表態也有關繫。他在主動撤離火線後，很快發表題作《我們走那條路》的文章，提出中國目前的“五大敵人”是貧窮、疾病、愚昧、貪污和擾亂，它們不是用暴力的革命所可打倒的，從而呼吁“不滿意於現狀的人”，“要用自覺的改革來替代盲動的所謂‘革命’”。所謂“自覺”，就是說，“替社會國家想出路”，“尋一條最可行而又最完美的辦法”，“建立一個治安的，普遍繁榮的，文明的，現代的統一國家”。在這裡，胡適明明白白向政府表示“第二種忠誠”。其實，早在《人權論集》序言中，他已經做出這樣的表示，隻是操刀者不加細察罷了。他那時便說：“我們所以要爭我們的思想、言論、出版的自由，第一，是要想盡我們的微薄能力，以中國國民的資格，對於國家社會的問題作善意的批評和積極的討論，盡一點指導、監督的天職；第二，是要借此提倡一點新風氣，引起國內的學者注意國家社會的問題，大家起來做政府和政黨的指導監督。”他以明末周櫟園著的《櫟園書影》中的鸚鵡自況，說是當此“大火”的時候，“實在不忍袖手旁觀”；又說，“我們明知小小的翅膀上滴下的水點未必能救火，我們不過盡我們的一點微弱的力量，減少良心上的一點點譴責而已”。
   當時，即有讀者致信胡適，說，“《人權論集》不但不是要加害於黨國的宣傳品，依我看，倒能幫助黨國根基的永固”。正因為有了這種向黨國效忠的立場，所以，胡適的論人權的文章能得到培在內的一批開明老的贊賞，能為汪精衛等改組派所利用。在胡適本人，也是樂於做“思想上的諸葛亮”，為政治人物所利用的。就在組織“平社”的時候，他一面同來華的英美政治家商討“中國問題”，一面為財政部長宋子文設計政治改革方案。他慫恿宋子文出面領導政治，甚至代宋子文起草辭職電報，積極充當智囊角色。所以，他最後能為蔣介石所羅致，成為“廷臣”，不是偶然的。他向宋子文說：“我們的態度是‘修正’的態度：我們不問誰在臺上，隻希望做點補偏救弊的工作。補得一分是一分，救得一弊是一利。”他在日記中總結道：“近來與人談政治，常說：民國十一年，我們發表一個政治主張，要一個‘好政府’。現在——民國十九年，——如果我再發表一個政治主張，我願意再讓一步，把‘好’字去了，隻要一個政府。”
   對於英美派文人學者，魯迅一直是有看法的。現代評論派曾經是他在北京時期的死敵，他們與新月派雖然掛的是兩塊招牌，其實是一彪人馬，而且都是認同胡適為精神領袖的。新月派關於“人權”言論引發的風波，在魯迅這位旁觀者的眼中，不過是主人與奴纔之間的一場誤會，一場無謂的吵鬧而已。在當時的知識界，還沒有第二個人有過如此獨到的、深入的、準確的觀察，足見中國的知識者整體是怎樣的一種奴態，從經驗到理性，是怎樣的貧弱，而又互相脫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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