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文學_那些城那些事（百家講壇明星學者孔慶東、方方、舒乙、王玉德、

編輯推薦

武漢是很土的，但奇圈的是，這種土俗文化中生長出來的武漢人，並不是猥瑣、蠅營狗苟、眉眼不清的，也不是膽怯、自私、很謹慎的，都不是這樣子。這跟武漢的地理環境有關，武漢這種大江大湖的自然環境給武漢人注入了一種寬闊。
——方方·《文學中的武漢印像》
楚文化和湖北人之間有沒有一種共同的標志性的東西?有，就是九頭鳥。現在，你出差到哪兒去，別人問你哪兒的人，你說湖北人，別人**反應就是“九頭鳥”。當然，至於好不好每個人心裡都有一杆秤，反正**反應就是九頭鳥。
——劉玉堂·《楚文化與湖北人的性格特征》
“煙雨莽蒼蒼，龜蛇鎖大江”，*是寫景，但是我覺得這寫出了武漢的氣質。很多東西都包括在“莽蒼蒼”裡面。我覺得這個“莽蒼蒼”的氣質裡面，也自然包含了一份“俠義”精神。這是彌漫在全社會各個階層的一種中華民族的整體精神。
——孔慶東·《金庸小說中的俠義》
武漢之所以能夠成為一個歷史悠久的大碼頭，並且是中國重要的碼頭，就是因為有風水。我認為武漢的風水，如果要評價，就是十個字：居中、藏風、得、當時。
——王玉德·《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風水文化》

內容簡介

著名作家方方以親身經歷為基礎描摹武漢印像，湖北學者王玉德風趣詼諧地解讀武漢風水文化、湖北省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劉玉堂細致描述楚文化影響下武漢人的性格、著名文學家舒乙談父親老舍在武漢的歷史、“北大醉俠”孔慶東借金庸小說的殼解讀武漢人身上體現的“俠義”精神、中國現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常務副所長許紀霖縱論以武漢城市建設為縮影的中國城市建設和空間文化。諸位名家縱情於山水、歷史之間，結合著與武漢發生的奇聞軼事，流金歲月，品讀著武漢。

文學中的武漢印像
抗戰時期老舍在武漢
金庸小說中的俠義
楚文化與湖北人的性格特征
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風水文化
獨特就是好

在線試讀

我與武漢的淵源
兩歲時，由於父親工作調動的關繫，我們家從南京搬到武漢。父親的工作單位叫“長江流域規劃辦公室” （以下簡稱長辦”），也就是現在的“長江水利委員會”。父親從南京的下遊局調到武漢的中遊局目的很清楚，是過來修三峽的。
當時我們住在黃浦路下面一個叫劉家廟的地方。劉家廟當時叫“黑泥湖”，因為這個黑泥湖，我還寫了一篇小說《烏泥湖年譜》。我們在劉家廟的長辦宿舍住了二三十年。從幼兒園、小學、中學到參加工作，直至讀大學，我都是住在那個地方的，沒有離開過。我讀的小學叫“漢口新村小學”，在“二七”紀念館旁邊，是小學初中一體的，但是讀到初二之後，學校的初中部就搬到了“紅軍二中”。
1974年“文化大革命”期間，有一個政策叫“多子女留身邊”，我家有四個孩子，三個男孩、一個女孩（我）。當時，兩個哥哥下鄉了，一個哥哥在外地，我自然就成了應當留在身邊的子女。因此，我留在了武漢市，沒有下鄉。
然而，父親已經在1972年去世了，我這時候就有一個責任——養活我母親。所以，高中畢業後，武漢市運輸合作社招裝卸工，我就去了。當時開的條件，前三個月是每個月38塊錢，三個月之後就是42塊錢一個月，有的還可以漲到48塊錢一個月。可是，如果我不去搬運站做裝卸工，而是去當學徒，一個月的工資就隻有16塊錢或者18塊錢。考慮到家裡的經濟情況：父親去世了，兩個哥哥在農村當知青，我大哥大學畢業之後，工資很微薄，我毅然選擇了去做裝卸工。我想，這個時候我應該擔起家庭的重任。
當時我們街道招了8個像我這樣的待業青年，後真正去的隻有4個。這4個人，用我們當時的話說，都是成分不好的，找工作難度比較大，很多事情的選擇餘地比較小的人。
我在那兒干了四年，已經干到身心疲憊，對於一個十八九歲的女孩子來說，干那樣的事情確實蠻辛苦的，我們當時除了拉板車之外，還要扛包。
記得有一次，我們去碼頭扛50斤一袋的面粉。當時頭兒給我們一把簽子，規定出門時要交一支，等這把簽子交完，你就完工了。那一支簽子標注的是100斤啊，意味著一次我們每人要扛兩袋面粉。
老是這樣扛，確實是很累，很多時候都感覺體力嚴重透支，精神也有點兒恍惚了。可是，當時是“文革”期間，要求婦女翻身，巾幗不讓須眉，雖然很累，但是我們還必須得去扛。
後來因為我比較能寫，偶爾也把我抽調了出來做做宣傳。某種意義上。寫作為我解除了高強度的勞動負擔。那時，經常要辦批判專欄，一整版批判專欄，從寫字到畫畫到裡面的文章全部是我一個人包了。我與武漢的淵源
兩歲時，由於父親工作調動的關繫，我們家從南京搬到武漢。父親的工作單位叫“長江流域規劃辦公室” （以下簡稱長辦”），也就是現在的“長江水利委員會”。父親從南京的下遊局調到武漢的中遊局目的很清楚，是過來修三峽的。
當時我們住在黃浦路下面一個叫劉家廟的地方。劉家廟當時叫“黑泥湖”，因為這個黑泥湖，我還寫了一篇小說《烏泥湖年譜》。我們在劉家廟的長辦宿舍住了二三十年。從幼兒園、小學、中學到參加工作，直至讀大學，我都是住在那個地方的，沒有離開過。我讀的小學叫“漢口新村小學”，在“二七”紀念館旁邊，是小學初中一體的，但是讀到初二之後，學校的初中部就搬到了“紅軍二中”。
1974年“文化大革命”期間，有一個政策叫“多子女留身邊”，我家有四個孩子，三個男孩、一個女孩（我）。當時，兩個哥哥下鄉了，一個哥哥在外地，我自然就成了應當留在身邊的子女。因此，我留在了武漢市，沒有下鄉。
然而，父親已經在1972年去世了，我這時候就有一個責任——養活我母親。所以，高中畢業後，武漢市運輸合作社招裝卸工，我就去了。當時開的條件，前三個月是每個月38塊錢，三個月之後就是42塊錢一個月，有的還可以漲到48塊錢一個月。可是，如果我不去搬運站做裝卸工，而是去當學徒，一個月的工資就隻有16塊錢或者18塊錢。考慮到家裡的經濟情況：父親去世了，兩個哥哥在農村當知青，我大哥大學畢業之後，工資很微薄，我毅然選擇了去做裝卸工。我想，這個時候我應該擔起家庭的重任。
當時我們街道招了8個像我這樣的待業青年，後真正去的隻有4個。這4個人，用我們當時的話說，都是成分不好的，找工作難度比較大，很多事情的選擇餘地比較小的人。
我在那兒干了四年，已經干到身心疲憊，對於一個十八九歲的女孩子來說，干那樣的事情確實蠻辛苦的，我們當時除了拉板車之外，還要扛包。
記得有一次，我們去碼頭扛50斤一袋的面粉。當時頭兒給我們一把簽子，規定出門時要交一支，等這把簽子交完，你就完工了。那一支簽子標注的是100斤啊，意味著一次我們每人要扛兩袋面粉。
老是這樣扛，確實是很累，很多時候都感覺體力嚴重透支，精神也有點兒恍惚了。可是，當時是“文革”期間，要求婦女翻身，巾幗不讓須眉，雖然很累，但是我們還必須得去扛。
後來因為我比較能寫，偶爾也把我抽調了出來做做宣傳。某種意義上。寫作為我解除了高強度的勞動負擔。那時，經常要辦批判專欄，一整版批判專欄，從寫字到畫畫到裡面的文章全部是我一個人包了。
這樣辦一個專欄起碼要做一到兩個星期。這兩個星期，相對是比較輕松的，我不用去倉庫、碼頭做體力活。慢慢地我開始熱愛起這件事情了，因為它不僅給我帶來精神上的快感，也給我解決了很多實際問題。
1，在武大讀書
四年之後，也就是l978年高考開始了，我考上了武漢大學中文繫，就結束了搬運工的生活。
現在回想起來，那四年在漢口的搬運工生活對我來說是一次極大的教育，也是一次極大的歷練。我父親當時算是高級知識分子，因此，我一直過得也算是衣食無憂。通過搬運工的生活，使得我對民間、對底層老百姓的生活方式、生活習慣、性格特征、語言特點，包括他們內心的需求、想法都有了了解，我看到了另外一個世界。
我覺得我的寫作跟我的經歷是密切相關的。實際上，對於我來說，那四年也是讀了一輪大學。那個大學不是像武漢大學這樣的知識大學，而是一個社會的大學，這個大學對我進行了一次深刻的教育，這一輪大學比我在武漢大學讀書的四年可能受益更深。它是個人生命的一種體驗，它直接影響了我的創作、我的人生觀，那些不是從書本上就能學到的。
有了這四年在社會底層被人歧視、被人看不起的生活之後，我對人性有了更為深刻的理解，而這恰恰是文學要關注的東西。在武漢大學中文繫讀書的四年，我還經常夢到我當裝卸工的樣子，有時候竟然會大半夜睡不著覺，內心進行著一種無法名狀的掙扎、擺脫。那四年對我的影響是極大的，我前期作品的很大一部分都是在寫裝卸工的生活，直到現在我仍然會用很多的筆墨，情不自禁地去寫這段生活。
然而，在武漢大學中文繫讀書的四年，卻給了我完全不同的感受。我先前一直在漢口生活的，讀大學之後就突然到了武昌。在此之前，我都沒到武昌去過幾次的。這四年大學，接觸到的東西是全新的。那時剛剛粉碎“四人幫”，一切都從頭開始，在這裡你可以接觸到來自全國各地的同學，有些同學非常有水平、有的同學非常有見識。他們談論的東西很多是眾人所不懂、所不知的，還有在學校裡學到的很多東西都是我們過去聞所未聞的，我們浸潤在大學廣博、浩瀚的知識海洋裡，我們浸潤在大學自由、批判的空氣裡。
我們渴求著知識，我們渴求著擺脫以前的蒙昧，我們談論地理，談論歷史，談論時事，談論文學，我們還成立了文學社、詩社。現在，我仍然記得當時幾個重要的討論題。
個問題是文學要不要寫愛情。現在想想這個事情是多麼的可笑啊!因為，從文學的角度來說，無可非議，愛情和死亡是永恆的主題，愛情在文學中是備受作家和讀者青睞的東西，但是，當時這個問題卻是困惑著我們的。
我們之所以有這樣的問題，是因為“文革”期間一直不讓寫愛情，八個“樣板戲”中的人物也都是沒有愛情的。然而，可笑的是，在我們圖書館裡，文革之前的小說中，被翻得爛、舊的那幾頁都是寫愛情的，比如《安娜，卡列寧娜》的地主、農莊、土地改革部分都沒有什麼人看，但是一旦看到安娜談戀愛的部分，書就翻爛了。
第二個就是文學能不能寫悲劇。文學中有悲劇和喜劇，但當時是不能寫悲劇的，你不能暴露社會的黑暗面，社會是充滿著陽光、鶯歌燕舞的。
還有一個話題是文學是不是階級鬥爭的工具。關於這個問題，當時在報紙上已經展開討論。解放後直至“文革”期間的這段時間，可以說，文學一直是作為階級鬥爭的工具存在的。也就是說，文學不僅僅是文學本身，它已經超越了文學，作為一種工具而存在。我們當時對這話題進行了很多討論，爭執到後，相當一部分人認為：文學就是階級鬥爭的工具。
實際上，現在想來，當時還處在改革初期，大家思想剛剛解放，我們的很多想法還不成熟，像當時的社會一樣正處在一個進步的階段。現在，這些問題已經不需討論了，時間已經給予我們答案：文學可以寫愛情，愛情是文學永恆的母題；文學應該有悲劇，因為悲劇比喜劇更有深度，更具震撼力；文學它不是階級鬥爭的工具，它隻是文學。
那四年的大學生活給我的影響也是非常大的，其中有兩點是重要的。
是大學教給你的不在於書本上學到多少內容，而在於知道了怎麼去學。我們進大學之前是不知道怎麼去學的：老師告訴你什麼，你就接受什麼；報紙告訴你什麼，你就接受什麼；領導告訴你什麼，你就接受什麼。進入大學之後，我們纔知道應該怎麼去學，怎麼去讀書，想知道的東西，從哪些途徑去了解，用什麼方式去了解等等。
為什麼希望年輕人都上大學呢?真的不在於從書本上你能學到多少文學史，能學到多少古代漢語，能學會幾門外語，這些東西通過自學，你也是可以學到的，它在於這種氛圍，這種討論。以前在學校裡面，我特別喜歡去聽講座，那些講座的主題可能對你沒有用，可是它中間的某些東西卻能為你開啟生活的另一扇窗，這是非常重要的。以上這些東西，不進學校是永遠體會不到的。
第二個的收獲，就是從大學出來後，，你覺得腦袋長在自己肩膀上了。以前我們是沒有腦子的，我們從來就沒有想過，領導講的話，是可以不聽的；報紙的某個觀點或者某篇文章，可能是錯誤的；中央的指示，也是可以提出質疑的。這些想法從來沒有過，但是，讀了大學之後，知識和文化讓我有了底氣，讓我學會了思考，讓我認識到，世界不僅僅是他們所說的那樣子，還有很大的面積是他們沒有看到的，而我卻可能看到了。這時，我就會沉靜下來，看看這個世界，我就會在所有這些問題面前，頓一下，提出質疑。
這對於剛剛走出校門的大學生，是至關重要的，我們需要獨立思考。這對一個作家來說，也是必不可少、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一個作家他隻是永遠在順應一種潮流，迎合一種觀點，或者說在取悅於某一層人，這樣的作家是沒有意義的。因為社會上這樣的作家太多太多了，他們很時尚，很走紅，很賺錢，可是對於文學，他們又算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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