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本書將要討論的是20世紀20、30年代上海帶有現代主義風格的文學，範圍包括新感覺派和海派“唯美一頹廢文學”。正如李歐梵指出的，中國的現代前衛作家雖然在新文學運動中引薦了許多西方現代主義的代表作家，如波德萊爾、葉芝、王爾德、梅特林克……不過我們很難在這些中國作家本人的創作上找到標志明顯的現代主義特色。①在西方，現代主義的產生與美學上的反資產階級現代性聯繫在一起：以資本主義世界的歷史進步、烏托邦的幻滅為基礎的現代主義美學卓有成效地顛覆了資產階級所創造的理性的、規制化的，以統計數字和科學分類來進行統治的社會“合理”表像。同時，現代主義也提醒我們以直接反映物質現實為己任的現實主義文學的虛偽以及懷抱著資產階級抽像人道主義理想的浪漫主義是多麼不合時宜。在對社會的資產階級化感到厭倦後，現代主義作家將文本看作一種對心理意識在多個層面上的探索過程，文本的內在形式身份不容忽略。一個典型的現代主義文本提供的是因理性自我的分裂而帶來的由內在心理差異所形成的封閉繫統。無論如何，西方的現代主義範式必然導向充斥著隱喻與形式的空問繫統；如果把這一理論範式與中國的具體文化情境相比照，硬要說現代中國文學曾經出現過西方語義上的現代主義，這顯然是誇大事實。然而，作為現代性問題的知識產品，現代主義的引進在中國也並非是一個全然的偽問題。公平地說，當“現代化”（modernization）成為一個全球性的共同話語時，不同的文化主體面對不同的歷史境遇必然會產生出獨特的現代性方案。本書將要討論的是20世紀20、30年代上海帶有現代主義風格的文學，範圍包括新感覺派和海派“唯美一頹廢文學”。正如李歐梵指出的，中國的現代前衛作家雖然在新文學運動中引薦了許多西方現代主義的代表作家，如波德萊爾、葉芝、王爾德、梅特林克……不過我們很難在這些中國作家本人的創作上找到標志明顯的現代主義特色。①在西方，現代主義的產生與美學上的反資產階級現代性聯繫在一起：以資本主義世界的歷史進步、烏托邦的幻滅為基礎的現代主義美學卓有成效地顛覆了資產階級所創造的理性的、規制化的，以統計數字和科學分類來進行統治的社會“合理”表像。同時，現代主義也提醒我們以直接反映物質現實為己任的現實主義文學的虛偽以及懷抱著資產階級抽像人道主義理想的浪漫主義是多麼不合時宜。在對社會的資產階級化感到厭倦後，現代主義作家將文本看作一種對心理意識在多個層面上的探索過程，文本的內在形式身份不容忽略。一個典型的現代主義文本提供的是因理性自我的分裂而帶來的由內在心理差異所形成的封閉繫統。無論如何，西方的現代主義範式必然導向充斥著隱喻與形式的空問繫統；如果把這一理論範式與中國的具體文化情境相比照，硬要說現代中國文學曾經出現過西方語義上的現代主義，這顯然是誇大事實。然而，作為現代性問題的知識產品，現代主義的引進在中國也並非是一個全然的偽問題。公平地說，當“現代化”（modernization）成為一個全球性的共同話語時，不同的文化主體面對不同的歷史境遇必然會產生出獨特的現代性方案。
就像他們的西方同行試圖從工業文明的“現代性”噩夢中醒來，以借助文本形式內在深度的方式抵抗理性社會的威脅，中國的現代前衛作家在作為第三世界的中國被迫接受由西方強權所帶來的歷史觀，進行痛苦的“現代化”改造時，必定要在不同的層面，運用不同的現代原則（如民族主義、個人主義）投射於作品的表像，從而創造出精神氣質迥然不同的文本。而對這一文本所做出的多層面分析，則可以作為理解20世紀中國現代性的途徑。
就像他們的西方同行試圖從工業文明的“現代性”噩夢中醒來，以借助文本形式內在深度的方式抵抗理性社會的威脅，中國的現代前衛作家在作為第三世界的中國被迫接受由西方強權所帶來的歷史觀，進行痛苦的“現代化”改造時，必定要在不同的層面，運用不同的現代原則（如民族主義、個人主義）投射於作品的表像，從而創造出精神氣質迥然不同的文本。而對這一文本所做出的多層面分析，則可以作為理解20世紀中國現代性的途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