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文學_論晚期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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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是“薩義德作品繫列”之一，全書共分7個章節，主要考察了貝多芬的《莊嚴彌撒》、讓·熱內的《愛與俘虜》和《屏風》、莫扎特的《女人心》等多位藝術家的晚期作品，探討了當他們不如人生*後階段時，如何“由於時代的錯誤和反常”而使死亡徑直進入到自己的作品之中。具體內容包括適時與晚期、論讓·熱內、徘徊不去的舊秩序、作為知識分子的藝術名家等。該書可供各大專院校作為教材使用，也可供從事相關工作的人員作為參考用書使用。

內容簡介

本書以1995年秋薩義德在哥倫比亞大學所作的大量頗受歡迎的研究生專題講座為基礎，考察了貝多芬的《莊嚴彌撒》、讓·熱內的《愛與俘虜》和《屏風》、莫扎特的《女人心》、維斯康蒂根據蘭佩杜薩的《豹》改編的電影及托馬斯·曼的《死於威尼斯》等多位藝術家的晚期作品，探討了當他們不如人生後階段時，如何“由於時代的錯誤和反常”而使死亡徑直進入到自己的作品之中。盡管作者是指出在晚期作品裡人們常常可以發現一種“非塵世的寧靜”，這“使在美學上努力的一生達到了圓滿”，但本書的焦點則集中在作為“不妥協、艱難和無法解決之矛盾”的藝術上的晚期之上。薩義德認為，本書中所討論的大多數作品都充滿著深刻的衝突和一種幾乎難以理解的復雜性，那些作品經常與在當時流行的東西形成直接的反差，但是它們恰是未來的先驅——都屬於真正的天纔的作品。這部《論晚期風格》以其極為詳盡且極具啟示性的論述，亦為薩義德本人重要的的晚期著作。

作者簡介

薩義德（1935-2003），當今世界極具影響力的文學與文化批評家之一。出生於耶路撒冷，在英國占領期間就讀於埃及開羅的西方學校，接受英式和美式教育，1950年代赴美就學，獲哈佛大學博士學位，1963年起任教於哥倫比亞大學，講授英國文學與比較文學。代表作有：《開始：意圖

前言瑪麗安·C.薩義德
導論邁克爾·伍德
章適時與晚期
第二章返回18世紀
第三章《女人心》的限度
第四章論讓·熱內
第五章徘徊不去的舊秩序
第六章作為知識分子的藝術名家
第七章晚期風格概覽
索引

媒體評論

愛德華·薩義德本人就是“作為知識分子的藝術名家”的一個典範、與他在這部纔華橫溢的著作裡所提到的格倫·古爾德、理查·施特勞斯、貝多芬、勛伯格、托馬斯·曼、讓·熱內、特奧多爾·阿多諾、蘭佩杜薩、維斯康蒂、葛蘭西等所有的人一樣——它是對薩義德的人品的深刻陳

在線試讀

章適時與晚期
身體狀況與美學風格之間的關繫，初看起來似乎是一個不那麼相干的主題，與生命的重要性、必死性、醫學科學和健康相比，或許更加微不足道，以致可以很快地不予考慮。然而，我的論點如下：我們所有的人，由於都具有意識這一簡單的事實，都會不斷地思考和利用我們的生命。自我發展作為歷史的基礎之一，按照歷史科學的偉大奠基者伊本.卡爾頓和維柯的觀點，在實質上是人類勞動的產物。
因此，重要的差別在於：自然領域方面與漫長的人類歷史這一方面之間的差異。身體，它的健康、它的憂慮、組成、機能與興旺，它的疾病和死亡，都屬於自然秩序；然而，我們對於那種自然的理解，我們在自己的意識中如何看待它和經歷它，我們如何個別地和集體地、主觀地和以社會的方式創造一種對於自己生命的感受，我們如何把它劃分為各個時期，大致說來都屬於歷史的秩序，即當我們反思它之時，我們可以進行回憶、分析和沉思，在過程中不斷改變它的形態。在這兩個領域之間，即在歷史與自然之間，存在著各種各樣的聯繫，但是，現在我要把它們分開，把焦點隻集中在其中的一個之上，即集中在歷史之上。
我本人作為一個深深地不信奉宗教的人，多年來一直都在通過三個巨大的疑難問題、通過對一切文化和傳統來說共同存在的三個偉大的人類插曲，來研究這種自我發展的過程，而我在本書裡特別要討論的，就是這些疑難問題中的第三個。但是，為了清晰起見，讓我簡略地概述一下個和第二個疑難問題。個疑難問題是開端的整個概念，即誕生和起源的那個時刻，它在歷史語境中就是所有那些材料，它們進入到了思考一種既定的過程、它的確立與體制、生命、規劃等等如何得以開始之中。30年前，我出版了一本叫做《開始：意圖與方法》的書，它與這個問題有關，即心靈在某些時候發現有必要回顧性地把起源的問題本身，定位於事物在誕生的為初步的意義上如何開始。在歷史和文化研究那樣的領域裡，記憶與回想把我們引向了各種重要事情的肇始——例如，工業化的開端，醫學科學的開端，浪漫時期的開端等等。個別地看，發現的年代對科學家來說很重要，正如它對一些像伊曼努爾.康德那種次理解了大衛.休謨的著作的人來說很重要一樣，他的說法很有影響，他興奮地從自己教條般的沉睡中蘇醒過來。在西方文學中，小說的形成與資產階級在17世紀晚期的出現相一致，就小說的個世紀而言，這就是它與誕生、有可能的孤兒身份、對根源的發現、創造新世界、事業和社會相關的原因。《魯濱遜漂流記》，《湯姆.瓊斯》，《一個荒誕的故事》（《項迪傳》）。章適時與晚期
身體狀況與美學風格之間的關繫，初看起來似乎是一個不那麼相干的主題，與生命的重要性、必死性、醫學科學和健康相比，或許更加微不足道，以致可以很快地不予考慮。然而，我的論點如下：我們所有的人，由於都具有意識這一簡單的事實，都會不斷地思考和利用我們的生命。自我發展作為歷史的基礎之一，按照歷史科學的偉大奠基者伊本.卡爾頓和維柯的觀點，在實質上是人類勞動的產物。
因此，重要的差別在於：自然領域方面與漫長的人類歷史這一方面之間的差異。身體，它的健康、它的憂慮、組成、機能與興旺，它的疾病和死亡，都屬於自然秩序；然而，我們對於那種自然的理解，我們在自己的意識中如何看待它和經歷它，我們如何個別地和集體地、主觀地和以社會的方式創造一種對於自己生命的感受，我們如何把它劃分為各個時期，大致說來都屬於歷史的秩序，即當我們反思它之時，我們可以進行回憶、分析和沉思，在過程中不斷改變它的形態。在這兩個領域之間，即在歷史與自然之間，存在著各種各樣的聯繫，但是，現在我要把它們分開，把焦點隻集中在其中的一個之上，即集中在歷史之上。
我本人作為一個深深地不信奉宗教的人，多年來一直都在通過三個巨大的疑難問題、通過對一切文化和傳統來說共同存在的三個偉大的人類插曲，來研究這種自我發展的過程，而我在本書裡特別要討論的，就是這些疑難問題中的第三個。但是，為了清晰起見，讓我簡略地概述一下個和第二個疑難問題。個疑難問題是開端的整個概念，即誕生和起源的那個時刻，它在歷史語境中就是所有那些材料，它們進入到了思考一種既定的過程、它的確立與體制、生命、規劃等等如何得以開始之中。30年前，我出版了一本叫做《開始：意圖與方法》的書，它與這個問題有關，即心靈在某些時候發現有必要回顧性地把起源的問題本身，定位於事物在誕生的為初步的意義上如何開始。在歷史和文化研究那樣的領域裡，記憶與回想把我們引向了各種重要事情的肇始——例如，工業化的開端，醫學科學的開端，浪漫時期的開端等等。個別地看，發現的年代對科學家來說很重要，正如它對一些像伊曼努爾.康德那種次理解了大衛.休謨的著作的人來說很重要一樣，他的說法很有影響，他興奮地從自己教條般的沉睡中蘇醒過來。在西方文學中，小說的形成與資產階級在17世紀晚期的出現相一致，就小說的個世紀而言，這就是它與誕生、有可能的孤兒身份、對根源的發現、創造新世界、事業和社會相關的原因。《魯濱遜漂流記》，《湯姆.瓊斯》，《一個荒誕的故事》（《項迪傳》）。
把一個開端置於追思的時刻，就是要把一種規劃（如一項實驗、一項政府的委任或狄更斯開始寫作《荒涼山莊》）的基礎置於那個時刻之中，它始終都要經過修正。這種開端必然包含著一種意圖，它在後來的時間裡要麼在總體上或部分地實現了，要麼在總體上被看成是失敗的。因而，第二個巨大的疑難問題與連續性有關。連續性出現在誕生之後，脫離了一種開端：在從誕生到青年、再生的一代、成熟的時間之中。每一種文化都提供和傳遞了各種被奇妙地稱為化身辯證法的意像，或者用弗朗索瓦.雅各布的話來說，提供了生活的邏輯（la logique du vivant）。再一次援引小說（它是提供了我們所擁有的、關於我們自己的、龐大和復雜之意像的西方美學形式）歷史的例證，有教育小說（bildungsroman）、理想主義和失望小說（《情感教育》，《使人迷惑的幻像》）、幼稚和群落小說（如喬治.艾略特的《米德爾馬契》，英國批評家吉利恩.比爾已經表明它受到了她所稱的有關衍生模式的達爾文情節的強烈影響，那些模式構成了這部有關19世紀英國社會的偉大小說）。音樂和繪畫中的其他一些美學形式，都仿效了相似的模式。
然而，也有一些例外，有一些背離了臆想的人類生活的總體模式的例證。人們會想起《格列佛遊記》、《罪與罰》和《審判》，這些作品似乎脫離了在連續的人生階段概念（如在莎士比亞那裡）與對它們的美學反思相契合背後的、令人驚異的持續性。因為人們明確地認為，在藝術和我們關於人類生活的階段的普遍理念中，存在著一種被認為是普遍持久的適時，我這麼說是意指適合於早期生活的東西，並不適合於晚期階段，反之亦然。例如，人們會想起《聖經》的嚴格評論，即對一切來說，都有一個季節和一個時刻；對天下的每一種目的來說，都有一個誕生的時刻和一個消亡的時刻等等：“因此，我感到，與人們應當在自己的作品中感到欣喜相比，沒有什麼更好的東西；因為那是他自己的一部分：因為誰能使他發現在他身後將會是什麼？……所有的事物看起來都是相似的：一件事情看起來是正確的，也可能是邪惡的；可能是好的和清晰的，也可能是不清晰的。”
換言之，我們認為人類生活在實質上的健全，與它同時間的契合、彼此完全適合，有著極大的關繫，因而也與其適宜性或適時有著極大關繫。例如，喜劇要在不合時宜的行為舉止中尋找其素材，一個老頭兒愛上了一個年輕女子（“十二月中的五月”），如在莫裡哀和喬叟那裡的情形一樣，行為舉止像個小孩的哲學家，假裝有病的健康人。然而，恰恰也是作為一種形式的喜劇，通過作品經常作為結尾的、表現年輕戀人婚姻的“合唱隊的對唱”（kommos），而使適時得以恢復。
後，我要轉向後的那個巨大的疑難問題，由於顯而易見的個人原因，它在這裡成了我的主題——生命中後的時期或晚期，身體的衰退，不健康的狀況或其他因素的肇始，甚至在年輕人那裡它們也會導致過早夭折的可能性。我將把焦點集中在一些偉大的藝術家身上，集中在他們的生命臨近終結之時，他們的作品和思想怎樣獲得了一種新的風格，即我將要稱為的一種晚期風格。
人們會隨著年齡變得更聰明嗎？藝術家們在其事業的晚期階段會獲得作為年齡之結果的獨特的感知特質和形式嗎？我們在某些晚期作品裡會遇到某種被公認的年齡概念和智慧，那些晚期作品反映了一種特殊的成熟性，反映了一種經常按照對日常現實的奇跡般的轉換而表達出來的新的和解精神與安寧。在諸如《暴風雨》或《鼕天的故事》一類的晚期劇作中，莎士比亞返回到了浪漫的和寓言的形式之上；相似地，在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在科洛諾斯》之中，年老的主人公被描繪成終獲得了一種非凡的神聖感和對於決心的感知。或者說，還有眾所周知的威爾第的情形，他在自己的後幾年裡創作了《奧瑟羅》和《法爾斯塔夫》，這些作品與其說多半洋溢著一種聰明的順從精神，不如說洋溢著一種復蘇了的、幾乎是年輕人的活力，它證明了一種對藝術創造和力量的尊崇。
我們每個人確實都能提供有關晚期作品使一生的美學努力得以圓滿的證據。倫勃朗和馬蒂斯，巴赫和瓦格納。但是，屬於藝術上之晚期的並不是和諧與決意，而是不妥協、不情願和尚未解決的矛盾嗎？倘若年齡和不健康沒有產生出“成熟老練就是一切”的安詳，又該怎麼辦？易卜生的情形就是如此，他後的一些作品，尤其是《我們死者復蘇時》，擾亂了事業和這位藝術家的技藝，重新提出了有關意義、成功和進步的問題，人們以為它們是這位藝術家的晚期應當超越的問題。結果，易卜生的晚期劇作遠遠沒有做出解答，卻使人想到了一個憤怒的和心煩意亂的藝術家，對他來說，戲劇媒介提供了一個激起更大焦慮的機會，無可挽回地損害了結局的可能性，使觀眾陷入比從前更加困惑和疑慮的境地。
我深深感到很有趣的，正是作為風格要素之一的這種晚期的第二個類型。我想要探討對這種晚期風格的體驗，它包含了一種不和諧的、不安寧的張力，重要的是，它包含了一種蓄意的、非創造性的、反對性的創造性。
阿多諾在一篇名為《晚年的貝多芬》的文章片段中，極為引人注目地使用了“晚期風格”這個詞語，其時在1937年，後來把它用在了1964年的一部音樂論文集《音樂瞬間》裡，然後在《論音樂》裡再次加以使用，這是在他身後出版的（1993年）一部論述貝多芬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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