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西拉伯克說：“在小說技巧中，我把視角問題——敘事者與敘事之間的關繫——看做最復雜的方法問題。”事實上，敘事角度是19世紀以來有關敘述技巧的探討中最熱門的話題，並且已經取得不可否認的研究成果。莫言的小說能在眾多大家作品中脫穎而出，獲得諾貝爾文學獎評委會的青睞，與其獨異的敘事角度不無關繫。《紅高粱家族》把其視角的獨異性推向了極致，讀者在“我”的講述中，通過“我爺爺”、“我奶奶”和“父親”的眼睛，看到了一個生龍活虎、桀驁不馴的高密東北鄉。在這裡上演了“我爺爺”和“我奶奶”大愛大恨、超越世俗的土匪之愛：為奶奶抬轎相識——三天回門時將奶奶劫走苟合——殺死單家父子——到單家做活計——不被奶奶認可——耍賴混日——出酒顯勝——接納為主人——繼續土匪生涯——與戀兒同居——奶奶怒找黑眼——爺爺與黑眼拼命——奶奶原諒爺爺——奶奶抗日犧牲——爺爺為其出大殯。從這個敘事流程中，我們可以看到傳統的英雄傳奇和纔子佳人的故事影子。但熟悉的故事情節並未導致讀者的厭煩，這要歸結於莫言精巧的敘事角度。它為故事情節注入了鮮活的陌生感，從而也造就了故事的可讀性與趣味性。《紅高粱家族》開頭的一段話，奠定了小說家族追憶的基調。一九三九年古歷八月初九，我父親這個土匪種十四歲多一點。他跟著後來名滿天下的傳奇英雄餘占鼇司令的隊伍去膠平公路伏擊敵人的汽車隊。奶奶披著夾襖，送他們到村頭。餘司令說：“立住吧。”奶奶就立住了。奶奶對我父親說：“豆官，聽你干爹的話。”父親沒吱聲，他看著奶奶高大的身軀，嗅著奶奶的夾襖裡散出的熱烘烘的香味，突然感到涼氣逼人。他打了一個顫，肚子咕嚕嚕響一陣。餘司令拍了一下父親的頭，說：“走，干兒。”這是饒有趣味的一段話，講述從“我”的追憶開始，但我並不是故事的參與者，甚至都算不上是見證者。“我”所要追憶的故事似乎和“我”沒有任何關繫，但“我”卻對這一切都了如指掌。因為一切都源於“我爺爺”、“我奶奶”、“我父親”，他們在“我”的呼喚中出場，並且按著“我”的意志行動。“我”這個講述人此時就是他們的化身，以絕對權威的姿態講述著他們的故事，描述著他們的感覺。故事人物和讀者都沒有任何反抗的權利，他們隻能追隨“我”的意志，做著“我”讓他們做的事，知道“我”所希望他們知道的事。這就是所謂的“全知敘事”，敘述者無所不在，無所不知，有能力說出書中任何一個人都不可能知道的秘密。從這段文字看來，“我”正是這樣的人。但是莫言絕非如此簡單，他對作家最看重的故事開頭，也絕不是如此草率。事實上，《三國演義》、《水滸傳》等傳統經典小說，敘述人與故事人物並沒有任何關聯。但是在《紅高粱家族》中，敘述人“我”卻是出場的，並且“我”所講述的人物都是“我”的長輩。莫言借助故事敘述人和故事人物間的這種血緣關繫，消彌了故事的虛構性。這是“我”長輩的故事，而不是“我”憑空杜撰的故事，“我”的存在也就決定了他們存在的真實性。在抹殺真假之問界限方面，傳統的小說往往借助“有史為證”等，來強調故事來源的權威性。莫言采用這種家族追憶的敘事方式，可謂獨闢蹊徑。“我”是作為故事的講述人而存在，講述的也自是“我”所希望讀者知道的一面。但是，為了使讀者更好地融人故事中，“我”作為局外人必須有所克制。莫言對此的處理，是通過人物的眼睛來展現故事場景。“我父親”的感受與見聞是這段話的焦點，也是讀者認識其他人物的引線。比如，透過他的眼睛，讀者知道“我奶奶”有著“高大的身軀”，身上散發著“熱烘烘的香味”。莫言通過將“我”的權利下放到故事人物身上，來呈現更為真實也更為全面的故事情節。透過不同人物的眼睛，讀者看到事情的不同方面，也借此了解帶領他們的人物本身的性格。這樣的技巧處理，在《紅高粱家族》中隨意可見，“父親”、“我爺爺”、“我奶奶”、“羅漢大爺”、“二奶奶”、“我母親”等都曾擔當過這樣的角色，看別人的同時，也被別人所觀看。對於“奶奶”和“羅漢大爺”的私情，“父親”是這樣描述的：父親又想起大約七八年前的一個晚上，我奶奶喝醉了酒，在我家燒酒作坊的院子裡，有一個高粱葉子垛，奶奶倚在草垛上，摟住羅漢大爺的肩，呢呢喃喃地說：“大叔……你別走，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魚面看水面，不看我的面子也要看豆官的面子上，留下吧，你要我……我也給你……你就像我的爹一樣……”父親記得羅漢大爺把奶奶推到一邊，晃晃蕩蕩走進騾棚。 而羅漢大爺的記憶裡，事情卻是不一樣的：他惦記著十幾裡外的村子裡，屬於他的那個酒香撲鼻的院落，日本人來，燒酒的伙伴們都跑了，熱氣騰騰的燒酒大鍋冷了。他更惦記我奶奶和我父親。奶奶在高粱葉邊給他的溫暖令他終身難忘。事情的緣由通過不同人物的講述得以呈現，卻又隻是模模糊糊、似真似幻的解說。不同的視角在展現事情全貌的同時，也帶來了真假難辨的困惑，但這在藝術上並非是一個難題。恰恰相反，朦矓之美增加了故事的神秘性，也就使故事情節更加引人入勝。P17-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