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在新奧爾良，有好幾個月，我們總是邊走邊聊，不然就是安德森聊，我聽。有一天，我發現他坐在傑克遜廣場的一張長凳上，獨自發笑。我的印像是他這樣已經有好一陣了，就一個人坐在長凳上暗自發笑。這不是我們經常踫頭的地方。我們根本沒有這樣的地方。他住在廣場北邊，我們事先並沒有特別約好，我中午喫過一些東西之後，知道他準也喫完午飯了，我就朝廣場的方向走去，如果沒有見到他在散步或是坐在廣場某處，我就干脆在能看見他家門口的街沿石上坐下來，一直等到他穿著他那身鮮艷的、一半像賽馬騎手一半像窮藝術家穿的衣服，從家裡走出來。

這一次他已經坐在長凳上暗自笑開了。他立刻告訴我是怎麼一回事：一個夢，昨天晚上他做了一個夢，夢見自己牽了一匹馬在鄉間路上走了許多裡路，他想用這匹馬換來一個夜晚的睡眠——並不是光換能睡一個夜晚的一張床，而是睡眠本身；現在有我在聽，他就從這裡編開了，添枝又加葉，把它編成一件藝術品，用他寫所有的作品時那種啰嗦得（這個故事似乎有點把握不定，實則不然：它是在探索，在尋求）幾乎折磨人的耐心與謙卑在編，我在聽可是連一個字都不相信：根本不相信那是人睡著的時候做的一個夢。因為我知道得很清楚。我知道那是他憑空想出來的，他編造的；大部分或至少有一些是我在那兒看著他、聽著他的時候現編的。他不知道為什麼自己非得要說，至少是需要去說那是一個夢，為什麼非得把夢和睡眠扯上關繫不可，但是我知道。這是因為他已經把他的整個一生都寫成了一件軼事或者說一個寓言：那匹馬（起先是匹賽馬，可是現在又變成了一匹干活的馬，有犁，有車，有鞍，身強力壯，卻缺少有文字記錄的家譜）代表著那片廣袤、富饒、強有力而又柔順的密西西比河谷，代表著他自己的美國，而穿著扎眼的藍色賽馬襯衫、打著有朱紅斑點的溫莎領巾的他，正在以幽默、耐心和謙恭的姿態，不過主要還是耐心和謙恭的姿態，建議以此來換得他實現那個寫出純粹、完美、堅實、源源不絕的作品的夢想，而他的《俄亥俄州的瓦恩斯堡鎮》和《雞蛋的勝利》正是這樣的征兆和像征。

他自己是永遠也不會說這樣的話、用語言來這樣表達的。他甚至可能永遠也認識不到這一點，要是我打算向他點明，他肯定會加以否認，態度說不定還很激烈。但這並不足以說明這個看法是不正確的，也不足以說明不管這看法本身正確與否，他的不信是有道理的。事實上，正不正確，他信還是不信，這都關繫不大。他肯定會加以否認，其出發點恰好是他性格中的大悲劇。他希望別人取笑他、嘲弄他。他希望在地位、成就、機智以及別的任何方面都無法與他比肩的人能使他顯得愚蠢可笑。

這就是為什麼對自己所寫的每一篇東西他都如此孜孜矻矻、不厭其煩和不知疲倦地下功夫的原因。這好像是他在對自己說：“這至少是、將是、必定是無懈可擊的。”仿佛他寫作甚至都不是出於那種耗費精力、永不休止、難以饜足的對榮譽的渴望（為了這樣的榮譽，任何一個正常的藝術家都不惜消滅自己年邁的母親），而是為了對他來說更加重要、更加迫切的東西：甚至還不是為了不值一提的真理，而是為了完美，為了無與倫比的完美。他沒有麥爾維爾的力度與衝勁，麥爾維爾是他的祖父；也沒有馬克·吐溫對生活的旺盛的幽默感，馬克·吐溫是他的父親；他也沒有他的兄長德萊塞對種種細微差別的粗暴的蔑視。他的特點是追求精確，在有限的詞彙範圍之內力圖選用恰當的詞句，他內心對簡樸有一種近乎盲目的崇拜，他要把詞與句都像擠牛奶一樣擠得干干淨淨，總是力圖要穿透到思想的深的核心裡去。他在這上面費了那麼大的力氣，到後他的作品裡剩下的隻有風格了——風格成了一種目的而不是手段。接下去他很快又相信，隻要他竭力使這種風格純粹、不走樣、不變化與不受污染，它所包含的內涵就必定是流的——無法不是流的，他自己因而也必定是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