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文學_死亡的時代（法國二十世紀文學譯叢）

編輯推薦

《死亡的時代》是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戰集中營生活的一部優秀作品，小說的作者加斯卡爾本人就曾在德國人的集中營中度過漫長歲月，不久親眼目睹集中營內各種各樣的暴行和屠殺，而且親手掩埋過自己同伴的尸首。小說以一種冷靜、抑制的筆調記錄了發生在集中營一個比較平靜的角落——墓地裡的故事。在這裡沒有刑訊和拷問，沒有虐待和屠殺，甚至沒有垂死者痛苦的呻吟，有的隻是一片死一般寂靜的摸底，從小到大，成為死神的劣跡默默的記錄。小說的線索非常簡單：掩埋私人是從頭到尾*主要的內容，被掩埋的人有戰俘，有猶太人，填充在掩埋與掩埋之間的，有一小段德國士兵與猶太女人似是而非的愛情，有小說的敘述者與這個德國士兵的友誼，有一個逃犯為獲得自由而*終死去的故事，而投射在這一段段小小的插曲之上的，是死亡的巨大陰影，可以說小說的真正主角是死亡，死亡無處不在，無所不能。作家通過記錄人類這一段苦難、歷史的這一段倒行、文明的這一段恥辱，對於人性、對於人類抵抗邪惡的能力提出了深刻的反思。

內容簡介

加斯卡爾曾在軍隊服役八年，一九四○年被德軍俘虜，兩次逃跑失敗後被關進位於烏克蘭的拉瓦-羅斯卡懲戒集中營。由於他懂德語，被指定為公墓隊的翻譯。加斯卡爾的代表作《死亡的時代》即以這段真實經歷為素材寫成，小說以不動聲色的語調、白描的手法活畫出二戰晚期發生在納粹集中營中的生活真相——死亡，榮獲一九五三年龔古爾文學獎。作者晚年又重新拿起筆來，創作了自己集中營生活的回憶錄，同樣命名為《死亡的時代》，直到作者過世後纔正式出版。本書還收入作者另一部短篇小說的代表作《加斯東鼠》。

法國二十世紀文學的一個輪廓（總序）

“奧斯威辛”之後的詩與思（譯本序）

死亡的時代——俄國夢（生前未出版回憶錄定稿本①）

—敬告讀者（代序）

—一個哥薩克通信女士

—小村莊

死亡的時代（中篇小說）②

加斯東鼠（短篇小說）③

作者簡介

前言

“奧斯威辛”之後的詩與思焦洱在二十世紀上半葉相隔不足三十年的時間裡連續爆發的兩次世界大戰，是人類戰爭史上規模空前的兩次戰爭。這兩場戰爭，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使人類喪失了自己上億的同胞，損失了不計其數的金錢物資，使成千上萬的人忍受家破人亡、妻離子散的巨大痛苦。它們是人類文明史上的浩劫，不僅使人類尊嚴蒙受巨大的羞辱，而且使人類經過數千年奮鬥創造出來的物質和精神財富幾乎毀於一旦。濫觴於這兩場戰爭期間的集中營現像作為現代大規模戰爭的畸形兒則更是集中代表了戰爭本身所具有的殘酷、恐怖、滅絕人性的特征，它所體現的是現代獨裁政治滅絕種族、排除異己的極端反動性。今天的哲學家和歷史學家在回顧和反思那兩場戰爭時，在思索戰爭的起因、戰爭的規模、參戰雙方的實力較量、戰爭的過程及結果的同時，總要加上最凝重黑暗的一筆——戰爭中的集中營現像，集中營已經成為本世紀戰爭史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歷史最沉重最難以翻動的一頁。據說戰後出現的眾多反思戰爭及其結果的文學作品，有相當數量講述發生在各式各樣的集中營裡的故事，以至於戰爭文學有了一個新的分支：集中營文學。“奧斯威辛”之後的詩與思焦洱在二十世紀上半葉相隔不足三十年的時間裡連續爆發的兩次世界大戰，是人類戰爭史上規模空前的兩次戰爭。這兩場戰爭，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使人類喪失了自己上億的同胞，損失了不計其數的金錢物資，使成千上萬的人忍受家破人亡、妻離子散的巨大痛苦。它們是人類文明史上的浩劫，不僅使人類尊嚴蒙受巨大的羞辱，而且使人類經過數千年奮鬥創造出來的物質和精神財富幾乎毀於一旦。濫觴於這兩場戰爭期間的集中營現像作為現代大規模戰爭的畸形兒則更是集中代表了戰爭本身所具有的殘酷、恐怖、滅絕人性的特征，它所體現的是現代獨裁政治滅絕種族、排除異己的極端反動性。今天的哲學家和歷史學家在回顧和反思那兩場戰爭時，在思索戰爭的起因、戰爭的規模、參戰雙方的實力較量、戰爭的過程及結果的同時，總要加上最凝重黑暗的一筆——戰爭中的集中營現像，集中營已經成為本世紀戰爭史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歷史最沉重最難以翻動的一頁。據說戰後出現的眾多反思戰爭及其結果的文學作品，有相當數量講述發生在各式各樣的集中營裡的故事，以至於戰爭文學有了一個新的分支：集中營文學。

在《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第四冊“集中營”這一條目中我們可以查找到，德國的第一批集中營成立於1933年，“用來拘留反對納粹的共產黨入和社會民主黨人”。而到了二戰即將結束時，集中營已經遍及全歐洲，被拘禁者從戰俘、猶太人、吉卜賽人、被占領國家的平民到政治上的敵人，集中營成了死亡營，成了科學實驗場，成了人類自有文明史以來最丑惡最令人不堪入目的現像之一，而那些臭名昭著的名字——奧斯威辛、布瓦爾德、馬伊達內克、特雷布林卡、毛特豪森等——則成為死亡地的代名詞，成為二十世紀人類歷史進程中一個個記載著恥辱和苦難的界碑。

如果說那些描寫戰爭中兩軍交戰的文學作品直接表現了人在面對生死抉擇，面對流血和屠戮，面對尊嚴和屈辱時精神上、心理上和生理上的細微變化，常常在刀光劍影之中煥發出壯懷激烈的陽剛之美，那麼集中營文學則是以喪失了自由、喪失了選擇的權力，喪失了做人的尊嚴以至生存下去的權力的人群作為其刻畫的對像，著力表現他們在極端特殊的生存狀況之中渴求自由，渴望生存，捍衛自尊，在充滿血腥和恐怖的絕境之中苦苦掙扎的精神風貌，從而具有了一種凝重沉厚的悲劇色彩。人在本質上是脆弱得不堪一擊的，生命的有限規定了人的求生畏死，而生命的脆弱則使人本能地逃避苦難，追求快樂。對於那些衝殺在戰火之中的軍人，戰爭或許可以是一個逐步習慣的過程，面對死亡的恐懼是一種越磨越鈍的感覺，尊嚴是一種可見的目標，甚至於慷慨赴死也是一種積極的選擇；而對於那些掙扎在皮靴和刺刀之下，苦役場和萬人坑之間的囚徒們，死神是一個永遠在他們四周遊蕩的饕餮，尊嚴是向敵人彎腰屈膝時聽到的自己脊柱的咯吱聲，求生的意志也許比求死的願望要微弱得多，死亡的氣息和恐懼就像濃霧一樣彌漫在空氣裡揮之不去。然而無論是在戰場上面對敵人還是在集中營裡面對殘暴，人有一種打不垮的精神，有一種慨然赴難的氣概，有一種面對苦難和死亡坦然微笑的傲骨，於是在集中營表面上死一般寂靜，殘暴、邪惡橫行肆虐的生活表像之下，上演著一個又一個尊嚴與屈辱、堅毅與軟弱、友誼和愛情與背叛和欺騙殊死搏鬥的故事。倘若把整個戰爭文學喻作一個演奏著氣勢宏大的交響樂作品的交響樂隊，集中營文學恰似它那最沉重凝厚的低音部分，這低音部分在不同的樂章中始終鳴響著，襯托出高音區的昂揚，襯托出打擊樂器的激越，襯托出弦樂的歌唱。

擺在讀者面前的這部名叫《死亡的時代》的中篇小說，便是出現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眾多反映集中營生活的小說中的一部。這部小說的作者，法國當代作家皮埃爾·加斯卡爾本人就曾在德國人的集中營裡度過漫長歲月，不僅親眼目睹集中營內各種各樣的暴行和屠殺，而且親手掩埋過自己同伴的尸首。毫無疑問，這一段人生經歷對於加斯卡爾是銘心刻骨的，足以使他在戰爭結束之後，在拿起筆來記錄人類的這一段苦難、歷史的這一段倒行和文明的這一段恥辱的同時，對於人性，對於人類抵抗邪惡的能力提出疑問。

初讀上去這部小說似乎並沒有什麼很特別的地方，作者以一種冷靜、抑制的筆調記錄了發生在集中營一個比較平靜的角落——墓地裡的故事。在這裡沒有刑訊和拷問，沒有虐待和屠殺，甚至沒有垂死者痛苦的呻吟，有的隻是一片死一般寂靜的墓地，從小到大，成為死神的劣跡默默的記錄。小說的故事線索非常簡單：掩埋死人是從頭到尾最主要的內容，被掩埋的人有戰俘，有猶太人，填充在掩埋與掩埋之間的，有一小段德國士兵與猶太女人似是而非的愛情，有小說的敘述者與這個德國士兵的友誼，有一個逃犯為獲得自由而最終死去的故事，而投射在這一段段小小的插曲之上的，是死亡的巨大陰影，可以說這部小說的真正主角是死亡，死亡無所不在，無所不能。小說中的敘述者“我”幾乎就是作者本人，他由於會講德語而被選中去當“掘墓人”，這一點與作者本人的經歷完全一樣。“掘墓人”的身份使得“我”獲得了比一般的囚犯更多一點的自由，有了一雙可以四處張望的“眼睛”，於是一個個人物被捕捉進“我”的故事。小個子德國兵是“我”介紹給讀者最重要也最有特點的一個人物。他是統治者中的一員，是占領者，與此同時他又是一個普通人，一個牧師，是戰爭使得像他這樣一個以傳播教義為人生目標的人成了一個士兵，一個職業的殺人者。然而這個小個子士兵很顯然不能適應他的現實角色，他跟囚犯打得火熱，他厭惡戰爭帶來的各種變化，他甚至愛上了一個猶太姑娘。很顯然，戰爭的法則和集中營的法則都不能容忍他這種“犯規”行為，他最終從“我”的視線之內消失了。表面上看來，作者似乎是在通過這樣一個人物來發現，來挖掘德軍軍服之下人的靈魂，這似乎表明作者對於人性抱有堅定的希望。但這個人物最終消失的結果不僅表明現實的法則完全否定這種人的存在，而且表明那些戰場上的屠殺者，那些集中營裡的狂人原本也許都有在和平時期裡謀生或是為之獻身的職業和事業，都有家、親情、愛情、友誼等等人生之中美好的東西，當戰爭爆發後他們投身於戰爭時，這一切在口號和宣傳的鼓動之下漸漸泯滅，他們之中的絕大多數成了殺人機器，而沒有完全變成殺人機器的個別人或是被淘汰或是最終變成殺人機器，別無選擇。這樣看來作者對於人性之中的善、對於人類抵抗邪惡的能力是很悲觀的。小說之中的另一個比較主要的人物是逃犯列鮑維奇，這又是一個敢於以個體的生命抗拒現實法則的人，無疑，等待著他的也隻是最終的毀滅。作者在冷靜的語調之中為讀者講了幾個悲慘的小故事，讓讀者深深感到發自內心深處的冰冷，感到在這樣一個世界裡希望是那樣的易於破滅，個體是那樣的弱小，現實的法則又是那樣的冰冷強大。

然而作者顯然不甘心讓他的故事在這樣悲慘肅殺的氛圍之中結束，他內心深處根深蒂固的人道主義信念使他不由自主地給這篇小說安上了一個多多少少有一點光明的尾巴，他就在墓地的入口處投入了他愛的姑娘、他心中的希望所在瑪麗婭的懷抱。

愛情，哪怕是片刻的溫存，在此時此刻已經成了保存理想的種子的大地，成了慰藉苦難者的心魂的良藥，成了人類精神的庇護所。當代哲學家T·W·阿多諾在他的《否定的辯證法》中這樣寫道：“在‘奧斯威辛·之後你能否繼續生活——特別是那些偶然逃脫的人和按理說已被殺死的人是否會繼續生活下去。他僅僅幸存著，這要求冷酷無情……”（轉引自馬丁·傑著《阿多諾》，第17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引文中著重號為引者所加。）作為幸存者，僅僅幸存著的確是需要勇氣，需要鐵石心腸的。那一段經歷不堪回首，它不僅會化作噩夢襲擾人類的美夢，而且呼喚所有幸存者，所有後來者對人類歷史上的這一段黑暗時期進行反思。還是這位哲學家曾有過一句名言：“奧斯威辛之後詩已不復存在”（NachAuschwitzgibteskeineGechichtemehn）。作為哲學家，他是站在哲學的高度上省查人類文化的基礎的。有了“奧斯威辛”，人類文化所有表面上的華美和光彩都黯然失色，也許這是“奧斯威辛之後詩已不復存在”的含義之一吧。然而在奧斯威辛之後以各種形式，包括詩歌（狹義的）來省查它顯然是必要的，無論是真實地記錄它，悲觀主義地描述它，抑或是詞語激烈地清算它。也許皮埃爾·加斯卡爾該算是前兩種之中的吧，他的小說給我們印像最深的，或許是某種真實，某種悲觀和無奈，這也許是這個世界上所有和平的平民面對暴力和屠殺的共同反應吧。

在線試讀

小村莊公墓安葬日益見少。國際紅十字會的瑞士或瑞典代表獲得德國人允許，可以巡訪我們的集中營了，因為倫敦廣播電臺披露其存在，著重揭露我們集中營嚴重缺水，從而引起其他不良後果，戰俘們幾乎完全沒有衛生條件，英國人這些信息大概是由他們自己的密探提供的。所以，德國國防軍也許擔心英國的信息會產生效應，稍為改善了一點兒集中營的生活條件，故而戰俘的死亡人數減少了。
所謂“遊戲規則”，這個字眼兒多為各族犬儒主義者共同采用，也部分在此重新建立起來。
這些規則，不管可爭議之處如何之多，對歐洲這邊和被德國人軍事占領的這個國家而言，隻有好處沒有壞處，因為這意味著承認敵人以及“穿軍服”敵人的人格，即敵人的人格突然變得珍貴起來，至少與“同類們”的人格相等了，因此一條相互性的規則相對地建立起來。這類國際倫理規範被稱為《日內瓦公約》。
與我們為伍的，有整整一個族群的猶太人，不同年齡的男女和兒童，包括喫奶的孩子，統統遭受德國人奴役，喫得差而少，物資匱乏，成年人和青少年在寒冷和爛泥裡干重活兒，而且橫遭粗暴對待，備受辱罵，經受預謀殺害前的折磨，干等著“致命一擊”歸天。
國際紅十字會代表們攜帶著《日內瓦公約》詳細記載限制性規定的手冊，穿梭處於戰事的世界各地，勇氣可嘉，有的甚至丟了性命，因為權力有限，不得不懇請交戰方尊重規章，所謂規章，搞到最後隻是簡單遵守“公平處理”（Fairplay），從道義上講，等於遵守衛生規章、無菌規定等，所以紅十字徽章實際上是衛生的像征。
歐洲這個地區，春天降臨得有些突然，猛不丁植物幼苗穿破薄冰露出頭來，是時尚為五月。我們沿著樹林邊緣鏟挖一方方草皮，將其拼湊移栽到墳頭，一旦披上綠裝，看上去就像老墳頭兒，與周圍景色就融和一體了。即使墳頭兒總歸使人想起死亡，也可從時間上依稀後退，讓死亡顯得模糊起來。
我們把一塊塊草皮鋪在墳頭兒上，用手輕輕拍打，有點兒像整理有病人躺著的床鋪。墳裡的難友們，我們未曾相識：集中營裡人太多，我們隻回去睡覺過夜而已。所以公墓裡，他們的名字繪制在十字架上，插在墳頭前面，我們事先沒有記住，是按每個難友的墳頭所占的位置來確認的。
然而在集中營裡，與死者親近的難友們，有點跟我們套近乎，好像我們的職務使我們跟逝者挺親密，並保持著親密關繫。從集中營、從原先為訓練騎馬所修建的大操場，因周圍有幾幢房屋和馬廄擋著，舉頭望不到公墓：高地一處褶皺，把公墓遮住了。但，用手指朝公墓那邊指一下就足以調動這些戰俘的想像力，讓他們在高高的鐵絲網後面精神上興奮不已。事實上，兩秒鐘之後，他們就不怎麼想死去的難友們了，而更想念自由的空間，更想望樹林那邊的山角，仿佛已經看到自己打那兒逃之天天了。
每天早上，我們肩扛工具在集中營大門集合，等候看守來會合，至此我們的看守始終沒有換人。我們經過門衛崗哨時，不可缺少的儀式是：哨兵，盡管跟我們大家都熟了，依舊向站在後面哨所門口的中士大聲報告：“殯葬！”這個稱呼原本是柏林殯儀館最大的企業商號。這個玩笑成了哨兵們對我們共同的稱呼。小村莊公墓安葬日益見少。國際紅十字會的瑞士或瑞典代表獲得德國人允許，可以巡訪我們的集中營了，因為倫敦廣播電臺披露其存在，著重揭露我們集中營嚴重缺水，從而引起其他不良後果，戰俘們幾乎完全沒有衛生條件，英國人這些信息大概是由他們自己的密探提供的。所以，德國國防軍也許擔心英國的信息會產生效應，稍為改善了一點兒集中營的生活條件，故而戰俘的死亡人數減少了。

所謂“遊戲規則”，這個字眼兒多為各族犬儒主義者共同采用，也部分在此重新建立起來。

這些規則，不管可爭議之處如何之多，對歐洲這邊和被德國人軍事占領的這個國家而言，隻有好處沒有壞處，因為這意味著承認敵人以及“穿軍服”敵人的人格，即敵人的人格突然變得珍貴起來，至少與“同類們”的人格相等了，因此一條相互性的規則相對地建立起來。這類國際倫理規範被稱為《日內瓦公約》。

與我們為伍的，有整整一個族群的猶太人，不同年齡的男女和兒童，包括喫奶的孩子，統統遭受德國人奴役，喫得差而少，物資匱乏，成年人和青少年在寒冷和爛泥裡干重活兒，而且橫遭粗暴對待，備受辱罵，經受預謀殺害前的折磨，干等著“致命一擊”歸天。

國際紅十字會代表們攜帶著《日內瓦公約》詳細記載限制性規定的手冊，穿梭處於戰事的世界各地，勇氣可嘉，有的甚至丟了性命，因為權力有限，不得不懇請交戰方尊重規章，所謂規章，搞到最後隻是簡單遵守“公平處理”（Fairplay），從道義上講，等於遵守衛生規章、無菌規定等，所以紅十字徽章實際上是衛生的像征。

歐洲這個地區，春天降臨得有些突然，猛不丁植物幼苗穿破薄冰露出頭來，是時尚為五月。我們沿著樹林邊緣鏟挖一方方草皮，將其拼湊移栽到墳頭，一旦披上綠裝，看上去就像老墳頭兒，與周圍景色就融和一體了。即使墳頭兒總歸使人想起死亡，也可從時間上依稀後退，讓死亡顯得模糊起來。

我們把一塊塊草皮鋪在墳頭兒上，用手輕輕拍打，有點兒像整理有病人躺著的床鋪。墳裡的難友們，我們未曾相識：集中營裡人太多，我們隻回去睡覺過夜而已。所以公墓裡，他們的名字繪制在十字架上，插在墳頭前面，我們事先沒有記住，是按每個難友的墳頭所占的位置來確認的。

然而在集中營裡，與死者親近的難友們，有點跟我們套近乎，好像我們的職務使我們跟逝者挺親密，並保持著親密關繫。從集中營、從原先為訓練騎馬所修建的大操場，因周圍有幾幢房屋和馬廄擋著，舉頭望不到公墓：高地一處褶皺，把公墓遮住了。但，用手指朝公墓那邊指一下就足以調動這些戰俘的想像力，讓他們在高高的鐵絲網後面精神上興奮不已。事實上，兩秒鐘之後，他們就不怎麼想死去的難友們了，而更想念自由的空間，更想望樹林那邊的山角，仿佛已經看到自己打那兒逃之天天了。

每天早上，我們肩扛工具在集中營大門集合，等候看守來會合，至此我們的看守始終沒有換人。我們經過門衛崗哨時，不可缺少的儀式是：哨兵，盡管跟我們大家都熟了，依舊向站在後面哨所門口的中士大聲報告：“殯葬！”這個稱呼原本是柏林殯儀館最大的企業商號。這個玩笑成了哨兵們對我們共同的稱呼。

我們在微笑中邁著散心的步伐離去。為什麼要著急呢？死亡不再可能讓我們手足無措了：我們始終有一口事先挖好的墓穴……我們從樹林邊緣挖取的草皮除屬於普通禾木科外，還包括狐茅和早熟禾，也包括蓮座葉叢，這類植物的蓓蕾因本身葉叢過密而被抑制，所以我們認為，即便有少量蓓蕾突破葉叢露出頭來，也永遠開不了花朵。況且，為了使草皮能完好地貼住墳頭四側和墳堆頂部，有時不得不用雙手摁壓，並用身軀平壓。但不管怎樣施壓，各類小草都開花了。尤其是雛菊和酢漿草，凡具有三裂片的，一眼就認得出來。用我們的身子將它壓個半死，也許反倒有利它生長。植物學家確認蓮座葉叢經過幾千年適應矮小狀態而存活下來，以致不再被食革動物啃青，甚至綿羊都不肯光顧。

公墓修葺一新，呈階梯形，最高一行墳頭兒緊挨樹林，甚至齊挨著林邊。對埋葬在那裡的屢逃慣犯來說，必有難得的親近感吧！樹木的陰影兒對他們的亡靈來說，也是適宜的，使人想起他們曾經在樹林蔭蔽下經常東躲西藏，尋找藏匿之處。

傍晚，晴和日麗，樹蔭兒一直覆蓋到第一排墳頭兒，將其裹挾，讓占領者得到庇蔭。但，樹林尤其從地底下延伸過來，通過樹根向他們蔓延，跟他們接觸，把他們拉攏，恰似扔向溺水者的纜繩。樹根比地下動物的生命更堅強，比掘地動物的行動更執著，摸索著延伸，越長越多越起勁，久而久之把尸體裹進一種寧靜生活的網絡中，亡靈們即使與大地融為一體，也會通過各自墳裡的尸體參與這種寧靜的生活。

P2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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