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年

一

《安全保護證》是我在20年代試寫的自傳，我在裡面對構成我生活的種種情況進行了分析。隻是很遺憾，那本書被毫無必要的造作（當時流行的一種通病）給糟蹋了。某些贅述要在此篇隨筆中回避相當困難，不過我盡力不讓它們重復。

二

我於1890年俄歷1月29日出生於莫斯科市軍械胡同雷仁的樓房裡。一所神學院就位於樓的對面。不知為何，秋天跟奶娘在神學院花園裡散步的情景我竟然還記得。泥濘小路上堆積著落葉，一個個池塘，一座座土堆，刷了色的叉形路障，學生們在課間大休息時吵吵鬧鬧地遊戲和打鬥。

神學院的大門同一棟二層的石頭樓房和一個給馬車夫們準備的院落相對。我們家就住在大門洞的上面，也就是大門的拱頂上。

三

我幼年的感受充滿各種驚恐和贊嘆。這種感受集中在兩個中心形像上，就像童話般絢麗。一切都由這兩個形像主宰，並被連成一體。一個形像是標本熊，被擺在馬車街上的各家車行裡；另一個是善良的巨人——出版商彼·康恰洛夫斯基，他後背微駝，頭發蓬松，說話聲音低沉，還有他的家和在他家中掛著的用鉛筆、鋼筆和水墨畫的畫，作者有謝羅夫、弗魯別利、家父以及瓦斯涅佐夫兄弟。

特魯巴街、特維爾斯卡亞—雅莫斯卡亞街、茨維特諾依林蔭路旁的胡同都是不讓人放心的地方。常常會有人拉住你的手。有些話我不應該聽見，有些事我不應該知道。但是保姆們和奶娘們都不甘寂寞，所以我們就常常會來到這形形色色的人群中間。一到中午，就能看到騎馬的憲兵們在軍旗兵營的露天操場上操練。

同社會渣滓和他們的遭遇為鄰，目睹附近的林蔭路上的歇斯底裡的現像，和乞丐、女香客來往，這一切使我過早地產生了對婦女的心驚膽戰的、不可言說的、終生難忘的憐憫；更讓我不能忍受的是對雙親的憐憫，因為他們要比我先死，而且我必須完成某種極其光明的、空前的事業，纔能讓他們擺脫地獄之苦。

四

3歲時，我們全家搬去了繪畫雕塑建築學校位於米亞斯尼茨卡亞街的公家宿舍。宿舍對面就是郵政總局。我們住的是院裡的一棟廂房，在主樓的外邊。

主樓是一棟古老的建築物，非常漂亮，在很多方面都特別好，1812年的大火沒燒到它。這棟樓房在一個世紀以前的葉卡捷琳娜時代，曾經作過共濟會分會的秘密避難所。米亞斯尼茨卡業街與尤什科夫胡同裡的側角是圓形的，那兒有個陽臺，是半圓形的，還帶柱子，連接繪畫學校的大禮堂。陽臺面積很大，凹入牆裡，就像個壁龕。站在陽臺上，可以看到米亞斯尼茨卡亞街的延續，它伸向遠方，直通幾個火車站。

1894年，在這棟樓房裡居住的人，站在這個陽臺上觀看過沙皇亞歷山大三世運靈儀式。兩年之後，又觀看了尼古拉二世登基加冕典禮的一些場面。

老師和同學都站在這兒。母親抱著我，擠在人群中挨著欄杆看熱鬧。她腳下有個裂洞，裂洞底層鋪著細砂。空曠的街在等待中悄然無聲。軍人們忙得不可開交，為了讓在場的人都能聽見，他們高聲喊著命令，然而他們的喊聲站在樓上的觀眾是聽不見的。士兵們列隊將馬路上的市民推到人行道邊，市民們在屏息中形成的寂靜，似乎吞掉了所有的聲音，就像沙灘吞掉潮水一般。淒涼而又悠長的鐘聲響了，人們紛紛把手伸向頭，這個動作像海浪一般從遠處滾來，又滾向遠方。莫斯科在脫帽，在畫十字祈禱。四面八方響起安葬的鐘聲，一支隊伍的隊首出現了，那是軍隊，宗教界，披著黑紗和繫著飾纓的馬匹，華麗得難以想像的柩車，穿著另一個世紀的從沒見過的服裝的承宣官。一望無際的送靈隊伍浩浩蕩蕩。一幅幅綴著黑邊的長條布掛在樓房的正面，致哀的旗幟低垂著。

繪畫學校有擺排場的風氣，這種事歸御事部掌管。又瘦又高的謝爾蓋·亞歷山德羅維奇親王是繪畫學校的保護人，繪畫學校每次舉行慶典和舉辦展覽時，他都要親臨現場。他偶爾參加戈裡岑和亞孔奇科夫家庭晚會，那時我父親和謝羅夫兩人用帽子遮住畫本，偷偷地給他畫漫畫像。

五

院裡有一棟廂房，在各種建築物、公務房和柴棚之間，顯得鶴立雞群。它對面的籬笆門通向小花園。花園裡有一些年齡很大的古樹。廂房的地下室裡給同學們供應熱早點，油煎包和炸肉餅的煙霧總是在樓梯上彌漫。另一個平臺上有扇門，通往我們家。繪畫學校的文書住在再往上的一層。

五十年之後，也就是在不久前，在蘇維埃時代的近期，我在尼·謝·羅季昂諾夫著的《列·尼·托爾斯泰的生平與創作中的莫斯科》一書中的第125頁，在1894年的標題下，讀到這麼一段話：

“11月23日，托爾斯泰帶女兒們去繪畫雕塑建築學校看望該校校長畫家列·奧·帕斯捷爾納克，並出席了演奏會。參加演奏會的有帕斯捷爾納克的夫人和音樂學院教授小提琴家伊·沃·格爾日馬裡和大提琴家阿·安·勃朗杜科夫。”

這段文字描述得相當正確，隻是有個地方說錯了：繪畫學校校長並非家父，而是裡沃夫親王。

我還清楚地記得羅季昂諾夫記述的那個夜晚。那晚，一種甜蜜的、騷人的痛苦將我弄醒。我此前從沒嘗過這種滋味。我既苦惱又恐懼，叫了起來，還哭了。帷幔把房間隔成兩半，我躺在帷幔的後邊，音樂把我的哭聲淹沒了。當那段把我驚醒的三重奏演奏完後，人們纔聽到我的哭聲。帷幔被拉開，媽媽來了，她俯身在我的頭上，很快哄好了我。大概是把我抱到外邊去見客人，可能是我隔著開著的門看見了客廳。客廳裡煙霧繚繞，蠟燭閃動著睫毛，好像是煙霧把它們的眼睛刺痛了。小提琴和大提琴漆紅的木板在燭光下顯得通亮，大鋼琴顯得烏黑。男人們的常禮服也顯得烏黑。婦女們身穿連衣裙，露出肩膀，就像命名日時贈送的花籃裡探出頭來的花朵。有兩三位老人，他們的白發和團團的煙霧混攪在一起。我和其中一位後來很熟，而且經常見面，他是畫家尼·尼·格。另一位老人的形像，伴隨大多數人的一生，其中也包括我。而且因為我父親衷心景仰他，為他的作品畫過插圖，去他家做過客，以至於他的精神滲透時我們全家上下。他就是列夫·尼古拉耶維奇。

我當時為什麼會痛哭，為什麼直到今天還記得那種痛苦？我媽媽彈得一手好鋼琴，那時我在家中已經習慣大鋼琴的聲音了。我覺得大鋼琴的聲音是音樂本身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而弦樂的聲音，特別是室內演奏時的組合，弄得我心神不寧，我聽著十分刺耳，好像從通風窗口傳來的呼救聲和送來的噩耗一般。

大概有兩個人在那年鼕天去世——安東·魯賓斯坦和柴可夫斯基。他們演奏的似乎就是柴可夫斯基著名的三重奏。

這個夜晚將我沒有記憶能力的幼年時期和我後來的少年時期分隔開。從那時起，我有了記憶能力，我的意識也像成年人的意識一樣開始發揮作用，再沒發生過長久的間隔或失誤。

六

每到春天，學校大廳就會舉辦巡回展覽畫派展覽會。鼕季時展品就被從彼得堡運來了，畫裝在木箱裡，木箱放在柴棚裡。一排一排的柴棚就在我們的房後，對著我們的窗戶。復活節前，一個個木箱被搬到了院子裡。學校的工作人員打開箱子，從蓋子與底部上卸下嵌在沉重的畫框裡的畫，兩幅兩幅地抬著，經過院子，搬進展覽廳。我們扒在窗臺上，眼巴巴地看著這些畫。從我們眼前搬過去的有列賓、米亞索耶多夫、馬科夫斯基、蘇裡科夫、波列諾夫的一些著名的油畫，在今天的畫廊裡和國家收藏中，它們是占半數以上的珍品。

我父親，還有和他要好的幾位畫家，也參加過巡回展覽畫派的展覽會，不過時間比較短，而且隻是在開始那幾年。沒過多久，我父親、謝羅夫、列維坦、科羅文、弗魯別利、伊萬諾夫和其他一些人組成了更年輕的團體——“俄羅斯畫家聯盟”。

90年代末，雕刻家帕維爾·特魯別茨科伊來到了莫斯科，他以前一直在意大利生活。專門為他修建了一間新的工作室，這間工作室有頂光，就挨著我們家的牆。這個工作室吞並了我們廚房的窗戶。這扇窗戶現在通向特魯別茨科伊雕塑工作室，以前它是面向院落的。我們從廚房裡看他雕塑，看他的造型工羅別基工作，還看他的模特兒，從小孩、女芭蕾舞演員到雙套馬車和騎馬的哥薩克。他的工作室很高，門又寬又大，車馬進進出出很方便。

在那間廚房裡我們做了各種準備，為的是把我父親為托爾斯泰《復活》畫的精美插圖寄到彼得堡。當時，彼得堡出版商馬爾克斯創辦的《田地》雜志上正在連載《復活》這部長篇小說，小說改好一章，發表一章，工作非常緊張，我還記得父親匆忙的樣子。雜志從不脫期，每期都按時出版。所以每次都一定要趕上發稿時間。

托爾斯泰看校樣總是拖延時間，對校樣改動很大。讓人擔心的事出現了：為初稿畫的插圖，可能和他後來的改動不符。不過我父親的草圖都是從作者本人進行觀察的地方——農村、鐵路、法院、監獄的轉移站——取材。大量活的細節和現實主義思維的共性，避免了畫不切題。

插圖總是著急寄出，便隻能爭分奪秒。為此和尼古拉耶夫鐵路特別快車的列車組建立起了聯繫。看到身穿鐵路制服大衣的乘務員，兒童大為震驚。乘務員站在廚房門口等候，就跟站在站臺上即將開走的列車門前等候似的。

爐子上煮著水膠，急急忙忙將畫擦干淨，噴上定畫液，再把畫貼在硬紙板上，包起來，捆扎好。捆好的包裹用火漆封住，然後交給乘務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