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柔軟的城市
   午飯後，我獨自一人，從一家桌上有福米加塑料貼面的烤肉串店裡出來，喝了有松香味的希臘葡萄酒後，頭有點針刺般的痛感。外面空氣陽光四射，汽車尾氣滾滾而來，呈現出大城市特有的那種煙霧朦矓的綠松石色彩。我站在人行道上，等著燈光變換，越過大街。驀然，我明白了，我其實並不知道車流的方向。這兒的車是右舵還是左舵？一群意大利的愛培生和我擦身而過，她們說話帶唇音，音色圓潤，宛如從歌劇院裡逸出的合唱聲。我在人群中聽出了一個來自內布拉斯加，仿佛患有腺樣增殖體腫脹的女低音的聲音，嗡嗡的鼻音宛似單簧口琴。我本人成了一個頭暈目眩的遊客，被噴氣機震得發昏，老忘事，不得不搜索枯腸，尋找這兒的人說的語言。
   可這是你生活的地方，這是你的城市——倫敦，或者紐約，或者隨便什麼地方——而這兒的語言是你一向都知道的語言，這種語言與你之為你、我之為我都是密不可分的。在交通燈前停下的那個茫然若失的時刻，你有可能成為你自己不認識的一個人，有可能對你是誰如此懷疑，竟然非要查看一下周圍的事物，如報亭四周的招貼或交警身穿的制服。你成了一個駕駛氣球的人，在空中飄浮，你需要鐵錨把你錨定。
   我猜想，如果是一個社會學家，肯定會把這看做是典型的異化征兆，為有關罪惡城市生活已經肥大的檔案添加更多的證據。我對城市生活的種種罪惡倒是比較客氣，因為在這樣的時刻，城市變軟了。它等待著一種身份的印記。無論好壞，它都邀請你將它重造，把它固化成某種你能生活在其中的形狀。你也是一樣。把你是誰這件事決定下來吧，城市就會再度圍繞著你，再度呈現出一個固定的形式。把城市是什麼這件事決定下來吧，你自己的身份就會凸現，好像利用三角測量法在地圖上測定出的一個位置。城市就像村莊或小鎮，天生具有可塑性。我們以自己的形像塑造城市：反過來，城市在我們試圖把我們自己的個人形式強加在它們身上時，也通過抵抗來塑造我們。在這種意義上，我覺得，在城市生活是一種藝術，我們需要藝術語彙、風格語彙來描述人和材料之間的那種特殊關繫，這種關繫存在於都市生活持續的創造性的綜合作用之中。我們所想像的軟城、幻像的軟城、神話的軟城、抱負的軟城、噩夢的軟城，都與人們能在統計數據的地圖上，有關城市社會學、人口統計學和建築學的專著中所能找到的硬城一樣真實，也許更加真實。
   然而，城市的堅硬事實卻有一種大而清晰、蠻橫殘忍的傾向。一百年前，這些都是駭人聽聞的貧窮的事實，被亨利·梅修、查爾斯·布斯，稍後又在美國被雅各布·裡斯等外部觀察者冷酷無情地記錄下來。今天，紐約壓倒一切的生活事實即是大街上醞釀著的暴力現像，就算這沒有發生在倫敦。是啊，貧窮和暴力明顯相關：兩者都取決於人們對陌生人的態度。前者因冷漠而生，後者因仇恨而盛，冷漠和仇恨的感情雖不一樣，但都是同根生的。如果一座城市居然能讓你與你自己離異，那它把你與其他人生活拆散的力量就不知道更強大多少，那你沉浸在你自己腦海中無法進入的私人社區的程度也不知有多深了。
   1972年10月，暮色早早地在倫敦城上空晦暗下來，這時，一個十九歲的男孩跨步走出了林蔭大道的納許屋，這是由德西莫斯·伯頓精心設計的一條通向白金漢宮的引道。在此之前，這男孩一直在當代藝術學院看電影，感到無聊，很想抽煙。就在當代藝術學院的外面，有一排寬寬的階梯，光線微弱，樹木掩映。男孩子走出來，到這兒抽煙。適逢秋老虎，夜裡很熱，林蔭大道上熙來攘往，有散步的情侶，也有從旅館喫完晚飯出來的遊客。電影散場時，當代藝術學院湧出來的人群錯以為男孩子的身體是一個麻醉品吸食過度的吸毒者或者一個橫臥街頭的醉鬼。這種景像人們在皮卡迪尼大道上經常可以見到。可是，放在這兒就格格不入了，在這條打掃干淨、精心管理的凱旋大道上，這成了一個很不協調的污點。
   男孩子倒是活下來了，但他已終身殘廢。據他說，兩名男子從樓梯一側向他衝來，一人用手堵住他的口，另一人用膀子勒住他的脖子，用一把刀刃為2.2英寸寬的削筆小刀，把他的脊髓割斷了。整個遭遇具有可怖的外科手術的精確特征。沒人搶走任何東西。兩個男人都是素不相識的陌生人。
   有謠言提到一個名叫“妒忌幫”的幫派。媒體顯然因為害怕有人“學樣”，照此犯罪，所以基本沒有報道他們對陌生人展開的似乎沒有動機的野蠻襲擊。有了“妒忌幫”，誰不會成為犧牲品呢？你有車，有女友，有一套新西裝，有香煙，臉上甚至還掛著微笑，他們就會從黑暗中向你襲來。他們下手的地方往往會選在最優雅，也最波瀾不驚的城區。他們以貌“襲”人：凡是貌似家道殷實者、運氣不錯者或幸福快樂者，他們都會對之動手。他們不像大多數行兇搶劫者那樣，因手頭拮據而急於搞錢，而是啥也不說，啥也不拿，拿走的隻是你的生存權利。你就像戰爭中的士兵一樣，因為穿錯了軍裝死去或慘遭殺害。男孩子何錯之有？是因為穿錯了衣服？還是因為表情不對？還是僅僅因為他去了有文化素養的中產階級常去的一個不把外人放在眼裡的地方？很清楚，過去幾年中，你如果在這座城市的“玩樂和娛樂”地帶，你就最容易遭到行兇搶劫者的侵害。在紐約，百老彙和廣場大酒店都是臭名昭著的危險地點，而在倫敦，滑鐵盧周圍地區，包括南岸的藝術中心和老維克劇院，無端暴力襲擊的記錄達到了最高。人們一般假定，在這些地方，人們兜裡有錢，酒足飯飽，看戲聽歌之後，往往會軟不邋遢，很容易成為小偷的獵物。但是，另外自有一種更為令人恐怖的解釋：即受害者被選中，隻是因為他們很開心，玩得很痛快，而且，也許妒忌與貪婪相比，是一種更為強烈的暴力動機。我們在城市的人與人之間，群體與群體之間，把我們自己分隔得太遠，已經把仇恨變成了一種輕而易舉就能得到的情緒。這種情緒在我們心中產生，就與某種無意識中患上的疾病癥狀，來得同樣輕松、同樣陰險。
   一天下午，我從倫敦地鐵牛津廣場站出來，隻見階梯人群中一個男子在發瘋：“操你們……這些混賬王八蛋！”他大聲喊叫著。我們跋涉而過，他的話在鋪設了宛似廁所瓷磚的地鐵中一遍遍地響著。他身穿一套齊整的城市西裝，一隻粉紅色的手裡拿著一張整整齊齊地折疊起來的整齊報紙。他的手指甲貼肉剪去。令人喫驚的是，誰都不感到喫驚：人群稍稍加快步伐，一兩個人轉過腦袋，飛快地做一個鬼臉，如此而已。我想，我們大家都知道，我們的脈搏也都能感覺出，讓這個正在詛咒我們的人受到煎熬的那種幽閉恐懼癥和敵意都是怎麼回事。我們在內心互相詛咒。高峰時間誰會對同胞產生愛情呢？我是不會的。我估計，針對城市暴力的最佳保險方案，就是我們大多數人都要退縮一步，不去接觸陌生人。我們不想互相觸踫，也不想那麼接近別人，去呼吸他人生活中的臭味。在擁擠的地鐵中用手去亂摸少女的行兇搶劫者和男子則是一個例外。但如果我們對人群中的陌生人感到厭惡，卻不表現出來，最後打破了那道肉體禁錮的障礙，誰知道大街上和大地下會鬧出什麼樣的事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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