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作者
陳實
費爾南多·安多尼奧·諾蓋拉·佩索阿（Fernando Antonio Nogueira Pessoa）1888年在裡斯本出生，父親是政府官員，母親亦受過良好教育。五歲喪父後，幼弟又於次年夭折，孤獨使他創造想像的友伴，這種特殊行為一直持續到他去世。
母親在他七歲時再婚，繼父是葡萄牙派駐南非英屬納塔爾首府的外交官，佩索阿離開裡斯本隨母親前往南非之前，寫了他一生的首詩。其後十年，佩索阿受的是英式教育，學業成績優異，其間亦曾在商業夜校修讀簿記和英文商業信札，十五歲在大學預考中以一篇英語議論文獲得維多利亞女皇紀念獎。
在高等中學修讀期間，他接觸了許多文學作品，英國文學對他影響深遠，特別是莎士比亞、彌爾頓、拜倫和勃朗寧幾位詩人；在美國作家中，他比較喜歡的是愛倫坡和惠特曼。在這個時期，他也開始寫作，除用英文寫詩之外還寫小說。
完成中學課程之後，十七歲的佩索阿獨自回國進入裡斯本大學，可是不久就因學生罷課輟學。自己努力進修，同時為一些對外貿易商行翻譯、草擬英文和法文書信，維持獨立生活。一方面他繼續寫詩，經常跑圖書館，讀了不少法國詩人的作品，包括波特萊爾、魏爾倫、蘭波等，從他發表的篇散文《在隔離的森林裡》可以看出像征主義對他的影響。另一方面，由於繼父的叔父引導，他也讀了許多葡萄牙詩歌並且開始用葡文創作，寫出一組六首十四行的《美之追求》。
1912年，佩索阿以文學評論家的身份出現，發表了《從社會學角度看新的葡萄牙詩歌》和《從心理學角度看新的葡萄牙詩歌》，兩篇文章引起文化界保守勢力的圍攻。這以後的十年，是佩索阿文學生涯中公開活躍的時期，他跟一些詩人和畫家朋友合力創辦過刊物，發表青年作家和自己的作品，與保守勢力進行筆戰。作為現代主義運動基地的刊物《奧菲歐》，因為缺乏資金，隻出版了兩期；另一刊物《葡萄牙未來主義》更短命，隻出了一期。
進入中年後的佩索阿，作風出現新的改變，慷慨吶喊的形像消失了，形式和內容兩方面都更圓熟。在他用英文寫的一段札記裡有如下的話：
“我現在幾乎完全不讀定了型的文學作品。……我已經充分掌握文學藝術的基本法則。我不再需要莎士比亞教給我蘊藉，不再需要彌爾頓教給我完美。……我的書全是參考書。我想研究莎士比亞的時候纔讀莎士比亞。”
1935年，佩索阿去世，那時他隻有四十七歲，死因是長期酗酒造成的肝硬化。
……
從1913年起計，佩索阿寫這本書直到去世，前後共二十二年，其中超過一半篇幅屬於去世前的六年，可以想見之前的十六年進展並不順利。他寫給詩人阿爾曼多·科爾特斯·羅德裡格斯的幾封信中都提到這種情形：“……我近寫的主要屬於社會學和‘不安’。你一定已經猜到，後者是指我那本同標題的書。事實上我已經為這本病理學作品寫了若干頁，雜亂地、艱難地向前”（1914年9月2日）；“我沒有附上近寫的別的一些小品。其中有些不值得寄給你，有些尚未完成，其餘都是《不安之書》的零碎章節”（1914年10月4日）；還有“跟我的意願相反，我的心態強迫我為《不安之書》努力工作。可是寫出的全是片斷，片斷，片斷”（1914年11月19日）。書的內容大部分就是這樣沒有繫統地積聚起來的，許多標志著“不安之書”的原稿，已經超越原來擬定大綱的範疇，對於主張“無為”的佩索阿，情況似乎已經難以控制，所以無論什麼性質的作品，凡是一時不能歸類的，一概加上“不安之書”的標記，連寫給母親的信也包括在內。他在1932年7月28日寫給文學批評家約多·加斯帕·西蒙斯的信上說：“《不安之書》有許多地方需要修改和重新組合，我真的難以期望自己在一年內完成這個工作。”
不同時期的佩索阿在不同作品中所用的署名，共有七十多個，其中十之一二（約十一二人），用他的話說，並不是筆名，是“異名的我”的名字，這些“他我”各有不同的身世、個性、信仰、職業和風格，而其中地位重要的四位，是大家熟悉的三位詩人——卡埃羅、雷斯、坎波斯——和本書的作者貝爾南多·蘇阿雷斯。卡埃羅早死，雷斯隨後移民，與佩索阿相隨至死的隻有坎波斯和蘇阿雷斯，不過佩索阿認為後者隻是他的半個“他我”，其餘半個還是他的“自我”，因為“他的個性氣質是我的不完整版本”。此外，兩個人都是商業機構的職員，都是單身漢，都在同一個舊商業區的公寓租房間住，一生都隻戀愛過一次……佩索阿還說，“他的文筆跟我一樣，隻是缺乏我那種理性的克制”。如果拿兩人的姓名做比較，我們會發現，佩索阿的名字Fernando（費爾南多）與蘇阿雷斯的名字Bernando（貝爾南多）都由八個字母拼成，其中隻有個字母不相同；兩人的姓Pessoa和Soares都是六個字母，也隻有一個字母不相同，隻要把Pessoa的頭一個字母P改為R，然後連同第二、三個字母移到後面，或者把Soares的第四個字母r改為p，然後連同其後兩個字母移到前面，兩者就完全相同了。看來佩索阿為這本書的作者選擇名字時曾經花過心思。不過蘇阿雷斯並不是他的個選擇，初為本書作者選的名字是文森特·格德斯，遺稿中有另一篇《序文》，其中開頭一段是：
“我認識文森特·格德斯，完全是偶然的機會造成。我們都經常在同一家不昂貴而幽靜的食店用膳。見得多了，就自然地點頭招呼。有一天，我們湊巧同用一張桌子，隨便交換了幾句話，以後就交談起來。然後，我們每天午飯和晚飯都在那裡會面。有時我們晚飯後會一起離開，散一會兒步，邊走邊聊天。”
在另一篇屬於序言性質的文字裡，後半部分亦有文森特·格德斯這個名字出現：
“這本書是一個從來不存在的人所寫的自傳。
“沒有人知道文森特·格德斯是誰，做過什麼事或者……
“這本書不是他的著作，這本書是他自己。可是，讓我們永遠不要忘記，無論書頁上寫著什麼，陰影裡總有蠕動的玄秘。
“對文森特·格德斯來說，自我認知是一種藝術和一種道德，做夢是一種宗教信仰。
“他是貴族精神的創造者——類似真正貴族體態的靈魂的姿態。”
後一段使人想到《不安之書》好幾篇文字都寫過王子、公主、騎士、侍從等與貴族有關的人物，不知道是不是可以為佩索阿遙遠的貴族血統做旁證。
佩索阿在城市出生，在城市長大，但他回憶裡的“失去的童年”，背景卻是鄉村——沼澤地、池塘、蘆葦、野鴨、農莊、井和水池，還有古老的屋子，裡面有年長的婦女用鉤針編織或者玩單人紙牌遊戲。在這些描寫裡，夢和現實沒有清晰的界線，是現實生活裡的夢，也是夢裡的現實生活；現實也好夢也好，都隻是佩索阿內心獨白的舞臺背景，不必認真劃分。《在隔離的森林裡》寫的是朦矓的夢，《單人紙牌遊戲》寫的是回憶裡的現實，可是原稿上面卻有“標題：《單人紙牌遊戲》（歸入《在隔離的森林裡》？）”兩行字，可見二者的基本性質在作者眼裡並無分別。博爾赫斯在一篇探討時間的文章裡曾經引過叔本華的一句話：“夢和現實都是同一本書的書頁，順次序讀是現實，隨意翻閱是夢。”（他的短篇小說《沙之書》可能就是從這句話得來的靈感）佩索阿是叔本華的讀者，說不定也受影響，說不定他就是想寫一本讓人胡亂翻閱的書，所以原稿上絕少像他的詩一樣注明日期。
無論從什麼角度看，《不安之書》都不像已經完成的書，裡面的許多篇章也不像已經完成的篇章，甚至還有留著空白等待填補——譯文裡用“……”表示——的不完整句子，但是全部加起來，卻能完整地描畫出一個人的靈魂。佩索阿去世那年，曾經為自己起過一個占星命盤，認為可以活到1937年，即還有兩年壽命（據說，他的一位研究占星學的朋友看出他的計算有錯誤，但不忍心說穿），所以打算用這兩年把所有未發表的作品整理成書出版；計劃出版的本書是詩集，第二本就是《不安之書》。如果經過增、刪、修改，這書的篇幅可能增加若干倍，也可能縮小成為若干分之一，我們不知道。現在這裡選擇的大約隻有全書原稿的三分之一，為了避免讓內容過於雜亂，許多專門性質的篇章，例如文學批評、學術討論、讀書札記等，還有一些非譯者的學識修養所能譯的文字，都隻好割愛放棄。
在編排次序方面，因為文稿在箱子裡是隨便堆放的，沒有一定的規律可循，所有研究佩索阿的專家學者也沒有一致的看法，似乎無論怎樣排列都難望正確。也許理想的辦法是用活頁形式印刷出版，讓讀者自己安排次序，不過這種想法並不切合實際，隻能希望讀者接受這種沒有秩序的秩序。
二〇〇五年三月
作者序言
裡斯本一些外觀相當體面的酒館，樓上都說有食肆。這些餐室就像沒有鐵路的小鎮食店一樣，充滿樸素的家鄉風味。除了星期天，顧客都不多，其中不時會有些外表平凡的怪人，人生舞臺上的閑角。
有一段時期，由於經濟能力有限而又要求清靜，我成為某家這種一樓餐室的常客。每次我在七點鐘左右到那裡用晚飯的時候，幾乎都看見同一個人。起初我並不在意，後來慢慢對他發生了興趣。
他身材高瘦，約三十歲。坐著的時候弓著背，站起來卻不那麼顯眼，衣著屬於不完全隨便的隨便。他蒼白而沒有特點的面孔有一種受苦的表情，既不會引起別人的興趣，也不能透露受的是什麼苦。這表情似乎暗示各種不同的坎坷遭遇、憂患以及飽經滄桑之後的冷漠所帶來的悲痛。
他喫得不多，餐後會抽一支自己手卷的紙煙。他毫不掩飾地觀察其他顧客，並非懷著疑心而是懷著稍稍超過正常的好奇。他的觀察並非為了審查，隻是為了興趣，目的不是分析他們的行為或者記住他們的形貌。正是這種特點讓我對他發生了興趣。
我開始仔細觀察他，我發覺有一種英氣能以某種難以言談的方式使他的五官顯得生動。然而因為他整張臉都籠罩著落寞——凝聚的寒冷的悲苦——所以再難發現其他特點。
我偶然從一個侍應那裡聽到，他在附近一家公司工作。
有一天，下面大街發生了事故——兩個男人互毆。一樓食店的人，包括我和上文描述的那個人，都擠在窗前看熱鬧。我隨口跟他說了幾句話，他也隨口回應了我。他的聲音是猶猶疑疑的，平淡的，就像一個已經完全沒有指望而不抱任何期望的人。不過，我這樣看我的晚餐同伴，也許是荒謬的事。
不知道為什麼，這次之後，我們就互相招呼了。然後，有一天，也許因為大家都遲至九點半纔到食店這個可笑的原因，竟然交談起來。他問我有沒有寫作，我說有。我提到剛出版的文學評論刊物《奧菲歐》。他稱贊它，大大稱贊它，我覺得意外。我告訴他，我很驚奇，因為《奧菲歐》的撰稿人隻對少數人說話。他說，也許他就是少數人中的一個。他又說，這種藝術對於他並不完全陌生，又帶點難為情地說，因為沒有地方可去，沒有事可做，沒有朋友可以探訪，又沒有興趣看書，他平時晚上都留在租住的房間裡，用寫作打發時間。
他的兩個房間放著近乎豪華的家具，無疑，不能不犧牲一些基本必需的東西。他特別花過心思挑選座椅，它們都柔軟，有厚墊。他也特別著意窗簾和地毯。他解釋說，在這樣的屋子裡可以“為沉悶的生活保持尊嚴”。在現代化裝飾的屋子裡，沉悶生活就是不安和肉體痛苦。
從來沒有什麼可以驅使他做任何事。他的童年是獨自度過的。他沒有參加過任何團體。他沒有修讀過任何學科。他從來不屬於任何社群。他的生活環境有一種奇怪但是普遍的現像——事實上也許是所有人的生活環境都有的——正好適合他傾向慵懶、孤僻之類的本能。
他從來不必面對社會或者國家的要求。他甚至逃避自己本能的要求。從來沒有什麼可以驅使他結交朋友或者談戀愛。在某種程度上，我是他的親密朋友。可是，即使我常常覺得自己在應付一個虛偽的人，也覺得他並不真正把我看作朋友，我仍然一開始就知道，他需要一個人讓他付托他留下的這本書。起初這很使我煩惱，但我現在很高興能夠從心理學的角度去看事情，仍然把他看作朋友，盡力完成他把我牽涉在內的目的——出版這本書。
在這方面，客觀因素也對他有利，因為環境把我這種性格對他有用的人帶給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