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替換了我的人，每一年都要出現。但並不總是出現在前排，因為經常發生戰爭，像我們這些人喜歡撤到後方。當年去打中國人的時候，我們這個營在不來梅港列隊受閱，我則站在中間方隊的前面。幾乎所有的人都是志願的，施特勞賓隻有我一個人報了名，盡管不久前我和萊茜——我親愛的特蕾澤剛訂了婚。

我們列隊待命上船，迎著太陽，背後是北德船運公司的遠洋大樓。皇帝站在我們前面的一座高臺上，慷慨激昂地講話，聲音在我們的頭頂上回蕩。新式的寬邊帽檐水手帽又稱作西南帽，可以遮陽防曬。我們這些人看上去可漂亮啦。皇帝戴著一頂特制的藍色頭盔，上面有一隻閃閃發亮的雄鷹。他講到重大的任務和兇殘的敵人。他的演說吸引了所有的人。他說：“你們到了那裡，要記住：不要寬恕，不要抓俘虜……”接著他又講到埃策爾國王和他的匈奴大軍。他贊揚匈奴人，盡管據說他們當年燒殺搶掠，無惡不作。因此，社民黨人後來印刷了那些狂妄放肆的匈奴人信函，對皇帝關於匈奴人的演講竭盡誹謗中傷之能事。後，他向我們發出進軍中國的命令：“為文化徹底打開一條通道！”我們三呼萬歲。

對我這個來自下巴伐利亞的人來說，漫長的海上旅行如同煉獄。當我們終於到達天津的時候，所有其他國家的軍隊早就到了：不列顛人、美國人、俄羅斯人，甚至還有真正的日本人和其他幾個小國家的小部隊。所謂的不列顛人，其實是印度人。初，我們的人數很少，但是幸虧我們有克虜伯生產的五釐米新式速射火炮。美國人則試用他們的馬克西姆機關槍，這是一種真正的魔鬼武器。因而很快就攻克了北京。當我們這個連開進城裡的時候，似乎一切都已經結束了，真是太遺憾了。然而，還有幾個拳師不肯罷休。這是他們的叫法，這是一個秘密組織，又名“大刀會”，或者用我們的話來說，就是“用拳頭格鬥的人”。英國人早開始談論拳師起義，後來所有的人都談論拳師起義。拳師們仇恨外國人，因為外國人把各種各樣的玩意兒賣給中國人，不列顛人尤其喜歡賣給他們鴉片。接著發生的事情，就像皇帝下達的命令那樣：不抓俘虜。

按照命令把拳師們驅趕到前門廣場，就在那堵將紫禁城與北京的普通城區隔開的高牆腳下。他們的辮子被捆在一起，看上去很滑稽。然後是集體槍決或是逐一砍頭。關於這些恐怖可怕的事情，我在信中並未向未婚妻提過一個字，我寫的隻是百年皮蛋和中國式的饅頭。不列顛人和我們德國人喜歡用槍來快速解決，而日本人則更願意采用他們歷史悠久的斬首。拳師們寧願被槍斃，因為他們害怕死後不得不用胳膊夾著腦袋在地獄裡到處亂跑。除此之外，他們毫無所懼。我看見過一個人，他在被槍斃之前還貪婪地喫著一塊用糖漿浸泡過的米糕。

前門廣場狂風呼嘯，這股來自沙漠的風，經常卷起一團團黃色的塵霧。一切都變成了黃色，我們也是如此。這些我都寫信告訴了我的未婚妻，並且還在信裡給她裝了一點沙土。義和團的人都是和我們一樣年輕的小伙子，日本的劊子手們為了一刀砍得漂亮，先把他們脖梗上的辮子割掉，因此，廣場上經常會有一小堆一小堆被割下來的滿是塵土的中國人的辮子。我拿了一根辮子，寄回家作為紀念品。回到家鄉以後，我在狂歡節時把它綁在頭上逗大伙開心取樂，直到有一天我的未婚妻把這件從中國帶回來的小禮物燒掉為止。“這種東西會給家裡帶來鬼魂。”萊茜在我們舉行婚禮的前兩天這麼說。

但，這已經是另一個故事了。

譯者序

作為譯者，能夠翻譯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的作品，的確是一件值得高興和自豪的事情，而有幸與作家本人相識，並且保持多年聯繫，更是一種令人珍惜和難以忘懷的經歷。

初讀到格拉斯的作品，那還是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在上海外國語學院讀書的時候，當代德語文學選讀課本裡有《鐵皮鼓》的章節，也從文學史和作家詞典裡了解到格拉斯的生平和創作情況。一九七九年九 月，格拉斯偕夫人訪華，曾經在北京大學和上海外國語學院介紹了德國戰後文學並且朗讀了他的作品《比目魚》部分章節。當時筆者正在上海外國語學院讀書，有幸次見到這位留著胡子的德國大作家，可惜的是，當時筆者根本就聽不明白這部原本就極難讀懂的作品，可以說是作為一個“湊熱鬧”的聽眾去為一個前來訪問的外國作家捧場。格拉斯回國以後寫了長篇散文《頭腦中誕生的人或德國人死絕了》。二十年後，筆者有機會親耳聽格拉斯和他的夫人回憶了這次訪華中的一些有趣的事。

一九八七年，筆者在北京的《世界文學》雜志當德語文學編輯，當時編輯部決定當年重點介紹六位世界一流的作家，每一期雜志出一個作家專輯，他們是秘魯作家巴爾加斯·略薩，蘇聯作家安·沃茲涅先斯基，意大利作家意·卡爾維諾，保加利亞作家安·古利亞什基，美國作家弗·納博科夫和聯邦德國的君特·格拉斯。格拉斯作為戰後著名的兩位德國作家之一（另一位是一九七二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海因裡希·伯爾），當時在中國雖然已經名氣很大，尤其是由德國著名導演福爾克·施隆多爾夫根據小說改編並且獲得了奧斯卡外語故事片獎的影片《鐵皮鼓》在我國部分單位內部放映，引起知識界的較大反響，但是作為作家，格拉斯的作品除了一兩個短篇小說和從五十萬字的長篇小說《比目魚》中選譯刊登了幾千字之外，幾乎沒有任何作品被譯成中文。其原因是多種多樣的，重要的恐怕有以下兩點：首先，格拉斯的作品素以艱深難懂著稱，大量使用方言和俚語，歷史背景比較復雜，因此理解和翻譯的難度很大；其次，他的作品，尤其是早期的《鐵皮鼓》和《貓與鼠》，內容較多涉及性。在很長時間裡，在德國和西方的一些國家，格拉斯曾經因為書中過多的性描寫而被烙上“色情作家”的印記，一九五九年德國不來梅市政府恰恰就是因此而阻撓《鐵皮鼓》獲得已經由一個獨立的評委會決定授予的不來梅文學獎，當時一些人還公開焚燒了格拉斯的作品。《貓與鼠》出版之後被指責有“淫亂”和“色情”的描寫，後作家和批評者隻好對簿公堂，法院作出裁決禁止批評者繼續發表有損格拉斯名譽的言論，一九六五年當格拉斯獲得德國文學獎——畢希納獎時，也曾有人打出“將一萬馬克獎給藝術還是色情”的橫幅，在頒獎的德國語言與文學科學院外面表示抗議。因此，格拉斯隻有在我國改革開放進行了相當一段時間之後纔可能被翻譯成中文出版，也就不難理解了。

《世界文學》根據刊物的篇幅選定了格拉斯的大約十二萬字的中篇小說《貓與鼠》，並在一九八七年初向外界發布了六個作家專輯的主要內容。編輯部先後約請了幾位知名的德語翻譯家，但卻都因各種原因未能落實，一拖就到了年中，再確定不了譯者，恐怕就連本年度後一期都趕不上發稿了。《世界文學》當時的主編高莽和副主編李文俊等領導經過慎重考慮，大膽地選擇我和友人石沿之這兩個初出茅廬的翻譯新手合作完成此任。我們倆臨“危”受命，誠惶誠恐，經過三個多月的通力合作，終於按期完成了這項對我們來說很不容易的任務。“格拉斯專輯”終於在一九八七年第六期《世界文學》與讀者見面，這是次用中文以較大篇幅對格拉斯作了較為全面的介紹。除了《貓與鼠》這篇小說之外，同時還發表了格拉斯論文學、格拉斯訪問記、格拉斯小傳、格拉斯的繪畫藝術以及中國學者的評論文章。當時，筆者正巧接待了聯邦德國赴北京參加畢希納學術討論會的代表團，其中德國《當代戲劇》主編利什比特先生與格拉斯很熟悉，聽說筆者正在翻譯《貓與鼠》之後，表示要把這個消息轉告給作家。筆者借機請他向格拉斯轉交了一封信，請格拉斯給中國讀者寫幾句話作為《貓與鼠》中譯本的前言。不久，筆者收到格拉斯的回信，他寫道：“在完成了部敘事性長篇小說《鐵皮鼓》之後，我想寫一本較為短小的書，即一部中篇小說。我之所以有意識地選擇一種受到嚴格限制的體裁，是為了在接下去的一本書即長篇小說《狗年月》中重新遵循一項詳盡的史詩般的計劃。我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長大的，根據自己的認識，我在《貓與鼠》裡敘述了學校與軍隊之間的對立，意識形態和荒謬的英雄崇拜對學生的毒化。對我來說，重要的是反映出在集體的壓力下一個孤獨者的命運。我在撰寫這部中篇小說時絕不可能料到，這個我自以為過於德國式的題材會在國外引起如此廣泛的興趣。早已改變了這種看法的我非常高興，中國讀者現在也有機會熟悉我的這個帶來死神的貓與鼠的遊戲了。”這封信以“格拉斯致本刊讀者”為題發表在一九八七年第六期《世界文學》的前面。值得一提的是“格拉斯專輯”的裝幀設計，多纔多藝的翻譯家、作家、畫家高莽先生將格拉斯的照片、格拉斯的一些繪畫作品以及格拉斯的親筆簽名巧妙地拼剪疊印，組合成一張獨特的黑白封面，封底選用了格拉斯本人設計的《貓與鼠》德文版的封面，封二和封三則是格拉斯的四幅與文學有關的繪畫作品。當時高莽先生曾對格拉斯如何看待他的裝幀設計有些擔心，因為格拉斯本人也是一位很有造詣的畫家、雕塑家、書籍裝幀家。一九九五年四月二十五日，筆者次在德國法蘭克福又見到了格拉斯，那是他首次公開朗讀新作《遼闊的田野》。朗讀結束後，筆者遞上一本一九八七年第六期《世界文學》，請他在上面簽名。格拉斯立刻從封面認出這本當年曾經收到過的樣書，並且回憶了他接到《貓與鼠》中文樣書時的愉快心情。當筆者詢問他如何評價裝幀設計尤其是封面時，他毫不猶豫地說“很滿意”，並請筆者轉達對高莽先生的致意。

筆者以後雖然又曾幾次見到過格拉斯，但都是時間短暫、環境嘈雜。一九九九年三月底，筆者應出版格拉斯全部德文作品的STEIDL出版社之邀，來到哥廷根參加格拉斯的新作《我的世紀》一書的翻譯研討會。為了保證譯者能夠準確地將原著譯成外文，格拉斯與他的出版社達成協議並且自《比目魚》（1977）出版以來為每一本新著舉辦這種活動。在整整三個工作日裡，格拉斯先生、格拉斯夫人烏特、《我的世紀》一書責任編輯弗裡林豪斯、格拉斯的學術顧問和《格拉斯選集》（十六卷）的出版人諾伊豪斯、格拉斯全部著作出版事務負責人海爾梅斯、《我的世紀》一書歷史顧問米舍爾，向來自丹麥、挪威、荷蘭、芬蘭、瑞典、西班牙、美國、伊朗、韓國、希臘、中國等十一個國家的十二位格拉斯作品的譯者解答了翻譯《我的世紀》可能會遇到的各種不同類型的疑問。在舉辦翻譯研討會的時候，《我的世紀》這本書尚未出版，當時已經有十幾個國家的出版社簽訂了出版外文版的合同，好幾家甚至計劃和德文原版同步出版，絕大多數譯者也是由各國的出版社資助赴會的。譯者們大約在二月初得到了一份打印的長條清樣，許多譯者都是據此翻譯初稿，然後再按照後一稿的校樣進行校對。翻譯研討會的天，參加者得到一份作者在此期間又作過許多修改的長條清樣。在研討會上，作家甚至還對個別地方字斟句酌，然後又作了一些改動，他的慎重和認真的態度感動了每一個與會者。看見譯者們在個別詞句上犯愁的樣子，他幽默地感慨道：“幸好我自己不當譯者”，同時也坦誠地說：“我在寫作時從來不考慮譯者，因為那樣將會使作品失去色彩。這種作者和譯者的聚會就像是一種補償。”對於一些非常具有德國地方特色的詞句，作家鼓勵大家“比較自由地翻譯，選擇各國的可以產生聯想的詞彙”，但是他在一些自己特有的語詞的用法上則顯得非常固執，甚至要求譯者們做出選擇：是願意相信他還是相信《杜登詞典》，在短暫的猶豫之後，大家都更願意信賴這位作家，而不是那位語言學家，因為我們知道，偉大的作家和傳世的文學名著將會在很大程度上促進語言的發展，事實上，格拉斯早期作品中的一些獨特用法已經被收入新版的德語詞典或者成為人們約定俗成的用法。他結合書中涉及到的歷史人物和事件，向我們介紹了許多他本人與這些人和事的鮮為人知的往事。他還多次朗讀了部分章節，七十多歲的老人朗讀起來聲音洪亮，抑揚頓挫，贏得了與會者的陣陣掌聲，那些用方言朗讀的，給譯者們增加了許多感性認識。早年學過石刻的格拉斯自稱曾經當過“石匠”，用專業術語向大家講解了書中提到的玄武岩和斑岩的區別，這個采了幾十年蘑菇的“蘑菇專家”對蘑菇品種了如指掌，講起各種各樣蘑菇真是眉飛色舞，令人大開眼界。每天，七十二歲高齡的作家從早上九點一直到下午五點，除了午餐和短暫的休息之外，一直和我們這十多個比他年輕許多的譯者在一起。作為一個名氣很大的作家，格拉斯絲毫也沒有名人的派頭，對譯者們表現出的尊重和理解，讓大家尤其是幾位初次認識作家的譯者頗為感慨。晚上，他和夫人同我們一起晚餐，總是到午夜纔散。席間，作家幽默、睿智的談吐不僅深深地感染了我們這些譯者，而且吸引了鄰桌的客人，就連跑堂的幾位小姐也忍不住駐足旁聽，後為我們每人免費送上一杯酒水以示感謝。參加過歷次翻譯研討會的丹麥文譯者佩爾·奧爾加德代表所有譯者向作家和出版社表示感謝，現任哥本哈根大學德語語言文學繫主任的奧爾加德先生本人也是作家，兼任國際筆會丹麥分會主席和嘉士伯基金會主席，他已經把格拉斯的幾乎全部作品譯成了丹麥文，並且曾經受到作者本人公開的感謝和贊揚（見《格拉斯選集·小品和講演》第三卷，第449頁）。他的講話是一篇按照《我的世紀》的風格寫成的優美的散文，短短千把字，交代了這次翻譯研討會的由來以及進行過程中發生的給每個參加者留下深刻印像的事情，巧妙地引用了書裡的一些典故，含蓄地批評了德國文壇曾經出現過的將《遼闊的田野》一書“撕成兩半”的往事，同時還很詼諧地把自己一家和格拉斯夫婦多年的交往拿來調侃了一番，引起在場者的陣陣掌聲，也可能因為他是從一本像“中國的袖珍筆記本”似的薄薄的書講起的，所以格拉斯當時就建議筆者將這篇“優美的散文”（格拉斯的原話）譯成中文發表。

這次聚會自然也受到德國媒體的關注。一九九九年三月三十日的《哥廷根日報》在頭版版面提示欄目中以襯底粗體字《格拉斯——中文》提示讀者閱讀文藝版對這次活動的專題報道：“關於義和團起義，來自中國的蔡鴻君可以提供重要的細節，但是當君特·格拉斯在他的長篇小說《我的世紀》裡寫到Mousse au chocolat（法式巧克力甜點）、Pflümli（李子酒）、Kalbsgeschnetzeltes（切成小塊的小牛肉）時，這位中國人則需要得到歐洲同行們的幫助。…… 每一位譯者都必須克服不同的難題，歐洲的背景給來自韓國的金亨起帶來了的困難 …… 而正在將該書譯成加泰隆語的皮拉爾·艾斯特裡希則認為困難的是各種不同的方言。”3-SAT電視臺以及全德性的報刊《時代》周報、《焦點》周刊、《明星》周刊等都作了報道，因為格拉斯正巧坐在筆者和韓國譯者金亨起先生之間，因此我們兩個譯者也非常榮幸地多次登上了德國報刊。由高莽先生根據照片以傳統中國畫技法精心繪制的格拉斯肖像畫掛在會議室的牆上，成為一道獨特的風景線，吸引了不少譯者留影。有位記者抓拍了一張作家站在這幅畫像前回答提問的照片，後來被登在德國的時事周刊《明鏡》上面。高莽先生已經為近百位中外著名作家繪制了肖像畫，絕大部分還有作家本人的題詞。受高莽先生之托，筆者請格拉斯先生在畫上題詞，他略微遲疑後表示需要考慮一下。在翻譯研討會的第三天，格拉斯將《我的世紀》的句話“我，替換了我的人”，題寫在自己的肖像畫上。告別的那一天，來自世界各地的譯者同操一種語言同格拉斯夫婦話別祝福。短暫的相聚給我們每個人留下難以忘懷的記憶。

筆者作為格拉斯作品的中文版代理人，早在一九九六年六月，就將《鐵皮鼓》《貓與鼠》《狗年月》的中文簡體字版權安排在漓江出版社。當時漓江出版社的社長是聶震寧先生，是他親筆簽下了這份版權合同，並且在格拉斯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前在中國大陸出版，在當年曾經獲得了媒體和讀者的高度贊揚。

意大利《共和國報》指出，君特·格拉斯是“布萊希特的繼承人”。

英國的《衛報》稱君特·格拉斯是德國文學的巨匠。

《獨立報》稱君特·格拉斯是德意志民族的“政治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