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裡，烏鴉集合在松樹，陰郁地叫著，有淺灰褐色條紋的，有黑白條紋的，然後安靜地飛走。雞冠鳥在樹叢間自在地飛來飛去；不時還有喜鵲的叫聲；有時還有兔子從沙丘上滾下來。在這個森林裡，炎炎烈日下仍然保持安靜的就隻有松鼠了。我是如此的驚訝，以至於好幾次都會停在那兒來觀察它們是不是真的總那麼安靜。因為沒有與之相依為命的另一種小動物，松鼠在荒無人煙的森林裡過著與世隔絕的生活。跳躍對於它們來說非常重要。有時我就想，這是很令人驚訝的事情，松鼠是有可能遷徙的動物。在這兒，松鼠感覺不像在自己的家裡，它們就像迷路的孩子，四處張望，在樹枝上越跳越高；又像一名林中行路的童子軍，停下來聽著，抬起頭來，風在它毛茸茸的耳邊吹著。它在空中觀看著十字路口，好像在為一個謹慎的偷食者看路；又像懷著既狂喜又擔心的心情，以一名開拓者的身份去開闢一片原始森林。

我不知道從語言角度如何來看法語和法國文學的地位。我們的語言呈現出獨特之處：它曾經在某一個時期成為世界語言的後選之一，曾經是啟蒙時代受追捧的語言，曾經在18世紀被假風雅當作傳播手段而推到了平庸化的邊緣。當時在國外都可以聽到法語（弗利德裡克二世和其他國王都說法語），法語就像水痘一樣流行。另一個獨特之處是它曾經喪失了文化傳播的功能：維也納會議在1815年之後的近一個世紀裡對法國產生了重大影響，阻礙法語與受其文化影響的地區之間聯繫而讓法國在歐洲成為一個政治流放地。但它同時也讓法語重新找回了自己的獨特性：雨果的語言和馬拉美的語言，巴爾扎克、福樓拜和於斯曼的語言歸根到底在天賦上和16世紀的語言、18世紀的語言類似，但卻因為太過於脆弱（就像一件穿了太久而極易破損的衣服）而無法保持熱情洋溢和勃勃生機。

每當我再次翻開那本描寫19世紀俄國的精神生活及其思想家的書時，1789年法國大革命之前與1917年俄國革命之前的強烈對比讓我浮想聯翩。在普希金之後，沒有一個俄國思想家、作家的頭腦中曾有過啟示錄的預感。相反，在普希金之後，沒有一個十八世紀的法國思想家本能地對一個法國式的花園有過華麗、理想的設想。這座花園在過時的君主制這片雜亂的灌木叢中被修葺一新而沒有發生任何事故。沒有一個俄國人感覺到他們遼闊卻笨重的祖國在為償還原罪而日益受到損害；沒有一個啟蒙時代的法國人相信他們生來就屬於一個舉著火把的民族，這大概是因為18世紀的法國在微笑著拋棄了基督教信仰的同時，也丟掉了所有惡毒的政治觀點。然而俄國一些主張變革的大思想家非但沒有摒棄伴隨宗教而生的焦慮、預感和恐懼，反而把這一切置於一個臨時的、神聖化、魔法化的背景之下。他們狂熱的無神論讓美景之中遍布鮮血之湖，不斷被食尸女魔侵擾的日子提前到來，並且散布某種強烈的怨恨，《三文錢的歌劇》中就唱出這樣的怨恨：“一個夜晚，我就是為了這個美麗的夜晚而活的！”

每個人都有自己不喜歡的季節（蘭波就曾在他的某部作品中寫道：“我厭惡夏天，它讓我窒息”）。對我來說，春天是一個讓人筋疲力盡、渾身散架的季節。法國的春天，風依然凜冽，還時常伴有冰雹和暴風，不像加拿大的春天，河流和空氣都大面積淌凌，也不像春季的翁不裡亞和加利利，山丘地帶已是一片溫和。法國的春天隻是沒有了暴風驟雨的另一種寒冷。在法國，人們對春天的喜愛隻是一種生硬的效仿，是來自古代詩歌和聖經中的一個純粹的借詞。六月草料收割期的前幾天，地裡的草都冒出了頭；五月陰雲密布的傍晚，天剛一黑雨就停了。昏暗的天空下，某種特別的潮濕不斷膨脹。每到這時，我就會想起阿拉貢在《巴黎的鄉巴佬》中說過的話：“我正在那兒沉思，對周圍的一切毫無察覺，春天就突然來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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