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言
克洛德·列維–斯特勞斯是獨生子,他給父母寫過許多信。他的母親一直保存著這些珍貴的信件:“他喊我們‘親愛的二老’。”每當說起收到兒子來信時的感覺,她都會幸福得臉上放光。我們要向她致敬,得益於她,我們如今纔能出版這些寫於1931年至1942年間的217封信。
父母隻能靠他生活,因此暗自謀劃送他服兵役,於是有了他與父母的次長期分離。他明白自己在他們生活中的位置,兩天寫一封信便足以證明。為使父母安心,他經常帶著一種吹噓的口吻——他在美洲信件前言中作了解釋。他說自己表現出色,上級向他表示祝賀。吹噓並非其風格,但他這樣做是因為感受到父母對他的擔憂,以及兒子不能“成纔”的恐懼。父親是肖像畫家,靠訂單謀生不容易,而母親常常想的是如何撐完一個月。
“痛苦的是,完全無法獨處。”他於1931年10月在斯特拉斯堡的斯蒂恩軍營裡這樣寫道。克洛德畢生追求的,正是這一不可或缺的獨處。他並非拒絕與同時代的人共處,而是畏懼任何妨礙思考的聲音。因此他選擇用通信的方式與人交流。隻要允許,他都會陶醉於寫信的快樂之中。1939年以前寫給父母的信,全部都是手寫的,立刻能拿來讀,而且沒有標注日期。我盡力將其按時間排序,而帶注釋的校勘本有待完成。克洛德隻會涉及一些普通話題、軍營的日常生活,以及其與政治人物——安德烈?馬其諾、馬塞爾?德亞、萊昂·布盧姆——的聯繫,目的是通過他們的介入,使自己在巴黎服完兵役。在這些長信中,會定期出現一些人物的名字,如今已能得知他們的成就。由於克洛德曾擔任社會黨學生聯盟總書記,所以會經常見到他們,並與他們建立了友誼。但是戰爭期間的一些立場問題,動搖了克洛德在1931年至1933年間與這些人建立起的信任。
克洛德會向父母表達憂慮。初是物質方面:克洛德的父親靠訂單謀生。然而,自19世紀末以來,繪畫和肖像素描受到攝影的嚴重衝擊,訂單數量變少。克洛德會經常談及此事,以示擔憂。特別是他的叔叔讓因1929年至1931年的金融危機而破產,而在那之前他還能資助他們度過艱難的月末。
1932年夏天,克洛德於巴黎戰爭部服滿兵役,在塞爾韋納地區度假時給父母寫過14封信。他於9月成婚,和妻子定居在蒙德馬桑,並在城裡的高中謀到份教職。在那裡,他給父母寫過97封書信和明信片。全部信件並無日期,所以我對其進行了編號。以S開頭的信件寄自斯特拉斯堡,P開頭則寄自巴黎,而M開頭則是蒙德馬桑。1935年2月,他乘船去巴西,於是我們看到一封在瓦朗斯中轉時的信。
本書的第二部分由50多封美洲信件(1941—1942)組成。克洛德重讀了1941年的信,並為其作序。他在2007年把檔案交到法國國家圖書館時纔發現1942年的信,於是在頁邊作了旁注(我將其作為腳注)。信件多以打字形式完成,均標注了日期。克洛德應該是想到自己去世後,他的信件昭示著一種歷史性時刻。美洲信件按時間順序排列,所以未編號。在讓–諾埃爾?讓納內館長的鼓勵下,克洛德把檔案交由法國國家圖書館,還補充了戰爭期間在紐約寫的50多封信。而此前寫於1931年至1935年間的165封信,他應該認為不大有趣,而且與工作無關,所以把它們留在了家裡。為了便於理解——我允許自己這樣做,涉及朋友或親戚的身份之處,我在頁面下方加了注釋,涉及作品之處標明出處,還調整了拼寫和標點,完善了大部分縮寫,為文本劃分了段落。
我有理由出版這些信函嗎?有人會傲慢地指責我,稱信件隻關乎一般話題和軍營的日常生活,比如一位哲學教師花幾個小時縫扣子和擦步槍,給政治人物寫信,通過其介入來幫助自己。還有他企圖入選朗德省議會,這讓他的高中教學生活更加豐富。他在任何地方寫的信裡,的快樂就是欣賞風景,特別是美食。我們應該品嘗豐富的食物。輛車要選車篷可折疊的,考取駕照不易,還有那場爆胎事故,所有人都被丟進溝裡,一場選舉造勢也因此告終。那麼應該公開講述這些不具歷史影響力的事件嗎?
面對指責,我會回應:這些信約寫於八十年前,呈現了一個逝去的世界,許多年輕人會為此頗感震驚。街道上用氣體照明,室內靠火爐取暖,隻有周日纔會分發信件。克洛德向母親索要幾塊破布,用來擦亮扣子!我們能想像一個沒有多功能用紙的世界嗎?還有衛生情況,幾天不能洗澡。他描述精準,同等看待日常生活的各個方面,這就是未來的人類學家。
克洛德講述了他閱讀和看過的電影、戲劇。有了相機之後,他會與父親分享各種體驗。他在斯特拉斯堡時提到了與家庭成員之間的關繫,在法國西南地區時講述了與父母朋友之間的關繫。
在寫於2002年的“美洲信件”前言裡,克洛德點明了人物的身份或國家,而之前為了躲避審查用的都是代號。這些代號有時讓人很難找到頭緒。比如他母親的大姐即阿琳姨媽就被用作代號。涉及美國時,她充當代號,有時又被用作人稱(讀者能夠結合上下文來分辨)。他一直很掛念在法國南部的父母。這一話題不斷出現在他的信裡,而重復是因為他怕信件丟失。克洛德經常不知要說什麼,不能跟他們講重要的事——得規避審查時令人警惕的話題。他在1942年1月22日的信中自我辯解:“再沒有哪個歷史時期像今天這樣,令身處其中的人感到無比空虛。”紐約信件反映出他對美國的評價發生了變化:年,他充滿熱情,而第二年,嘗到流亡之苦。1942年2月16日,他寫道:“盡管這裡的人對我盛情款待,但我不會因此而幻想,而是堅定地(或者至少長遠來看)隻做一個過客——前方是哪兒,我不知道,隻希望是歸去的方向。”
克洛德去世之後,我需要整理他的材料。閱讀這些成堆的信件,我又驚又喜。我仿佛聽著他的聲音,又見他的模樣,各種描述讓我想起這個共同生活了近六十年的男人。持重,令人敬畏,鮮為人知。
無論在斯特拉斯堡服兵役,或是在蒙德馬桑次擔任教師,又或在紐約流亡,他幾乎每天寫信。這些書信其實就是日記,而日記恰如一種自畫像。
通過公開這些信件,希望人們能了解他隱藏於學者身份之後的另一面。
莫妮克·列維–斯特勞斯
2015 年 6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