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言

克洛德·列維–斯特勞斯是獨生子，他給父母寫過許多信。他的母親一直保存著這些珍貴的信件：“他喊我們‘親愛的二老’。”每當說起收到兒子來信時的感覺，她都會幸福得臉上放光。我們要向她致敬，得益於她，我們如今纔能出版這些寫於1931年至1942年間的217封信。

父母隻能靠他生活，因此暗自謀劃送他服兵役，於是有了他與父母的次長期分離。他明白自己在他們生活中的位置，兩天寫一封信便足以證明。為使父母安心，他經常帶著一種吹噓的口吻——他在美洲信件前言中作了解釋。他說自己表現出色，上級向他表示祝賀。吹噓並非其風格，但他這樣做是因為感受到父母對他的擔憂，以及兒子不能“成纔”的恐懼。父親是肖像畫家，靠訂單謀生不容易，而母親常常想的是如何撐完一個月。

“痛苦的是，完全無法獨處。”他於1931年10月在斯特拉斯堡的斯蒂恩軍營裡這樣寫道。克洛德畢生追求的，正是這一不可或缺的獨處。他並非拒絕與同時代的人共處，而是畏懼任何妨礙思考的聲音。因此他選擇用通信的方式與人交流。隻要允許，他都會陶醉於寫信的快樂之中。1939年以前寫給父母的信，全部都是手寫的，立刻能拿來讀，而且沒有標注日期。我盡力將其按時間排序，而帶注釋的校勘本有待完成。克洛德隻會涉及一些普通話題、軍營的日常生活，以及其與政治人物——安德烈?馬其諾、馬塞爾?德亞、萊昂·布盧姆——的聯繫，目的是通過他們的介入，使自己在巴黎服完兵役。在這些長信中，會定期出現一些人物的名字，如今已能得知他們的成就。由於克洛德曾擔任社會黨學生聯盟總書記，所以會經常見到他們，並與他們建立了友誼。但是戰爭期間的一些立場問題，動搖了克洛德在1931年至1933年間與這些人建立起的信任。

克洛德會向父母表達憂慮。初是物質方面：克洛德的父親靠訂單謀生。然而，自19世紀末以來，繪畫和肖像素描受到攝影的嚴重衝擊，訂單數量變少。克洛德會經常談及此事，以示擔憂。特別是他的叔叔讓因1929年至1931年的金融危機而破產，而在那之前他還能資助他們度過艱難的月末。

1932年夏天，克洛德於巴黎戰爭部服滿兵役，在塞爾韋納地區度假時給父母寫過14封信。他於9月成婚，和妻子定居在蒙德馬桑，並在城裡的高中謀到份教職。在那裡，他給父母寫過97封書信和明信片。全部信件並無日期，所以我對其進行了編號。以S開頭的信件寄自斯特拉斯堡，P開頭則寄自巴黎，而M開頭則是蒙德馬桑。1935年2月，他乘船去巴西，於是我們看到一封在瓦朗斯中轉時的信。

本書的第二部分由50多封美洲信件（1941—1942）組成。克洛德重讀了1941年的信，並為其作序。他在2007年把檔案交到法國國家圖書館時纔發現1942年的信，於是在頁邊作了旁注（我將其作為腳注）。信件多以打字形式完成，均標注了日期。克洛德應該是想到自己去世後，他的信件昭示著一種歷史性時刻。美洲信件按時間順序排列，所以未編號。在讓–諾埃爾?讓納內館長的鼓勵下，克洛德把檔案交由法國國家圖書館，還補充了戰爭期間在紐約寫的50多封信。而此前寫於1931年至1935年間的165封信，他應該認為不大有趣，而且與工作無關，所以把它們留在了家裡。為了便於理解——我允許自己這樣做，涉及朋友或親戚的身份之處，我在頁面下方加了注釋，涉及作品之處標明出處，還調整了拼寫和標點，完善了大部分縮寫，為文本劃分了段落。

我有理由出版這些信函嗎？有人會傲慢地指責我，稱信件隻關乎一般話題和軍營的日常生活，比如一位哲學教師花幾個小時縫扣子和擦步槍，給政治人物寫信，通過其介入來幫助自己。還有他企圖入選朗德省議會，這讓他的高中教學生活更加豐富。他在任何地方寫的信裡，的快樂就是欣賞風景，特別是美食。我們應該品嘗豐富的食物。輛車要選車篷可折疊的，考取駕照不易，還有那場爆胎事故，所有人都被丟進溝裡，一場選舉造勢也因此告終。那麼應該公開講述這些不具歷史影響力的事件嗎？

面對指責，我會回應：這些信約寫於八十年前，呈現了一個逝去的世界，許多年輕人會為此頗感震驚。街道上用氣體照明，室內靠火爐取暖，隻有周日纔會分發信件。克洛德向母親索要幾塊破布，用來擦亮扣子！我們能想像一個沒有多功能用紙的世界嗎？還有衛生情況，幾天不能洗澡。他描述精準，同等看待日常生活的各個方面，這就是未來的人類學家。

克洛德講述了他閱讀和看過的電影、戲劇。有了相機之後，他會與父親分享各種體驗。他在斯特拉斯堡時提到了與家庭成員之間的關繫，在法國西南地區時講述了與父母朋友之間的關繫。

在寫於2002年的“美洲信件”前言裡，克洛德點明了人物的身份或國家，而之前為了躲避審查用的都是代號。這些代號有時讓人很難找到頭緒。比如他母親的大姐即阿琳姨媽就被用作代號。涉及美國時，她充當代號，有時又被用作人稱（讀者能夠結合上下文來分辨）。他一直很掛念在法國南部的父母。這一話題不斷出現在他的信裡，而重復是因為他怕信件丟失。克洛德經常不知要說什麼，不能跟他們講重要的事——得規避審查時令人警惕的話題。他在1942年1月22日的信中自我辯解：“再沒有哪個歷史時期像今天這樣，令身處其中的人感到無比空虛。”紐約信件反映出他對美國的評價發生了變化：年，他充滿熱情，而第二年，嘗到流亡之苦。1942年2月16日，他寫道：“盡管這裡的人對我盛情款待，但我不會因此而幻想，而是堅定地（或者至少長遠來看）隻做一個過客——前方是哪兒，我不知道，隻希望是歸去的方向。”

克洛德去世之後，我需要整理他的材料。閱讀這些成堆的信件，我又驚又喜。我仿佛聽著他的聲音，又見他的模樣，各種描述讓我想起這個共同生活了近六十年的男人。持重，令人敬畏，鮮為人知。

無論在斯特拉斯堡服兵役，或是在蒙德馬桑次擔任教師，又或在紐約流亡，他幾乎每天寫信。這些書信其實就是日記，而日記恰如一種自畫像。

通過公開這些信件，希望人們能了解他隱藏於學者身份之後的另一面。

莫妮克·列維–斯特勞斯

2015 年 6 月

S38

夏爾–阿佩爾街26 號星期四，晚上［1932年1月7日］

親愛的二老：

寫這封信的人很開心，因為他已將明天的假期收入囊中。剛剛終於結束了由來已久的打針。所有同伴都去睡覺了，看著不像生病。而我能休息一兩天了。司令醫生不假思索就放過了我，假期就這麼到手了。我今晚會在家，感覺很愜意，但也得適當為大家服務，因為所有人都躺在床上。而我也樂意為之，因為沒費很大力氣就準假了！

附上一張兩周前照的連隊照片。像往常一樣，我沒有刮胡子，而且摘掉了眼鏡（鏡片會反光），看著就像十五歲。我把隊裡所有伙伴都稱贊了一番。我的右手邊位是洛佩爾，右下方第二位是沙雷爾。從照片左上方往下數第四排，第二個是讓內爾，後一個是德爾.佐珀。他們是我周日晚上的玩伴。我在背面標注了下級軍官的名字。後請看排的望遠鏡、37 大炮、Stokes 迫擊炮、電話、無線傳輸和光學設備。

我找到了帶框架的盒子，用於妥善放置和攜帶相機。這個相機非常好；不足之處就是四米之內不能聚焦，而且沒有磨砂玻璃。後一個缺陷是沒有底座，我明天去商店看能否找到合適的底座。我還沒拍過照。如果以後要處理感光片，爸爸，如果不麻煩的話，我更希望你來弄，我不信任那些專業人士。

除此之外，我們的生活節奏非常慢。今天早晨的訓練主要是踢足球和裝天線，現在是在城牆後方訓練，也就是站在阿格諾廣場上背朝城區的左手邊。下午幾乎都是室內作業，隻有昨天是在德塞射擊場。他們很怕我們感冒，所以安排任何事情都會考慮這一點。

伙食似乎有所改善。今天的甜點是香蕉，據說明天有蘋果。這已經是奢侈了！我還沒想好明天做什麼。出去轉轉，去科拉莉家看看，好確定周日去哪兒喫午飯，布洛克一家也邀請我了。至於其他親戚，比如鮑曼、勒維那兒，我就不去了，這會讓我很煩。我的親戚也太多了！每月四個周日，也不難打發！隻要有沙發、書或雜志，一天就會過得幸福滿滿。而且如果我能回巴黎，就隻需在這裡過十幾個周日了！說到這兒，保羅.雷諾應該差不多回去了吧，波勒.雷尚巴克能不能去問問？估計再過一個月帕萊夫斯基也會回去吧？

現在我正在讀一本講弗洛伊德學派的書，是我有一天突然想到的。很有意思，但晦澀難懂。我在第戎的勒布爾索花十法郎買了一本蒲魯東的精裝版小冊子，也就是1852 年的第三版《從十二月十日政變看社會革命》。我認為沒有價值，隻是富於激情。我可能明天開始讀。如果下周日天氣好，不妨去萊茵河，那會是我次用相機拍照。

媽媽，聽你說了外祖父的情況，著實令人傷心。他終沒挺住手術，這是意料之中，也能理解。那你要經常去凡爾賽了？這裡經常有人問起他。

周日之前我不會寫信了，今天會在電話裡跟你們解釋——親吻你們。

克洛德

附言：在一本攝影雜志上看到一篇很有趣的文章，講到用不透光屏制作天空的照片。由於相機配置的問題，我可能無法嘗試。是這樣，用不透光的黑紙做一個邊緣呈細齒狀的曲面屏，大約遮住鏡頭上半部分的三分之二。看著特別棒。先取下磨砂鏡頭，再放置不透光屏，然後從後面觀察具體效果。（水平面）上方看到的是屏幕，而下方（地面）則看不到，其實就是減少了透光度。

M36

星期五［1932 年末］

親愛的二老：

中午過後突然冷了起來，氣溫下降了幾度，預計有雨。我們已經開始感覺到冷，而且帶來很多不幸的遭遇：牡蠣凍得很牢，得放到火上烤，窗臺上的牛奶瓶凍裂了，等等。沒有其他新鮮事了。是的，布羅卡收到了你的信並表示感謝。我們現在用的是焦炭取暖，便宜而且暖和，但供熱非常不均勻。剛纔試著做了肉餡餅，結果慘敗，烤了一個半小時也沒熟！

我昨天給外祖父寫信了。又去看牙醫了，還沒完！至於學校的工作，我懶得可怕，上課都會遲到，批改作業也會拖延。今天收到了兩本書，其中一本是安德烈. 迪馬的《塞文沙漠》。我會寄給你們，這本書看上去很普通，沒有趣味。

爸爸，你覺得快有“諾曼底”訂單的新消息了嗎？多特裡之前跟你說的是一月末，你會去看望他嗎？希望油畫不是可燃物，否則這些作品就處境艱難了。

沒有任何皮埃爾的消息，也無車的消息，所以有點著急了。不，爸爸，即便是羅森加特的話，我也不想要密封車。如果巴黎沒有消息，我就試著在這邊找個熟悉情況的人，挑選一款雷諾的敞篷車。我覺得汽化器難用這個理由並不充分。這的確是個難題，但僅此而已。如果發動機不錯呢？我們可以再看看。

活躍的政治氛圍令我十分渴望去巴黎。我認為正在全速邁向全國聯盟，黨內既已確信終的出路，就應該減少退讓，因為讓步到後沒有任何用途。我每天都會看《法國》，它是西南地區左派聯盟的機關刊物。這些地區報做得比巴黎的刊物好。《世界報》和《瑪麗安娜》已經看完。我寫完《歐洲》的總結，就會立刻寄去。托洛茨基的《俄國革命歷史》是一部真正的傑作。《瑪麗安娜》這周會刊登一篇富有激情的報道，是由墨西哥軍隊的一名司令寫的《追憶福西特上校》，他還是個謀殺犯！

我們親吻你們。

克洛德

西十一街51號

［1941 年］7月7日

親愛的二老：

上周四收到了你們6月15日的來信，但因為當時要和泰蕾茲夫婦去鄉下住四天，就想著回來之後再給你們回信。謝謝寄來的書單，但你們沒告訴我是否收到了我的所有書，還是隻是一部分，可能得確定這個之後纔能給你們指出哪些是我必需的。你們給的清單裡“缺少大量圖書”（我想要社會學、人種學、哲學的），不知是你們沒有加進去，還是沒收到。不管怎樣，雖然書目不全，但還是得感謝你們，挑出的書都很好，等我一有時間就去復印，然後去英國領事館辦手續。我會發電報告訴你們需要做什麼。

近幾天，工作暫時中斷。先是周二，我全天都和裡萊特及其兩個孩子在一起，他們不知突然從哪兒冒出來，要在紐約度假。她身無分文，等九月中學的情況穩定了，她就能過上清貧但穩定的日子。她很有精力，勇氣可嘉。第二天，梅特羅路過紐約，要去海地度假，於是又用了一天時間在人種志博物館和當地的工作人員聊天。梅特羅的任妻子也在紐約，他想讓我認識一下，所以明天我們要一起喫午飯。猶豫了很久要不要浪費這麼多時間（主要因為和梅特羅在一起的那天，他告訴我各大專業性雜志任務繁重，所以不可能在六個月之內發表文章），終還是決定和泰蕾茲、迪克一起去了解一下美國鄉村，還能一連幾天隻說英語。而我通常隻和法國人見面，所以幾乎不會有這種機會。不得不說這一體驗著實不錯。我開始流利地說英語，不覺疲憊。但我不怎麼想再有這種經歷了。美國的鄉村一點兒也不吸引我。泰蕾茲和迪克都非常友善，隨遇而安，對那裡充滿激情。而我禮貌地假裝認同他們的感嘆。我們去了幾座高約一千米的小山，距離紐約北部約兩百公裡，位於哈德遜河右岸。風景美麗，但索然無味，就像汝拉山、盧森堡、上洛林地區和孚日山脈之間的地帶，有成片的森林，如山毛櫸、櫟樹、冷杉，還有綠油油的草坪、小溪、哈德遜河山谷裡的優美小路，這一切既無魅力，也無實際用處。還要說的是，人口密度與楓丹白露森林的情況相當，木屋別墅隨處可見，餐館和咖啡屋遍布各大旅遊景點，哪怕再荒涼的地方都有（實乃人跡罕至）。管理部門富有遠見，在湖畔設了幾張鄉村風格的桌子，是為野營的人準備的，還有用鐵鏈拴在樹下的綠色垃圾箱！雖然已經在美國電影裡看到過這種奇怪的組合，一邊是偏僻和真實的大自然，另一邊則是各種郊區設施，但親眼看到還是覺得出乎所料。而且還有許多可愛的動物，松鼠和飛鳥若無其事地在我們面前遊蕩。我們住的是那種森林裡的客棧，老板是愛爾蘭人，非常舒適而且清淨，餐食也挺奇妙。我們有時散步，有時開車，在附近的湖裡沐浴（就在森林裡，還有長凳和跳板），采摘方圓幾公裡隨處可見的越橘，但沒什麼味道。總之很輕松、愜意，但我估計得有一段時間不會想念這種體驗了。那裡比紐約涼爽多了——紐約近幾天的溫度叫人難受，晚上甚至覺得冷。

除此之外，沒什麼要和你們說了。整體局勢見好。到目前為止，雖然領土丟失，但並無大礙。我感覺局勢能有力地“維持”，而且這麼看來，事情不會像之前那樣發展得那麼迅速。我無論如何都不會相信，當前階段仍會像以往那樣，以一場軍事碾壓而告終。在這裡，看到狂熱的積極分子如何像過去一樣帶著熱情漂洋過海，人們就充滿信心。這麼久了，大家都能辨別什麼是好風。但顯然跡像並不是很清晰。我上周和安德烈·魯瓦永一起喫晚飯，度過了一個開心的夜晚，她似乎已經捉襟見肘，可能會接受兒童救濟機構的一份非常普通的工作。剛纔回來的時候，收到波拉. 卡昂的一條新留言，是關於讓– 皮埃爾的事。她大概是收到了W［威比耶？］將軍的一封令人費解的電報，好像是在談錢。還有，我們給呂呂發了電報，他好像也在試著寄錢。即使他們解決了這個財務難題，我還是擔心迪娜在辦理各種簽證時會遇到其他困難。我一會兒就給波拉打電話。今晚喫過飯，我和同事巴爾贊在研究一項計劃，我們要一起著手用數學邏輯的方法梳理親屬體繫，他是這方面的專家。我現在正在等一個不認識的美國人，他給我打過幾次電話，誇獎了人類博物館的那些人。他好像很急切地要見我，我不知為何。

不，爸爸，我還沒看夏爾. 卓別林的電影，據說是一部失敗的作品，毫無反響。影片的內容受到了詛咒，甚至連異域色彩都沒有！但能練習英語。我從羅阿訥的信中得知洛雷特的事了，雖然由此釋懷，但我挺同情這些可憐人的。他們好像不堪忍受這種傷心，這又多麼令人失望。但願他們能迅速啟程，就當作一種補償。皮埃爾似乎已經抓住了簽證這根救命稻草。梅特羅告訴我，耶魯大學的人對我印像很好，而且對我的英語很滿意，隻是可惜我無法去到那邊。但不管怎樣，還是會邀請我明年鼕天去做幾場講座。我覺得我還會去哥倫比亞大學做講座。對於大學而言，現在不是好時候。學生數量減少（由於服兵役），所以人們對大學的信任度大大降低。學校還得在當地講排場，所以大部分人過得挺慘的。而且，我也沒在任何一所學校看到有頭銜的教授。誰知道呢？或許時局變得比我們以為的更快。

親吻你們。

克洛德

克洛德·列維–斯特勞斯前言（2002）

我的母親於1984 年去世，留下了我曾經寫給他們的信件，開始於我到達馬提尼克（乘坐我在《憂郁的熱帶》中提到的Capitaine-Paul-Lemerle 郵輪經歷了長途航行），直到珍珠港襲擊、與美國開戰，戰爭中斷了與法國以及歐洲被占領的更多地區的信件往來。總共三十二封信（其中三封來自我的姨媽卡羅–德爾瓦耶），我每周都會定期寫信。

今天重讀這些信件，我感受到了時間的摧殘。有些記憶仍在，但有一些被遺忘了，還有一些片段我甚至無法理解。

誠然，談論政治、軍事事件或人物，需要訴諸委婉表述。多年之後，它們成了一個個謎團。跨大洋洲運輸公司並非直接把信件運輸到大洋彼岸，途中設有中轉站。在百慕大停靠時，要經過英國的嚴密審查，正如信封被撕開的紙條上“開封檢查”字樣所示。還有些信件（有時大致相似）到達法國時要接受審查，其中三封還蓋有德國審查的郵戳。

這無法解釋全部。有些時候，我感覺自己陷入無法解釋的記憶黑洞。所以，從1941年起，我開始思考用邏輯數學方法處理親屬繫統。當時求助於一位比利時同事，他既是哲學家又是邏輯學家，但記不清是出於他還是我的原因，計劃擱淺了。直到三年之後，在著名的數學家安德烈·魏爾的幫助下纔獲得成功，他當時是芝加哥大學的教授。

同樣，我徹底忘記了遇到羅曼·雅各布森之前的幾個月，一位美國同事建議過讓我學習音位學，法語是phonologie，但如我在信中所言，並未成功。而我今天明白了究竟原因何在。我期望這個於我而言全新的學科能幫我使語料成形，但沒想到我的注音缺陷太多，以至於無法奠定這一研究的基礎（也正因為此，我拒絕出版這些材料，或許因此從一個走到了另一個。當時我認識村裡一個印度年輕人，從他那裡得知一個簡單詞語，而這個詞語五十多年後遇到了一個語言學家，於是成為一門陌生語言的初標志）。隻有在結識雅各布森之後，我纔明白音位學於我而言可能有一種全新的用途，它並非一種提升我的語言能力的方法，而是一種教學，或許我能將其應用於其他領域。

在這些信件中，一些人或幾類人占據了重要位置，我需要做一些說明。

首先是我的父母。當時他們屈居在塞文的小房子裡，我的父親根據所在的村子將其命名為康卡布拉，距離瓦勒羅蓋上遊兩公裡，臨埃羅河，位於埃古阿勒峰山坡上。我的叔叔讓（父親的兄弟，毫不吝嗇於為我父母提供物質幫助，直到他1931年終破產）慷慨解囊，1927年給他們買下了一家養蠶廠，用今天的話說，就是登記在了他們名下。賣養蠶廠的人在區裡當公證人，昨天還在用桑葉喂蠶，轉眼就把廠子賣了，用換來的錢為自己名下的另一處牧場買了三四十棵蘋果樹。

我的父親在幾位手工匠的幫助下，成功地將這個沒水沒電的房子改裝得能住人。他很有做手工活兒的天賦，很多時候都能借此彌補資金的匱乏。直到德國人為懲罰當地一支遊擊隊而出兵，他們被迫逃離那裡。如信中所述，我的父母依靠我從巴西帶回的儲蓄過活，有時又會寄回給我。他們還種菜，母親養母雞和兔子。臨村舉辦婚禮時，父親會去照相，還會給床上的逝者照相。

我的個妻子迪娜拒絕與我同去美國，那或許是個容易的選擇。我們雖然分居，但法律上還是夫妻。她和我的父母維持著良好的關繫，幫他們辦假的身份證，使其能夠繼續居住，主要是在蒙彼利埃，我的巴西同事、法學院教授勒內. 庫爾坦也住在那裡。我在後文中再說迪娜。父親在那裡得了一場嚴重的地中海熱，在醫院住了一段時間，我並不知情。

我的母親有四個姐妹。老大阿琳的丈夫是亨利.卡羅–德爾瓦耶，此人1914年以前是個小有名氣的畫家。一戰期間響應動員入伍，但很快就退役了，和家人去了美國，在那兒頗有起色，不過後來逐漸衰落，家庭也瀕於解散。卡羅–德爾瓦耶幾年後重回法國，直到去世。我的姨媽和孩子們留在了美國，靠著參加會議、寫文章、出書拮據度日（她是塞弗爾女子高等師範學校出身）。她的子女徹底變成美國人，吉爾貝是工程師，在加利福尼亞結婚並在那裡定居，泰蕾茲在紐約，是個布料印染設計師。

接下來談一談朋友，先是卡昂一家，在我的信中占據了很大篇幅。我年輕時，父親和一位叫呂西安. 賴斯的人建立了友誼。此人英年早逝，妹妹迪娜〇2嫁給了比利時商人若. 卡昂，我估計他是證券經紀人，生活非常寬裕。他們有兩個孩子，呂西安（在我的信中，呂呂這個昵稱跟了他很久）和我的小弟弟年紀差不多，讓–皮埃爾年齡更小一些。與比利時人的友誼為父親帶來了幾筆布魯塞爾的肖像畫訂單，這也就解釋了我的出生地問題。

一戰結束之後，卡昂一家提議為父母安置，讓他們擺脫物質的匱乏。於是父親每年都會在海邊尋找度假場所，然後以卡昂一家的名義在那裡租一棟別墅，要足以裝下我們所有人和他們的賓客。我的母親要提前兩個月承擔起全部家務，整棟房子上上下下全部加起來，不是輕松的活兒，但在我的記憶裡，母親對待他們一家從未缺少過勇敢和忠誠。而我們，則可以免費度假，卡昂一家也無後顧之憂。總之，可以這麼說，我們是為主人干活兒以換取食宿的客人。這並不妨礙雙方的感情，卻讓父母和我處於一種依附狀態，青少年時的我感受到越來越多的尷尬。

於是，瓦勒羅蓋的房子以及我們在那裡初的生活在我看來是一種解脫，但沒有持續很久。這一期間卡昂一家前來看望，對那個地方滿是喜歡，於是他們買下了與我們相鄰的房子，之前是一位老農民獨自住在裡面。他們收拾了房子，每年夏天都會來住。我們有了自己的房子，除了住所以外，一切一如從前。因此我的信中常常出現聽起來像比利時語的名字，也就不足為奇了。或許其中有初的年月裡受到卡昂一家邀請的賓客，或是父母熟識之人，但我隻認識其中少數幾人，其餘一無所知。

信件中涉及的第三類人包括和我一起長大的皮埃爾·德雷富斯、他的妻子以及妻子的兩個姐妹和她們不定期出現的丈夫。上述所有人都住在羅阿訥，直到戰爭結束，並未太過操勞。我在其他地方講述過自己和皮埃爾·德雷富斯從童年時期就建立了友誼。自1939年起，我和他妻子的姊妹發展了一段關繫。基於這兩種原因，我在信中對羅阿訥這群人表現出一種特殊的感情。

信件也流露出一種不討喜的自鳴得意。大家應該很能理解，我的父母一直為我憂心，所以我必須讓他們放心。否則，他們就會覺得我一人背井離鄉，而且處境比他們更加危險。所以我就用了一些吹噓之詞，換取他們的信服，相信一切都會更好。

拿到這些信後，我進行了分段處理（我寫的時候並未這樣做，為了篇幅，我寫得很短，或打字沒有空行），用現在人們的話說就是透透氣。此外還修正了許多拼寫和語法上的不妥之處，並刪除了一些短小片段，因為時至今日它們依然是隱私。

克洛德·列維–斯特勞斯2002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