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序
亞當·扎加耶夫斯基是當代著名詩人、小說家和散文家，出生於波蘭的利沃夫（今屬烏克蘭）。一九四五年後，利沃夫成為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的一部分，剛滿四個月的扎加耶夫斯基隨全家遷居西裡西亞的格利維采，並在那裡度過童年和青少年時期。中學畢業後，扎加耶夫斯基進入波蘭舊都克拉科夫首屈一指的學習哲學和心理學，獲得哲學碩士學位。此後他先是在一個冶金學院任教，後到一家文學刊物做編輯，直到因參與政治抗議活動被除名——一九八二年，因團結工會爭取民眾權利引發的“工潮”，波蘭當局發布戒嚴令，作為“持不同政見者”的扎加耶夫斯基雖未受到監禁，但仍因“個人原因”，被迫離開“營房般陰沉”的波蘭，移居巴黎。在法國，他迅速加入到波蘭移民知識分子小團體，參與文化刊物的編輯工作。1983年起，扎加耶夫斯基便往來於法國和美國之間，在多所大學教授詩歌和創意寫作課程。扎加耶夫斯基現居克拉科夫，至今已出版詩集十八種，散文、隨筆十一種，被公認為當代波蘭國際影響力的詩人之一。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扎加耶夫斯基開始詩歌創作，並迅速成長為波蘭非官方文學運動“新浪潮”派的領軍人物。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七八年間，扎加耶夫斯基先後出版詩集《公報》《肉鋪》《信》，並於一九七五年在日內瓦榮獲“科希切爾斯基基金會國際文學獎”。一九七九年，扎加耶夫斯基赴德國短暫居留並從事寫作。一九八五年，出版詩集《去利沃夫》《震驚》。一九八八年，扎加耶夫斯基獲紐約“綠色回聲獎”。一九九〇年至一九九七年間，先後出版詩集《畫布》《火地島》《神秘學入門》和散文隨筆集《團結，孤獨》《兩座城市》，並於一九九五年和一九九六年分別獲得紐約“古根海姆獎”資助和斯洛文尼亞“瓦倫西亞國際文學獎”。二〇〇〇年，出版散文集《另一種美》，同年在瑞典韋斯特羅斯獲“托馬斯·特朗斯特羅姆獎”。二〇〇二年，扎加耶夫斯基回到波蘭定居，出版詩集《無止境》和散文集《捍衛熱情》，同年獲得慕尼黑“霍斯特·邊克獎”。二〇〇四年，扎加耶夫斯基獲得由美國俄克拉荷馬大學《今日世界文學》頒發的、素有“小諾貝爾文學獎”之稱的“”。二〇一〇年，扎加耶夫斯基在意大利特雷維索獲“歐洲詩人獎”，次年出版詩集《無形之手》和隨筆集《輕描淡寫》。二〇一四年，扎加耶夫斯基獲得中國《詩歌與人》雜志主辦的第九屆“詩歌與人·國際詩歌獎”。
二〇一七，扎加耶夫斯基在德國被授予以讓·埃默裡的名字命名的“歐洲隨筆寫作傑出成就獎”。以奧地利當代著名作家羅伯特·梅納瑟為首的評審團對這位“擅長多語種的波蘭人和一個世界主義者”評價是：“扎加耶夫斯基結合了清醒的政治意識和共情的藝術關懷……博學，而不自視其高；全面，而不流於瑣碎；反諷，而不憤世嫉俗。他帶領讀者穿行於歷史和當代的歐洲文化，使他們因此而改變、豐富，並更加深刻地意識到我們懸而不明的處境。”而這一藝術特質，幾乎貫穿了扎加耶夫斯基全部的創作歷程。
一
波蘭昔日的首都克拉科夫是歐洲文學名城，更是詩歌的中心——因為米沃什，因為扎加耶夫斯基，也因為被譽為“詩界莫扎特”的1996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辛波斯卡。德國哲學家西奧多·阿多諾曾說：“奧斯維辛之後，寫詩是野蠻的，也是不可能的。”但波蘭詩人們似乎並不認同這一觀點，上述詩人都以各自不同的風格書寫波蘭（以及歐洲的）歷史與更為深廣的人性。對他們而言，幸或不幸，作為一名波蘭詩人，二戰前的德國占領和戰後的蘇聯“重置”都是無法言說的痛楚，也是無法擦除的記憶。他們或許沒有直接書寫現實政治，但絕非對政治漠不關心。他們所做的，是“通過對日常生活的描繪來反抗意識形態的侵襲”。在這一方面，扎加耶夫斯基與他的前輩切斯瓦夫·米沃什（以及茲別格涅夫·赫貝特）相比，可謂青出於藍而勝於藍。
大學畢業後，在克拉科夫，扎加耶夫斯基所投身的詩歌運動，後來被文學史整體命名為“新浪潮”。其實，在波蘭“新浪潮”這一名號之下，各地存在若干派別，如華沙的雜交“方針”詩社、弗羅茨瓦夫的“阿果拉”詩社和“六六”詩社、波茲南的“考驗”詩社、科托維茨的“上下文”詩社，等等。扎加耶夫斯基組織和參與的克拉科夫詩歌派別名為“現在派”，曾受美國“垮掉派”詩歌、法國“新新小說”以及英國“憤怒的青年”等西方文學思潮影響。除了扎加耶夫斯基，該派的代表詩人還包括後來蜚聲國際詩壇的斯坦尼斯拉夫·巴朗恰卡和朱利安·科恩豪塞爾等人，其代表作則為扎加耶夫斯基和科恩豪塞爾合寫的論文《未被呈現的世界》。在內容題材方面，他們指責當代詩歌和小說逃避現實、缺乏探索當代問題的熱情和追求真理的勇氣，主張恢復詩歌講真話的權利，重提詩人獨立思想的天職。在詩歌形式方面，扎加耶夫斯基主張詩歌不應講究韻律，其形式應更接近散文——由此，扎加耶夫斯基“以一種詩學的反叛姿態登上詩歌歷史舞臺”，開始在波蘭戰後文人團體中嶄露頭角。
誠如扎加耶夫斯基本人所說，“我不是歷史學家，可我希望文學能嚴肅地、有意識地擔當編年史的職能。我不想學現代史學家的樣子，他們大多是一些冷漠的家伙，縮在檔案文獻中皓首窮經，用一種丑陋、木然、官腔十足、詩性全無、沒有人情味的語言——潮蟲般乏味。”——與上述歷史學家相反，他對待歷史的態度既非冷若冰霜亦非超然物外，而是以一種同情的眼光審視歷史中的人和事，力圖通過敘素將歷史感與抒情性結合起來，將真實的細節和鮮活的個體展現出來，並由此規避抒情詩常有的自我迷戀和情感放縱的缺陷。
《嘗試贊美這殘缺的世界》是扎加耶夫斯基負盛名的一首詩。據扎加耶夫斯基本人日後在訪談中說，這首詩寫於一九九九年或二〇〇〇年春天：
產生這首詩的想法的時候，我正一個人搭火車，很孤單，思緒便開始漫遊。突然之間，我就想起和父親去一起爬山的情景，那年我大概十八歲。我父親很喜歡爬山，但我沒有這種愛好，於是常常被父親拉去一起爬山。那一次，我們經過一個小村落，一個很奇怪的地方，村子裡的居民都被驅逐出去了。這一地區五十來個村莊的居民都是烏克蘭人。二戰期間，他們中的一些人屬於某個烏克蘭國家地下反抗組織，曾經和納粹合作，戰後還曾襲擊過波蘭政府。之後，波蘭政府采取措施，把這一地區的居民，無論其是否和那個組織有關繫，一律驅逐出去。我們路過的這個村子，雖然廢棄了，但仍能感到有人曾在這裡生活過，果園雖沒有人打理，但長得很茂盛，開著很多花，讓我感受到一個損毀的世界。
“九一一事件”發生前，《紐約客》詩歌編輯愛麗絲·奎因已經拿到這首詩的手稿。事發當天清晨，她剛好在看詩稿，要從中遴選一首詩。災難發生幾個小時後，《紐約客》編輯部開會，決定發表一首詩來回應這次災難。六天以後，《紐約客》在封底位置發表該詩。這是《紐約客》歷史上首次（也是一次）在封底發表詩作，這也使得扎加耶夫斯基的名字一夜之間在美國家喻戶曉。無數悲傷的美國人捧讀這首詩，原本絕望的心情立刻又充滿了希望。在英美文學界，該詩也可謂是好評如潮，其中當屬蘇珊·桑塔格的評論代表性：“這裡有痛苦，但平靜總能不斷地降臨。這裡有鄙視，但博愛的鐘聲遲早會敲響。這裡也有絕望，但慰藉的到來同樣勢不可當。”——可見，“在災難和希望、殘缺和贊美之間的琴弦上行走”，不僅構成了扎加耶夫斯基內在的詩歌張力，也是他詩歌經久不衰的藝術魅力之所在。
“詩歌仿佛建立在一條窄道上，”扎加耶夫斯基在另外一次訪談中說：“在這條窄道上，一邊是可怕的、非人道的東西，另一邊是友好的、鼓舞人心的、嶄新的、欣喜若狂的東西。詩歌激勵我們，讓我們抖擻精神，恢復我們的童真，但與此同時也不允許我們忘記什麼是困難和痛苦。”——扎加耶夫斯基同意記者（以及評論家）普遍的看法：他的詩讓人想到神像畫，其中既不乏黑暗的陰影，同時也有閃現的光明，或神啟的時刻。用他的“精神導師”米沃什的話說，即“歷史和形而上的沉思在扎加耶夫斯基的詩中得以統一。”
眾所周知，扎加耶夫斯基非常崇拜米沃什。據他本人坦言，在他年輕的時候，要讀到米沃什的詩需要大費周折，獲得的渠道隻能是地下出版物或朋友私相授受，因為那時已經流亡歐美的米沃什是一位危險的政治“異見分子”——他的詩在波蘭被禁止出版。在移居巴黎的第二年，也就是一九八三年，扎加耶夫斯基終於有機會結識仰慕已久的米沃什，兩人一見如故，成為好友，經常晤面聊天。而他的詩風在這一階段也開始發生重大變化：
我二三十歲的時候，已經寫了很多詩，那時候的詩有點憤青，比較政治化，當時‘新浪潮’詩歌的風格就是這樣的，很多朋友也這樣寫。那時，我們這代詩人認為寫詩的重要任務之一，就是與當時的政治制度進行大辯論，我們生活在那個時期的社會制度裡，感覺不幸福，還有書報檢查等，自由度很少，不能完全表達自己的想法。後來，我們的大辯論起到了好的作用，社會發生了變化，同時隨著年齡的增長，我們的觀點和詩風也發生了變化，我希望詩更屬於世界文化，而不是政治。我的詩開始帶有更多的哲學思辨，融入了更多現代手法，變得更成熟。
由此，原本富於進攻性的“干預政治和社會生活的抒情詩，逐步演變成對政治和社會鬥爭保持一定情感距離的、諷刺的、觀察世界的和具有形而上學色彩的抒情詩” ——詩歌是文學而不是政治。阿多諾所謂奧斯維辛悲劇之後不應再寫詩的觀點，在扎加耶夫斯基看來過於片面——在面對世界的苦難和殘酷時，詩歌自有其無可替代的功能。一方面，奧斯維辛存在於人們的記憶之中，成為民族文化遺產的一部分；另一方面，詩歌同時也有愉悅和遊戲的成分，沒有哪個奧斯維辛可以將它完全清除。因此，作為詩人，不僅應該銘記奧斯維辛的殘酷，也不應忘卻詩歌的遊戲功能和歡樂時刻，並應當與讀者分享這一種詩歌的體驗。扎加耶夫斯基承認，當下許多詩歌（包括他本人的詩作）並“沒有致力於尋求人類和世界的真理，而是局限於追尋自由，在世界的海灘上收集一些漂亮的小玩意、鵝卵石的貝殼”。然而,在他看來，這並不意味著詩歌的衰落。詩歌可以描寫平凡的事物，但詩歌的情感卻不能平凡，它能讓讀者看到隱藏在遠處的戰栗和狂喜。這種追求精神崇高而又不忽略生活日常性的存在，被扎加耶夫斯基恰當地描述為蘇格拉底“理性的狂迷”說——它定義了自由的不同概念。這也是扎加耶夫斯基對米沃什滿心崇拜的根本原因。照他的說法，米沃什改寫了安泰的神話：一個人同時接觸大地和天空纔會恢復力量。換言之，唯有理智與情感的完美結合，纔能造就不朽的詩歌。
鋻於這個世界本質上的多樣性和復雜性，扎加耶夫斯基認為詩人是在用自身的雙重性向現實的真實結構致敬——白晝與黑夜，欲望與滿足，清醒的理智與飛逝的幻覺，事實上所有詩歌都應該具備這種雙重性。他在《赫貝特》一書序言中曾說：雙重性是評判偉大詩人的重要標準。以赫貝特為例，在他的詩中，既有令人意亂情迷的瑰麗場景，又不乏日常家居的點滴白描，但讀者切不可被他詩中出現的那些圓柱和拱門、寧芙和薩提爾等裝飾所迷惑——他的詩歌蘊藏著二十世紀的苦難，容納了一個非人時代的殘酷，而且擁有一種超乎尋常的現實感。更重要的是，詩人沒有因此喪失他的抒情或幽默，而這纔是一個偉大藝術家深沉的秘密。熟悉扎加耶夫斯基風格的讀者不難看出，與其說他是評述赫貝特，不如說是夫子自道。另外，像赫貝特一樣，扎加耶夫斯基算不上非高產作家，而是習慣於字斟句酌——他在《輕描淡寫》中不止一次說過，有時候在書桌前坐上半天，也寫不了幾行字。他在另一首詩中也曾說過：我寫得很慢，仿佛我可以活兩百年。
二
縱觀扎加耶夫斯基的作品，有一條主線貫穿始終，那就是：以對不合理社會制度與秩序的反抗始，到與世界和上帝的和解終。事實上，這一條主線也體現了歷史悠久、源遠流長的波蘭詩歌文化傳統。歷史地看，無論是文藝復興時期的科哈諾夫斯基和巴洛克時期的薩爾別夫斯基，還是啟蒙時期的克拉西茨基和浪漫主義時期的“一出娘胎就受著奴隸的煎熬，在襁褓中就被人釘上了鎖鏈”一代人的代表密茨凱維奇，波蘭詩人在歐洲文學史上皆深具影響力，很大程度上正是由於他們的反抗意識。 二十世紀波蘭著名文藝理論家維托爾德·貢布羅維奇在《反對詩歌》中批評詩歌的“甜蜜性”，稱詩歌是過度的文字、過度的隱喻、過度的崇高和過度的提純。很顯然，他反對的是脫離社會現實的所謂“純詩”。在這一點上，扎加耶夫斯基與貢布羅維奇的看法高度一致。
不僅於此，除了繼承古典的波蘭詩學傳統，扎加耶夫斯基還從當代兩位大師——米沃什和赫貝特那裡汲取了養分。從赫貝特那裡，他學到“反諷”——一種對於世界審慎質疑而富於幽默的態度；從米沃什身上，他繼承“希望”——後者倡導一種“希望的詩學”，一種對於歷史和存在的信心，它們來源於擔當的勇氣，來源於對真實的探索熱情。作為詩人，扎加耶夫斯基既擁抱了米沃什的詩歌之火，又延續了赫貝特獨具特質的“反諷”精神。這兩種特質融彙在他晚期記述個人遊歷或懷舊的作品（如《輕描淡寫》）中，形成鮮明的創作特色，或可稱為“個人歷史化”的抒情。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