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認識的小說家們

I
哈茲利特寫過一篇引人入勝的短文，叫做《記我認識的位詩人》。其中他敘述了自己與柯勒律治和華茲華斯相識的經歷。當時柯勒律治來到舒茲伯利主持一位論派*（拒絕接受聖父聖子聖靈三位一體，認為上帝隻有單一神性的基督教流派——譯注）會眾，他的前任羅先生來到馬車前迎接。他看到一個穿著短黑大衣的圓臉男子似乎在滔滔不絕地向旅伴們說著什麼，但他沒有發現任何符合描述的人。羅於是轉身回家，但他剛一到家那個黑衣的圓臉男子就走了進來，頓時“打消了所有的疑問，然後開始侃侃而談。他從頭到尾滔滔不絕，此後也從未停過——據我所知。”哈茲利特的父親是一個反國教的牧師，住在舒茲伯利十英裡外。幾天後，柯勒律治前來拜訪，時年二十歲的哈茲利特便被引見給了他。詩人發現這位年輕人是個熱情聰穎的聽眾，於是邀請他來內瑟斯托伊過春天。哈茲利特接受了邀請。他抵達內瑟斯托伊一兩天後華茲華斯也來了。“他立刻開始大喫特喫桌上的一半切舍奶酪，並以勝利的口吻宣布經驗與他的結合教會了他很多生活中美好的事物，可不像索錫先生那樣不長進。”第二天柯勒律治和哈茲利特陪同華茲華斯前往阿爾福克斯登，聽他在那兒露天朗誦彼得貝爾的故事*（指華茲華斯的一首同名長詩）。“柯勒律治和華茲華斯的吟誦都有一種魔力，”哈茲利特說道，“它迷住了心靈，催眠了判斷。也許當他們施展這一迷人的伴奏時，連自己都被魅惑了。”哈茲利特盡管內心激動，滿懷敬意，但他沒有放棄自己的批判精神，也沒有喪失幽默感。

正是哈茲利特的這篇動人的文章促使我動筆寫下了後面這幾頁紙。可嘆的是，我的文章中沒有像柯勒律治和華茲華斯這樣的偉人。《老水手之歌》、《忽必烈汗》、那首偉大的頌歌（指雪萊的名詩《西風頌》——譯注）還有《孤獨的刈麥女》都將同英國詩歌一同長存於讀者心中。但誰知道我筆下的這幾位作家能否被後世牢記呢？ 印度教信徒認為,世界是由大梵天創造出來自娛自樂的——無限的活力是他個性中的一部分，因此創世僅僅供他小試牛刀而已。而後世在排定文學作品的座次時也和大梵天一樣的充滿諷刺， 肆無忌憚，其隨心所欲簡直無可理喻。他們既不考慮作品的亮點，也不體諒作者的付出，對於寫作的艱辛和立意的真誠一概無動於衷。譬如漢弗雷﹒沃德夫人，思維堅實、文采出眾、天賦超群，對待寫作嚴肅認真，可她竟如此被人遺忘，以至於今天的讀者中都很少有人聽說過她的名字；和她相反，那個乏味的法國神父，一個18世紀的平庸文人，寫出來的小說又臭又長、不忍卒讀，可他的名字居然得以流傳後世，全因為他在這漫長的寫作生涯中踫巧寫了一本叫《曼儂萊斯特》的小書——這實在是太不公平了。

在我動筆之前，我想要說明一點：我打算談論的這幾位作家和我相識的時間跨度很長，但我並沒有同其中任何一位有過真正的至交。其中一個原因是，直到我成為一名成功的輕喜劇作家之前，我很少認識作家；而與我有萍水之交的那寥寥幾位又大多像我自己一樣，是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一個人的密友是他在少年時或二十出頭時結下的。我成為一名受歡迎的劇作家時已三十有四。盡管此後我同很多當年的文學大家都有過接觸，但他們都比我要年長許多，而且他們此時都忙於應對自己的活動以及此間結識的朋友，因此我們之間僅僅是無意間相識的泛泛之交。我的一生都四處遊歷。當我不需要獃在倫敦排演劇本時，我很多時間都不在英國，結果同許多我先前憑借成功的劇作得以相識的人斷了聯繫。

法國作家一年中大多時間都獃在巴黎。他們會形成一個個小圈子，同一個圈裡的人經常在咖啡館裡，報社裡，公寓裡踫頭。他們一起喫飯，談論品評彼此的作品，還時常互通長信（憧憬未來的出版計劃）。他們互相捍衛又互相抨擊。英國作家可不一樣。總的來說他們對同行不太感興趣。他們喜歡住在鄉村，隻有在必要時纔去倫敦。他們的社交關繫比法國作家要雜，能夠自由地融入非文學的圈子。他們的密友或者是像亨利詹姆斯那樣的一小群熱烈的仰慕者，或者是像HG威爾斯那樣的一群志同道合者。如果你不是這些階層中的一員，你就很少能有機會同他們發展出深交。但我從未能夠輕易接近文學家的主要原因還是在於我自己的性格問題。我要麼太自我中心，要麼太冷淡、太拘謹、太害羞，因此無法同任何熟人發展出親密無間的關繫。有時一個遇到困難的朋友會向我打開心扉，但我這時會異常窘迫，無法給他太多幫助。大多人都喜歡談論自己，而當他們把某些在我看來應該藏在自己心中的事情拿來和我分享時，我總會覺得尷尬。我更喜歡去揣測他們心中的秘密。我的個性決定了我不願不假思索地接受一個人的表像價值，而且我很少被折服。我沒有崇敬別人的能力。我的性格更容易被人逗樂，而非敬重別人。

關於我在下文中向讀者回憶的這幾個人物，許多人同他們的關繫可能比我近得多。我寫這些的目的僅僅想讓讀者意識到，我的回憶至多隻是一幅不完整的肖像。

我在認識亨利詹姆斯很久以前就曾見過他。《東維爾》首演當晚，不知為何劇院送了我兩張樓廳前座票。我一直不解其故，因為那時我隻是一名醫科學生，而觀看喬治亞力山大劇院的首夜演出屬於當時的時尚，好的座位一向隻留給那些評論家，首演的常客，劇院經理的朋友以及其他各種重要人士。演出結果以慘敗收場。對白很優雅，但不夠直白，不太能被觀眾理解，而且韻律也略顯單調。亨利詹姆斯寫這出劇本時已經五十歲了。很難理解如此一位經驗豐富的作家怎麼能寫出這麼一出荒唐的劇本來呈現給首演當晚的觀眾。第二幕中有一場假裝醉酒的戲格外令人痛苦，直讓人起雞皮疙瘩。你甚至都為作者感到臉紅。全劇終於在乏味中落幕了，劇院很不明智地把亨利詹姆斯請上臺來向觀眾鞠躬致意——那時的規矩就是這樣叫人難堪。迎接他的是一陣驟雨般的噓聲和貓叫，這樣的倒彩我也隻在劇院裡聽到過那一次。從我在樓廳前座的位置看去，他的身子就像短了一截一樣，顯得非常古怪。他的身材矮胖,兩腿粗壯,加上禿頭,整張臉顯得光禿禿的,盡管留著大胡子也於事無補。面對著群情洶洶的觀眾，詹姆斯的下巴簡直都掉了下來，嘴巴微張，臉上的表情像徹底懵了一樣，整個人都癱了。我不知道當時帷幕為什麼沒有立刻放下。他就這樣永無止盡地站在那裡,與此同時樓座和底層的觀眾還在不停地大吵大鬧。這時正廳和樓廳前排有人開始鼓掌——詹姆斯後來說掌聲很熱烈，但那不是事實。這些人不過是半心半意的鼓鼓掌，一半是為了抗議樓座和樂池觀眾的粗魯，一半是出於憐憫，因為他們不忍看著這個可憐人繼續受辱。終於喬治﹒亞力山大上臺來把詹姆斯領了下去。他這時垂頭喪氣，銳氣全無。

在經歷了那場災難性的演出後，亨利﹒詹姆斯給兄弟威廉寫了一封信。就像當時許多經歷了失敗的劇作家一樣，信中詹姆斯聲稱他的劇本“超出了倫敦庸俗大眾的欣賞能力”。但這不是事實。他的劇本確實糟糕。如果觀眾不是因為被劇中人物不可思議的舉止惹惱的話，他們的反應可能也不會那麼激烈。就像亨利詹姆斯的大多數作品一樣，劇中人物的行為動機完全不像正常人。盡管詹姆斯在小說中往往能夠掩飾這一點，可一旦搬上舞臺這些人物的不合情理之處立刻昭然若揭。觀眾能夠本能地體察到劇中人物的行為不合常理，完全不符合人們在現實中的正常行為模式，因而覺得自己受到了愚弄。在他們的倒采聲中不僅有對劇作乏味的惱火，更有一股怨氣。

看完這出戲後你能夠理解亨利詹姆斯的寫作意圖,甚至可以說他也正是按照這一意圖去創作的。但很明顯,他遠未達到自己的目標。亨利鄙視英國劇壇,自信滿滿地認為自己能創作出遠在其之上的作品來。多年前在巴黎時他就曾寫道，自己已經“充分掌握了大仲馬、奧吉爾和薩多的技藝”，聲稱他“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如此看來，他沒能成為一名成功的劇作家也就不足為奇了。 這就好比是學會了自行車就以為學會了騎馬一樣。誰要是抱著這樣的想法騎上普奇立獵馬兜一圈的話,那他準保會在道跨欄前摔個嘴啃泥。亨利?詹姆斯的悲慘遭遇導致了另一個不幸的後果: 劇院經理們從此堅信小說家是寫不出好劇本的.


II
直到許多年後我本人纔有幸寫出了成功的劇本,並和亨利詹姆斯見了面。那是在《伊麗莎白和她的德國花園》的作者羅素夫人舉辦的一場午宴上，地點就在她靠近白金漢門的一所公寓裡——如果我沒記錯的話。那算是一場文學聚會,亨利詹姆斯理所當然地成了眾人的焦點。他對我說了幾句客套話，但他的話在我看來並沒有什麼深意。此後我記不清又過了多久，我去觀看舞臺協會演出的《櫻桃花園》下午場時，踫巧坐在了亨利詹姆斯和數學家克裡夫德的遺孀W.K.克裡夫德夫人旁邊。克裡夫德夫人本人也創作了兩部優秀的小說----《克萊斯夫人的罪行》和《安妮姑媽》。幕間休息時間很長，因此我們有充足的時間交談。亨利詹姆斯對《櫻桃花園》感到很困惑——這也不足為奇，因為他的戲劇觀是建立在大仲馬和薩爾杜的作品上的。第二次幕間休息時，他開始向我們解釋，這樣俄國式的混亂同他的法式品位是多麼的格格不入。他反反復復，吞吞吐吐，搜腸刮肚地想要找個準確的詞語來表達他的失望；和他相反，克裡福德夫人纔思敏捷，每次詹姆斯剛一停下撓頭，她立刻就猜到了他想找的詞，隨即脫口而出——這是詹姆斯不希望發生的。他很有風度，不便當面發作，但臉上卻劃過一絲難以察覺的神情，流露出他內心的惱怒。他固執地拒絕了夫人的提示，艱難地搜尋下一個替代詞，可夫人再次搶先一步，結果詹姆斯再次拒絕。這真是一幕高雅喜劇。

艾塞爾﹒伊文飾演契柯夫筆下那位優柔寡斷的女主人公。艾塞本人也喜怒無常、神經質、情緒化，因此非常適合這一角色，她的表演完美無缺。她也曾在我的劇作中大獲成功，詹姆斯便好奇地問起了她,我也盡己所能地作了答。這時詹姆斯想要問我一個非常簡單的問題，可他又不肯直截了當地問出口,覺得那樣過於粗俗,或許還有點市儈。至於他到底想問什麼，克裡福德夫人和我其實都清清楚楚。詹姆斯就像獵人追蹤馴鹿一樣小心翼翼地鋪陳著他的疑問。他偷偷摸摸得接近，可一旦感覺獵物嗅到了自己的氣味，立刻又縮了回去。就這樣他把自己的意思一層層包裹在越來越困窘的語言迷宮中，直到後克裡福德夫人再也受不了了，干脆脫口而出：“你的意思是，她是不是位淑女？”詹姆斯的臉上真切地浮現出痛苦的神情。剝去偽裝後，這個問題的粗俗不堪讓他憤怒異常。 詹姆斯假裝沒聽見。他絕望地打了個手勢，後說道：“她，是不是——哎呀，這個問題唐突得簡直就像把人逼到牆角一樣,叫人怎生是好——她是不是位飽經世故的女人？”

1910年我次來到美國，沿路訪問了波士頓。亨利詹姆斯的兄弟剛剛去世，他當時正和弟妹一同住在馬塞諸塞州的劍橋鎮。於是詹姆斯夫人（指亨利詹姆斯的弟妹-譯注）便邀請我去他家用晚餐。那天晚上隻有我們三個。當時的談話內容我已經不記得了，但我強烈地感受到了亨利詹姆斯的精神重負。晚餐後，未亡人告退，餐廳裡隻剩下了我們倆。亨利告訴我，他曾向弟弟保證，弟弟去世後自己會在劍橋停留六個月，這樣如果弟弟能從墳墓另一端傳來思緒的話，他總能在這世上找到兩個理解關切的聽眾。我不由地想， 鋻於詹姆斯極度緊張的精神狀態, 此刻他說的任何話都不能過於當真。他的心靈正遭受著如此的折磨, 任何幻覺都有可能浮出腦海。六個月這時眼看就要過去了，可墳墓那一段依然渺無音信。

就在我起身告辭時，亨利詹姆斯堅持要陪我走到街角去乘返回波士頓的電車。我說自己完全能一個人去，可他根本不聽。這不但是因為詹姆斯本性中的善良與殷勤，更是因為美國在他看來是一個陌生可怕的迷宮；沒有他的引導，我無疑會徹底地迷失其中。

一路上，詹姆斯向我吐露了一些他在詹姆斯太太面前出於禮節不便提及的話。他度日如年般地期盼著自己許諾的六個月早些過去，以便早日駛向幸福的英倫海岸。他渴望那一天的到來。而在這兒，在劍橋鎮，他感到如此無助。他已下定決心,從此永不踏足美國這個迷茫陌生的國度了。這時他說了一句在我聽來如此不可思議的話，我這輩子都忘不掉。“我遊蕩在空蕩蕩的波士頓街道上，”他說，“一個人影都看不到。就是在撒哈拉沙漠我都不會比在這裡更孤獨。”這時電車駛入了視線，亨利頓時焦躁萬分，拼命地揮著手，盡管這時電車離我們還有四分之一英裡遠。他擔心車子不停，懇請我務必以迅捷的速度跳上車子，因為它決不肯多停留一刻；一不小心，我就會被拖在車後，非死即傷，斷臂殘肢。我向他保證，自己坐慣了電車。不是美國電車，他對我說，它們的野蠻、非人、殘忍是超出一切想像的。他的焦躁情緒深深地感染了我，車子剛一停我立刻就跳了上去，感覺自己就像剛剛九死一生一樣。我看著詹姆斯在馬路中央立著兩條短腿，目送著電車遠去，感覺他似乎還在為我的僥幸逃脫而瑟瑟戰栗。

可盡管詹姆斯如此留戀英格蘭，但我相信他從沒有真正得融入那裡。在英國他依然是一個友好但挑剔的外國人。他沒法像英國人那樣本能地了解自己，因此他筆下的英國人物在我讀來總顯得不那麼真實。不過他的美國人物倒大體上是真實的——至少在英國人讀來是這樣的。詹姆斯有一些了不起的天賦，但缺乏移情的能力。而一個小說家隻有通過移情纔能代入人物的心理活動，想人物所想，感人物所感。福樓拜據說在描寫埃瑪包法利夫人的自殺時竟然嘔吐了，就好像他自己也吞下了砒霜一樣。我沒法想像亨利詹姆斯在寫下類似段落時也能做出同等的反應。就拿《《拜爾特拉費奧作者》來說吧，這篇作品中的母親任由自己年幼的獨子死於白喉，就因為她強烈反對丈夫的作品，不想讓兒子被其腐蝕。任何能夠真切地想像出母愛，想像出孩子在床上痛苦地輾轉反側，掙扎喘息的人都不會寫下這樣殘忍的段落。這種文字就是法國人做說的“純文學”。英語中沒有這個詞的嚴格對應。效仿“作家痙攣”（指痙攣的英文別稱——譯注）的說法，我們也可以把這叫做“作家廢話”。它是指那種純粹文學目的的寫作，完全不考慮其真實性或可能性。譬如說，一個小說家想知道謀殺是什麼感覺，於是便創造了一個人物，一個謀殺犯，他作案的動機就是想知道謀殺的感覺。這就叫做“純文學”。平常人犯下謀殺是出於各種從中牟利的動機，不是為了獲得某種新奇的體驗。那些偉大的小說家總是充滿激情地生活，哪怕他們離群索居。而亨利﹒詹姆斯總是滿足於透過窗戶看生活。但除非你親身體驗，親自成為一名生活悲喜劇的演員，否則你沒法令人信服地描繪生活，你的作品總是缺失點什麼。一個小說家不管多麼現實，都沒法像畫作印刷品那樣準確地反映生活。通過創作人物和人物經歷，他描繪出某種圖案；如果他筆下的人物有著和讀者一樣的動機、缺陷和情感，如果這個人物的經歷符合他們各自的性格特征，那他就更有可能讓讀者相信並接受他筆下的圖案。

亨利詹姆斯對親戚朋友們飽含深情，但這並不說明他具備愛的能力。每當他的故事小說涉及這一深刻的人類情感時，總顯得那麼愚鈍。盡管這很逗趣（逗趣的是作者而不是他的作品），但你時不時地會被一種不真實感拉回現實，因為他的描述不符合人類的行為方式。你沒法像看待《安娜卡列尼娜》或《包法利夫人》那樣嚴肅地看待亨利﹒詹姆斯的小說 。讀他的作品時你總是不禁莞爾，心中暗藏懷疑，就像你讀文藝復興時期的劇作一樣。(這個類比並不像表面上那麼牽強：如果康格裡夫也從事小說創作的話，他很有可能會寫下像亨利﹒詹姆斯的《梅西知道什麼》那樣混亂荒淫的色情故事。）他的小說和福樓拜或托爾斯泰作品間的差別就好像杜米埃和康斯坦丁蓋依斯間的差別那樣大。蓋伊斯畫中的漂亮女人坐著華麗的馬車駛在波伊斯的街道上，雍容華貴，但裘服之下卻沒有身體。她們賞心悅目，充滿魅力，但卻像夢一樣虛幻不實。亨利詹姆斯的小說就像老宅閣樓裡的蜘蛛網一——精巧，纖細，甚至美麗，但隨時都會被女僕用那把叫“常識”的掃帚粗暴地掃到一邊。

我寫這篇文章的目的不是要批評亨利詹姆斯的作品，但我沒法隻談亨利的為人而不談他的寫作。這兩者是密不可分的。 作者身份包含了他的個人身份。 對他來說，是藝術賦予了生命意義，但除了自己從事的寫作外他對其它藝術並不感興趣。戈斯動身前往威尼斯時亨利懇請他務必前往聖卡夏諾觀摩丁多列托的《耶穌受難像》。我很奇怪他為什麼推薦這幅精致但做作的畫作，卻沒有推薦提香那偉大的《進獻童貞瑪利亞》或是委羅內塞的《耶穌在利瓦伊房中》。所有認識亨利詹姆斯的人都沒法不動感情地去讀他的作品。他寫下的每行字句裡都有他自己的聲音；你不得不接受（不是心甘情願，而是情非得以 ）他後期作品中令人反胃的風格、笨拙的法式語風、堆砌形容詞、過分繁復的比喻以及臃腫的長句，因為這些就是作者自身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個你記憶中迷人，善良，浮誇又好笑的人。

在我看來亨利詹姆斯的朋友圈子並不理想。他們都占有欲極強，都隻把自己看作是亨利的真正知心人,彼此就像爭搶肉骨頭的狗一樣, 一旦懷疑別人膽敢挑戰自己在偶像面前獨一無二的膜拜權, 就要低聲怒吼。他們對詹姆斯的滿腔崇敬卻沒有給他帶來什麼好處。在我看來,這群人時常顯得傻呵呵的。 他們會一邊咯咯傻笑著一邊耳語：亨利詹姆斯私下裡說，《大使們》裡面那個寡婦紐森其實是靠做尿壺發財的，而亨利隻是出於禮貌纔沒有道明——但我不覺得這有什麼好笑的。如果說朋友們對亨利的景仰是他自己要來的，那恐怕不太公平；但他顯然對此很是受用。和他們的法國或德國同行不同，英國作家們不愛擺架子，因此“尊貴的市長”式的裝腔作勢在他們看來略顯荒誕。也許是因為他先接觸了法國名家的緣故，亨利像尊雕像般坦然接受仰慕者的頂禮膜拜，視之為理所當然。他很敏感，一旦覺得自己沒有得到應有的尊重就會生氣。一次我的一位年輕的愛爾蘭朋友和亨利詹姆斯一同在“希爾”宅度周末。女主人亨特夫人告訴亨利，這是個很有纔華的年輕人，於是周六下午亨利與他進行了一次交談。我的朋友脾氣急躁莽撞，終被詹姆斯講話時無休止的左斟右酌,搜腸刮肚給惹煩了，隨口蹦出一句：“噢，詹姆斯先生，我是個無足輕重的人,您用不著為了我掘地三尺地找好詞。隨便找些陳詞濫調來打發我就行了。”亨利詹姆斯大為觸怒，立刻向亨特夫人狀告這年輕人無禮，夫人隨即對他一陣嚴斥，責令他向這位貴客道歉，而他也照辦了。還有一次簡威爾斯哄著亨利詹姆斯和我陪她參加一場慈善舞會，舞會的名義是為了贊助某個HG威爾斯認同的崇高目標。正當威爾斯夫人，亨利和我在一間靠近舞池的前廳裡交談時，一個莽撞的小伙子突然闖了進來，打斷了亨利的話，一把抓住簡威爾斯的手說：“來跳支舞吧，威爾斯夫人。你可不想坐著聽這個老頭絮絮叨叨，沒完沒了。”這話可不太禮貌。簡﹒威爾斯緊張地瞟了亨利詹姆斯一眼，擠出一個微笑，然後跟著這個莽撞的小伙子走了。亨利﹒詹姆斯原本可以明智地對此一笑了之，可他太不習慣遭受如此待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