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告別金錢：古巴，十年

次出國的滋味：再見春天，再見巴黎

逆時針方向有效：以色列，一英寸接一英寸

無處之都：柏林花園的夏日

再見，阿瓦隆：重遊劍橋

從大海到閃亮的波濤：追逐美國

嘎吱嘎吱的腌蘿卜：近距離看日本

蠻荒西部 11 號：諾丁山邊緣

5 號口，2 號區，47 號屋：和索菲婭在莫斯科的日子

聖特羅佩朝聖之旅：蔚藍海岸的燔祭

溫暖的紅襪：在瑞典談錢

曲終人散：平行英國的四十年

天堂的笑臉：逆向迎接未來的維也納

泰晤士河上的彩虹：1951 年的南岸區

“（弗萊恩）是一位專門報道平凡之美的記者，不會嘩眾取寵……當我懷著愉悅的心情細細品讀他這些從容不迫的報道時，我意識到弗萊恩與大多數記者的不同還體現在另一方面。我們尋找的是不對勁的地方，要譴責的事，而他留意的是招人喜歡之處。”——《每日郵報》

“（弗萊恩）在半個世紀前從世界各地發回的悠閑報道，堪稱傳統新聞業在其文明、信息量豐富且引人入勝時代的典範。”——《愛爾蘭時報》

“在這些旅途報道中，我們看到了一個親切友好、享受豐富多彩人生的弗萊恩，他本人就是小說人物的原型。”——《泰晤士報》

“給人帶來極大的滿足感，非常享受。”——《星期日商業郵報》阿德裡安·墨菲（Adrienne Murphy）

“經典的弗萊恩式報道——生動、幽默而內斂。”——《好書指南》

“非常有意思的文集。”——《約克郡郵報》

 “引人入勝。”——《星期日獨立報》

“妙趣橫生，有時候這些報道顯得古怪，但很嚴肅，經受住了時間的考驗。”——《金融時報》

“無論他是在基布茲，還是在騎自行車，弗萊恩的觀察總是很敏銳，他的文字很迷人。”——《悅遊》

“好文字擁有持久的吸引力，永遠不會過時。”——《愛爾蘭觀察報》

序言

印像中，我有生以來寫的篇文章——或者說次寫東西——是學校布置的一篇以“長大後我喜歡住的房子”為主題的文章。如今，我早已不記得當時寫了些什麼，但對自己的一個創意之舉印像深刻——我為那篇文章配的圖並不是孩子們愛畫的那種玩偶屋，而是一座大膽的裝飾藝術風格的建築（那可是 20 世紀 30 年代末），平坦的屋頂，白色的粉刷牆，沿屋角展開的長長的橫拉窗。那時的我當有六七歲了，在那之前可能也寫過一些東西，但這篇文章之所以一直印在我的腦海中，是緣於我父親在讀後的一句評論：“或許你應該去當個記者。”

我不認為他說這話時是認真的。不同於時下的父母，我父親並不是個慣於鼓勵孩子的人。對於我參加各種文學活動，他頗不以為然。待我長到一定年齡，在未來該從事哪種具有現實意義的工作這一問題上，他認為我應當子承父業，當個推銷員。近 30年之後，他纔對我的工作流露出進一步的興趣。但從他說那句話開始，影響已經造成，因為從那時起，我就想當一名記者。

當然，我也想當一名作家，隻是這個想法似乎過於雄心勃勃，實難公之於世——且難以表述，即便於我而言，亦是如此，因為那時的我並不知道自己想寫什麼。一兩年後，我人生次創作劇本，以自己制作的幾個木偶為角色編寫了故事，但我不認為當時的我萌生過有朝一日或許能以此謀生的念頭。我開始寫一部小說（但從未完成過），關於孩子們劃著小舢板在湖區四處闖蕩的經歷，盡管我此前從未見過小舢板，也沒去過湖區，隻是通過亞瑟·蘭瑟姆的作品有所了解。後來，我又在不同的作業本上寫滿自創的詩歌，雖然彼時的我對格律毫無概念，但我不記得自己曾覺得寫小說或詩歌是個值得投入的職業。十幾歲時，我曾短暫期待未來從事其他職業，例如工業化學家，或者商業攝影師，不過鋻於我在動手能力方面的不足，相比擁有文學抱負，這兩種職業顯得更為不切實際。而我終究還是想當一名記者。

對於這份工作，我不知道該有怎樣的憧憬。我是讀著昔日的《新聞紀事報》長大的，這是一份很正派、支持英國自由黨的報紙，不過在我進入這一行沒多久，它就因為正派或崇尚自由主義，或兩者兼有而倒閉了。詹姆斯·卡梅倫是該報的明星記者。我希望我能說自己記得一些他的報道，可惜並沒有——我隻記得次見到他時的情景。當時我還是個大學在校生，假期找了一份為蘇聯學生代表團擔當翻譯的工作。代表團在行程中安排了參觀《新聞紀事報》位於布維爾街的辦公室這個環節，我們一行人站在類似於接待參觀者的廊道裡，透過隔音窗看著新聞編輯室。突然，我忘記了身邊這群來自蘇聯的客戶，因為他就在那兒，真是令人難以置信，身材修長，皮膚黝黑，如電影明星一樣，十分英俊，他穿著潔白的襯衣，多尼蓋爾粗花呢緊身褲，腳蹬絨面皮鞋，雙手叉腰，不耐煩地在編輯室裡來回踱步，仿佛被困在籠中的老虎。他儼然就是這出編輯室的日常精彩無聲劇中的明星。

次年，我畢業後進入《曼徹斯特衛報》的記者站開始為期六個月的試用期，當時的我是否以為自己將開啟卡梅倫那樣緊湊的職業生涯？然而，我在那兒的起步與預想的截然不同——可以說是充滿艱辛。我的起薪是一周 12 個幾尼（那是 1957 年），買不起第二雙鞋，所以那雙陪我度過靠學生助學金維持的三年時間、早已磨出洞的鞋還是沒被補好。接下去的六個月裡，我仍然隻能穿著它們，曼徹斯特出名的雨水始終在鞋子裡吧唧吧唧作響。等我終於加薪後，自然是要去買一雙絨面皮鞋了，還一並添置了白襯衣和多尼蓋爾粗花呢緊身褲。不過這套裝扮始終無法與《衛報》的風格徹底融合，倒是招來了麥克的譏諷。此君是夜班新聞編輯，嘴硬心軟，他威脅說隻要一有倉庫發生嚴重火災，就會派我去報道，到時候我的褲子、襯衣和鞋子就會被燃燒產生的大片灰燼、物體熔化形成的黏糊糊液體給毀了。

我始終沒能擁有這種衝入黑暗的勇猛。或許，待在記者室裡的我們與不顧一切的闖勁八竿子打不著。通過房間裡辦公設備的擺設能窺見我們的風格——整個房間有兩臺電話，都裝在隔音間裡，古董打字機擺放在更為古老的辦公桌上，為了便於手寫，桌面是傾斜的，所以當你工作時，打字機會一邊振動一邊往下滑，後落在你的大腿上，疼得很。我們擅長撰寫“多彩的報道”，喜歡這樣的感覺，即正是通過經我們精雕細琢的文章，這份報紙纔被賦予鮮明的個性和基調。

在寫完上一段文字之前，我一直捫心自問，究竟是什麼構成了“多彩的”風格。在當時，答案似乎是顯而易見的，即各種奇聞逸事，尤其是任何與工業化的西北部民間傳統有關聯的事物。例如，一年一度穿城而過的白色遊行；後的木屐鞋匠和火車站敲窗人；任何與牛筋、黑布丁有關的事；不過對於闖入這個陰郁世界的有趣新事物——桑拿浴、科學、脫衣舞俱樂部，我們同樣會感到驚訝。諾曼·施拉普內爾是我們的明星記者，他看上去像一位退役的印度軍官，出了名的害羞，所有的報道都是在不與人交談的情況下完成的。據說有一次，為了躲一位熱心過度的新聞官，他竟把自己反鎖在廁所裡。

時任日班新聞編輯的哈裡·惠威爾會時不時從他的辦公室過來，查看我們的工作情況，他的嘴角會因為突然想到這個世界上發生的一些被無視的怪事而抽搐，露出揶揄的表情。“邁克爾，我看得出來，你這會兒空得很。你有沒有想過這個國家其他地方的人是怎麼處理牛肚的？如果他們不喫牛肚，是直接把這部分扔了嗎？這麼一來，我們每年是不是會浪費幾百萬磅的牛肚？找一兩家屠宰場聊聊吧，看看有沒有東西可寫。”

如果我們報道的是曼徹斯特城內發生的事，就會在稿件開頭注上“BOOR”，排版員會擴至“由本報記者報道”（By Our Own Reporter）。如果報道的是曼徹斯特以外的事，我們就會注上“FOSC”——“由特約記者報道”（From Our Special Correspondent）。我們常常連續數天都是“FOSC”，報道各地發生的事，每天敲下一千個字，措辭優美地描繪發生在這裡的牧羊犬選撥賽，那裡的一場礦工聯歡會，或者是法恩群島針對灰海豹的選擇性捕殺，唐卡斯特後的一臺蒸汽機。每天下班時，我們會打電話跟哈裡說下期策劃，據理力爭，絞盡腦汁，用能想到的各種離奇古怪的點來逗其一樂。我記得托基有一頭用杏仁蛋白糖做成的河馬，馬恩島遭遇過憲法危機，伍斯特郡有一個住在樹上的垃圾工，以及中部地區特約記者大衛·格雷在調查塞文河一艘渡輪年久失修事件時，結果發現運營該渡輪的是當地一家名為 Doolittle 1 & Dalley 的房產代理商，那天整個辦公室都樂得不行。

50 年代後期流行的品位是不落俗套——拐彎抹角的幽默和冷爵士——這期間，詹姆斯·卡梅倫、諾曼·施拉普內爾都不是我一心學習的目標——《觀察家報》的約翰·蓋爾纔是。《觀察家報》是我和朋友在大學期間讀過的報紙。我曾跟大學時期的一個女朋友誇口自己的志向就是30 歲時當上《觀察家報》的主編——相比化學家或攝影師，這個目標顯得更為可笑，不僅因為我缺乏編輯能力，還因為時任《觀察家報》主編的大衛·阿斯特同時也是這份報紙的老板，身價百萬，我要當主編就得買下他所擁有的股權纔行。大多數時候，我們是衝著肯尼斯·泰南，當然還有那位幽默的專欄作家保羅·詹寧斯以及書評去看這份報紙的。但吸引我的還是約翰·蓋爾的文字。

他那躍然紙上的敏銳觀察、質樸的文風令我著迷。他有一雙能留意到微不足道細節的慧眼，還有一對能聽懂晦澀言論的慧耳。在他撰寫的新聞稿件中，你察覺不到其個人偏好，卻總會有這樣一種感覺，即這種“缺席”背後隱藏著一個幽靈—— 一個態度超然、熱衷譏諷的旁觀者。在我早期為《衛報》撰寫的稿件中，也總是會以無聲細雨作為開場。蒼白的月亮沒來由地在即將隱入歷史的木屐鞋匠身後升起。被辭退的樹籬編織工在前一晚的電視節目中說些無關緊要的話。牛肚處理代表大會於某個蕭瑟的秋天結束。

當然，隻要有機會，我們也會報道一些重大事件——火車相撞和空難，罷工和暴風雪，議員補選和來訪名人。在來曼徹斯特之前，我很擔心自己的速記速度不夠快。可事實證明這算不上什麼大問題，因為其他報紙的記者並沒有將《衛報》列入不容小覷的競爭對手之列，他們通常會在事後找到你，將他們自己的筆記“借給你”——他們視之為人生應當履行的慈善義務之一。偶爾，我們甚至會報道謀殺案，前提是案件過於令人震驚，無法對其視而不見。有一次，我被派去報道一起案件，一位銀行經理失控用斧子砍傷自己的妻子、孩子及丈母娘，整個晚上，他沒有采取救援措施，任親人們慢慢死去，然後，他將一把生鏽的剪刀刺入自己的胸膛，試圖自殺。“別干傻事，”新聞編輯焦慮地叮囑我，“別搶其他人的風頭。你要做的就是參加警方召開的新聞發布會，去銀行外面看一看，然後就可以回辦公室了。”至於在隨後的報道中是否出現了細雨飄落的場景，我記不起來了。

總體來說，我很享受這段時光（報道謀殺案除外），並且想方設法加深對曼徹斯特和英格蘭北部地區的了解。除了火災和風情民俗外，我也會撰寫有關中等教育、監獄條件、射電天文學和核能的文章。哈羅德·麥克米倫戴著著名的白色皮帽訪問莫斯科時，相關報道也是我負責的。可一想到與我同一時代的真正記者在干什麼，我就會羞愧難當。1963 年的一個晚上，詹姆斯·卡梅倫在倫敦參加完一個派對出來，從街頭一路人那裡獲悉肯尼迪遇刺的消息。他顧不上去拿牙刷，也沒去考慮怎麼付機票錢，就直接去了希思羅機場，憑借伶牙俐齒終登上了飛往達拉斯的航班。我的朋友、比我早進入劍橋的尼古拉斯·托馬林（Nicholas Tomalin）次被《星期日泰晤士報》派往越南，他在那裡寫出了戰時好的報道之一。後來，他在以色列報道贖罪日戰爭時不幸遇害。而我接近的戰爭就是“鱈魚戰爭”——冰島單方面擴大禁漁界限，英國的拖網漁船拒絕讓步，英國派出皇家海軍為其護航。嚴格說來，我與鱈魚戰爭的距離也沒有那麼近。當時我乘坐一艘年代久遠的掃雷艇，但速度實在太慢，無法趕上冰島的炮艇。總之，掃雷艇的雷達壞了，而且，冰島宣布新禁漁界限的天海上起了大霧，我們隻能停下來。我不停地倒火車，隻為了瞥一眼在白茫茫的海上時隱時現的漁船以及驅逐漁船的炮艇。我通過補給索上了一艘雷達正常、速度極快的驅逐艦——但那之後，我再也沒有見到過冰島炮艇。一周又一周，盡管大多數時候天氣是還算不錯的陰天，但我看到的隻有在地平線上緩緩起伏的冰島。

我就是這樣開啟職業生涯的——以記者身份。也正是在曼徹斯特的這兩年時間裡，我開始寫自己部真正意義上的小說。當時，報社采取的工作制度是一周工作六天和一周工作四天交替進行。每到有三天休息的周末，我就會待在自己能找到的寫作氛圍的處所——一間配備了破爛家具的“工作室”，在拉什奧爾區和朗塞特區交界處一座舊公寓樓的低層，角落裡廚房區煤氣味和培根的油脂味混在一起，整個房間的氛圍很是壓抑。我面前擺著那臺小小的帝國牌便攜式打字機，那些按鍵耐心等待著，等待著被敲擊——桀驁不馴的金屬字模聚成一個確鑿的組合——等待著開工的信號。而我盯著的天窗，對著灰蒙蒙的工業霧霾，尋找靈感。遇到銀行假日或“喚醒周”，霧霾散去，我能看到奧爾德姆的工廠大煙囪——但這些不足以成為小說素材。

激勵我投入小說創作的是霍華德·斯普林的自傳，我懷疑記者室裡所有人都悄悄研習過他的自傳。40 年前，斯普林也在這個辦公室工作過，後來成為一名暢銷小說家。他的經歷讓我們所有人看到了希望。更令人鼓舞的是，他聲稱當他開始創作個人部成功的小說時，隻想好了開場的句話：“這個女人沿著馬路走著，全身燃燒起來，如同一隻金剛鸚鵡。”這聽上去實在是太簡單了！現在，我已不記得自己那部小說的開頭是怎麼寫的，隻記得後，按照我那聘請不久的經紀人的建議，我把稿子塞進一個棕色的信封裡，然後塞到抽屜深處。她說她很喜歡小說的前 30 頁，但接下去的 300 頁寫得實在是太糟糕了。

我隻能繼續與那些穿著木屐的舞者和連綿不斷的陰雨作伴。

*

這本報道集並沒有收錄我在初兩年所寫的文章。其中大多數都是在我職業生涯的後期創作的，當時我以自由職業者的身份重新開始進行新聞報道。那之前，我搬離了曼徹斯特和那個房間，回倫敦待了八年，負責幽默專欄——為《衛報》寫了兩年，每周三篇，為《觀察家報》寫了六年，每周一篇。在我看來，一件事連續干八年算是夠久了。那些堅持時間太長的專欄作家和幽默作家的情況可不怎麼令人感到鼓舞。

當時我結婚了，妻子在很多方面改善了我的生活，其中之一就是用她那臺優雅高效的奧利維蒂牌打字機取代了我那臺又舊又破的帝國牌打字機，前者可是那個時代的設計標杆之一。在奧利維蒂的幫助下，我寫了一部小說並付梓。其實，這期間，我一共寫了四部小說——其中一部名叫《晨時將盡》，裡面的記者總是在相互告誡，得在 40 歲之前離開新聞業。我當時是 35 歲，人生似乎還存在進一步探索的可能。我想寫……呃……我究竟想寫什麼？更多的小說，這是當然的了，還有更多的電視劇本，這方面我剛開始嘗試，或許（暗中還希望）寫舞臺劇本，盡管我之前在那麼多篇專欄文章中對戲劇極盡嘲諷之能事。

我得養家糊口，為了支付賬單，我與《觀察家報》簽訂了一份合同，時不時為其寫些篇幅較長的報道——“前沿評論”，幫人度過一個有品位的周日下午。不過如果可能的話，讀者們在享用完午餐後或許更樂意去打個瞌睡。這些文章不同於專欄文章，並不包含我的見解和虛構的內容，都是清晰直白的敘述報道。人生通常是往前走的，而我卻在終於決定放棄常規新聞工作之際再度成為一名記者。

事實上，這並不僅僅是錢的問題。當時的我覺得是時候走出去，再度看看這個世界了。有些憤世嫉俗者否定虛構小說與現實報道之間存在實質性的差別。盡管看起來沒這個必要，但有時候，我會覺得應該有法律規定所有小說家必須時常走出去寫些報道，這樣纔能提醒他們眼前的這個真實世界與身後那個虛構的世界有多麼不同。在腦海中構思小說——無論是苦苦思索，還是靈感自動浮現——其內容本身已經變得容易駕馭，特定的人物和事件被孤立，再以某種方式聯繫在一起，可以通過語言進行描述。

但在現實世界，情況截然不同。首先，沒有事物是以語言的形式存在的—— 一切都處於無法付諸言辭的形態中。關於事物的來龍去脈，並沒有相應的解釋說明。即便你能找到見證者，可以提供口頭形式的證詞，但他們對同一物體的印像、對同一事件的記憶又會呈現出天壤之別。每件事物都是那麼的復雜！各種因素緊密關聯，不可分割。要描述事物就得做出選擇，從中選擇一個微小的樣本。但步要確立選擇的原則，即怎樣確定特定的目標？

方法之一是選擇那些看起來與眾不同的事物，它們是非典型或者超乎尋常的代表——英勇無畏，卑劣可恥；宏偉壯麗，丑陋怪誕；異域風情，嚴苛。也正是因為此類事物脫離於我們的日常經歷，要描述它們，並將你對它們的印像傳達給讀者並非易事。但我的選擇——不描述非凡之事，而是記錄平凡、典型、尋常的事物——同樣有難度。我會去到這個世界的其他地方，隻帶上我妻子那臺美麗的奧利維蒂牌打字機，還有我的無知，嘗試從外來者的角度進行報道。或許是因為諾曼·施拉普內爾的撰稿習慣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像，以至於我會盡量避免進行正式的訪談，尤其是對政治家和專家。我不會刻意為之，而是通過隨性接觸，留意後續發展。用雙眼觀察，靠雙耳傾聽。我會保留自己的看法。上述隻是理論。實際操作起來卻大相徑庭。我報道的個

主題是古巴——在那裡，幾乎日常生活中所有的事情都顯得非同尋常。同時，如果沒有官員及專家的幫助，沒有他們的解釋和概括，是無法對古巴進行連貫報道的。更糟的是，我發現自己無法像先前承諾的那樣保持中立。我見到的一切似乎都隻是大局的組成部分，是認同或反對革命及其結果的證據——而所謂的大局，每天，每時每刻，隨著近一個與我交談的人，隨著每一次的天氣變化，都會消散再重組，令人困惑。

我發現，我寫過的每一個地方多少都會出現這種情況，就連那些風俗習慣、社會安排為我所熟悉的歐洲城市亦不例外。我本打算從我描述的事物中完全抽離出來，引領讀者踏上旅程，而我不會夾雜在他們與所見所聞之間。可我做不到，我和我那不斷變化的感受總是與這些旅程互相交織，難以分割。或許，與戰地記者、出入沙漠及叢林的嚴肅旅行者所經歷的恐懼與苦難相比，我的體驗顯得微不足道。然而，來到陌生的城市，入住沉悶的酒店房間，忍受著對妻兒的深切思念，感覺自己仿佛又變成了一個孩子。想到要打電話給勉強算是有點聯繫的陌生人，打擾對方的生活，請他們撥冗與自己踫面，面對如此淒慘的境遇，很難不感到沮喪。同樣，次日清晨在明媚陽光和溫暖清風中醒來，很難不會覺得自己猶如自由翱翔的飛鳥。享受著他人友善的微笑致意或者是路人曖昧的回眸，很難不縱容自己當一天無憂無慮的榮譽市民。

拋開個人感受，我就如同一臺光電設備，保持客觀中立。我腦袋前部那兩個晶狀體專注於面前事物散發出的光芒，腦袋兩側那兩個小小的接收站負責接收相關的聲音。這一小部分光子，局部的氣壓變化，通過我大腦的處理，從原本的物理偶發現像轉換為信息，而我會根據特定的經驗、書本知識、偏見、環境及我在人生更早階段做出的選擇賦予我的認知，對這些信息進行解讀。後來當我開始研究一些相對論和量子力學的結果時，就發現即便是被認為客觀的、由科學家給出的關於這個世界的陳述也會受到同樣的限制。觀察者和觀察對像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繫。

所以盡管很不情願，我本人卻依然不可避免地存在於這些文章中。有些主題是我出於以前的興趣或新近冒出來的好奇心選擇的，有些則是《觀察家報》提議的。我很感謝《觀察家報》委托我寫這些報道，也要感謝如今擔任這份報紙執行主編以及《衛報》編輯的阿倫·拉斯布裡傑，他慷慨同意我將這些文章收錄入此書。

這本文集中有一些文章則是在不同情境下寫成的。《蠻荒西部 11 號》是我為《格蘭塔》（Granta）志的周年紀念特刊所寫的，當時它還隻是一份劍橋大學的學生刊物。《泰晤士河上的彩虹》則是為《緊縮時代》創作的，這本有數位作者參與的散文集由菲利普·弗蘭奇和邁克爾·希松斯編選，講述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工黨執政的那幾年，即 1945 年至 1951 年。《聖特羅佩朝聖之旅》以及《從大海到閃亮的波濤》是我在離開《觀察家報》後寫的，後者其實是我在當時寫的一繫列專欄文章之一。我的部小說《罐頭人》贏得了毛姆文學獎。但該獎項規定，獲獎者必須在英國以外的地方待上至少三個月，然而當時的獎金隻有 500 英鎊，所以這是一筆代價不菲的饋贈，尤其是家人要和我一起出行，我隻能繼續干老本行貼補收入。

其中一些文章成為我日後創作的靈感源泉。我初寫的劇本之一《雲》就是以古巴為背景的。關於柏林的幾篇文章更是結出了豐碩的果實。當我找到《觀察家報》的主編大衛·阿斯特，將我對德國有興趣卻苦於找不到聚焦點的煩惱告訴他時，正是他提議寫寫柏林。我被這座城市深深吸引，部分是因為戰爭造成的巨大破壞，還有位於東德腹地、被隔離的西柏林，要理解柏林，需要不斷投入想像力，同時結合這座城市的歷史及其初的功用。我和一位名叫丹尼斯·馬克斯的年輕電視導演合作拍攝了一部另一個主題的短片。在發現他也痴迷於柏林後，我們說服 BBC 讓我們拍攝一部關於這座城市的 90 分鐘影片。此後，我和丹尼斯又一起拍攝了一繫列紀錄片，聚焦不同的地方——維也納、倫敦郊區、耶路撒冷、澳大利亞、布拉格和布達佩斯。也正是從陷入對德國的長期迷戀開始，我創作了不少劇本和小說。我覺得，這些作品引發的常見問題——即關於觀察者及觀察對像之間關繫的思考，使得我素來對此類問題所抱有的理論興趣變得更加強烈，後來也成了《人性接觸》一書探討的主題。

自寫完這些文章後，世界發生了不小的變化。現在還有人記得 TWA 1 或福特野馬嗎？有人知道肯尼·埃弗雷特是誰嗎？12s.6d是什麼意思？有人知道 1969 年，以色列仍然占據著內蓋夫，隔著蘇伊士運河與埃及發生衝突嗎？或者這個世界上曾經存在一個叫南斯拉夫的國家？習慣用法也發生了改變。如果現在還在寫作，我就不能用“黑鬼”或“有色人種”稱呼我那黑膚色的鄰居，也不能稱政治困局導致 1951 年成為“同性戀紀念的一年”。但彼時寫作的我現在不寫了。同時，個人感悟也在發生變化——以更為潛移默化的方式。現在的我為自己以前在劍橋時能自由享受並保有這種強烈的感受而感到尷尬。

這些文章對我而言意義重大。我希望其中一些仍然引發讀者的“考古”興趣。關於莫斯科和柏林的兩篇文章描述的是一個已經消失在歷史塵埃中的世界。而關於巴黎和劍橋的兩篇文章可能捕捉到了這兩座城市在被大眾旅遊業吞噬之前的風貌。或許歲月長河中某些時刻的某些場景在所有這些文章中被定格。平淡無奇的場景，平淡無奇的時刻，就像家庭相冊中出現在快照背景裡的海灘和花園那樣。

1968 年，我寫了個人電視劇本，得到了父親的鼓勵，這是他第二次就我從事寫作一事給予支持。但更讓我開心的是，一年後，關於古巴的一繫列報道讓他第三次（同時也是後一次）對我表示肯定。“你應該多做做這種事。”他說。至於他是意識到我在此前十餘年時間裡一直斷斷續續在做“這種事”，還是記起來自己在約二十年前讓我萌生做“這種事”的念頭，在我有機會的時候，始終沒能找他問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