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諾曼·霍姆斯·皮爾遜
“那段過往，跟倫敦大轟炸一起，被實實在在地炸入我的意識之中。”H. D. 如是說。她於1944年首次書寫的弗洛伊德為她精神分析的經歷，就屬於這過往的一部分。在弗洛伊德面前，在書桌上、牆上滿是各種像征著歷史的小擺設的咨詢室裡，她回到了自己的童年，回到了她婚姻的破裂、孩子的出生，回到哥哥在法國服役期間的死亡、緊隨其後令她震驚的父親的死亡，以及她與倫敦文學圈的關繫破裂—其中包括奧爾丁頓、龐德和勞倫斯，所有人都分道揚鑣。在20世紀30年代初的維也納，隨著這些事件投下的陰影越來越長，她開始將這些屬於自己的歷史碎片拼湊起來。面對一場新的戰爭，知道它即將到來，她就像恐懼上一場戰爭一樣恐懼它。
弗洛伊德幫助她回憶，並且幫助她理解這些回憶。當《牆上的文字》（Writting on the Wall）結集成冊，以《致敬弗洛伊德》（Tribute to Freud）為題出版之際，戰爭已經到來。毀滅不再是一種威脅，而成為一種現實。經驗就是一張復寫羊皮紙。她再次意識到，對她而言，持續地回憶是如此重要。回憶弗洛伊德是重要的，因為回憶他也就意味著回
憶自己曾同他一起回憶起的那些東西。“對我而言，它是如此重要，”她又寫了一遍，“它是如此重要，我自己的傳奇。是的，我自己的傳奇。接下來，我要從中痊愈，然後重新創造它。”她在許多不同的意義上使用“傳奇”這個詞—指稱故事、歷史、敘述、閱讀的材料、她自己的神話。H. D. 的戰爭年代為她重新帶來了驚人的活力。從某種意義上說，沉寂多年的她突然間寫出了自己的戰爭三部曲、幾部小說，以及數篇短篇，這些作品至今還未刊行。還有《在埃文河邊》（By Avon River）的文本，《讓我活下去》（Bid Meto Live）的草稿，以及《致敬弗洛伊德》。這些作品都是再創作。所有的文學作品都是如此。
《致敬弗洛伊德》的早期版本在美國已經絕版。作為那位傑出精神分析學家的非正式肖像，這本書一直都有著好的名聲和魅力。在過去的兩年裡，英文版、法文版和意大利文版相繼面世，不久之後還會有德文版。弗洛伊德的傳記作者歐內斯特·瓊斯，在1956年的《國際精神分析雜志》（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上發表了一篇書評，為這本書定下了基調。他說：“這本書及其再合適不過的標題，無疑是迄今為止能夠評述弗洛伊德人格的，最悅人、最珍貴的文字。隻有富有創造力的藝術家纔能寫出這樣的作品。它就像一朵嬌花，使科學家不忍用粗糙的筆觸去描繪，以免玷污了它。我隻能說，我嫉妒每一個尚未讀過此書的人，它將作為弗洛伊德傳記文學中最迷人的一筆而永存。”H. D. 很高興。倘若她還在世，也會對最近的贊譽感到高興；諾曼·霍蘭德在他關於詩歌創作和感受的精神分析研究《每個人的詩歌》中寫道：“據我所知，沒有哪個被分析者的記錄能比這本書更詳盡地描述弗洛伊德，包括他的技術，以及與他一起進行精神分析的體驗。”而這本擴充版的《致敬弗洛伊德》包含的內容隻多不少。
正如H. D. 在作者序言中所說的那樣：《牆上的文字》“未參考1933年春在維也納時做的筆記”。當時那些筆記被留在了瑞士。直到戰後，她回到洛桑找到那些筆記，纔開始寫作“《聖臨》，《牆上的文字》的續寫或者序章”。《牆上的文字》是一種冥想，《聖臨》則是它的注解。初版的《牆上的文字》沒有收錄《聖臨》這一包含更多私人細節的部分，而現在，將它收入本書的第二部分再合適不過了。在當中，她為《牆上的文字》做評注，並對她自身以及自我之重要性進行了拓展。《聖臨》即是見證。
她在《聖臨》中寫道：“我恰巧處在我父親的科學與我母親的藝術之光的邊緣或半影中—那正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或哲學。我必須尋找一些新詞，就像教授尋找或創造新詞來解釋某些尚未被記錄過的心理或存在狀態。”之前當然已有記錄存在，無論是弗洛伊德本人的，或類似奧托·蘭克的《英雄誕生的神話》。後者是她向弗洛伊德講述自己關於埃及公主以及漂浮在蘆葦叢中的嬰兒的夢時，弗洛伊德特意推薦給她的。但弗洛伊德的確能—用H. D. 的話來說—“跟上我富創造力的思維”。弗洛伊德知道她需要自己進行記錄，沒有人可以代勞。弗洛伊德熱切關注著藝術的個體發生學。而神智學家範德萊烏與H. D. 在伯格街的會面也絕非偶然。
她在1932年寫道：“我開始大量地閱讀精神分析的期刊、書籍，並開始研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我與別人討論前往維也納與弗洛伊德本人見面的可能性。”討論對像是在柏林認識的弗洛伊德的傑出的學生，同時也是她所在文學圈的成員漢斯·薩克斯醫生，他為H. D. 做過精神分析。在稍早的1931年，H. D. 進行過一些不甚滿意的精神分析，那是在倫敦的瑪麗·查德威克處，一共二十四次，因為彼時她一個朋友的崩潰使她本人也面臨崩潰。在更早的時候，一戰行將結束時，她曾與哈夫洛克·靄理士在布裡克斯頓進行了一次非正式的精神分析。後來在1920年，H. D. 與他以及布賴爾一同乘船前往馬耳他和希臘，但這次同行似乎沒有在他們任何一個人心中產生難忘的影響。H. D. 因他對《關於思考與幻像的筆記》（Notes on Thought and Vision）的冷漠態度而感到失望，她用諾曼·道格拉斯的一句雋語
來概括自己對他的主要印像：“他隻是盲人國裡的獨眼人罷了。”
在弗洛伊德更完整的視野中，她同時找到了刺激與鼓勵。在《聖臨》和《牆上的文字》完成多年後，她又一次回到了對他的回憶中。她即將走到人生的終點，在因髖骨骨折而入院治療時，她寫道：“當然，正如教授所說，‘總有一些事物有待發現’。我感到他說的就是他自己（這句話是在一個非正式的時刻說出的，那時我正要離開）。仿佛我所說的東西是什麼新的事物，他甚至覺得我對他而言是一種新的體驗。他一定也這麼看其他人，但我卻感受到了他那私人的喜悅，因為我是新的。每個人都是新的，每個夢與夢之間的聯繫都是新的。即便在年復一年細致、艱辛的研究之後，這一切仍然都是新的。”
新鮮感產生於弗洛伊德的那些小擺件與H. D. 的回憶之間，那時它們的語境已經發生了變化。我們總是在重新創造歷史。當她身處弗洛伊德的咨詢室，被他那些珍寶環繞，回憶起童年的細節時，她是在重新定義她的童年以及這些小擺件。她記錄過一個夢：“‘我的母親，我的母親……’我哭著，猛烈地抽泣，流淚，流淚，流淚。”H. D. 的母親是摩拉維亞教會
的教徒，非常熱衷於密儀和愛筵。她會作畫，是一位音樂家，並且對弟弟，即H. D. 的舅舅J. 弗雷德·沃利（J. Fred Wolle）進行了音樂啟蒙。沃利於H. D. 童年時期曾在摩拉維亞教會擔任管風琴師，之後又在慕尼黑學習了管風琴與復調音樂。正是他創立了迄今已經七十五周年的巴赫音樂節，這使得伯利恆聞名遐邇。H. D. 的祖父（文中的“爸爸利”），弗朗西斯·沃利牧師，是《美國的鼓藻》（Desmids of the United States，1884）、《美國的淡水藻》（Freshwater Algae of the United States，1887），以及《北美的硅藻》（Diatomaceae of North America，1890）的作者。他會使用顯微鏡，但對他的家庭而言更重要的是，直到1881年退休，他擔任摩拉維亞教會神學院院長長達二十年。H. D. 一直身處摩拉維亞教的氛圍之中。
- D. 的父親年紀比較大，並且正如她一直推測的那樣，是一個“外來者”，而她是這個再婚的鰥夫的孩子。他是中西部地區的新英格蘭人，教授數學，是一個天文學家，會在夜裡描繪星圖，直到第二天中午纔起床。“我一生中從未收到過他的信。隻在極少數情況下，當他出遠門時，母親會和我們分享他的來信。他有時會寫一些古怪的韻文。”
她覺得自己是父親最喜歡的孩子，而母親最喜歡哥哥。“但母親是繆斯，是造物主，於我而言尤其如此，因為我母親的名字是海倫。”她在《聖臨》中寫道：“很明顯，這些都是我繼承來的。這種想像的能力，繼承自我那音樂家、畫家母親。”但這種繼承關繫並不簡單。“‘我的母親，我的母親……’我哭著……”正如她在其他作品中寫到的：“她隻覺得自己令父親感到失望，而在母親眼中是一隻古怪的小鴨子。”
查爾斯·杜利特爾生於1843年。他的第一次婚姻是在1866年的密歇根，第二次婚姻在1882年，與海倫·沃利。H. D. 出生時，他四十三歲，在裡海大學擔任數學與天文學教授。1895—1912年，他在賓夕法尼亞大學擔任天文學教授，同時是位於費城市郊上達比鎮的花卉天文觀測臺的主管。他是一位擁有榮譽學位的科學家，撰寫了一繫列關於天頂儀觀測結果的專著，以及《實用天文學在航海中的應用》（Practical Astronomy as Applied to Geodesy and
Navigation，1885）。他的兒子埃裡克·杜利特爾（Eric Doolittle，1869—1920）繼承了他的教職以及主管職位。
- D. 小時候有時會將威廉·莫裡斯當成自己精神上的父親。“他是我從未擁有過的教父……直到十六歲之前（就像我所說的）我都對他所知甚少。我那時正在戈登女士學校上學，皮徹女士給了我一本他的書；在那之後不久，埃茲拉·龐德為我讀詩。皮徹女士給的那本書是關於家具的，也許隻是一些古怪的介紹而已。但我父親曾經依照威廉·莫裡斯的設計，為我的房間打造了一把長椅，還在樓下打造了一些書櫃。父親小時候做過木匠學徒。這個‘威廉·莫裡斯’父親也許會將我送去一所藝術學校，但那位天文學和數學教授堅持要我去大學。他希望最終（他甚至這樣說過）將我塑造成一個數學家，一個研究員或科學家，（他甚至這樣說過）像居裡夫人那樣。他的確將我塑造成了一個研究員，但完全是在另一個維度上。我很晚纔發現威廉·莫裡斯，並且完全事出偶然，盡管我們被告知‘世上沒有什麼事情是偶然的’。我必須在藝術家與科學家之間做出選擇，因為我的人生全取決於此。在大學堅持到第二年，我經歷了一場輕微的崩潰，然後計劃與埃茲拉·龐德訂婚。”
她做出了自己的選擇，但父母不認可這個女婿。她離開了布林莫爾，離開費城前往紐約，之後又離開紐約前往倫敦。從那以後她就一直孤身一人。她希望得到母親的愛，也同樣渴望父親的愛。他們都出現在了她的“傳奇”中。她的詩《致敬天使》（“Tribute to the Angels”）與《牆上的文字》寫於同一年。其中她問道：
這母親–父親究竟為何
撕扯著我們的五髒六腑？
這令人不滿的對偶究竟為何
讓你永遠無法滿足？
她在《聖臨》中寫道：“房子以一種難以言喻的方式依賴於父親–母親。在整合或更新的節點上，絲毫沒有關於那種矛盾的忠誠感的衝突。”這是她所追求的整合，這時她終於能理解自己的記憶，並說出：“我擁有我自己。”然而，逃離對她而言是必要的一步。她在1950年回顧過去時，曾給我寫了一封信，信中說道：“我認為我之所以不喜歡布林莫爾大學並不是因為它。大學的第二年被我與E. P. 的戀情闖入了，甚至可以說被攔腰斬斷。畢竟在當時，他為我的逃離提供了一個刺激或衝動—這在那時至關重要。我當時正感到自己仿佛從兩張凳子間掉落，一邊是母親的音樂圈子，一邊是父親和同父異母的哥哥的星光！但我確實找到了自己的路—這部分要感謝E. P.，也感謝R.A. 和勞倫斯，以及其他人。”
但她後來與理查德·奧爾丁頓分居，並最終離婚。這正是她在《讓我活下去》一書中所講述的故事。奧爾丁頓在《英雄之死》（Death of a Hero）中講述了他的版本。這也是約翰·庫諾斯（John Cournos）的《米蘭達大師們》（Miranda Masters）的主題。D. H. 勞倫斯也在《亞倫的神杖》（Aaron’s Rod）中簡略地涉及過這個故事，但幾乎沒有什麼詳細的情節。
勞倫斯在《致敬弗洛伊德》中頻繁出現，尤其提到了他的《死去的人》。在《讓我活下去》中，他扮演了一個重要角色，他擁有著榮耀。然而，《聖臨》裡描述的那場告別卻顯得費解：“‘我希望與你永不相見。’他在最後一封信中寫道。”也許這與H. D. 在看了哈利·莫爾撰寫的勞倫斯傳記之後對自己的評價有關。她說：“我已經讀完了這本書最後的三分之二。我事無巨細地回顧了自己的感受，並發現自己的某些問題得到了確認，比如關於弗洛伊德的一些事情。勞倫斯本能地反感弗洛伊德，弗裡達卻更為明智地支持他。而早在我‘來到’弗洛伊德身邊之前，弗裡達就已經同我談論了‘愛’，那是在馬德裡加爾的客廳裡（據《讓我活下去》），但那天的談話並沒有進入到我的浪漫幻想中。當時，偌大的房間裡隻有我和弗裡達兩個人，弗裡達說她曾經有一個朋友，一個年長的男人，他對她說：‘如果愛是自由的，那麼一切都會是自由的。’而就在前一個晚上，或是之前不久，勞倫斯說過弗裡達會永遠在他右邊，而我也會永遠在那裡—在他的左邊。弗裡達在和我獨處時說：‘但勞倫斯對女人其實並不上心，他隻對男人上心。希爾達，你根本不知道他是怎樣的一個人。’”
龐德對弗洛伊德激烈的反對使得他與H. D. 的友誼開始降溫，盡管在龐德於聖伊麗莎白醫院住院期間他們的關繫又逐漸回暖。他在一封未曾發表的1954年寫給H. D. 的信中表達了對於弗洛伊德的不滿：“我不可能痛打他們每一個人，如果你已感受到/那卑鄙的弗洛伊德的無稽之談/但愚蠢的姐妹們早已將所有的好作家埋葬/……而不是繼續閱讀那但丁留下的清單/……你已經誤入歧途，我親愛的。但如今懸崖勒馬猶未為晚。”
其他人的地位遠沒有這三人重要。斯蒂芬·黑登-格斯特更像是一位泛泛之交。阿瑟·戴維·韋利至多是一位熟人。布賴爾的丈夫肯尼斯·麥克弗森則與H. D. 更親近一些，H. D. 喜歡他的小說和陪伴。正是由於他電影導演的身份，使得她能在《邊界線》（Borderline）中與保羅·羅伯森同臺表演。而在他擔任編輯的《特寫》（Close-Up）雜志上，她也撰寫了一些關於電影的文章。但他們中沒有人擁有榮耀。弗洛伊德是個例外。
- J. 範德萊烏更像是一個符號而不是一個人。事實上，除了《致敬弗洛伊德》中關於他的兩個片段之外，H. D. 對他所知甚少，直到1957年我纔有機會向她講述更多並寄給她一些他的作品。他的書經常被再版，包括《被流放的上帝》（Gods in Exile）、《創世的火焰》（The Fire of Creation）、《幻像的征服》（The Conquest of Illusion），以及《基督教信仰的戲劇性歷史》（The Dramatic History of the Cristian Faith）。他出生於1893年，1914年加入了神智學會，在1930—1931年間擔任荷蘭分會的總干事。他創辦了針對年輕人的實用觀念論者協會（Practical Idealist Association），並且組建了新教育聯盟（New Education Felloship）。他在澳大利亞短暫居住過。至於他是如何來到伯格街的，目前尚未有公開的記錄。H. D. 在回憶中經常想起他：“我曾經記錄了關於J. J. 範德萊烏的事情，也記錄了1933年聽聞他過世之後自己遭遇的病痛與崩潰。我把他與我哥哥，以及我在待產中無法‘接受’的哥哥在法國身亡的事實聯繫了起來—之後，我把父親的死亡也和他聯繫在了一起。死亡與我們如影隨形。”
“死亡和誕生—偉大的體驗。”H. D. 如是說。艾米麗·狄金森（Emily Dickinson）總是談論死亡，而H. D. 對兩者都青睞有加—她也談論重生。艾米莉·狄金森是一位卓越的女性；H. D. 則更具女性氣質一些。我們能在《致敬弗洛伊德》中感受到她經驗的豐富性，也能感受到弗洛伊德的回應中那嫻熟的溫情。她會記住某個人或某段話並與弗洛伊德分享，而他也會從桌子上拿起與之對應的藝術品或是像征物。對此，她直到1955年寓居屈斯納赫特時仍舊印像深刻。她寫道：“沙發靠著的牆面上掛著一張照片，上面是成堆的書籍、手稿和信件，教授坐在他的桌前。他身後有許多書，桌子上有一些書和紙張，以及他喜歡與珍藏的雕像，也許（盡管我沒有辨認出來）還有那件他曾放到我手心裡的來自埃及的奧西裡斯的雕像。‘這就是應答者，’他說，‘因為奧西裡斯會回答人們的問題。’”
牆上的文字提出了問題。奧西裡斯在弗洛伊德的幫助下，向她指明了通往答案的道路。就像H. D. 在《致敬弗洛伊德》中所言—“夢中的圖形文字、像形文字，是全人類共同的財富；在夢中，人類仿佛回到時間之初，說著共同的語言，對無意識或潛意識有著共同的理解，他們能夠跨越時間與空間的障礙；人，擁有理解力的人，將會拯救人類。”至少，人可以書寫。
紐黑文，康涅狄格
1973年7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