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與野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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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景是我的藝術學校。要欣賞種種形態的美，就必須對眼睛進行一種教育。對地理的研究給了我一把鑰匙，得以讓我了解衝積河谷和冰槽是如何產生的。盧浮宮學校啟迪了我對弗拉芒的巴洛克藝術與意大利的矯飾主義藝術之間細微區別的認識。我並沒有發現人類的生產超過了重巒疊嶂的山的完美，也沒有發現佛羅倫薩的聖母像超過了岩羊的優雅。對我來說，穆尼耶更是一位藝術家，而不是攝影師。

至於雪豹和猛獸，我隻了解它們在藝術家們作品中的再現。哦，繪畫，哦，展覽季！在羅馬時代，這野獸遊蕩在帝國的南部邊界，體現為一種東方精神。埃及艷後克萊奧帕特拉和豹分享了邊界女王的頭銜。在瓦盧比利斯，在巴爾米拉，在亞歷山大城，馬賽克畫的藝匠們在廳堂的花圃地上刻畫出一個動物王國來，在那上面，豹跟大像、狗熊、獅子、馬一起跳著神秘的圓舞。斑駁絢爛的繪畫動機——“花花綠綠的衣袍”，老普林一世紀時這樣說——是權力和肉欲的一枚徽章。普林尼相信，“這些動物非常熱衷於愛”。 一隻豹經過了。那個羅馬人已經看到地毯上它跟一個女奴隸一起翻滾。

一千八百年之後，這些貓科猛獸刺激了浪漫的畫家們。在1830年的繪畫沙龍中，復闢王朝時期的觀眾將發現那樣的一種野性。德拉克洛瓦畫了阿特拉斯山脈的野獸咬破了馬的脖子，掏出了馬的內髒。他描繪出了憤怒的景像，強勁的肌肉和熱血之氣，那裡頭飛揚著塵埃，盡管物體十分厚重。浪漫主義給了經典的衡量標準狠狠的一巴掌。然而，德拉克洛瓦成功地畫出了一隻安息的老虎，它的力量正在被丟棄，直到它最終被殺死。繪畫充分展示了一種殘忍，它徹底改變了往昔的聖母。

讓-巴蒂斯特·科羅曾構思了一隻比例很奇特的豹子，馱著嬰兒時期的酒神巴克斯，正走向一個女子。這幅頗有些畸形的畫揭示了一種男性的恐懼。人懼怕模稜兩可的東西，根本不會喜歡一個滿嘴發出咕嚕咕嚕聲的野獸跟一個嬰兒以及一個胖胖的女祭司一起玩耍。因為女人是很危險的。人們再怎麼提防都不會有過。透過豹子，藝術家看到的是一個致命的仙女，穿高筒靴的聖母，殘忍的維納斯！眾所周知，那些食肉動物想做的就是把人一口吞喫，必須十分警惕它們的外表美。大仲馬筆下的米萊迪就是這樣一類女人。有一天，她受到小叔子的侮辱，便“發出一記低沉的咆哮，一直後退到房間的牆角，像是一隻陷入絕境的豹子，隨時準備向前撲去”。

美露莘的神話常常會啟迪世紀末現像。比利時人費爾南·諾普夫——半超現實主義，半像征主義——在他1896年創作的一幅叫做《撫摩》的繪畫中，就再現了一隻長了女人腦袋的豹子，正在跟一個臉色蒼白的情人親熱。我們實在不敢想像那個小伙子的命運。

拉斐爾前派的藝術家把野獸召喚到他們流淌著顏料的畫筆底下。脫去衣服的赤裸裸的公主或精疲力竭的半神，行走在糖粉一般的光線中，身邊跟著豹子，它們成了穿著斑駁皮毛的模特兒。這些畫家頌揚著唯一的主題之美。埃德蒙·杜拉克或者布裡頓·裡維埃把動物變成了一塊床前的小地毯，以便為超時尚的睡夢來上一個過渡的淺灘。

然後，這一野獸的力量迷住了新藝術的大師們。完美的豹很符合肌肉與鋼鐵的美學。茹夫把它拉得像一張弓那麼緊。豹變成一種武器。更有甚之！豹成了保爾·莫朗的一輛賓利汽車。它體現為完美的運動，毫無憐憫，也沒有摩擦。它跟美洲虎正相反，它不會踫撞到樹木上。全靠了倫勃朗·布加迪以及莫裡斯·普羅斯特的拱形雕塑，這一貓科猛獸走出了進化論的實驗室，有資格蜷縮在一個淺褐色頭發的姑娘的腳下，那個1930年的時尚女郎，挺著高聳的小小胸脯，手上端了一杯香檳。

一百年後，“非洲豹”的圖就顯現在手提包上，還有帕拉瓦萊弗洛的壁紙上。每一個時代都有它的優雅，每一個年代都盡它所能。而我們的年代，穿著內褲曬太陽。

穆尼耶對這野獸在藝術中的流入並非漠不關心。他本人一直為那些猛獸的生態敲打著求救信號。一些思想單調的人指責我們的這個朋友一味地向純潔的美致敬，而且隻向這一種美。在一個充滿焦慮與道德感的時代，這會被看作一種罪惡。“那麼，教訓何在？”人們對他這樣說，“還有冰川的融化呢？”在穆尼耶的書中，狼群漂浮在北極的空無中，丹頂鶴在舞蹈中纏綿，還有一些輕盈如絮團的熊消失在霧氣的後面。沒有一隻烏龜因塑料袋而窒息，有的隻是顯現在美之中的野生動物。隻差那麼一點點，人們幾乎就相信自己已置身於伊甸園中。“人們抱怨我美化了動物世界，”他為自己辯護道，“但是，我們有足夠的證人目擊了災難！我追蹤的是美，我要去拜會它。這就是我為它辯護的方式。”

每天早上，在山谷裡，我們都等待著美從縹緲仙境中走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