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陽與鐵︱

近，我開始從心底裡感到小說這一客觀的藝術類型中有許多難以表現的堆積物，我已經不是二十歲的抒情詩人，首先，我過去壓根兒就不是詩人。於是，我發現了一個微妙的曖昧的領域，摸索出了適合於這種表白的形式，即自白與批評的中間形態。也可以說，這就是“隱秘的批評”。

它是介於自白的夜間與批評的白晝之間的交界線——黃昏的領域，如其語源所示。當我說“我”時，這個“我”不是嚴格地屬於我的那個“我”，我發出的所有語言，不能在我體內循環流動，在我的體內隻有某種殘渣，這種殘渣不能有所歸屬，也不能循環流動，我就把它稱為“我”吧。

當我思考那樣一個“我”究竟是什麼東西的時候，我不得不承認這個“我”實際上完全代表了我所占有的肉體的領域。因為我是在尋覓“肉體”的語言。

我把自我當作房屋時，我的肉體就仿佛成為圍繞著這座房屋的果園。我既可以精心地耕耘這片果園，也可以置之不顧，讓野草任意叢生。這是我的自由。不過，這種自由是一種不那麼容易理解的自由，原因在於許多人都把自家的庭院稱為“宿命”。

心血來潮，我就開始拼命地耕耘這片果園，為我所用的就是太陽與鐵。取之不盡的陽光和鐵鋤鍬，就成了我耕耘中寶貴的兩個要素。於是，隨著果樹逐漸結起果實來，肉體這種東西就占據了我大部分的思考空間。

當然，這個過程不是人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而且，倘若沒有重要的契機，也是不可能開始的。

我仔細地反復思考我的幼年時代，我的語言的記憶遠比肉體的記憶深刻。對於普通人來說，可能是肉體先到，語言後來，可是，對於我來說，則是語言先到，過了很久，肉體纔帶著極其不樂意的神色姍姍來遲。這時，肉體已經形成一副觀念性的姿態。不消說，這副肉體早已被語言所腐蝕了。

先有白圓木柱子，白蟻纔會來蛀蝕。然而，我的情況則是先有白蟻，以後纔慢慢地出現一半被蟲蛀蝕了的白圓木。

但願讀者不要責難我把自己的職業——語言，稱為白蟻之類。語言藝術的本質，如同蝕刻法中的硝酸一樣，是取其腐蝕作用的，我們就是利用語言腐蝕現實這種作用來創作作品的。但是，這種比喻還不正確，蝕刻法中的銅和硝酸都是從自然中抽出來的同等的要素，比起它們來，不能說語言猶如硝酸作用於銅那樣作用於現實。因為語言是把現實抽像化並聯繫著我們的悟性的媒體，它對現實的腐蝕作用，必然就包含著不斷腐蝕語言自身的危險。毋寧說，我覺得把這種作用比作過剩的胃液不斷消化和腐蝕胃更適當些。

這樣的情況早在一個人的幼年時代就已經發生了，這麼說，恐怕相信的人也不多吧。

然而，對於我來說，這是發生在我身上的戲劇，它為我準備了我的兩個相反的傾向。一個傾向是忠實地推進語言的腐蝕作用，決心把它當作自己的工作；一個傾向是具有這樣一種欲望：設法在語言完全不參與的領域裡與現實邂逅。

即使是個天生的作家，在所謂健康的發展過程中，也有不少人使這兩個傾向不相背反而互相協調，磨練語言而重新發現現實，獲得了可喜的結果。不過歸根結底，這是“重新發現”，在人生之初，他以擁有還沒有讓語言玷污了的肉體的現實作為條件，應該說，這與我的情況是不同的。

對我的空想的作文，小學的作文教師頗皺眉頭。可是，我在作文裡沒有使用與現實邂逅的語言。幼小的我在無意識中似乎預感到某些語言的微妙而以潔癖為法則，為了專用語言積極的腐蝕作用，避免消極的腐蝕作用……更簡單些說，為了保持語言的純潔性，我盡可能避免通過語言與現實踫撞……也就是說，隻讓積極的腐蝕作用的觸角活動，活動時盡量避免與應該腐蝕的對像突然撞擊……我想，這可能是自覺到什麼了吧。

另一方面，作為這種傾向的當然的反作用，我公然隻承認語言全然不參與的領域，現實以及肉體的存在。這樣，對我來說，現實與肉體就成了同義語，成了一種拜物教性的興味的對像。在不知不覺中，我對語言表示了關心。事實上這種關心隻是一種敷衍，這種拜物教，同我對語言的崇拜是正確地相照應的。

在階段我把自己放置在語言一側，把現實、肉體、行為放置在另一側，這點是很明白的吧。我就是通過這樣故意地制造二律背反來助長對語言的偏見，同時，就這樣形成了對現實、肉體、行為那根深蒂固的誤解，這也是確實的。

二律背反，本是以我不擁有肉體、不擁有現實、不擁有行為為前提的。誠然，人之初，肉體造訪是姍姍來遲的，我早已準備了語言來迎接它，我想我可能偏於種傾向，從一開始就沒有把它當作“我的肉體”來承認。如果我承認它是肉體的話，那麼就會喪失我的語言的純潔性，我就會成為冒犯現實者，現實就已經不可回避了。

有趣的是，我之所以頑固地不承認它，乃是因為從一開始在我的肉體觀念裡就潛藏著某種美麗的誤解。我不知道男人的肉體不作為“存在”表現出來，本以為它確實應該作為一種“存在”而表現出來。因此，當它作為對存在的一種可怕的反論、作為拒絕存在的一種存在形態明顯地呈現出來時，我就覺得遇見了怪物似的，狼狽不堪。也許這是我一人的例外的主觀感覺。我無法想像別的男人、所有像樣的男人都可能是這樣。

顯然，盡管是從誤解中產生出來的東西，但如此狼狽和恐懼，在別處虛構了“應有的肉體”、“應有的現實”，這是理所當然的吧。我做夢也不曾想到，擁有拒絕存在的存在形態的肉體，竟是男人肉體的普遍性存在樣式，這樣，當虛構“應有的肉體”時，就嘗試著賦予其所俱有的相反的性格。於是，例外的自己的肉體存在，可能就是通過語言的觀念性腐蝕而產生的吧，所以“應有的肉體”、“應有的現實”就必須避免語言的參與。這種肉體的特征，用一句話說，就是造型美和無言。

而另一方面，我認為語言的腐蝕作用，既然同時又是營造造型的作用，那這種造型的規範正是這種“應有的肉體”的造型美、語言藝術的理想，一句話，就是這種造型美的模仿……也就是說，在於探索那種不被腐蝕的現實。

這種自我矛盾是很明顯的。可以說，正如企圖消除語言本質的作用，抹殺現實本質的特征。但是，從另一個方面來說，為了不讓語言同作為其對像的現實邂逅，就必須運用巧妙而充滿狡智的方法。

這樣，不知不覺間，我的精神就形成自相矛盾的兩個方面，井且當自己企圖站在隻顧自己方便的、架空的神似的立場上來操縱雙方時，就開始寫小說。於是，我對現實和肉體的饑渴就越發強烈了。

……過了很久，承蒙太陽與鐵的恩惠，我逐漸學習了一門外語，學習了肉體的語言。它就是我的第二語言，形成了我的教養。我現在想談談有關這種教養形成的情況。它可能成為一部無與倫比的教養史，也可能成為難解的東西。

幼年時代，我看到人們在酩酊大醉中，帶著無法形容的放肆表情，頭向後仰，更甚者把脖頸完全靠在轎杠上抬著神轎遊行的姿態。他們的眼簾裡映現出來的是什麼東西呢？這個謎曾經深深地擾亂過我的心。我無法想像在那樣強烈的肉體的苦難中所看到的陶醉的幻影，究竟是什麼樣的東西。因此，這個謎長期地占據著我的心田。很久以後，我開始學習肉體的語言，自已就主動去抬神轎，這時我纔獲得了機會，得意地揭開了幼年時代那個深藏的謎。結果我明白了，原來他們隻是仰望天空而已。他們的眼睛裡沒有任何幻影，有的隻是初秋那蔚藍的天空。然而，這個天空是我一生當中可能再難得一見的萬裡晴空，異樣的蔚藍，卻又以行將掉入深淵的姿態，快速地墜落了下來，它動搖無常，是一派澄明與瘋狂攪和在一起的天空。

我趕緊把這種體驗寫成一篇小小的隨筆，因為對於我來說，這是多麼重要的體驗啊！

為什麼呢？因為那時候，我是站在無庸置疑的同一性之上，就是說通過自己詩的直觀所眺望的蔚藍天空，與平凡的民間年輕人眼裡所映現的蔚藍天空是同樣的。這樣的一瞬間，正是我長久以來所盼望的，它正是太陽與鐵的恩惠，為什麼沒有必要懷疑同一性呢？因為在同等的肉體性的條件下，互相分擔一定量的肉體的負擔，體味等量的痛苦，為等量的酩酊大醉所侵犯，在這種狀況下，他們個人的感覺差，受到無數條件的制約，限度變少了……而且，如果像麻醉藥產生的幻想那樣幾乎排除內觀性要素的話……那麼我所看到的東西不是個人的幻覺，而必須是某個明確的集體的視覺的一部分。我的詩的直覺。是後來通過語言被回想起來而重新構思纔成為特權，而我的視覺接觸到搖蕩著的蔚藍天空纔接觸到行為者的情感的核心。

然後，我又像兇猛的巨鳥，在搖蕩著的蔚藍天空中展翅翱翔，時而低徊，時而高飛。這時候，我看到了長期以來稱為“悲劇性的東西”的本質。

在我的悲劇的定義上，這種悲劇性的激情。絕不會在特異的感受性炫耀特權的時候產生，而是在某瞬間平凡的感受性擁有不近人性的特權式崇高性的時候產生的。因此，從事語言工作者可以創作悲劇，但不能參與進去。而且這種特權式的崇高性，必須嚴格地由肉體的勇氣來決定。悲劇性的東西的悲壯、陶醉、明晰等要素，是在具備一定肉體力量的平凡感受性際遇為自己準備好的特權式的瞬間產生的。在悲劇裡，需要反悲劇性的活力和無知，尤其需要某種“不合拍性”。有時候，人由於是神性的，所以平時就絕不能是神或接近神。

於是，當我也看到隻有這樣的人纔能看見的那種異樣的、神聖的蔚藍天空時，我纔相信自己的感受性的普遍性，我的饑渴纔得以滿足，我對有關語言的機能那種病態的迷信纔被消除。這時我纔參與悲劇，纔參與完整的存在。

一度看見了這種東西，我纔理解還有許多不知道的東西。運用肌肉能夠很容易繼續解明被語言神秘化了的東西。它恰似人們了解性愛的意味。我逐漸明白了存在與行為的感覺。

既然如此，我一路走來，多少比別人晚了些，也不過是走了同樣的道路而已。然而，我又有另一種我之流的企圖。如果一種觀念浸潤我的精神，並使我的精神膨脹起來，進而占領我的精神，這種事態即使發生，在精神世界也不是什麼特別稀罕的事件。可是逐漸對肉體與精論感到厭倦的我，內心當然不免湧起這樣一個疑問：為什麼這樣的事件會在精神內部產生，而在精神的外緣整個結束昵？當然精神性的煩悶會成為胃潰瘍的原因，這種身心相關的實例是眾所周知的。我所思考的，遠不止於此。我想如果我幼時的肉體首先是以被語言腐蝕了的觀念性形態出現的話，那麼現在我不就可以反過來運用它，讓觀念所及的地方，從精神及至肉體，把整個肉體完全變成以那種觀念的金屬打成的盔甲？

本來，那種觀念擁有理應歸結於肉體的性質，猶如我在悲劇的定義中也敘述過的那樣。於是。在我的腦海裡，肉體比精神更可能有高度的觀念性，更可能親密地熟識觀念。

為什麼呢？因為對於人類存在來說，所謂觀念本來就是一種異物。充滿不隨意肌、不能控制的內髒和循環繫統的肉體，對於精神來說是異物，人甚至可以把成為異物的肉體當作成為異物的觀念的比喻。於是，一種觀念的巧妙襲來，甚至會使人從一開始就感到恰似宿命所賦予的那樣，它越發強化與賦予各人的肉體的相似，連那個不能控制的自動的機能也會越來越酷似肉體。基督教的道成肉身的思想的根據就在這裡，某些人甚至在掌心和腳背上也能出現聖痕。

但是，我們的肉體有一定的制約，縱令某種過激的觀念，希望在我們的頭腦裡長出一對厲害的角，可是角是不會長出來的，這是不言自明的事。這種制約終歸結於調和與均衡，歸結於平均的美和其賦予肉體的資格，使它足以看到那搖蕩的蔚藍天空。同時，它又是在實現對異常過激的觀念的復仇與修正吧。於是，它總是要把我帶回到那個“沒有懷疑同一性餘地的點”上。因此，我的肉體是一種觀念的產物，同時也可能成為隱蔽觀念的好的隱身簑衣。如果肉體達到無個性的完滿的調和，那麼個性肯定能夠永久地關閉在家中的禁閉室裡。我本來就認為，表現精神怠惰的便便大腹，和表現精神過度發達的、露出肋骨的單薄胸脯等肉體性特征是丑陋的，但我知道有些人卻主動去愛這些肉體性特征，這不能不使我感到震驚。它使我主觀感覺到這種行為是一種厚顏無恥的舉動，就好像把精神的陰部在肉體上暴露出來。像這樣的自我陶醉，是我惟一無法寬容的自我陶醉。

卻說，在相當長的時期裡，這種饑渴所產生的肉體與精神的背離的主題，在我的作品中，拖著長長的尾巴。我逐漸遠離這種主題，那是在我開始思考“肉體裡也有固有的規律，以及也許還有固有的思考”，感到“不隻造型美和無言是肉體的特質，肉體裡無疑也有其特有的饒舌”之後的事。

然而，現在我這樣敘述兩種思想的推移，別人無疑會感到我是從常識出發，走向非邏輯的混亂境地。毋寧說，在近代社會裡，肉體與精神的背離是普遍的現像，對此抱怨，本是誰都能接受的主題，可是“肉體的思考”也罷。“肉體的饒舌”也罷，這種感性的傻話，是誰也不能理解的，我感到自己也許就是用這種語言來搪塞自己的混亂。

但是，當我把對現實與肉體的拜物教、對語言的拜物教正確地作為相照應的東西等同時，如願找到了我的發現。同時通過讓充滿造型美的無言的肉體，同模仿造型美的優雅的語言相對應，並把它們作為同一觀念來源的東西等同，我就不知不覺地從語言咒語的束縛中解放出來了。為什麼呢？因為它承認無言的肉體的造型美和語言的造型美是同一起源，這意味著產生一種柏拉圖式的觀念，開始謀求使肉體與語言等同。在這個階段上，語言對肉體的投影的嘗試已經處在伸手可及的地方。當然，這種嘗試本身是一種非柏拉圖式的嘗試。不過，我開始講述有關肉體的思考與饒舌時，要是已經經歷了哪怕一次的體驗就好了。

於是，要講述它，首先必須從我與太陽初的邂逅開始講起。

雖然這是一種奇異的說法，但我的確有兩次與太陽邂逅的經驗。同某一人物經歷了決定性的相遇，然後終生難以分離。在此之前，對方還沒有察覺到我，我也基本上處在無意識的狀態，卻突然在某處驀地遇見了這位重要的人物。我與太陽的邂逅也是那樣。

我次無意識地與太陽邂逅，是在一九四五年戰敗的夏天。苛烈的太陽照射在戰時和戰後分界線的茂盛夏草上（這個分界線隻不過是一道已經開始毀壞的鐵絲網，一半埋在夏草裡，而且向四面八方傾斜），我在那太陽的光輝沐浴下行走，這意味著什麼呢？我不大明白。

那十分緊密而均勻的夏天的陽光，匆匆降臨在萬物上。戰爭即使結束了，濃綠的草木也毫無變化地在那裡葳蕤叢生，依然被這白晝無情的陽光照射著，作為一個明晰的幻影，隨著微風搖曳。我的手指即使觸及它的葉梢，它也不會消去，這使我十分驚愕。

同一個太陽與已經流逝的時日，流逝的年月，與全然的腐敗和破壞相關聯。當然，太陽無疑是像鼓舞人心似的照耀著行將出擊的飛機的機翼、如林的刺刀、軍幗的帽徽、軍旗上的繡花，然而更多的是從肉體不斷流淌出來的熱血、傷口上落滿大頭蠅的軀體，太陽掌管著腐爛、主宰著熱帶的大海和漫山遍野眾多年輕人的死，後甚至統治著擴展到那地平線的赤鏽色的廣袤的廢墟。

太陽離不開死的形像，我做夢也沒有想到我從此承受了它對我的肉體上的恩惠。當然戰時的太陽繼續保持著光輝和榮耀的形像。

已經十五歲的我，寫了如下的詩句：

盡管陽光普照

人們贊美太陽

我卻在陰暗的坑穴裡

躲避太陽拋出了靈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