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格弗裡德•溫塞德 ( Siegfried Unseld)，20世紀德國重要的出版人之一。1924年生於德國南部的烏爾姆，1941年應征入伍，擔任海軍無線電報員。“二戰”結束後，受黑塞《悉達多》的影響，決心投身文學，遂考入圖賓根大學，並於1951年獲得博士學位。

1952年，經由黑塞的推薦，溫塞德加入蘇爾坎普出版社。1959年彼得•蘇爾坎普去世後，溫塞德領導蘇爾坎普成為德國經、進步的出版社，並在1963年收購了島嶼出版社。溫塞德秉持冷靜而熱忱的出版理念，出版德語世界重要的作家，如 赫爾曼•黑塞、貝托爾特•布萊希特、馬丁•瓦爾澤、萊納•瑪利亞•裡爾克、托馬斯•伯恩哈德、彼得•漢德克等的作品。蘇爾坎普出版社也堅定地出版推動時代思想進步的哲學思想類圖書，其出版的西奧多•W.阿多諾、馬克斯•霍克海默、赫伯特•馬爾庫斯、沃爾夫岡•科朋等的作品也早已有定評。

溫塞德以其博學、冷靜、務實、清醒和理想主義，深刻改寫了20世紀下半葉德國的出版和教育版圖。其亦著有 《與赫爾曼•黑塞的通信》《歌德和他的出版人》 《黑塞及其作品的影響史》等。

 2002年，溫塞德在其位於法蘭克福的寓所去世。

譯者簡介：盧盛舟，慕尼黑大學德語文學博士，現任教於南京大學德語繫 

作家和出版人的衝突

作者和出版人之間時有發生的不愉快來源於出版人這份工作奇怪的兩面性。他必須——正如布萊希特所說——生產並且銷售“神聖的商品——書籍”，也就是說，他必須把思想和買賣捆綁在一起，使得文學家得以維持生計，出版商得以維持出版。1913年，阿爾弗雷德·德布林用他的方式描述了這一情形：“出版商用一隻眼睛盯著作家，用另一隻盯著讀者，但他的第三隻眼——智慧之眼——總是目不轉睛地盯著錢囊。”

但是，思想加買賣這個公式未免以偏概全。按照拉爾夫·達倫多夫的描述，出版人具有“社會地位”，他的個人活動和經濟活動具有公共職能。任何具有社會地位的人，必須滿足一定的期望。達倫多夫談到了“期望”中的“必為”、“應為”和“能為”。以出版公共書籍為己業的出版人特別受制於這些“期望”。他欲使文學成為可能，就需要一個以盈利為目的的企業。出版人根據自身的個性和特點（他是對這份職業的藝術層面、技術層面或者經濟層面感興趣，還是對純粹的文學層面）產生了不同的身份認同。彼得·邁耶爾多姆在他的論文《出版人的職業理想和主要準則》中首次發展出一套出版人類型學。他立論道：“在制定出版人類型時運用族群認同的現像，相較於定然不恰當的‘商業/文化’模式，能更好地考量其不同動機。” 出版人的地位是特殊的，因為他為企業行為承擔著思想上以及經濟上的責任，因為他憑一己之力為這些書和他的企業擔保，不僅要承擔政治責任、道德責任、思想責任和法律責任，還要承擔全部經濟責任。隻要書籍還具有商品性，這樣的情況就會持續下去。作者和作為商品生產者的出版商交織在我們社會的經濟中，隻有當這個社會的結構改變了，書籍的商品性纔能發生改變。但這是否值得期待，對此我們心存疑竇，因為我們目睹了現如今所謂的社會主義國家的作家為了改變書籍的商品性付出了多麼沉重的代價，查禁、審查、自審、沉默，這一切並不鮮見。在此，我們已經引入了第二個問題：一個像其他所有企業一樣以資本為組織、以盈利為目的的出版社，在多大程度上能生產出繼承偉大傳統、為弱勢群體發聲的文學，特別是那些明確反對利益化、反對毫無節制的增長、反對剝削我們生態基礎的技術和文明、支持新的個人基本權利的政治文學。出版商支持那些鞏固個人基本權利、使甘為鄰人做事的個體變得愈加強大的書籍，支持那些討論我們社會和經濟的新形式、新理論的書籍，但他面對的是一個在經濟領域以盈利為目的的企業。他出版主張不斷突破社會強制以獲得自我解放的書，同時作為一名企業家，他又必須強求效益和工作紀律。

這難道就是迪特爾·E.齊默爾所指的“出版人不能承受的角色衝突”嗎？、

出版人的角色衝突

我認為，出版人向來就必須承擔這種角色，包括那些反映或推動一個時代的文學、文化史發展的文學出版人。文學史向我們表明，貧瘠之年如鐵律一般緊隨詩意年代到來，那時，次要之物會粉墨登場。有的時代，作家肩負政治介入的責任，有的時代，作家必須踏上“通往內心之路”。1830年後的德國文學，“青年德意志”的自由革命派作家尾隨浪漫派而至，隨後一個向內的時代重新到來，直到終又讓位於自然主義之潮。

在瑞士文學史中，我們能觀察到同樣的進程。裴斯泰洛齊在《林哈德和葛篤德》一書的前言讓我難忘：“告訴人民一些重要的真理，曉之以理，動之以情，本書願為此嘗試作歷史奠基。”七十年後，年輕的凱勒在他的日記裡寫道：“那些不把自身命運和公共團體聯繫在一起的人是多麼不幸，因為他不光不會尋找到安寧，反而會失去內心所有的堅持，遭受人民大眾的鄙夷，宛如路中央的雜草。”還是七十年後，準確地說是1914年12月14日，卡爾·施皮特勒在蘇黎世的一個行會大廳發表了影響深遠的政治演說，它引發了一繫列充滿政治關鍵詞和人性思想的宣言，其中美的一份宣言來自萊昂哈德·拉加茲的《新瑞士》一書，書中提到了“世界公民權”，並要求這種權利必須高於所有公民權。一晃又是七十年，馬克西·弗裡施為了重建瑞士人的自我意識，考察並分析了瑞士神話。

1945年，爭結束後，當面臨重建家園的那一代人的震驚消散、創傷愈合後，文學變成了純粹的文學。這種新文學以沃爾夫岡·波爾謝特的《在門外》一劇起頭，緊隨其後的是海因裡希·波爾的短篇小說、君特·埃希和保羅·策蘭的詩。直到後來，文學和作家作為那場青年解放運動的先驅者和伴奏家，纔日趨政治化。

當代的出版社必須從自身出發，反思凡此種種的進程。出版人必須在心中劃清討論的界限，恰因我們德國人凡事都傾向於，無法獲得赫爾曼·布勞赫所言的“折衷式的激進”。恰因我們肯定了這個社會，想給予它改良的機會，所以我們必須出版那些傳播進步理論的書籍，以供人討論，因為現如今我們看到，在所謂的社會主義國家，這樣的討論是無法進行的：我們每天都能聽到作家和作品遭受打壓的新聞。索爾仁尼琴曾經是，現在依然是個一個具有國際影響力的例子。還有其他許多案例，比如羅馬尼亞作家保羅·格瑪，他在一次采訪中強調，他希望他的書能重新在羅馬尼亞出版，當然，他不知道何時，他的哪些書能得以出版，能多少。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曾通過法律手段獲得了布萊希特遺作的出版權，但直至1977年，它甚至連蘇爾坎普出版社早已出過的文章都沒出全。有些出版人希望隻出版文學作品，卻發覺自己受旗下作家牽連，也被卷入到了政治漩渦中。不管是帕爾姆、葛申還是科塔，出版人總是身處這種衝突之中。主張社會變革的人即便不是先鋒，也是小眾，因為文化歷來就不屬於大眾，它屬於少數派，屬於富有，往往是一種偶得的幸福。誰主張改變，誰認為文化必須民主化，誰把文化理解為日常生活的人道化進程，誰就幾乎不可避免地陷入到與自身時代的衝突中，這句話特別適用於那些不追求暢銷書籍的出版人，那些為進步書籍出力的出版人。

資本主義經營方式和出版進步書籍並不抵牾。因為人們應該想到，一家以資本主義為經營模式的出版社若能致力於澄清個體的心靈發生結構和社會的發生結構，從而對它的自身基礎進行反思，那麼客觀來說，它對社會的進步所做的貢獻是要大過由於自身基礎就放棄進步的行為，這種自身基礎能使它產生影響，而這種影響能通過改變個人進而有機地改變社會本身。裡爾克（在1915 年6 月28 日的信中）寫道—— 這句話會讓沒有讀過裡爾克作品的人大喫一驚——“我們的工作如果不是促進單純、偉大、自由的變革，那還會是什麼？” 因為變革是一切偉大文學的動因。偉大的文學通過讓人不安而使人強大,偉大的文學講述現在曾經，也述說將來何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