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我的所有書幾乎都曾經以“鴿子隧道”作為暫定的書名。這名字的由來很容易解釋。那時，我正值十五歲前後，父親決定帶我到蒙特卡洛去，那是他用來賭博狂歡的場所之一。距離老賭場不遠處有一座運動俱樂部，它的地基建造在綿延的草坪之上。草坪盡頭有個靶場，能夠正面遠眺大海。在草坪的下面，有一些彼此之間保持平行的狹小隧道，排成一列，一直延伸至海邊。隧道裡面總是會被人放進一些在賭場屋頂孵化和圈養的活鴿子。這些鴿子的任務，就是扇動自己的翅膀，沿著漆黑的隧道飛行，直到出現在地中海的天空之下，然後便成為那些已經飽食過一頓豐盛午餐的紳士們的靶子——這幫人已經站穩或者趴好，備妥自己的霰彈槍，等待著這些鴿子了。那些未被射到的，或者隻是翅膀受傷的鴿子，會去做鴿子們本該做的事情：回到它們的出生之處，也即賭場的屋頂，在那裡，周而復始的陷阱正等待著它們。
為何這樣一幅圖景，竟會困擾我如此之久，讀者們也許比我自己更能評判吧。
約翰·勒卡雷
二零一六年一月
自序
我此刻正坐在瑞士山地小農舍的地下室書桌前。這間小農舍是用《柏林諜影》的收入建造起來的，位於距離伯爾尼九十分鐘火車車程的山間鄉村裡。伯爾尼這座城市，是我在十六歲的時候，從英國公學逃離出來之後來到的地方，而且，我後來在伯爾尼大學就讀。一到周末，我們這一大幫學生，有男生也有女生，其中大部分都是伯爾尼本地人，就會像洪水一樣湧入高地。大家擠在山間的小棚屋裡睡覺，盡情地滑雪。就我所知，我們都非常正直：男生在這邊，女生在另外一邊，從未遇見過出雙入對的情況；或者，就算他們真有過這種事，我也從來不曾參與其中。
這座小農舍坐落在山村上方。透過窗戶，如果我抬頭向上望，便可以看見艾格峰、僧侶峰和少女峰，以及為漂亮的希爾伯峰和略矮些的小希爾伯峰：這兩座可愛的圓錐形冰山的尖頂，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在名為“焚風”的溫暖南風下屈服，逐漸消融。不過，短短幾天之後，便會再現出如蒙著面紗的新娘般的聖潔光輝。
在這裡，我們所擁有的諸多守護神當中，還包括無所不在的作曲家門德爾松——你可以跟隨著門德爾松步道的箭頭指向行走。要知道，詩人歌德也走過這條路，雖然他遠似乎隻走到過勞特布倫嫩的瀑布；以及詩人拜倫，他遠則走到了翁根恩阿爾卑。不過，拜倫討厭這裡，聲稱我們這兒風暴肆虐森林的場景“令我想起我自己，還有我的家人們”。
在這些守護神當中，我們為敬畏的一位，毫無疑問是恩斯特·蓋茨。他於一九三零年創辦了勞伯峰滑雪賽，自己則贏得了障礙滑雪賽的冠軍，這些都為這座小山村帶來了名氣與財富。曾經有一次，我甚至也瘋狂到去報名參加了比賽，結果由於毫無實力和無法掩飾的恐懼，不出所料地栽了個大跟頭。根據我的研究，恩斯特不滿足於隻作為滑雪比賽之父，他還為我們的滑雪板鑲上了鋼邊，給滑雪板固定器安裝了鋼臺。或許我們每個人都應該為這一切而感謝他。
此時正值五月，我們在短短一周之內便經歷了四季：昨天下了幾英尺厚的初雪，尚且沒有哪個滑雪者想到要去享受一番；今日則是毫無遮攔、灼熱難忍的大太陽天，積雪幾乎消失無蹤，春日裡的花朵又忙忙碌碌地選擇了盛開。然而，如今到了傍晚，呈現出佩恩灰顏色的雷雨雲，已經如拿破侖的大軍一般，準備湧進整個勞特布倫嫩山谷了。
而且，很可能就在雷雨之後，過去幾天裡讓我們松了口氣的焚風又會卷土重來，天空、草地、樹林瞬間褪去了色彩，農舍則開始發出咯吱作響的聲音，顯得焦躁不安，木頭燃燒生出的滾滾濃煙從壁爐裡冒出來，侵襲過我們的地毯——這張地毯不知是在哪個少雪的鼕季，某個雨天的午後，我們在因特拉肯花了大價錢買下來的。每一處從山谷裡傳來的哐當轟鳴，或是短促的聲響，都響亮得如同抗議者們慍怒的呼喊。所有的鳥類都被困在自己的巢穴之中，隻有不聽命於任何人的黃嘴山鴉是個例外。在焚風期間，不要開車，不要求婚。如果你感到頭疼，或是有種想要殺了你鄰居的衝動，還請寬心，這不是宿醉，這些都是焚風作祟。
這座農舍，雖然規模較小，在我八十四年的生命當中，卻占有不成比例的極大分量。我在年少時期——那時距離這座農舍建成還很遙遠—就來到了這個村莊裡。先是滑雪，穿上白蠟木或者山核桃木做成的滑雪板，弄好海豹皮制作的摩擦條，方便攀登上山，然後再將皮革滑條綁好，從山上滑下來。接著就是夏天的時候，和我那位博學的牛津大學導師維維安·格林在山間漫步，他後來出任了林肯學院的院長，也是我打造喬治·史邁利內心世界的靈感源泉。
史邁利像維維安一樣喜歡瑞士的阿爾卑斯山，像維維安一樣在這片風景當中找到了慰藉，就跟我和作為自己靈感來源的德國保持著終身的、不可調和的關繫一樣，這些都不是巧合。
容許我絮絮叨叨地講我那任性父親龍尼的是維維安；在龍尼再次制造出比以往更為壯觀的破產狀況時，也是維維安為我籌集了必要的資金，把我拉回學校，完成了學業。
住在伯爾尼的時候，我結識了經營伯爾尼高地古老旅館業主的家族的後裔。多年以後，如果不是憑借他所發揮的影響力，我壓根就不會被允許在這裡建造這座農舍，不會。那時就跟現在一樣，沒有任何外國人可以在這座村莊裡，擁有哪怕是一平方米的土地。
同樣，也是在伯爾尼，我在英國情報界跨出了宛如嬰兒學步般的步：有人傳送給我不知道是什麼內容的情報，後來也不知道傳送到了誰的手上。近，我常常一有空就尋思，如果當初沒有逃離公學，或者逃去了不同的方向，我的人生又會是什麼樣的呢。現如今，我突然發現，我人生當中後來發生的各種事情，都是緣於一個青春期時的衝動決定：一心想著以快也可行的路線逃離英國，這纔得以擁抱德國這個靈感來源，將它作為了我的代理母親。
我在學校並不失敗，遠非如此：我是很多活動的指揮者，學校競賽的贏家，極具潛力的金童。至於那次離家出走，同樣也是慎重考慮過的。我沒有咆哮尖叫，隻是這樣說道：“父親，隨便你想拿我怎麼樣，我不會回去了。”有很大的可能，我是把自己的困境歸咎到了學校的頭上——順帶連英國也一起怪罪了——然而，這件事真正的動機，其實是想不惜一切代價從我父親的掌控當中逃離出來，不過，當著他的面，這點實在是難以啟齒。很多年之後，理所當然的，我也看到我的孩子們做了同樣的事情，不過他們處理得更加巧妙，因此也就少了許多無謂的爭吵。
但這些都無法回答為核心的問題——如若當初采取了別的方式，我的人生又將走向什麼樣的方向。沒有伯爾尼，我也許會被英國情報機構招募去當一名十幾歲的跑腿小弟，做著被行業裡稱為“東一頭西一棒子”式的差事？那時我還沒有讀過毛姆的《阿申登故事集》，不過肯定已經讀了吉卜林的《基姆》，以及諸如喬治·亨提之流所寫的各種愛國主題冒險故事。唐佛德·耶茲、約翰·巴肯和賴德·哈格德說的怎麼可能會有錯？
當然，在戰爭結束後不到四年時間裡，我就搖身一變，成了西半球愛自己祖國的英國人。就讀大學預科期間，我們這些男孩子個個都是專家，能夠從身邊人當中指認出德國間諜來。我甚至算得上是我們中間非常優秀的反間諜行動人員之一。在我們那所公學，愛國主義的熱情簡直大到無邊無際。我們參加“特種部隊”——就是穿上全套制服的那種軍訓——每周兩次。公學的年輕教師們都是剛從戰場歸來的，皮膚曬得黝黑，每到“特種部隊”時間，便佩戴起他們全部的勛章，開始炫耀。我的德語老師參加過一場非常不可思議的、沒有任何人知道的神秘戰爭。就業指導老師則教導我們為到大英帝國遙遠的前哨戰場去奉獻終生做準備。在我們那座小鎮中心的修道院內，掛滿了在印度、南非和蘇丹等地的殖民地戰爭中損毀的軍旗碎片，戰爭結束後，這些碎片經由可愛女性之手編織成漁網，再現了其榮耀。
因此，當這種偉大召喚化身為一位從伯爾尼英國大使館簽證處走過來的、名叫溫迪的三十多歲慈母般的女士時，我一點也不感到驚訝。理所當然，這個不自量力的、在國外大學讀書的十七歲英國男生啪地一下立正敬禮，說道：“隨時願意為您效勞，女士 ！”
比較難以解釋的是，在“德語”這個詞語對大多數人而言等同於“無比邪惡”的那個年代，我卻選擇全心全意地去擁抱日耳曼文學。正如我飛向了伯爾尼一樣，這種擁抱決定了我後來生命的旅程。沒有這個決定，我就永遠不會在我那位猶太難民身份的德語老師的堅持之下，於一九四九年造訪德國，也永遠不可能目睹魯爾區那些被戰爭夷平的城市；後來也不會病得像條狗一樣躺在柏林地下、德軍臨時戰爭醫院的納粹國防軍床墊上；或者在營房惡臭依舊時，造訪達豪集中營和貝爾根——貝爾森集中營，然後再回到伯爾尼安寧祥和的生活中，繼續擁抱我的托馬斯·曼和赫爾曼·黑塞。我敢肯定，如果那樣的話，我也不會被派往被盟軍占領的奧地利去從事情報工作，或是之後在牛津大學研究日耳曼語言文學，前往伊頓公學任教，以低階外交官身份為掩護、派駐波恩的英國大使館，更不會寫出以德國為主題的小說了。
早期沉浸於與德國相關的那些事情所帶來的影響，如今於我而言已經非常明晰了。那些經歷給了我一塊折中的領地；助長了我無可救藥的浪漫主義思想，以及對於抒情表達的熱愛；它逐步灌輸給我的理念是：一個人從生到死的旅程，是一段永無止境的學習——這不是什麼新穎的觀點，或許也很經不起推敲，不過我依舊深信不疑。後來，當開始學習歌德、倫、席勒、克萊斯特和畢希納的戲劇時，我發現，不僅僅是那種堪稱經典的德國式嚴肅與樸素令我感同身受，他們神經質一般的過激行為也同樣令我心有戚戚。在我看來，在這兩者之間遊刃有餘的訣竅就是，把其中一種特質偽裝成另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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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舍本身已經接近五十歲高齡。我的孩子們在他們的成長時期裡，每個鼕季都會過來滑雪，我們在這裡共度了美好的時光。有時我們也在春天過來。也是在這裡……我想，那應該是一九六七年的鼕天，我和西德尼·波拉克一起度過了與世隔絕，卻極為有趣的四周時間。西德尼·波拉克是電影導演，導過《窈窕淑男》《走出非洲》——以及我愛的那部《孤注一擲》。當時，我們倆正在研究應該如何把我的小說《德國小鎮》改編成電影劇本。
那年鼕天的雪下得很完美。西德尼從來沒有滑過雪，之前也從未到過瑞士。快樂的滑雪者們以一種漫不經心的姿態嗖嗖地從我們陽臺旁呼嘯而過，這樣一幕美妙場景，實在是令他受不了。他也很想成為他們當中的一員，而且——一刻都不能等。西德尼希望我能指導他學習滑雪，不過，感謝上帝，我打電話把馬丁·愛普叫來了：馬丁是一名滑雪教練，也是一位堪稱傳奇的登山向導，他是世界上僅有的幾個獨自攀登上艾格峰北坡的人之一。
來自美國印第安納州南本德市的世界一流導演，和出身瑞士阿羅薩的世界一流登山家一拍即合。西德尼做任何事都絕不會半調子，不過短短幾天時間，他就成了一名很有水平的滑雪者。並且，他還滿懷著另一個迫切的願望——想給馬丁·愛普拍一部電影。這個念頭很快就蓋過了他拍攝《德國小鎮》的願望。艾格峰將會扮演命運之神。我來寫劇本，馬丁扮演他自己，西德尼則負責給自己綁好安全帶，爬到艾格峰的半山腰進行拍攝。就這樣，他先打電話給自己的經紀人，講了馬丁的事情。然後又打電話給自己的分析師，講了馬丁的事情。雪依舊下得很完美，消耗著西德尼的能量。我們認為，洗完澡之後的夜晚，是創作的時間。無論是不是這樣吧，反正，後這兩部電影哪部都沒有拍成。
後來，讓我感到有些意外的是，西德尼把農舍借給了前來給電影《下半生賽跑者》勘景的羅伯特·雷德福。唉，遺憾的是我沒見到他。不過，這件事之後許多年，隻要我到村子裡來，身上都仿佛佩戴著“羅伯特·雷德福之友”的徽章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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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都是我回憶裡的真實故事——你們當然有權質問，對於一位處於美其名曰“生命黃昏”的從事創作的作家，什麼是真相，什麼又是記憶呢？對律師而言，真相就是不加修飾的事實。至於這些事實能否被發現，又是另一回事。對於一個從事創作的作家而言，事實就是原材料，並不是對他進行監工的工頭，而是他的工具，他的工作就是讓這些事實可以被傳唱吟誦。真正的真相會騙人，如果真相確實在某處的話，那也不會是在事件表像上，而是在其細微末節之中。
真的有“純粹的記憶”這種東西嗎？我很懷疑。即使當我們堅信自身冷靜客觀，忠於赤裸的事實，不會因為自私自利的緣故進行修飾或者刪改，純粹的記憶仍然如同一塊濕潤的香皂一樣滑溜，難以抓住。或者至少對我而言是這樣，一輩子都在不斷混合自身經歷和想像力之後，確實就是這樣。
每回想起一些值得一提的故事，我就會從自己當年在報紙上各處發表的文章裡摘取一段當時的對話或者描述，因為，對我而言，這些讀起來依舊很新鮮，也因為之後的記憶不如當年這些文章一樣清晰與銳利。比如，我對於前克格勃首腦瓦季姆·巴卡京的描述便是如此。至於另外一些情況，我很大程度地沿用了當時我所寫下的內容，隻是在各處稍微整理了一下，少量添加了一些補充潤飾，讓這些情節看起來更加清晰，或者更合時宜。
我並不希望令我的讀者們認為，閱讀本書便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我的作品—或者，換句話說，正因為對我的作品有部分程度的了解，從而期待其中存在某些零星注釋的對應片段。無論如何，請放心：我絕沒有刻意去偽造任何一起事件或者一段故事。掩飾是必要的，但是，偽造，則是斷然不可能的。一旦我的回憶裡出現搖擺不定的情況，我都會特別加以注明。近，有一本談論我人生的書出版，其中僅用很小篇幅提及了一兩則故事，所以，我當然很願意自己再談一遍，用我自己的聲音來講述，竭盡可能地傾注我自己的情感。
書中有些片段，我在當時並沒有意識到其中的重要性，可能也是因為某位主演的離世纔意識到。在這段漫長的人生當中，我沒有養成記日記的習慣，隻有在各個地方寫下的少量旅行筆記，或是隨意記錄了幾行如今無法還原的對話—隻有這些留存。比如，我在巴勒斯坦解放組織領導人亞西爾·阿拉法特被逐出黎巴嫩之前，曾與他相處過一段日子。之後，我前往他在突尼斯居住的白色旅館拜訪他，卻未能見上面。又隔了幾個星期，同樣在這個小城裡，駐扎在同一條馬路上距他幾英裡之外的地方，他的數位高級將領遭到了以色列暗殺小組的狙殺。
擁有權力的男人和女人們，他們都很吸引我。因為這些人就在那裡，而且我也很想知道是什麼促使他們做出這樣那樣的舉動。不過，在那些有他們在的場合，我所能回想起來的，不過是我在他們面前似有見地地點頭，適時地搖頭，以及試著講一兩個笑話來緩解緊張情緒而已。隻有到了會面結束，回到我的旅館房間之後，我纔會掏出我那本寫得亂七八糟的筆記本，試圖把我剛纔看到的、聽到的理出個頭緒來。
其他一些在我旅行中保留下來的、書寫潦草的筆記，大部分都不是關於我個人的記事，而是記錄了我在各處探險時陪伴在我身邊的、保護著我的那些虛構角色。這些筆記都是以他們的角度（而不是我的角度）、他們的筆法寫下來的。那次，當我蜷縮在湄公河畔的壕溝裡，人生次聽見子彈射進位於我上方的泥灘時，用顫抖的手在肮髒的筆記本上傾述憤慨之情的並不是我，而是我那位英勇無畏的、虛構出來的英雄，戰地記者傑裡·威斯特貝。對於他而言，被子彈擊中隻是日常生活必經的磨難。我曾經以為隻有我在這種事情上是個例外，直到後來，我遇見了一位知名的戰地攝影記者，他坦白地告訴我，隻有通過相機鏡頭凝視戰場，他纔能擺脫恐懼。
好吧，恐懼從來沒有離我而去，不過我能理解他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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