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薩特

假如沒有認識薩特，我會如何發展？我會更早還是更晚擺脫個人主義、理想主義和唯靈論的困擾呢？我不知道。事實是我遇見了他，那是我人生中重要的事件。

我很難確定那在多大程度上是一種偶然。遇到他不完全是個意外。由於決心要上大學，我已經給自己創造了的機會，來促成這樣一場相遇：十五歲時，我就夢想自己的理想伴侶一定要是個知識分子，與我一樣渴望了解世界。另外，自從進了索邦大學，我就眼觀六路、耳聽八方，時刻留意在我的同學中找到那個我與之契合的人。我的開朗待人為我贏得了很多友情，先是赫爾博，通過他我又認識了薩特。

不過，如果他早一年通過教師資格考試，如果我晚一年參加考試，我們會彼此錯過嗎？也不一定。赫爾博會為我們牽線搭橋。我們甚至常常設想，就算1929年沒有相遇，我們相識也是遲早的事，因為我們後來都加入的年輕左翼教師聯盟是個小圈子。我肯定會寫作，與一些作家交往，會看到薩特的書，進而希望結識他。由於反納粹知識分子團結一致，我的願望在1943年到1945年之間肯定會實現。我們之間必定會建立某種聯繫，也許與現在不同，但必定非常密切。

如果說我們的相遇部分是出於偶然，後來把兩人生命連在一起的那個契約則是我們主動選擇的：這種選擇不是簡單的決定，而是一項長期的事業。我的選擇首先體現在：我決定留在巴黎兩年，先不去擔任教職。我接受了薩特的朋友們，走進了他的世界，並非像某些人說的因為我是個女人，而是因為那是我向往已久的世界。他也接受了我的朋友圈子，與扎扎很合得來，但不久之後，我的舊友裡就隻剩下我妹妹、斯黛芬和費爾南德了。薩特的朋友比我多，他們之間的關繫有些是出於情感，有些是由於觀點一致。

我警覺地經營著我們的關繫，避免讓它褪色。我掂量著，我和他身上哪些東西可以接受，哪些應該杜絕，免得損害我們的關繫。我本該同意讓他去日本，雖然不情願，也不至於感到絕望，兩年之後我們肯定會像彼此承諾的那樣重新在一起。那期間我做的一個重要的決定，就是去馬賽，而不是跟他結婚。在其他所有問題上，我的決定都符合自己內心的願望，除了這件事。我很不想離開薩特，然而考慮到未來，我選擇了當時對我來說難的那條路。那也是一次我感到自己的決定使我避開了某種危險，給我的生活來了一記有益的當頭棒喝。

如果我接受了，又會發生什麼？這個假設毫無意義。我一向懂得尊重別人的選擇，我知道薩特不想締結婚姻，我不能一廂情願。我曾經在一些小事上強迫過他（他也對我做過同樣的事），但永遠不能想像自己在重大問題上逼他就範。如果萬一—出於我想像不出來的原因—我們不得不締結婚姻，我知道我們也一定能想出辦法，維護兩人的自由。

關於美國

美國一旦覺得某個民族或人民運動威脅到他們的利益，就要出手鎮壓。為了能讓自己舒舒服服地掠奪第三世界的財富，美國人讓數百萬人過著非人的生活。然而，荒謬之極而又令人氣憤的是，經濟學家們告訴我們，這掠奪來的數並沒有讓美國人民過得好一些：大多數的美國人—尤其是黑人—生活貧困，有的甚至極度貧困。政府把巨額收益投入到了戰爭工業中，結果，美國在瘋狂開發地球中取得的成就，就是讓自己具備毀滅地球的能力。

在美國國內，在我次赴美時就讓我對黑人的狀況感到憤怒，近幾年越發令人發指，這導致非裔美國人之間的暴力事件增多，隨之而來的是政府進一步的強壓。黑豹黨成員們紛紛被抓捕、收監、暗殺。警方似乎成功地瓦解、削弱了大批民間運動組織，其中包括推崇恐怖手段的白人革命組織“氣像人”。然而，我與之交談過的多數美國人都認為，政權已搖搖欲墜：國內暴力事件頻發，失業嚴重，大批人口靠救濟金生活，經濟即將崩潰；在技術層面上也存在著無法解決的矛盾。“崩潰是一定的，因為無法持續下去了。”許多朋友這樣說。這場崩潰會引發全球革命嗎？我不知道自己能否活著看到那一天，不過這種前景使我感到欣慰。

赫魯曉夫的“招待”

……一個小時後，我們到了赫魯曉夫的私人屬地。那是一片很大的樹林，種的是全蘇聯美麗、稀有的樹。赫魯曉夫親切地接待了我們。他穿著淺色西裝、烏克蘭式高領襯衫，帶我們參觀了他讓人在海邊修建的遊泳池。泳池一望無際，四周圍著玻璃牆，按下一個按鈕，玻璃牆就會收起，他開心地重復展示了好幾遍這個操作。

接著我們進了會議室，在一張張小桌子旁就座，赫魯曉夫開始講話，我們越聽越喫驚。既然他邀請我們來做客，我們以為他會表現得熱情親切。完全不是。他把我們痛罵一通，仿佛我們都是資本主義的走狗。他謳歌了社會主義之美，聲稱對蘇聯出兵布達佩斯負責。完事之後，他擠出了幾句客套話：“再說了，你們也是反對戰爭的，我們還是能一起喝酒喫飯的。”過後蘇科夫私下裡對他說：“您講得太棒了。”赫魯曉夫干巴巴地回答道：“得讓他們明白狀況。”

我們沿著海邊一條開滿鮮花的小徑，走向他的住宅。泳衣為我們準備好了。維格萊利和蘇科夫遊了一會兒，其他人都在聊天。接著我們上了一棟漂亮的格魯吉亞風格老房子的二樓，一頓豐盛的大餐等著我們。赫魯曉夫臉色仍很陰沉，他大概還沒消氣。

關於馬爾羅

萊利斯在《原纖維》結尾部分列舉了他寫作時始終努力遵循卻不是總能做到的幾個原則：不撒謊，不自誇，拒絕任何言過其實的說法，不出言輕率，不嘩眾取寵，不把文學當萬金油，像一個懂得說話的人那樣寫作，以的嚴格和誠意對待文字。馬爾羅的做法與這些訓誡恰恰相反。今天，宣稱兄弟親善不是虛偽的粉飾，這是可恥的謊言，如果馬爾羅還知道謊言和真相這兩個詞的含義。可他顯然把二者混為一談，詞語對他來說隻是些無意義的空話，可這不妨礙他使用它們表達思想。當他想出某個說法時，他自認為創造了一種思想。觀察某個物件，然後老老實實說出他看到了什麼，這對他來說過於簡陋了：他不是去面對，而是逃避。這套把戲太顯而易見了，很快就讓人無法忍受，他永遠得“想”到點其他的什麼。他想得到什麼呢？他從來不明說，其他東西又讓他想到另外其他東西，對這東西他也沒什麼想法。這是一層層疊加的空洞：什麼都沒說明白，所有問題都不停地被回避了。在開羅時，他想到了墨西哥、危地馬拉還有安提瓜；在安提瓜的時候他想到了美麗的巴洛克城市諾特。站在面前他想到了托洛茨基、中國皇帝和“軍隊將領們生鏽的鐵甲”；看見長城他想到了弗澤萊；在德裡他想到巴比倫花園、科爾特茲的士兵以及杭州的荷花；出席讓·穆蘭葬禮後，他寫道：“我想起了米什萊寫的雅爾納克男爵與劍客拉夏特尼埃決鬥的故事。”類似的聯想我還能繼續列出滿滿幾頁紙來。

博朗告誡人們，不要手捧鮮花進入文學的花園。馬爾羅卻披掛著花環與花冠走了進去，還把他號稱要表現的東西藏在華麗繁復的辭藻下面。寫他與尼赫魯和的會面，他也沒有向我們描述任何一個人物。我們都知道，這種官方的會談，即便是精心安排，又能有什麼價值。而且馬爾羅還沒有傾聽的能力，他隻會說。如果是提問，他那份固執會讓對方不得不按照他既定的框架回答。結果我們根本聽不到對方真實的聲音，聽到的全是馬爾羅強加給他的腔調。馬爾羅也無意向讀者提供什麼信息，隻是想把他們弄得暈頭轉向，讓他們知道作者的知識多麼淵博，見過多少世面，結識了多少名流。他誇張造作的風格隻是為了掩蓋內容的貧乏。在談話時，這種把戲或許會給人留下卓越不凡的印像；但如果是閱讀，很容易就會發現，這些眼花繚亂的套路實際有多空洞，它們掩蓋的是些無聊的套話。在《反回憶錄》裡，馬爾羅從頭到尾炒冷飯，寫的都是他已經寫濫的主題，比如現實主義藝術，還有些右派的老調調：贊成剝削，把特權階層的價值觀和信念當作普遍的人類狀況。用這種論調滿懷激情地談論法國，可從來不提法國人。

關於女權主義

……女性是文化的產物，而不是生物學上說的先天注定，沒有一個美國女權主義者質疑這個觀點。她們與我書中觀點的分歧主要在實踐層面：她們拒絕寄希望於未來，寧願今天就把自己的命運抓在手裡。而我的思想變化也在這點上：現在我認為她們是對的。

《第二性》或許對女權戰士有用，但這並不是一本號召鬥爭的書。我本來認為，女性的地位會隨著社會變革而變化。我在書裡寫道：“總的來說，我們贏了一局。如今對我們來說，許多問題比那些隻涉及我們的問題更為重要。”在《事物的力量》中，談及女性地位時，我寫道：“女性的地位取決於勞動在未來世界裡的狀況。隻有生產發生重大的變化，女性地位纔能真正改變。所以，我不願把自己局限於女權運動的視角。”之後不久，在一次接受讓松的采訪時，我說，要準確闡述我的思想，就要以徹底的方式把它與女權主義聯繫起來。但這些觀點當時僅限於理論：我堅決否認女人天性的存在。現在，我認為女權主義就是要為實現女性特有的訴求而鬥爭，這種鬥爭與階級鬥爭並行，我認為自己是女權主義者。不，我們並沒有贏得這一局：實際上，自1950年以來，我們一次也沒有贏。僅靠社會革命解決不了我們的問題。這些問題涉及一半以上的人類：如今我認為這些是關鍵問題。我驚訝於人們竟如此輕易接受對女性的剝削。如果回顧深深根植於平等思想的舊式民主，我們很難意識到，奴隸總是以為自己理所當然是奴隸，因為我們以為奴隸能輕而易舉地看到其中的矛盾。或許有一天，後世會同樣驚愕，不理解資產階級民主或人民民主制度，怎麼會如此厚顏無恥地維持兩性之間的不平等。盡管我清楚地看到背後的原因，也不免時常感到驚異。簡言之，從前我以為階級鬥爭優先於性別鬥爭，如今我認為這兩項鬥爭應並行不悖。

…………

女權主義者之間也有很多分歧。比如關於家庭的未來，她們意見不一。一部分人，包括舒拉米斯·費爾斯通，認為家庭必須解體，否則女性、孩子和青少年就沒有自由。雖然那些試圖取代家長角色的機構都失敗了，但這說明不了什麼：那就像社會邊緣的垃圾場，而整個社會都需要徹底重新構建。這種觀點是對的，我覺得費爾斯通對家庭的批判也是對的。女性通過孩子以及在孩子身上濫施威權，被置於受奴役的境地，這使我哀嘆。父母把孩子帶入施虐受虐的遊戲當中，把自己的意淫、執念和神經癥投射在孩子身上，這種狀況極其不健康。父母本應平衡分擔父母的任務，盡可能避免把孩子一味地扔給家長，限制家長的權力，並嚴格監督家長行使權威。如果能做到這些，家庭是否還有用呢？在某些團體中，孩子由全體成人撫養，而且取得了很好的結果。但這樣的事例太少了，不足以作為解決問題的方案。……

對男性的仇恨使某些女性否認一切男性認同的價值觀，反對所有她們稱之為“男性模式”的東西。這我不贊同，因為我不認為這世上有什麼品質、價值觀或生活方式是純屬女性的：那等於承認女人是天性，而這是男人發明出來的說法，目的是讓女性永遠處於被壓迫的地位。女性追求的不是成為女人，而是成為完整的人。拒絕所謂的“男性模式”是沒有意義的。事實上，文化、科學、藝術和技術都是由男人發明的，因為從前他們代表著一切。正如無產階級用自己的方式繼承過去的遺產，女性也要奪過男性鍛造的工具，用它們爭取自己的利益。確實，男性創造並發揚的文化反映出他們的大男子主義，他們使用的詞語也透著同樣的傾向。我們從他們手上得到財富的同時，要保持警惕，分辨哪些是普世適用的，哪些帶著男性的偏見。“黑”“白”這種字眼我們同樣可以接受，但“男子氣”這個詞則不行。我覺得女性可以放心地學習數學和化學，生物學就比較可疑，心理學和精神分析就更不用說了。我認為對這些知識重新修訂是必要的，但不能全盤否定。

關於衰老

另一個衰老的信號更加顯而易見，也是我一直在抵抗的，那就是我與未來的關繫。老年人接受采訪的時候，即便表現出一定的樂觀，也總會提到衰老的壞處。讓我喫驚的是，他們從不談未來的萎縮，萊利斯在《原纖維》中對此有精闢的表述。有些人確實感受不到這一點，我的女友奧爾迦就說過：“我永遠生活在當下，而當下即永恆。我從來不相信未來。所以無論是二十歲還是五十歲，對我來說幾乎是一回事。”還有一些人，生活對他們來說是個重擔，未來越短暫，生活就越輕松。我的情況則不同：我始終面向未來，興高采烈地去迎接明天的我。我急切而貪婪，預感到自己每一次開疆拓土都會給將來留下永不磨滅的回憶。現在，我還有勇氣制定一些短期計劃—旅行，閱讀，會面—但曾經推我前行的強大激情停止了。用夏多布裡昂的話說，就是我的人生接近尾聲了，我不能再用太大的步伐行動了。我如今把“三十年前”“四十年前”掛在嘴上，再也不提“三十年以後”了。這短暫的未來已有定論。我感到自己人生的作品已到了完結篇，即便再多寫上兩三卷，也不會改變整體的樣貌了。

然而時至今日，我的世界仍然在不停地擴大。在談到戰後經歷時，我注意過這個現像，而今它愈加顯著。外界事件對我個人生活的影響降低了，我的生活按既定軌道運行，偶然的成分幾乎為零。新認識的人大多都是因為喜愛我的作品而給我寫信：我與他們之間建立的關繫，是由我的回應所產生的反作用力而產生的。隨著活動範圍越來越廣，我的生活成了許多不同軌跡的交彙之處：這就是為什麼一段時間以來，我生活中的巧合越來越多。J-B.彭塔利斯說過，小說的無聊之處在於，總是同一群人在故事裡不停地相遇。此言甚是。我發現現實生活幾乎也一樣。我交好的一位四十歲的女子，嫁給了我從前在勒梅爾夫人那裡認識的一位先生，當年他十六歲。薇奧萊塔·勒杜克偶爾跟麗莎以前交往的兩個男同性戀朋友之一約會。類似的例子不勝枚舉。出現這種情況，是因為我以各種方式認識的人越來越多，也因為我所屬的那個知識分子圈子很小。

我的生活日復一日循著同樣的節奏，我做著同樣性質的事情，與同樣的人來往，然而我完全沒有停滯的感覺，重復隻是我生活的底色，新的內容層出不窮。我每天都在閱讀，但讀的書是新的；我每天都在寫作，但寫作中遇到的問題是無法預料的。我懷著迫切的心情關注著時事的發展，這些事從未重復，如今已成了我個人生活的一部分。

變老的好處之一，是我可以完整地觀察到一些人的人生軌跡，見證他們出人意料的發展道路。我怎麼也想不到，花神咖啡館那個“勾魂”的姑娘，美麗而又一臉迷茫，時間會把她變成一個出色的女企業家；還有另一個姑娘，懶散而又有點野性，日後居然會成為法國好的卡夫卡專家；還有英俊的尼克，長大後會拍出那麼美的電影。我想像不出，那麼不拘一格，看上去又對榮譽滿不在乎的波朗，日後會披上法蘭西學術院院士的禮服。我也萬萬想不到，寫出《希望》的人願意在技術官僚統治並與弗朗哥交好的法國政府裡當個部長。這些人的人生軌跡讓我喫驚，顯然是因為我隻看到了他們的外表，而不了解他們人生的底色。我對他們的童年一無所知，而童年是了解一切的鑰匙。

關於自我認知

事實上，雖然嘴上不承認，其實任何人都不願變成自己之外的樣子。畢竟對所有生命來說，生存就意味著讓自己存在。人有時會批評自己的行為，但不見得就會改弦更張。阿米艾爾在《他的日記》中不停地感嘆自己懶惰，宣稱自己要克服懶惰，然而行為卻一如既往。其實他是選擇了要做一個躺在自己的懶惰上呻吟的懶漢。這並不是說每個人都愛自己。我說過，一個人在童年時沒有得到應有的愛，學會用父母的眼光看待自己，那麼他會在內心整合出一個令人厭惡的自我形像，終生無法擺脫。但這種自我厭惡來自他的主體，於是他一邊痛苦，一邊認同。在這種本體認同下，某些人驕傲地承認自己有一些在我看來難以承認的性格缺點：“我看重錢，我不會浪費它……看到認識的人有煩心事我感到好玩……我可不像那些歇斯底裡的人一樣，非得要知道真相。”我立即會認為：這是個吝嗇鬼；這人真壞；這女人自欺欺人。但他們會否認這些定義。幾乎不可能說服別人承認那些在我們看來顯而易見的缺點，如果他們認為那不是缺點，那是因為他們的價值觀與我們不同，所以把我們的批評隻當耳旁風。費爾南德·畢加索說：“如果街上的人不衝我起哄，我就會覺得自己的帽子不夠帥。”別人以為衝他起哄是侮辱他，他隻覺得那是在誇他優雅。

我也有這種對自己的認可。有個精通筆跡學的朋友在研究了我的字後，給我描述的人格肖像相當讓我自鳴得意。她說：“您覺得滿意，是因為您自己選擇了成為現在的您。其實我們也可以從負面理解。”確實，我專注工作、善始善終的特點可以被描述為自覺、有毅力或堅韌不撥，但其中也有一意孤行、固執己見的成分。我的求知欲來自開放的心態還是膚淺的好奇心？至於我，我是毫不猶豫地接受自己的。如果我覺得別人評論說的“像我”，我隻覺得有趣。我一度用研究普羅旺斯風景一樣的方法研究音樂，我自己心裡意識到了這一點，可這並不妨礙我的狂熱。我對別人的評價也適用於我自己：我是很難被傷害的。假如別人的批評和指責說得不對，我會置若罔聞；假如說得對，我甘之如飴。隨便他們把我當成女知識分子或女權主義者，我都不在乎：我就是我，我對自己負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