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序言
我第一次見到波伏瓦是在1970年5月，當時她對我態度頗為冷淡。不過，那次我是約了薩特，踫巧遇見她的。那段時間，我在巴黎擔任特約通訊員，那次是去采訪這位哲學家，請他談談當時再次備受關注的“革命暴力”問題：個人是否有使用暴力進行反抗的權利？如果有，“以暴制暴”的限度在哪裡？
我坐在薩特位於拉斯帕伊大道的單間公寓裡。采訪時間是30分鐘，訪談即將結束時，有人用鑰匙轉動門鎖打開門，走了進來，來人正是西蒙娜·德·波伏瓦。她不悅地掃了我一眼（還有我的半長金發和迷你裙），然後冷冷地、近乎生硬地提醒薩特，他們一會兒還要出席新聞發布會。隨後，她在離我們稍遠些的地方——薩特的書桌前——坐下，開始工作。
我能感覺出來她因為采訪拖延了時間很生氣，這讓我有些不自在。我頭一回領教波伏瓦那出了名的“ête de chameau”（直譯為“駱駝頭”）性格——當她遇到不喜歡的人或感到別扭的事，就會板起臉，一副冷若冰霜、拒人千裡的模樣。後來我纔知曉，她是一個決絕的人。這種決絕的性格一體兩面，另一面是：一旦她心裡裝下一個人，就再也放不下。
直到今天，我仍然能感受到當時的激動心情。在當時的法國，薩特是“五月風暴”的頭號理論家，因支持青年反叛運動的激進態度而聲名大噪。見到薩特，我已經激動不已，更何況，還見到了波伏瓦……我和她之間的聯繫可比和薩特的多得多。
自20世紀60年代初以來，西蒙娜·德·波伏瓦這個遙遠的存在，對於我們那代人既是空前的挑戰，也是莫大的鼓舞。我這裡指的不僅是她的作品回憶錄和論著，還有她的生活。作為一名知識分子，她是勇敢且可敬的反抗者，她參與那個時代最具爆炸性話題的政治辯論，旗幟鮮明地表達立場（比如在阿爾及利亞戰爭中反對法國殖民者）；作為一名女性，她過著和伴侶不結婚、不同住的“開放式愛情”生活；作為一位作家，她獨樹一幟、成就斐然，並且魅力四射。總而言之，她是一個曠世無雙的奇女子！用今天的話來說，她是一個頂級“偶像”。
如果那時有人告訴我，在波伏瓦的漫漫人生路上，會有一段旅程與我同行——我將和她進行這些訪談，而且它們將會影響全世界的婦女運動——我大抵不會相信。更讓我想不到的是，我們對談的那些年（1972—1982）還廣為人們接受、享譽世界的波伏瓦，在她去世（1986）後不過數年，就被誤解、被無視，甚至幾乎被遺忘。
然而，西蒙娜·德·波伏瓦正在被重新發現。在當前關於兩性話題的爭論中，身份認同主義者強調人與人的差異，普世主義者強調人與人的平等，而波伏瓦的平等思想是其中最重要的推動力量，尤其涉及性別關繫。她理想中的性別關繫是一種“兄弟姐妹情誼”。與此同時，沒有人像她那樣激進地分析和徹底地質疑社會性別，卻並不否認生理性別。
今天人們稱為“性別解構”的概念，波伏瓦早有先見，雖然她並不是在這一領域進行研究的第一人，但她的分析最是鞭闢入裡，她一針見血地指出：“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後天形成的。” 塑造“女性氣質”和“男性氣質”的不是生物學構成（Biologie），不是自然本質（Natur），而是文化：終生的性別角色分配把人割裂為女人或男人，剝奪了他們的另一面。波伏瓦理想中的人，是擺脫了性別角色束縛的完整的人。
然而，身為哲學家的波伏瓦並不否認生理性別，也不否認性別經過了千百年的塑造。在1949年出版的《第二性》（Le Deuxième Sexe）中，她寫道：“拒絕永恆女性、黑人靈魂、猶太人性格的概念，並非否認今日有猶太人、黑人、女人：這種否定對上述幾種人並不代表一種解放，而是代表一種非本真的回避態度。顯而易見，任何女人都不能真誠地自認為置身於自己的性別之外。” 對男人來說，道理亦然。
例如，在當前關於跨性別的討論中，性別改變後否認先天性別的經歷和印痕作用，就是“不真誠”。真誠的做法是，承認並接納出生性別和所期望的性別這兩方面的經歷。因此，波伏瓦堅持摒棄文化性別角色，但她也深知印痕作用的真實性和自然的不可逆性。她在《第二性》的結尾寫道：“人類的任務是讓自由王國在既定的世界實現突破性飛躍。為了取得這一最終勝利，男性和女性應超越他們的自然差異，明確表達相互之間的兄弟情誼。” （若是在今天，她大概會說“兄弟姐妹情誼”。）
在當前的性別身份認同辯論中，有些人既質疑社會性別，又質疑生理性別，即將文化與自然等同起來。而在波伏瓦看來，“自然性別”即生理性別當然是不可逆轉的，隻是它不應該再成為分配性別角色的借口。
在20世紀初全球歷史性的女權運動過去半個多世紀後，“新女權運動”應運而生，在美國被稱為“第二次浪潮”。我們這些七十年代的女權主義者都讀過西蒙娜·德·波伏瓦的《第二性》，並在其理論基礎上加以發揮。不久，該書作者也成為我們中的一員，公開承認自己是女權主義者，並積極參與女權主義運動。
1970年9月，我加入了巴黎的一個女權先鋒小團體。次年春天，我們的行動就被視為一股運動，媒體稱其為“婦女解放運動”（Mouvement de Libération des Femmes，簡稱MLF）。我們發起了一次又一次引人注目的行動，其中包括反墮胎禁令運動。1971年4月，包括一些知名人士在內的343名女性在《新觀察家》（Le Nouvel Observateur）雜志上公開聲明：“我墮過胎，我要求每個女性都享有同樣的權利！”波伏瓦就在這些女性之列。我將這個運動理念從法國帶到了德國，1971年6月6日，374名女性在德國《亮點》周刊（Der Stern）挑釁地宣稱：“我們墮過胎！”
自加入女權運動起，波伏瓦就一直與激進女權主義少數派合作，她在政治上和感情上都信任我們。她從不拒絕我們的請求。如同薩特成為一部分新左派的“同路人”（Compagnon de route），現在的波伏瓦也是激進女權主義者（反生物決定論者或普世主義者）的同路人。
對約定的事情，無論是參與政治活動還是參加私人宴會，波伏瓦總是準時到場。她痛恨不守時。她沒時間可以浪費，討論中她言辭精闢犀利，分析富有洞見，激情洋溢的無政府主義思想感染力極強。對於她，不激進，毋寧死。然而，激進如她，卻總是風度優雅、儀態端莊——瞧她把手提包放在膝頭的樣子……
那是一個充滿希望的年代，似乎一切皆有可能；政治活動讓人著迷，占據了我們全部的生活，我們沉浸其中、如醉如痴。每天晚上都被聚會、討論、餐會、活動填滿。“和西蒙娜共進晚餐”（Les bouffes avec Simone）成了大家樂此不疲的習慣。每隔幾周，大家輪流做飯聚餐，但從不在波伏瓦那裡，她討厭做飯。大多數時候在我這裡，我喜歡做飯。我們六到八個女人，大快朵頤，開懷暢飲，笑談天下，然後共商女性解放大計。
在這樣的一次“晚餐會”中，我萌生了采訪波伏瓦的想法，後來就誕生了我們的第一次訪談。曾是保守社會主義者的波伏瓦宣布“改信”女權主義，成為積極的女權主義者，我認為茲事體大。我之所以這樣看， 是因為1949年《第二性》面世後，作為20世紀最重要的女權主義理論家之一，波伏瓦卻認為女權運動沒有存在的必要。她當時稱，相信“在社會主義內部，婦女問題會自然而然地得到解決”。但後來，“現實社會主義”和斯大林主義使波伏瓦和薩特的幻想破滅了，當然，幻想破滅的不止他們兩個。
我們的首次訪談也因為波伏瓦這一政治立場的轉變而創造了歷史。該訪談於1972年年初發表，那時在西方國家，正在興起的女權運動與左派陷入了僵持不下的合法性之爭，而女權運動的一部分參與者正來自左派。恰在此時，與激進左派過從甚密的薩特的伴侶站出來宣稱：“我是女權主義者！”她支持獨立於左派的女權運動，並批評資本主義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裡的“親愛的同志們”。我們的訪談被翻譯成多國語言，甚至包括日語，盜版在無數女性團體中傳播。
一年後，我為北德廣播公司（NDR）做了一次波伏瓦的電視專訪。本書關於波伏瓦和薩特的關繫問題的訪談，就取材於這次專訪。這個片子1972年9月拍攝於羅馬。據我所知，這是他們唯一一次一起回答該問題。他們的關繫被視為“開放式愛情”的典範，影響了幾代人。
政治活動和訪談之外，在羅馬的那些日子開啟了我們真正的友誼。還記得露臺上那些漫長的夜晚，波伏瓦、薩特和我，我們三人談天說地、嬉笑怒罵，不亦樂乎；我們有個共同的愛好，就是喜歡聊八卦，八卦可比某些哲學討論更饒有趣味，更富有啟發性。
早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在我們的第三次訪談中，波伏瓦就曾警告說，要提防信奉“女性天性”（也包括男性天性）的論調重新抬頭。她譏諷道：“既然不能贊美女人刷鍋洗碗是美的，那就贊美做母親是美的。”
波伏瓦在訪談中的言論，特別是關於母性的言論，招致了抗議風暴，情形和《第二性》出版時有關愛、同性戀和母性的章節引起的軒然大波別無二致。世界各地的女性寫信到她巴黎的私人住址（11 bis，Rue Schoelcher）控訴她：“你對母親懷有敵意！你大概自己生活不如意！不要因噎廢食！”直到今天，那些無法容忍波伏瓦不願在思想上自我欺騙或任人欺騙的人，仍然不想去了解她，並堅持誤解她。
在波伏瓦的一生中，有多少回她不得不耐著性子回答人們的問題：不曾做母親是否讓她感覺缺失了生命中極其重要的東西？試問有人問過薩特，他不曾做父親，還覺得自己是一個完整的人嗎？因此，在她有關母性的言論中，不免有一股不勝其煩的怒火。同時，對於女性傾向於自欺和不真誠，正如薩特所闡釋的那樣，她也確實有一種怒其不爭的憤怒。
那麼關於母性，波伏瓦究竟說了什麼？她說，人們借母性之名要求女性承擔照顧子女之責，但母性並非與生俱來，而是後天馴化而成的。做母親的生物本能，即生育能力，並不理所當然地意味著有責任和能力去承擔社會性母職的任務，即撫養孩子。母職本身並不是創造性行為，而是生物學現像。母職也不是女性的終生職責。母職往往把女性變成名副其實的奴隸，把她們禁錮在家中。因此，必須停止這種母職實踐，即傳統的男女分工。今天一些女性政治家也發表了類似的言論，隻不過比波伏瓦晚了半個世紀。
在1976年的訪談中，我們都認為，討論以女權主義之名對女性氣質的盲目神化非常重要。波伏瓦激烈抨擊任何聲稱女性“特別”或“更好”的論調，她說：“這是陰險的生物決定論，和我所有的觀念背道而馳。如果男人告訴我們：乖乖地做女人吧，把權力、榮譽、事業所有這些煩人的事情都交給我們吧，安於你們的現狀：腳踏實地，專注於人類的使命……如果他們這樣說，我們就該警惕了！”
在1982年9月的最後一次訪談中，我們又一次談到執著於這種性別“差異”——基於不同的性別印痕和性別現實，男女差異的確存在——而非追求平等所帶來的危害。
1978年1月，在她70歲生日前的一天，我們做了第四次訪談，談論她自己的晚年。波伏瓦的著作《論老年》（La Vieillesse）對老年和衰老提供了富有預見性的全面分析，就其對女性的意義而言，可與《第二性》相媲美。在這次訪談中，波伏瓦表現出一種她特有的性格特征：她並不是一個耽於自我沉思的人。她寫了這部關於老年的著作，並不意味著比起其他人她對自己的晚年有更多話要說。她有充分的自知，但同時與自身保持著距離，這使她一生都無拘無束、灑脫恣意、生氣勃勃，這也體現在她的思想上。然而，就像她的回憶錄一樣，在這次訪談中，她也沒有說出全部真相，這在她去世後得到證實。她這樣做也是考慮到他人的感受，或許不僅僅出於這個原因。但波伏瓦通過遺物，即她留下的信件，尤其是寫給薩特的信，道出了全部真相。她知道，自己去世後繼承人希爾維·勒邦（Sylvie Le Bon）會發表這些信件，她自己在薩特去世後就公開了他的信件。不過，波伏瓦生前還顧及尚在人世的當事人的感受， 她的繼承人則沒有她那樣的顧慮了。
在波伏瓦1986年4月14日意外去世前，我在最後一次訪談中問她，身為作家，假如回望過去，是否有些事情今天會做出不同的選擇。她回答道：“有，我會更誠實。”“關於我的性取向，我沒有說出全部真相。” 事實上，關於她的雙性戀傾向，她沒有說出全部真相；對於她為“開放式愛情”所付出的代價，她也沒有說出全部真相。
這樣的契約——與薩特保持伴侶關繫，同時可以與第三者有情人關繫——對於不能亦不想把愛和性分開的女性，往往更為困難。大概這也是為何除了與薩特，波伏瓦終其一生未再進入另一段嚴肅的關繫。唯一可能危及薩特位置的人，是納爾遜·阿爾格倫。波伏瓦和他經歷了一段充滿激情的關繫，之後離開了他。
私下裡，波伏瓦和我也曾多次坦誠地談論性。有一次在交談中，她向我吐露她第一次體驗到性高潮是和阿爾格倫，在她38歲的時候。實在令人難以置信，她可是一個因“開放式愛情”而聞名世界的人啊。可在那樣的年代，女性就是這般處境，西蒙娜·德·波伏瓦也不例外。再者，在薩特和波伏瓦的關繫中，性並沒有那麼重要。薩特曾說，自己對性並不太感興趣，還是個糟糕的情人，讓他欲罷不能的是征服女人。這樣的好處是，他和情人們的性關繫不會對他和波伏瓦的關繫造成不可挽回的影響，他們兩人親密無間，也會情意綿綿，但那種感情更類似親情。
她也沒有一味放任對女性的愛情，她通常選擇與她地位不對等、年齡相差懸殊的女性作為伴侶。直到薩特生命的末期，她纔讓一位女性，希爾維·勒邦，在她生活中占據了中心位置，這並非巧合。雖然波伏瓦在《第二性》中寫了女同性戀，這在那個年代已是罕見的打破禁忌之舉，但直到女權運動風起雲湧的70年代，她纔得以將這方面的認識從政治上並結合實踐做了徹底的梳理。
顯然，對波伏瓦來說，對女性的愛情既令人心馳神往，又讓人膽戰心驚。因為早年對她雙性戀傾向的猜測，已然掀起軒然大波，導致她名聲受損，社會地位岌岌可危。她想必覺察到，隻有借助一位男性的支撐，或是身邊有一位男性相伴，纔能實現她對個人完整性的追求。
難道這纔是她與薩特——“孿生的”男版自己——將契約進行到底的真實原因？芳華之年的波伏瓦之所以選擇纔華橫溢、卓爾不群的薩特，是因為隻有在他身邊，她纔能拿到進入那個女性被拒之門外的世界的通行證？因此，她纔竭力避免使兩人的共生關繫陷入危險？常被言之鑿鑿談起的她和薩特的“相互滲透”，是她探索男性世界的一種方式？和薩特在一起以及通過他，她釋放了身為女性不能釋放的所有情感和欲望？那麼，對她來說，薩特是否也隻是一種媒介，借助這個媒介，她作為女人也能“像男人一樣”思考和行動？故而，薩特實際上被當成了她的另一面——作為他者的波伏瓦被剝奪的另一面？
1908年1月9日出生於巴黎的波伏瓦，是20世紀第一代接受教育的女性精英，在那之前，接受教育是男性的特權。她擺脫了中產階層的束縛，闖入外面的世界。從那一刻起，她就想要主客體合一，既為客體，亦為主體；既是女人，亦是男人，完整的人。
1947年7月3日，她在給當時的情人阿爾格倫的信中寫道：“生活中的一切我都想要。我想是女人，也想是男人，想有很多朋友，也想一人獨處，想工作和寫出很棒的書，也想旅行和享樂，想隻為自己活著，又不想隻為自己活著……你看，要得到我想要的一切，殊為不易。要是做不到，我會氣瘋。”
這裡我們又看到了波伏瓦的決絕。當然，她深知不同的性別印痕和性別現實的存在，在她自己身上亦是如此，但她選擇了存在主義的自由。她不願再讓自己分裂為頭腦和身體，不願再二選一，要麼被人尊重，要麼令人傾慕。她既想是富有魅力的知識分子，又想是動人心魄的窈窕女子。
今天，婦女解放運動的後浪們面臨著和當年波伏瓦一樣的使命：將認識與行動、理智與情感統一起來。波伏瓦作為女權主義先驅，是一個舉世無雙的偉大榜樣。她有時會失敗，但也贏得了若干勝利。她隻是做了自己人生的主人——決心要幸福。
愛麗絲·施瓦澤
2022年夏於科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