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 論

章 《 商頌》與殷周兩代禮樂文化的傳承與嬗變

節 關於《商頌》作年的論爭及初步結論

第二節 《商頌》五篇的分類與作年

第三節 《商頌》中禹形像的演變

第四節 殷周兩代的文化傳承與《商頌》的流傳

第二章 《周頌·大武樂章》與西周禮樂制度的奠基

節 《大武樂章》的作年與篇章歸屬

第二節 早期周禮的文化特征與《大武樂章》的思想內涵

第三節 《大武樂章》的藝術構成及其文化意義

第三章 《周頌·三像》與周代禮樂文化的演變

節 《三像》產生的歷史背景及其命名原則

第二節 《三像》之詩的篇目及其思想內涵

第三節 《三像》舞容與周代禮樂文化的演變

第四章 《周頌·閔予小子》諸篇與周禮核心精神的確立

節 “周公居東”與《閔予小子》諸篇作年

第二節 “小子”與《閔予小子》篇的思想內涵

第三節 《訪落》解題

第四節 周初王室政治與《小毖》主旨

第五節 《敬之》與周禮核心精神的構成

第五章 《周頌·臣工之什》與周代賓禮

節 《載見》與西周朝覲禮

第二節 《有客》與周代賓禮

第三節 《詩》《書》成語與《振鷺》篇的文化解讀

第四節 《有瞽》與周代觀樂制度

第六章 《周頌》農事詩與周代禮樂制度

節 《載芟》與周代籍禮

第二節 《良耜》與《周頌》中的祭祀文化傳承

第三節 禮樂文化與《周頌》農事詩的歷史演變

第七章 《閟宮》與禮樂制度在魯國的傳承

節 《魯頌》的歷史批評及其與商周文化的聯繫

第二節 《閟宮》“纘禹之緒”與春秋中期的禮樂文化復興運動

第三節 《閟宮》“土田附庸”的歷史記憶

第八章 《駉》《泮水》與禮樂文化在魯國的“中興”

節 《駉》篇與禮樂國家的布政原則

第二節 《泮水》與西周禮樂制度在魯國的中興

第九章 《有駜》“成相”與西周禮樂制度的淵源及流變

節 《有駜》與西周禮樂制度的文化精神

第二節 《有駜》“成相”及其周代禮樂制度的淵源與流變

主要參考文獻

原版後記

新版後記

研究華夏民族文化基本特征的形成過程與周代禮樂文化的全貌，《商頌》是不可或缺的必要內容。從宏觀上來說，殷商文化研究對於華夏民族文化的整體研究具有重要作用。夏、商、周三代是中國文化傳統的歷史承擔者。夏人的統治被殷人所取代，殷人的統治被周人所取代，在這一過程中，夏商文化也被後

代所疊相繼承與吸收，後演化為周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這就是孔子所說的“周監於二代”。

周人對夏商兩代的文化繼承是有區別的。首先，夏代的文化發展程度不及商代，能夠提供給其繼承者的遺產自然較殷代有所不及。其次，殷商時代已經擁有高度發達的書面文獻繫統，它在商周兩代的文化傳遞方面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尚書·多士》記載周公旦對“商王士”的訓詞中曾說到“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殷人的文獻記載了夏商之際的歷史變革，同時也記載了其他文化內容。然而隨著時光的流逝，春秋末年的孔子，已經在言殷禮時慨嘆文獻不足征了。作為可靠的先秦文獻，《詩經》的文獻價值為古今學者所共推服。收入周人所編輯的歷史文獻《詩經》中的《商頌》五篇，對於殷周文化研究的意義自可想見。就我們的研究論題而言，《商頌》還另有其特別的意義。從文化史的縱向來考查，在當時華夏文化集團內容的結構調整，即文化核心的更替過程中，《商頌》所代表的文化內涵對新的華夏文化模式有著巨大的影響。從商周時期華夏文化的區域構成這一角度來看，《商頌》所代表的商—宋文化，不僅是中原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而且直到春秋時期，其影響還遠及鄰邦，尤其對魯國的影響，又通過儒家學派的傳承序列，影響到先秦以後的整個中國文化史。《商頌》所代表的商—宋文化使得華夏文明在統一的基本色調之下呈現出來的多彩畫面具有更高品位的文化資質，從而使我們所敘述的華夏文

化基本特征的形成過程具有的歷史深度得到一個明確的個案支持。

然而，對於《商頌》的上述意義，學術界卻長期沒有表現出足夠的熱情。究其根源，在於對《商頌》文化性質的誤解，而這一問題又首先歸結於對《商頌》制作年代的疑問。

在先秦時期，沒有人對《商頌》產生過懷疑。關於《商頌》制作年代的歧議，早始於漢代。漢代《詩經》學主要分為四家。古文家的《毛詩》認為《商頌》傳自商代。而齊、魯、韓三家今文學派的看法則不同，他們認為《商頌》是春秋時期宋國的作品，其作者是正考父，創作動機是為了贊美當時的宋國國君宋襄公（前650—前637年在位）。但由於漢代經學家中有許多人並不專守一門（東漢以後更是如此），再加上經過鄭玄整理的《毛詩》在東漢以後的讀書人中影響很大，所以在清代以前，今文學家關於《商頌》作年的意見並沒有受到重視。隨著晚清以後疑古思潮的興起，經學流派之一的今文學派翻起了《詩經》研究史上的這樁舊案，清季、民初有許多著名學者發表意見，表示支持今文家的觀點。其中魏源、皮錫瑞、俞平伯和顧頡剛等人提出二十多條理由，論證《商頌》為春秋時期的作品。王國維不贊成《商頌》作於春秋時期，但他同時也不贊成《商頌》是商代的作品，而認為《商頌》當作於宗周中葉。在否定《商頌》作於商代這一方面，王說與《商頌》作於春秋說相通，所以從客觀上增強了《商頌》作於春秋說的力量。自彼時以來，《商頌》作於春秋說開始在《詩經》研究界占據統治地位，並在文史學界產生了廣泛的影響。

今天我們討論清代今文學派的觀點時，有一點必須明確，那就是清代今文學派的學術觀點與其政治主張是密切相關的，他們研究經學的目的很明確，就是要借古諷今。今文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魏源在談到他寫作《詩古微》的目的時說：

《詩古微》何以名？曰：所以發揮齊、魯、韓《三家詩》之微言大誼，補苴其罅漏，張皇其幽渺，以豁除《毛詩》美、刺、正、變之滯例，而揭周公、孔子制禮正樂之用心於來世也。……故《詩》之道，必上明乎禮、樂，下明乎《春秋》，而後古聖憂患天下來世之心，不絕於天下。

至於其研究《詩經》時所持的原則和方法，魏源說：

雖然，《詩》教止於斯而已乎？……無聲之禮樂志氣塞乎天地，此所謂興、觀、群、怨可以起之《詩》，而非徒章句之《詩》也。故夫溯流頳則涵泳少矣，鼓弦急則適志微矣。《詩》之道可盡於是乎？

魏源說他要“揭周公、孔子制禮正樂之用心於來世”，聲稱所論“非徒章句之《詩》”，實際上是一種不重訓詁、寧求之深的思想方法。這一思想方法基於清代今文學派學術主張的根本，即借經說以為政治上的托古改制張目。清代今文學派的政治主張雖然在歷史上曾起到了一定的進步作用，但它在學術上的可

信性自然就大打了。

李學勤先生曾指出：“從晚清以來的疑古思潮基本上是進步的，從思想來說是衝決網羅，有很大進步意義，是要肯定的。因為它把當時古史上的偶像一腳全都踢翻了，經書也沒有權威性了，起了思想解放的作用，當然很好。可是它也有副作用，在今天不能不平心而論，它對古書搞了很多‘冤假錯案’。”李先

生還指出，清儒在學術上的一個很大問題是其門戶之見。嚴重的政治及學術偏見，不能不影響到疑古學派在學術態度上的客觀公正，自然也就會影響到其研究結論的正確性。

直到20世紀50年代中期，《商頌》的作年問題沒有得到正確的結論。1956年，楊公驥、張松如（公木）兩先生合作，撰寫了《論商頌》一文，刊載於《文學遺產》增刊二輯。之後，楊先生又作《商頌考》，附錄於1957年出版的《中國文學》一書。1995年，張松如先生在上述成果的基礎上撰寫了《商頌研究》一書，由南開大學出版社出版。《商頌研究》一書的基本學術立場與前舉文相比，沒有大的改變。所以楊、張兩位先生關於《商頌》的學術觀點可以前述文章為代表。楊、張兩先生的文章，尤其是《商頌考》一文，材料詳贍，考辨細密，全面反駁了今文學派關於《商頌》美宋襄公的錯誤說法，論駁極為有力。

然而，由於種種原因，楊、張兩先生的上述文章在國內學術界所產生的影響與其實際達到的學術水平並不相稱。幾十年來，學術的發展，包括新材料的發現與相關理論認識的進步，使得我們有可能在師輩工作的基礎上對《商頌》的作年等一繫列問題進行更加深入的研究。這也是我們進行《詩經》與先秦禮樂文化研究必須進行的步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