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詩學》第34輯

中國文學批評課：序說          張伯偉

一、課程由來

    “中國文學批評史”作為一門現代學術中的學科，在中國已有百年歷史。在其初創期，南京大學對該學科的建設做出了卓越的貢獻。眾所周知，部國人撰寫的批評史，是1927年時在金陵大學（今南京大學）任教的陳鐘凡先生的《中國文學批評史》。其後郭紹虞在1934年出版了《中國文學批評史》上卷，在材料和方法上奠定了這一門學科的基礎。郭氏之後，資料更為詳贍，分析更趨細密，體繫更有新創的，是故南京大學教授羅根澤先生的《中國文學批評史》。雖然這部書未及以完整的面目問世（羅氏生前近印出先秦至晚唐五代部分，兩宋階段是作為其遺著出版的），但由於以上諸特點，此書一向受到中外學術界的普遍重視。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有關文學批評的著作興盛一時，如方孝嶽的《中國文學批評》、朱東潤的《中國文學批評史大綱》、朱自清的《詩言志辨》、傅庚生的《中國文學批評通論》等。不久前在南京大學圖書館發現的胡小石先生《中國文學批評史》抄本（有胡先生批注），可能是實際早的中國文學批評史著作（目前正在整理中，擬交付商務印書館收入“中國現代學術名著叢書”）。在資料的輯注方面，則有王煥鑣編的《中國文學批評論文集》（1936）和程千帆先生用於金陵大學授課而編的《文學發凡》（1943，後易名為《文論要詮》，又改為《文論十箋》），尤其是後者，通過富有匠心的編排，顯示出以中國文論資料建立文學理論繫統並頡頏西洋的用心。對於中國文學批評史上重要專著的研究，也在這一時期得到重視。以《文心雕龍》和《詩品》為例，其奠基之作，就有黃侃的《文心雕龍札記》（1927）和陳延傑的《詩品注》（1927）。《文心雕龍札記》雖然是早年在北京大學和武昌高等師範學校講授，但其書三十一篇中，《原道》以下的十一篇是他去世後，在中央大學《文藝叢刊》的紀念專號上刊出。《詩品注》則是在中央大學（今南京大學）的授課講義。其它如範文瀾的《文心雕龍注》（1929）、劉永濟的《文心雕龍校釋》（1948）、許文雨的《詩品釋》（1929，後收入其《文論講疏》，1937）、陳柱的《詩品參評》（1929）、錢基博的《文心雕龍校讀記》（1935）、《鐘嶸詩品校讀記》（1931）等，也都是以他們在南北各大學授課講義為基礎而成的著作。可以說，中國文學批評史學科的形成和發展，是與現代大學教育的課程設置密不可分的。直到五十年代後期的學術“大躍進”，大學生寫“紅皮文學史”，北大、復旦的學生寫《中國文學史》，南大的學生就是寫《中國文學批評史》，雖然終未寫成，但這樣的選題本身就表明時人對自身學術傳統的某種認同。從以上掛一漏萬的列舉中不難看出，民國年間金陵大學、中央大學的學者在這一領域處於領先的地位和水平，這是值得我們榮耀的。四十多年前，我作為南京大學的本科生，還選修過“中國古典詩歌理論史略”（管雄先生主講）、“中國古代文論選”（陳瀛先生主講）、“《文心雕龍》研究”（周勛初先生主講）等課程。但是在今天南京大學文學院的課程設置中，幾乎沒有“中國文學批評史”類，並且由來已久。今年初文學院領導換屆之際，我提出這個問題，表示願意在我退休之前給本科生開設這一課程，得到了院領導的同意和支持，所以有了這學期的“中國文學批評”的課程。

    今天開設“中國文學批評”課，並非出於“人有我無”，從而“這山望著那山高”的羨慕之心，在我看來，其意義有大小兩端：小而言之，南京大學的前輩在這一領域中曾作出卓越的貢獻，如果想自豪地接受這份榮譽和遺產，我們需要在這一領域中作出無愧前人的貢獻，所以人纔培養不可或缺；大而言之，我認為今日中國文學研究困境的癥結之一，就是缺乏“文學批評”的修養和訓練。現代學術中的文學研究，是以文學史為核心展開的，包括史料、作家作品以及地域、流派和演變的梳理。瓦爾特·本雅明有一篇短文的題目深獲我心——《批評是文學史的學科基礎》（1931，見漢娜·阿倫特編《啟迪：本雅明文選》附錄《本雅明作品年表》），此文在其生前並未刊行，現在也未有中譯。這個題目就像是一句標語或者一面旗幟般的醒目，如果用嚴羽論詩的話來形容，就是“沉著痛快”（《滄浪詩話·詩辨》），直擊問題的核心。要說有什麼不滿足，那就是在我的認知中，文學批評不僅是“文學史的學科基礎”，也是文學研究的靈魂。雖然我們絕無奢望通過一門課程就能解決文學研究的癥結，但有了這番意識，有了這個基礎，就可以為解決這一癥結清除前進道路上的某些障礙（其中主要的是觀念上的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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