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文學_回首人生（溫瑞政作品）

內容簡介

本書記述作者一生的主要經歷和事跡，分為上下兩編。上編記述下放農村以前的經歷，含：回首少年時代、回首書店四年、回首北大、回首晉北艱苦年代、回首下放運城歲月。下編記述調入山西省社科研究所（1983年改為山西省社科院）從於語言學研究的科研活動和科研成果，含：回首成立山西省語言學會、回首創辦《語文研究》、回首方言調查研究、回首語典編纂、回首語彙研究、回首語典編纂研究等。記述忠於事實，體現作者一生的曲折經歷和語言學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果。

作者簡介

溫端政，溫州平陽人。1958年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繫。1978年任山西省社會科學研究所語言研究室主任。1980年主持創辦《語文研究》，任主編。1983年，任山西省社科院語言研究所所長。1986年，國家人事部授予“中青年有突出貢獻專家”稱號；1991年，山西省委、省政府授予“山西省優秀專家”稱號，同年獲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2001年被聘為山西省社科院資深研究員；2012年，被聘為終身研究員。主要著作有《忻州方言志》《山西方言調查研究報告》（主編之一）《諺語》《歇後語》《漢語語彙學》《漢語語彙學教程》（主編）《漢語語彙研究史》（合作）《二十世紀漢語俗語研究》（合作）《語典編纂的理論與實踐》等。

上編
少年時代
新華書店四年
北大四年
晉北艱難年代
下放運城
下編
成立山西省語言學會
創辦《語文研究》
方言調查研究（上）
方言調查研究（下）
語典編纂（上）
語典編纂（中）
語典編纂（下）上編
少年時代
新華書店四年
北大四年
晉北艱難年代
下放運城
下編
成立山西省語言學會
創辦《語文研究》
方言調查研究（上）
方言調查研究（下）
語典編纂（上）
語典編纂（中）
語典編纂（下）
語彙研究
語典編纂研究
附錄：溫端政著述目錄
後記

前言

民國二十年（1931年）九月二十八日，我出生在浙江省平陽縣麻步鎮雷瀆村一戶溫姓人家，轉眼之間過去了80多個春秋，現在已是耄耋之年。我想在身體尚健的時候，回憶一生的經歷，於是就有了這本《回首人生》。
回首我的一生，有三點基本估計：
一、我的一生是幸運的。
小時候，我多次遭到病魔威脅，但都幸免於難。特別是12歲那年夏天右手背得了惡性疔瘡，危及生命。湊巧有個乞丐上門，采了草藥敷上後，腫痛立即消退，疔瘡很快治愈，挽救了我年輕的生命。現在想起來，還感到有些神奇。民國二十年（1931年）九月二十八日，我出生在浙江省平陽縣麻步鎮雷瀆村一戶溫姓人家，轉眼之間過去了80多個春秋，現在已是耄耋之年。我想在身體尚健的時候，回憶一生的經歷，於是就有了這本《回首人生》。
回首我的一生，有三點基本估計：
一、我的一生是幸運的。
小時候，我多次遭到病魔威脅，但都幸免於難。特別是12歲那年夏天右手背得了惡性疔瘡，危及生命。湊巧有個乞丐上門，采了草藥敷上後，腫痛立即消退，疔瘡很快治愈，挽救了我年輕的生命。現在想起來，還感到有些神奇。
我的前半生經歷了多次運動，都能逢兇化吉。在“三反”運動中，雖然被打成“老虎”，挨了批鬥，但我沒有自殺的念頭，也沒有被投入監獄，定案落實後仍回溫州新華書店工作，後被提升為門市部主任、業務股長、副經理，1954年還考上了北京大學中文繫。在反右鬥爭中，我雖被內定為中間偏右，但沒有被劃為右派；“文化大革命”剛開始，我在晉東南地區潞城縣崇道公社搞“四清”，響應號召，高舉革命路線大旗起來“造反”，遭到壓制時，晉東南軍分區司令親自出面支持我，使我揚眉吐氣；在兩派對立時，面對對方的追捕，我逃跑得快，毫毛未損；工宣隊進駐之後，雖然住了學習班，隔三岔五免不了被批鬥，但我以語錄巧妙對付，幸免於難。後來下放運城，走進農村的廣闊天地，並在北向公社加入中國共產黨。
值得慶幸的是，我在學習道路上遇到許多好老師。在高中的後一個學期，因經濟沒有來源，感到絕望，準備去少林寺出家的時候，班主任兼語文老師馬驊先生教育、幫助了我，使我得以完成高中學業，他還把我介紹到溫州新華書店，從此成為一名國家干部。在北京大學上學期間，袁家鏵先生手把手指導我，把我領進漢語方言學的學術殿堂。王力先生的講課，使我對語言學產生濃厚的興趣，後來他為我主編的《中國俗語大詞典》和《古今俗語集成》題寫了書名，為我們主辦的《語文研究》題寫了刊名，還多次賜稿，幫助《語文研究》提高質量。呂叔湘先生80多歲高齡時還應邀來山西講學，並為我主編的《中國俗語大詞典》撰寫序言。
還使我感到幸運的，是我工作中遇到許多好領導。在忻縣師專和晉北師專工作時遇到好校長郭萬勝。他是1936年就參加革命的老干部，對我愛護有加。1978年調入山西省社會科學研究所之後，遇到好所長王守賢，他大力支持我們的工作。所改院後，在任院長劉貫文和副院長宋玉岫、陳家驥、張海瀛的領導下，比較順利地完成了“六五”國家重點項目“山西全省縣(市)方言志”和“七五”國家重點項目“山西方言通志”。後來又得到繼任的院長和副院長的大力支持，使我所從事的事業獲得更加輝煌的成果。
使我感到幸運的是，在涉及著作權和名譽權糾紛的官司中，山西高院終審誤判我和《語文研究》編輯部敗訴，當我們走投無路，接近絕望的時候，人民檢察院受理了我們的申訴，並向人民法院提起抗訴，使我們的冤情得以洗刷。經過再審、調解，推翻了終審錯判，取得了寶貴的“小勝”。
人生難得的是幸運。我的一生似有神助，纔有如此之多的“幸運”，我覺得自己是上天的寵兒，並為此感到無比慶幸。
二、我的一生是充實的。
1958年我考取北京大學中文繫選擇了語言專業之後，就愛上了這個專業，並決心為之
奉獻終生。沒有想到的是，1962年晉北師專下馬之後，到1978年調入山西省社會科學研究所，整整16年期間，除了在山西省教育學院教了半年的古漢語課之外，其餘時間所做的都是與語言學無關的事情。幸運的是，在改革開放初期的1978年，我調入了山西省社會科學研究所，重新開始從事我心愛的語言學事業，多年積壓在心頭的激情為之迸發，夜以繼日、不知疲倦地工作著，充分享受著改革開放之後迎來的科學的春天。
我牽頭成立了山西省個學會——山西省語言學會，主持創辦了當時被譽為“《中國語文》第二”的語言學學術性期刊《語文研究》，並擔任主編達13年之久，後又擔任編委會主任。
幸運的是，當時山西省在地方志編纂方面走在全國前面，我們抓住這個機遇，組織編寫地方志中的方言志，經全國語言學科規劃會議批準，以“山西全省縣（市）志中的方言志”的名義列入“六五”期間語言學學科的國家重點研究項目。這真是天賜良機。我作為這個項目的主持人，和同行一起攻關克難，在1984年年底就提前完成規劃中規定的試編10種方言志的任務，接著又以“山西省方言志叢書”的名義正式出版了30種方言志，在省內外以至國際上產生了影響。1990年6月，山西省社會科學首屆評獎中，被評為的一項一等獎。
完成“六五”計劃的重點課題之後，又與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副所長的侯精一先生合作，聯合主持列入“七五”期間語言學學科國家重點研究項目的“山西方言通志”。我還有幸參加了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所長李榮先生主持的列入“八五”期間語言學學科國家重點研究項目的“現代漢語方言大詞典”，合作編纂了《忻州方言詞典》。
在調查研究方言的同時，進行了漢語語彙研究，編纂了語彙類辭書，得到商務印書館、上海辭書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語文出版社，以及山西教育出版社、書海出版社等的支持。1993年退休之後，我把研究的重點逐漸轉移到這些方面，進入新世紀更是把全部精力集中在這些方面，先後主持了兩個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漢語俗語語料的計算機處理及相關的語言學問題研究》和《語典編纂的理論與實踐》。2005年《漢語語彙學》的出版，被認為語彙學開始成為漢語語言學的一個分支學科。從2007開始召開首屆漢語語彙學學術研討後，每兩年開一次，今年已經是第六次了。每次會後，都由商務印書館出版論文集。語彙學研究在不斷發展，事實證明它是一個有生命力的學科。
在進行方言調查研究、語彙研究和語彙類辭書編纂過程中，獲得了豐碩的成果。這些成果是我以整個生命所凝聚成的精誠去完成的，傾注了我的全部心血，使我感到自己的一生總的來說是充實的。
三、我的一生是幸福的。
，我從所從事的事業中得到充分回報。
在晉北師專工作期間，我被推選為參加省、地、縣三級群英會的代表，1995年被補授
山西省勞動模範稱號。調入山西省社會科學研究所（1983年改為山西省社會科學院）後更是獲得許多榮譽。1986年國家人事部授予“中青年有突出貢獻專家”稱號，1991年山西省委、省政府授予“山西省優秀專家”稱號，同年獲得國務院授予的政府特殊津貼。2001年山西省社會科學院院長張成德聘任我為資深研究員；2010年，中共山西省社會科學院黨組授予“敬業奉獻標兵”的榮譽稱號；2012年被山西省社會科學院院聘任為終身研究員。當院領導在全院數百名職工的熱烈掌聲中為我頒發證書、披戴紅飄帶的時候，我感到無比的幸福。
第二，我有許多親如手足的同學和朋友。
初中時期，比我高一班的同學鄭學友，在我全身長滿虱子，健康受到嚴重威脅的時候，
幫助我徹底清除虱子，使我恢復了健康。學友章志誠，後來成為歷史學家，主編《溫州市志》，我們一直互相支持，互相鼓勵，他還撰寫了《風雨拼搏鑄輝煌——記溫籍語言學家溫端政》一文，在《溫州讀書報》2005年第10-12期上連載，後收入《甌歌——《溫州讀書報》文選》（上海遠東出版社，2011）。在高中時期，同班同學林景潤是我要好的同學之一，他當時是溫州中學地下黨支部書記，是他引領我加入地下黨的外圍組織——群峰讀書會。
在大學時代，許多同班同學一直關心著我。時任國家語委副主任的曹先擢、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黨組書記的熊正輝和時任語文出版社社長的李行健，一直關心著山西省語言學的發展，多次應邀來山西講學，出席我們召開的會議，支持我們完成國家重點項目。鄭寶倩、李一華、陳松岑在讀書時就是比較親近的同學，畢業後一直互相關懷。李一華還幫助我從北大圖書館和北京圖書館影印了許多俗語資料，使我得以完成《二十世紀的漢語俗語研究》一書。比我高一兩個年級的徐通鏘、王福堂，雖然不是同班同學，但友誼同樣深厚。《語文研究》創刊五周年的時候，徐通鏘撰寫《語言研究的發展和五年來的《語文研究》》一文，發表在《中國語文》1985年第6期，對《語文研究》作出令人鼓舞的評價。王福堂雖然在晉語“分立”上與我觀點不同，但這並不影響我們的友誼。
由於我長期主編《語文研究》，在語言學界聯繫廣泛，結識的朋友遍布全國各地，其中不乏感情深厚的知心朋友。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原所長李榮先生，對我來說是亦師亦友。他學問淵博，人所公認，但有些人感到他難以接近，我開頭也有這個感覺，後來接觸多了，感到他十分可親。他高瞻遠矚，全力支持山西方言的調查研究，多次來山西考察，參加我們的會議，還破例為“山西省方言志叢書”撰寫總序。曾任中國語言學會會長、《中國語文》主編的侯精一，是我的莫逆之交。我們共同主持“七五”國家重點項目“山西省方言通志”，聯合主編這個項目的階段性成果《山西方言研究》（論文集）和終成果《山西方言調查研究報告》。2007年7月，首屆漢語語彙學學術會議召開時，他以中國語言學會會長的名義，代表學會發來熱情洋溢的賀信，認為《漢語語彙學》的出版標志著漢語語彙學的建立，認為“漢語語彙學有著豐富的內容”，“是一門有著美好發展前景的分支學科”，給與會學者極大的鼓舞。原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方言研究室主任、《方言》執行主編張振興先生，不僅在調查研究山西方言方面給予大力支持，還在長達12年的官司中，與我們同呼吸、共命運。在首屆漢語語彙學學術會議召開時，他專程乘飛機來太原，在會上宣讀了題為《語彙學之成立》的論文，有力地支持了剛剛誕生的漢語語彙學。
在山西省內，在山西省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內，友人更多，有的是情趣相投、榮辱與共的故交，有的是朝夕相處的同事或助手，離開他們的支持和幫助我將一事無成。可喜的的是，一批有志於語彙學研究的年輕人正在成長，語彙學後繼有人，對此感到十分欣慰。
更使我深受感動的是，在山西高院終審判決我和《語文研究》編輯部敗訴，幾乎陷於絕境的時刻，語言學界的150多位教授主持正義，聯名呼吁支持我們，其中包括許多全國著名的語言學家。呼吁書由曹先擢和李行健起草，言簡意賅，直擊山西高院終審判決的要害，在學界產生震驚一時的轟動，是人民檢察院提起抗訴的重要依據，是我們轉敗為勝的關鍵。
第三，我有和諧的家庭。
1960年，我和愛人陳秀娟結婚之後，志同道合、同甘共苦，度過了人生艱難的時光。
在嚴酷的“文化大革命”中，在艱苦的下放運城歲月，我們同甘共苦、榮辱與共；在漫長的馬拉松式的官司中堅定地和我站在一起，給了我信心和力量；她還承擔起繁重的家務，全力支持我的事業。我們生有三女一男，他們各有自己的工作崗位。二女兒朔彬大學畢業後分配到山西省教育學院歷史繫當干事，後來她考取了山西省委黨校的研究生，畢業後調到山西省社會科學院，先在思維科學研究所，後轉入語言研究所，成為我的助手。
第四，我有健康的身體。
我的老家有設壇習武的風俗，練的是“白鶴拳”，從小就受熏陶。在中小學時期，我喜歡參加體育活動，在大學時期，我成為北京大學體育運動代表隊成員，擅長中長距離跑步，多次代表北大參加競賽。大學畢業之後，我還堅持鍛煉，因此確保身體健康。今年已是86歲高齡，每天仍能堅持工作幾個小時。
當然，人生不可能十全十美，所謂“不完滿纔是人生”。我的愛人身患多種疾病，72歲就過早去世。三女兒因糖尿病並發癥，雙眼接近失明，不得不提前病退。
為遺憾的，是調人失察。1985年，我沒有經過認真考察，就把一個年輕人從基層調入作為接班人培養。沒有想到他背著我抄襲我的文章，批評他還死不認錯。他還背著我們做了許多有損山西語言學界團結的事情，引起大家的不滿。事情的演變出乎意料。他竟以侵害其著作權和名譽權為名，向太原中院起訴我和《語文研究》編輯部，從而引發長達12年的官司。在這12年中，為了應付官司，我撰寫了幾十份狀書訟辭，字數在50萬以上，耗費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但我並不後悔，人生總是這樣的多災多難，既有失敗又有成功，人生就是由一個又一個失敗和成功串聯而成的。
現在，我還有些餘力，正主編大型工具書《語海》。2012年4月，我們與上海辭書出版社簽訂了出版合同，計劃字數1250萬字，計劃2017年12月完稿，2020年出版。該書已經列入“十三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計劃，我希望在有生之年能看到這部巨制的問世。

在線試讀

新華書店四年
1950年7月，我從浙江省立溫州中學高中部畢業。同班同學紛紛參加升學考試。當時高等學校生源不足，錄取率很高。可我因為家裡被劃為地主成分，失去了經濟來源，不能繼續上學，隻好走上社會，進入溫州新華書店工作，直至1954年7月考取北京大學中文繫纔離開。整整四年的書店工作，印像深刻，至今記憶猶新，終生難忘。
（一）馬驊先生的推薦
我能進入溫州新華書店工作，是馬驊先生推薦的。
馬驊先生是著名詩人，曾參加新四軍，轉戰蘇北抗日根據地。1949年溫州解放，擔任《浙南日報》副刊《新民主》主編，後任溫州中學副校長。對這些，我當時都不了解，隻知道他是我高中三年級時的語文老師兼班主任。
家裡被劃為地主成分後，經濟來源已經不如從前。為了克服困難，我先是從學校搬出，同一個同鄉同學在外面合租一間小房子，過著節儉的生活。就這樣，還是堅持不下去。隔壁的一個老大娘看我生活這麼困難還天天早起練習武功，提出讓我住在她家裡，管喫管喝，隻要我幫助她正在讀小學六年紀的小兒子學習。我搬到她家住了一個多月，總覺得寄人籬下不合心願，於是萌生去少林寺出家的想法。我家鄉有練武的傳統，我也習武多年，去少林寺也許是自己的好歸宿。
正在這個時候，馬驊先生組織我們班參加了一次義務勞動，並要求根據參加義務勞動的體會寫一篇作文。我當時想，這也許是自己一生後的一次作文，便盡情發揮。不想這篇作文竟受到馬驊先生的賞識，上課時作為範文進行講解。這使我拉近了與馬先生的距離。一日，我鼓起勇氣敲開馬先生的房門，訴說我要離校出走的打算。馬先生耐心地開導我，並說要向學校領導替我申請補助。結果，學校補助我150斤大米，使我得以完成高中學業。
當時，溫州新華書店設在四顧橋，離溫州中學很近。馬驊先生親自領我到書店上班。他和當時溫州新華書店的經理鄭嘉治是好朋友。進入書店之後，我受到照顧，沒有安排我到門市部當營業員，而是讓我坐辦公室。我的工作，是把書店購進和銷出的每一本書建立檔案。每天根據進貨單和銷售發票進行登記。這項工作看似簡單，實際上非常麻煩。首先書店經銷的圖書有好幾千種，每種書都要制成卡片，然後按照書名首字的四角號碼編排起來，就很費事。每天購進和銷出的圖書很多，都要一一登記，更是麻煩。早晨六點鐘起來，往往忙到晚上快十二點纔完成。天天這樣，忙得我頭昏腦脹。不到一個月，已經疲憊不堪，差一點把我累跨了。新華書店四年
1950年7月，我從浙江省立溫州中學高中部畢業。同班同學紛紛參加升學考試。當時高等學校生源不足，錄取率很高。可我因為家裡被劃為地主成分，失去了經濟來源，不能繼續上學，隻好走上社會，進入溫州新華書店工作，直至1954年7月考取北京大學中文繫纔離開。整整四年的書店工作，印像深刻，至今記憶猶新，終生難忘。
（一）馬驊先生的推薦
我能進入溫州新華書店工作，是馬驊先生推薦的。
馬驊先生是著名詩人，曾參加新四軍，轉戰蘇北抗日根據地。1949年溫州解放，擔任《浙南日報》副刊《新民主》主編，後任溫州中學副校長。對這些，我當時都不了解，隻知道他是我高中三年級時的語文老師兼班主任。
家裡被劃為地主成分後，經濟來源已經不如從前。為了克服困難，我先是從學校搬出，同一個同鄉同學在外面合租一間小房子，過著節儉的生活。就這樣，還是堅持不下去。隔壁的一個老大娘看我生活這麼困難還天天早起練習武功，提出讓我住在她家裡，管喫管喝，隻要我幫助她正在讀小學六年紀的小兒子學習。我搬到她家住了一個多月，總覺得寄人籬下不合心願，於是萌生去少林寺出家的想法。我家鄉有練武的傳統，我也習武多年，去少林寺也許是自己的好歸宿。
正在這個時候，馬驊先生組織我們班參加了一次義務勞動，並要求根據參加義務勞動的體會寫一篇作文。我當時想，這也許是自己一生後的一次作文，便盡情發揮。不想這篇作文竟受到馬驊先生的賞識，上課時作為範文進行講解。這使我拉近了與馬先生的距離。一日，我鼓起勇氣敲開馬先生的房門，訴說我要離校出走的打算。馬先生耐心地開導我，並說要向學校領導替我申請補助。結果，學校補助我150斤大米，使我得以完成高中學業。
當時，溫州新華書店設在四顧橋，離溫州中學很近。馬驊先生親自領我到書店上班。他和當時溫州新華書店的經理鄭嘉治是好朋友。進入書店之後，我受到照顧，沒有安排我到門市部當營業員，而是讓我坐辦公室。我的工作，是把書店購進和銷出的每一本書建立檔案。每天根據進貨單和銷售發票進行登記。這項工作看似簡單，實際上非常麻煩。首先書店經銷的圖書有好幾千種，每種書都要制成卡片，然後按照書名首字的四角號碼編排起來，就很費事。每天購進和銷出的圖書很多，都要一一登記，更是麻煩。早晨六點鐘起來，往往忙到晚上快十二點纔完成。天天這樣，忙得我頭昏腦脹。不到一個月，已經疲憊不堪，差一點把我累跨了。
一天晚餐，鄭嘉治經理一邊喝酒，一邊高興談笑。他很隨便地問我，你來書店有些時候了，對書店有什麼意見，對我有什麼意見？我沒有多想就說：“書店挺好的，就是你不要這樣喝酒，喫午飯喝，喫晚飯又喝，喝得這麼多，會傷身誤事的。”他聽了一臉不高興。有個同事告訴我：“鄭經理不是一般人，是著名的文學翻譯家，解放前是地下共產黨員，你怎麼敢虎口捋須，給他提意見？”果然，沒幾天我的工作就發生了變動，派我到泰順縣籌備新華書店。
這對我實在是一件大好事，讓我擺脫了登記圖書進銷的繁重工作。
臨行前，我領到了一生的次工資——六塊錢。交了伙食費四塊錢，還有兩塊錢零花錢。我舍不得花，補貼家裡費用。
泰順是浙江省南部偏僻的一個縣，與福建省相鄰。那時交通很不便，從溫州到泰順要到瑞安坐船，沿著飛雲江往上遊行駛。下遊和中遊還有潮水推著行駛，到了上遊潮水漲不到的地方，隻能靠人力拉著船緩慢移動，到達百丈口纔下船，途中要四天時間。在百丈口過了一夜，第二天一早登程去泰順縣城，一路上都是山。爬了一山，前面又有更高的山。山路穿梭在原始森林之間，四周荒無人煙。我老家平陽縣麻步區雷瀆村附近也有山，小時候也爬過，可是爬這樣又高又遠的山還是次。但我不願向高山低頭，抹去汗水，一步一步向前攀登，終於在日落之前，到達縣城。過了一夜，沒有顧上休息，件事情就是去縣委宣傳部報到。縣委宣傳部隻有部長一個人，他是轉業軍人，對我的工作很支持。
（二）一人掌管的書店
在縣委宣傳部部長的支持和幫助下，籌備工作進展很順利，1950年11月5日正式開張，定名為“新華書店泰順分銷處”。開張那天，縣委宣傳部部長和我，加上溫州新華書店臨時派來協助工作的一位同志，在書店門口照了一張像，作為紀念。書店門面占用一間房，樓下是門市部，樓上是我的臥室，喫飯在房東家搭伙。房東是泰順縣商會會長，他有兩個老婆，一家人處得還算和睦。
泰順縣城很小，市面也很蕭條。上門買書的人不多。我想不能“守株待兔”，要主動上門服務，便拿上一些暢銷書到縣城的機關團體銷售。縣城的機關團體很少，沒幾天就跑遍了，於是我想到各區去服務。泰順縣的幾個區都很分散，來去要走很長山路，我對走山路已經慢慢適應。那時，推銷的重點是的書和像。我的心願是讓每個識字的人手裡都有的書，每家每戶都能掛上的像。做法是找代銷的人，把貨先發給他，等他銷完再去收錢。他們都很講信用，貨款都能如數收回。我沒有學過會計，更沒有學過管理，但有高中文化程度，簡單的財務報表難不住我。我既是營業員，又是小經理，上上下下，裡裡外外，全是一人擔當。每月都能按期結算，把銷售款彙到溫州新華書店，換來一批新書。
“新華書店泰順分銷處”立住腳之後，我聽說鄰近的福建省壽寧縣沒有新華書店，於是我就想到那裡籌建一個代銷點。正好有一個熱心人，願意幫助我去壽寧。他是當地人，年約30來歲，對壽寧比較熟悉，正好作伴。從泰順縣城到壽寧縣城要走兩天山路。原來壽寧縣比泰順縣還要偏僻，縣城裡隻有少數幾家商店。我們不辭勞苦，多次往返，終於把代銷點建立起來，命名為“新華書店壽寧代銷處”，委托一個當地人管理。
當時，泰順、壽寧解放不久，國民黨軍隊敗走後留下了一些殘部，變成土匪危害社會治安。搶劫時有發生，尤其是對我黨干部，下手很狠。年輕的我，不知害怕。時常一個人在山路上奔走。有一回，我走錯了路，晚上9點多鐘纔走到區公所所在地，正處鼕天，天已大黑很久。區長見了我，劈頭蓋臉就說：“你不要命了！這麼晚了，還敢走山路，剛纔你來的路上就有土匪攔路搶劫。”
剿匪和鎮壓反革命是當時保證社會安定的一大任務。泰順縣城時常召開公審大會，將抓到的土匪和跟土匪勾結的反革命分子繩之以法。沒有想到的是，我的房東、名為泰順縣商會會長竟然是個反革命分子，被公審後鎮壓。後來又聽說，陪我去壽寧籌備代銷點的那個人也是個反革命分子。我想著真有點後怕。我們曾經肩並肩往返泰順、壽寧之間的山路上，要是在懸崖峭壁推我一把，我早就命喪黃泉。僥幸的是，他沒有對我下毒手。
（三）兩條道路的抉擇
當我在泰順縣新華書店順利開展工作的時候，土地改革運動轟轟烈烈地展開。有消息傳來，說我後母在鬥爭會後上弔自殺，我趕緊回家料理後事。從泰順縣城到我老家一般要走三天時間，難的是要跨越橫亙在泰順、平陽兩縣交界的高聳的穹嶺。我憑著在泰順工作所練就的飛毛腿，隻用兩天時間就趕到了家。到家後，發現後母的後事已經料理完畢。
我的母親早在我10歲時就身亡，後來父親娶了後母。後母的老家很窮，連飯都喫不飽。嫁過來後，衣食倒也無憂。她為人很好，鄰裡相處和睦。對我父親，更是十分體貼。我父親原有賭博和抽鴉片的惡習，在她的勸誡和照顧下都戒掉了。她對我也很愛護，我把她當成親生母親對待。可是她沒有經受住土改的群眾鬥爭，年不到半百就這樣走了。
為了逃避土改，我父親躲到溫州市一個朋友家裡。我從平陽老家趕到溫州，跟他見了面。我覺得躲在朋友家不是長遠之計，勸他跟我到泰順和我住在一起。他聽了我的話。那時他纔50多歲，身體還好，跟著我涉水爬山到了泰順。為了怕人發現，他改了名字，跟我一起住在“新華書店泰順分銷處”的樓上。
大概是1951年的十月，溫州新華書店通知我開會。臨行前，我囑咐父親輕易不要下樓，門市部暫停營業。在溫州開會期間，我心裡惦念著父親，會議剛完就趕回泰順。走在接近縣城的山路上，隻聽烏鴉亂叫，就有不詳之感。回到住處，果然不見了父親，知道他已經出事。第二天一早，縣委就派人叫我，縣委書記蘇松親自對我訓話。他開口就問：“你父親叫什麼名字？”我知道事情已經敗露，隻好告以真名。接著問我：“你父親是什麼人？”我回答：“是開明士紳。”他立即厲聲說：“胡說！什麼開明士紳，是惡霸地主！”他又說我“包庇窩藏惡霸地主”，要依法懲處。
這次談話深深地觸動了我，使我陷入激烈的思想鬥爭。使我想不通的，是說我父親是“惡霸地主”。在我的心目中，父親雖是地主，但同一般地主不同，他是慈善的，開明的。我聽說，父親早年畢業於一所法律專科學校，與著名數學家蘇步青是拜把兄弟。他當過平陽縣鼇江鎮的鹽站主任，後來當了平陽縣北港區（今平陽縣以水頭鎮為中心的北部地區）的田賦主任。當時征收田賦實行承包制。父親體諒百姓的困難，征求的賦稅沒有完成承包的任務，說是要用我家的財產充公來補償。後來家產保住了，卻因此被捕入獄。出獄之後，他一直在家，有時出去打打麻將。有空就教我讀《論語》《孟子》，還有《春秋左傳》。因此，我一直認為他屬於開明士紳一類。想到這裡，我就認為把他定性為“惡霸地主”是冤枉的，我應當為他申辯。但是，我又想，共產黨是偉大的黨，應該不會隨便冤枉一個人；還想，如果真的是開明士紳，那土改時他為什麼要逃到溫州市呢，為什麼還要改換名字呢？是不是他還有我不知道的罪行呢？我翻來覆去地想，陷入的痛苦之中。
黨組織沒有立即懲處我，而是對我進行教育。當時干部每天早晨都有一個多小時的政治學習。我參加的是由縣銀行和郵局組成的學習組。領導上決定把我從這個學習組調出來，參加縣委中心學習組。這個學習組的成員都是縣委各部門的領導同志。在學習過程中，他們耐心地開導我，要我站穩工人階級的立場，與地主家庭和惡霸地主父親劃清界限，回到人民的懷抱。他們還告誡我，是做地主階級的孝子賢孫，還是做黨的好干部，兩條道路，要作出正確的選擇。他們的話像春天的雨露滋潤著我的心田，提高了我的覺悟，我終於明白自己應當走什麼道路。
一天，我正在書店門市部，沒有顧客，隻我一人，我打開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正讀到“農民在鄉裡頗有一點子‘亂來’。農會權力無上，不許地主說話，把地主的威風掃光。這等於將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恰好這時，獄警押解我父親從門市部面前的街道上經過，隻聽我父親使勁叫喊：“端政，快來救救我！”我心裡像針刺一樣難受，但我依然坐在那裡，繼續讀著《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第二天，公安局的人告訴我，讓我給父親送鼕天的衣服。我不知道他說的是真話，還是有意考驗我。便說：我已經跟父親劃清了界限，衣服的事監獄自然有人管，跟我無關。過了幾天，縣委就通知我，讓我辦理書店的移交手續，立即到溫州地委干部學校學習。
（四）打成“老虎”的考驗
到了溫州地委干部學校，我的心情頓感輕松。對我包庇窩藏惡霸地主父親，組織上沒有給予懲處，反而給我學習提高的機會。
參加溫州地委干部學校學習的人很多，分成許多學習小組。除了聽大課之外，多數時間是小組學習。參加學習的人，大都有這樣或那樣的問題，多數是歷史問題。跟我同一個組、年紀跟我差不多的一個學員，就是因為曾經參加“托派”的問題來學習的。他交代了參加“托派”的經過和進行的活動。大家對他提出很多問題要他繼續交代，不讓他過關。我對“托派”並不了解。在溫州中學高中一、二年級讀書的時候，班裡有共產黨的地下組織，也有“托派”。黨的地下組織讓我參加了黨的外圍組織——讀書會。對“托派”沒有接觸過，隻知道是“托洛茨基派”的簡稱，是一個反革命性質的組織。我對他的交代不感興趣。其他人也都交代了一些問題，也是遭到質疑，過不了關。我沒有別的問題，隻是包庇窩藏惡霸地主父親，這個問題來校之前就已經交代清楚了。所以，大家對我沒有再過問什麼，我也樂得逍遙自在。
原說這次學習時間是兩個月，轉眼就快過去了。沒想到突然來了個“三反”運動。干校不僅不散，還來了許多新的學員。
“三反”是指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這個運動來勢兇猛。當時的口號是“雷厲風行，大膽懷疑”。很快就揪出一批貪污分子，號稱“老虎”。我成了打“虎”隊員，跟著造勢。出乎意料的是，沒過幾天，我的身份竟然來了個180度大轉變，居然也成了“老虎”。先是有幾個人找我談話，要我坦白，老實交代。我說我沒有貪污，坦白什麼！有什麼好交代的。他們說我態度不好，輪換著人跟我談話，不讓我睡覺。見我還是不坦白交代，就亮出底子，說溫州新華書店經理已經承認自己是貪污分子，說我是同伙，檢舉我貪污2400萬（相當於幣制改革後的2）。我立即反駁，我掌管的“新華書店泰順分銷處”全部資金不過500萬，哪能貪污2400萬？他們見我態度越來越不好，就召開批鬥會。會上翻來覆去問的是兩個問題。一個是：“你相信不相信黨？”我回答；“當然相信。”接著就問：“黨說你有貪污，你為什麼不坦白交代？”我無法回答這個問題，隻好沉默。另一個問題是：“你相信不相信群眾？”我回答：“當然相信。”接著就問：“群眾說你有貪污，你為什麼不坦白交代？”我覺得這個問題也無法回答，還是沉默。參加批鬥會的人見我頑強對抗，就唱起當時流行的一首歌：“貪污分子你睜開眼，兩條道路由你挑，一條死路，一條活路，是抗拒還是坦白……”我還是一口咬定，我沒有貪污，沒有什麼好交代的。
運動一天比一天緊張，已經有“老虎”經受不住批鬥跳井自殺的，還有跳茅坑自殺的。這就更加引起“公憤”。於是全校召開公審大會。會場布置得陰森森，就像閻王殿。解放軍手持插上明晃晃刺刀的步槍，站在公審臺上的兩旁，十分嚇人。主持大會的人宣布自殺的人都是“畏罪”抗拒，不能死了就沒事，還要查到底。
我當時被幾個打虎隊員押解著坐在臺下，看到這種場面，著實有些害怕。隻見主持大會的人剛宣布完，就有持槍的解放軍押著三個人上臺進行批鬥，其中有一個竟是我前幾天剛見面的泰順縣公安局局長。我以前不認識他，他卻認得我，見面時告訴我，我父親已經死在監獄裡。他被揭發貪污從土匪窩裡繳來的財寶，纔來干校交代問題的。
這次大會後，有許多“老虎”被逮捕投入了監獄。其中有“坦白”了的，也有不“坦白”的。當時全校被打成“老虎”的有80來人，死的死，抓的抓，後隻剩下兩隻“老虎”，其中一隻就是我。見我還是不肯坦白交代，又開了一場批鬥會，他們把繩子扔在我前面，說：再不坦白交代，就用這條繩子把我捆起來送進監獄。我說，這些日子我想得很多，要是我“坦白”了，說我有貪污，還貪污2400萬，那我怎麼能說清楚我是如何貪污的，貪污的錢又花到哪兒去。我已經想好了，就是進監獄，貪污2400萬多判五年，刑滿出來我還年輕力壯，不怕喫不上飯。你們把我捆起來吧，我不怕住監獄！
十分奇怪的是，批鬥會後，不但沒有抓我，還解除了對我的看管。原來是上面政策變了，不再是“大膽懷疑”，而是“定案落實”。於是我的貪污問題也就“一風吹”。我終於盼來了摘掉“老虎”帽子的一天。不久，組織上就宣布給我分配工作，新的單位是溫州市文化館。而讓我驚訝的是，有幾個對我批鬥很狠的打“虎”隊員竟然被開除回家。
大概是1952年的7月，我懷揣去溫州市文化館工作的介紹信，向溫州新華書店告別。書店的經理已經換人，新經理叫方榮。他聽說我要去溫州市文化館工作，馬上阻攔。說書店需要我，已經給市委宣傳部打了報告，讓我還回書店工作。這時離我參加新華書店工作剛好兩年整。
（五）出乎意料的晉升
我對書店是有感情的，既然領導要我留下，就不去文化館報到了。領導把我安排在門市部當營業員。當時溫州新華書店占用一座四層樓，一層是門市部，二層是庫房，三層是辦公室，四層是職工臥室。我已經沒有家，隻能以書店為家，在四樓隔了一間房子，成了我的家。
父母雙亡之後，比我大13歲的哥哥1949年之前就逃到臺灣，讓我牽掛的是小妹。小妹比我小7歲，生下不久母親就去世了，是靠家裡的保姆撫養大的。我在泰順新華書店分銷處工作時，把她也帶到泰順，讓她在泰順縣中學（隻有初中）念書。泰順縣中學的校長，名義上是縣長兼任的，實權掌握在教務主任手裡。他也是平陽人，跟我交情不錯。我離開泰順去溫州地委干部學校時，就把小妹托付給他夫婦。“三反”運動期間，我的工資被扣發，小妹的生活全靠他夫婦照顧。
重回溫州新華書店之後，我把小妹接到溫州，安排在溫州中學初中部上學，解除了後顧之憂。
在溫州地委干部學校期間，特別是“三反”運動期間，我纔深深體會到工作的可貴，真像有一本書的標題所說的，工作著是美麗的，我急切地盼望著有一天能恢復工作。我終於又回到了我深愛的書店，積壓在心頭的激情開始迸發出來。每天一早，我總是個到門市部打掃衛生迎接顧客，每天晚上我總是把被顧客翻亂的書整理好，後一個離開門市部。顧客少的時候，我就抓緊看書，盡可能了解各種書的一些內容，以便向顧客推薦。這樣工作了幾個月，書店領導任命我為門市部主任。門市部有五個人，其中有三個是女的。一個負責開發票，一個負責收錢，還有三個人，包括我在內是導購。我們五個人通力合作，銷售量與日俱增。
那時，溫州新華書店的員工，文化水平普遍不高，我是正牌的高中畢業生，是員工中文化水平較高的。通過幾個月的門市部主任工作，領導上似乎發現了我的纔能，提撥我擔任業務股股長。有人告訴我，在“三反”運動我被打成“老虎”期間，書店曾經派兩個人到泰順調查過我的情況。他們沒有發現我有什麼經濟問題，聽到的隻是贊揚聲。我纔理解為什麼這麼快就提撥我擔任業務股長。
業務股主管進貨，是書店的核心部門。當時，新華書店是全國圖書發行的渠道，新華書店總店不定期地發布新書出版征訂單，我們根據訂單填報進哪些書，進多少本。這個權掌握在業務股長手裡。我當了業務股長之後，為了避免盲目進貨，加強了調查研究。特別是像《選集》這樣重點書的發行更是深入各機關團體，征求訂購數，然後彙總上報。這樣就增強了發行的計劃性，避免了圖書積壓，加快了資金周全。既增加了社會效益，又增加了經濟效益。
就在業務股長任上，我被派到浙江省新華書店學習。參加學習的都是來自全省各地新華書店的業務骨干。我利用這個機會刻苦鑽研，熟悉書店的各個方面的業務。學習時間是兩個月，中間還安排我們參觀遊覽杭州的名勝古跡。西湖是大家都向往已久的，我們乘舟蕩漾在美麗的湖面上，心頭不免湧現蘇軾的名詩：“水光瀲灩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遊覽了西湖之後，又參觀了靈隱寺等名勝古跡。這些日子，真是享受了天堂一般的生活。
從浙江省新華書店學習回來不久，領導上就宣布任命我為第二副經理。這是我做夢也沒有想到的。那年我纔21歲，我何能何德，能擔此重任！溫州新華書店有20多個員工，除了自身的業務外，還要聯繫和指導溫州地區各縣新華書店的業務。我知道身上的擔子重了，工資也增加到每月。我時常告誡自己不能驕傲自滿，要更加努力地工作，更加虛心地向大家學習。我放下副經理的架子，跟從前一樣工作在線，做好市場調查。聽說哪裡有集會，還是同以前一樣，跟“流動組”的員工一起，挑起書擔子到哪裡去擺攤銷售。我已經真正融入了書店，同書店的全體員工打成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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