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國的“爺們”
—和你侃侃李白與杜甫
朋友們打開的這本小書，是我幾年前講課的錄音稿，課程名稱叫“走近大詩人”，這裡先出版“走近李白”“走近杜甫”。
“走近大詩人”，原來是我給本科生開的選修課。當年超星給我隨課堂錄像，想不到，後來成了“超星名師講壇”的精品課程。在全國各個大學裡，每年都有幾萬名學生選修，深受青年學子們的歡迎。幾年前，這些視頻被傳出以後，又受到廣大網友的厚愛。幾乎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少，很多人都喜歡看我的視頻。“戴建業口音”“戴建業麻普”，很長一段時間一直排在熱搜榜的前幾名。
原來，我的普通話竟然講得這麼“標準”！原來，“戴建業口音”還這麼動聽！我的個天！
本書隻選錄了對單篇詩歌的分析，為了便於大家對李杜詩的整體把握，特地寫了這篇《詩國的“爺們”》 ，權當全書的“緒論”。
一、你見過雙日當空嗎？
魯迅先生曾說：“我以為一切好詩，到唐已被做完。”（1934年12月20日《致楊霽雲書》 ）
這句十分誇張的名言，表明在魯迅先生心目中，唐詩是古代詩歌的高峰，而且我們後人無法逾越。
“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作詩也會吟”，早在清代就流行這樣的俗語。從宋人開始，學詩的是唐詩，讀唐詩的又是盛唐詩，而盛唐的傑出代表則是李白與杜甫。
宋代嚴羽在《滄浪詩話》中說：“夫學詩者以識為主，入門須正，立志須高，以漢魏晉盛唐為師，、天寶以下人物。”明人更強調“文必秦漢，詩必盛唐”。假如唐詩是古代詩歌的高峰，那李杜就是這座高峰上的峰頂。
天寶三載，李白和杜甫在洛陽相會，聞一多先生十分形像地比喻說，這是中國的太陽和月亮踫了頭。
細究起來，這個比喻會惹來很多麻煩：首先，李、杜兩人，誰纔是太陽？誰隻是月亮？其次，太陽和月亮偶一“踫頭”，它們就將連成一條直線，立即出現日食或月食，天像就是一片天昏地暗。
相反，李白與杜甫剛一踫頭，中國的詩壇上便紅霞滿天——出現了光耀萬代的“盛唐氣像”。可見，李白與杜甫在洛陽的會面，不是詩壇上的太陽和月亮踫頭，而是詩國的天空雙日並耀。
詩國的“盛唐氣像”僅可一見，而雙日並世更是曠世奇觀。
古代有“大詩人”與“名詩人”之分， “大詩人”是指偉大的詩人，“名詩人”就是著名的詩人。用英語來區分“大”與“名”，就是“great”與“famous”“celebrated”之別。“大詩人”不僅必須詩藝非凡，還必須人格偉大和境界崇高。“名詩人”隻要詩藝高超，甚至隻要某一詩體獨擅，如盛唐著名詩人王昌齡就因為他長於七絕，被人尊稱為“詩家夫子”。中國古代被稱為“大詩人”的屈指可數，如屈原、陶淵明、李白、杜甫、蘇軾等。他們中間屈、陶、蘇，在各自的時代都是孤日當空，唯獨李白與杜甫是雙日並世。
二、“盛唐氣像”長啥樣？
盛世必然出現偉人，偉人必然創造盛世！
詩國的盛世就是“盛唐氣像”。
“盛唐氣像”到底表現在哪些方面呢？就目前的資料看，這一術語由南宋嚴羽首創，可他並沒有告訴我們，“盛唐氣像”到底“長”啥樣。他隻在不同的地方零零碎碎說過：“盛唐諸公之詩，如顏魯公書，既筆力雄壯，又氣像渾厚。”（《答出繼叔臨安吳景仙書》 ）“子美不能為太白之飄逸，太白不能為子美之沉郁。”（《滄浪詩話·詩評》 ）“高岑之詩悲壯，讀之使人感慨。” （《滄浪詩話· 詩評》 ）歸納一下這幾處的說法，他的“盛唐氣像”是指幾種風格特點：或雄壯，或渾厚，或飄逸，或沉郁，或悲壯。
要是把它僅局限於詩歌風格，那“盛唐氣像”就太單薄了。其實，“盛唐氣像”這一概念內涵豐富，它涵蓋了盛唐詩歌的詩情、詩境、詩風和詩語。
表現宏偉闊大的境界，抒發博大寬廣的胸懷，書寫目空一切的自信，富於奇幻誇張的想像，運用天然入妙的語言，還有那或激昂或沉郁的情感，或明朗或衝淡或悲涼的情調……把這一切有機地融彙在一起，就是“盛唐氣像”的大致模樣。
“盛唐氣像”出現於詩歌史上的“盛唐”，盛唐詩主要是指唐初至天寶末這一時期的詩歌創作，歷時四五十年時間。唐人殷璠在《河嶽英靈集序》中說：&ldqu十五年後，聲律風骨兼備矣。”後人通常把&ldqu十五年後”作為盛唐詩歌成熟和繁榮的節點。
&ldqu十五年後”，迎來了詩國美的春天。此前天寒地凍，地上刺骨的寒風在逞兇，頭上漫天的雪花在飛舞，花花草草的嫩芽不敢露頭；此後春意闌珊，連詩人也“長恨春歸無覓處”，越到後來就越是“綠肥紅瘦”，一直挨到秋天便“無邊落木蕭蕭下”。
李白與杜甫的命真好，不早不晚剛好出現於此時。
要是沒有“盛唐氣像”的語境，怎會產生李白和杜甫這樣的大詩人？馬上有人會說，要是沒有李白和杜甫，又怎會有詩國的“盛唐氣像”？
那麼，是因為有了李白和杜甫，纔有這一詩國的春天，還是因為有了詩國的春天，纔會湧現出李白和杜甫？
這種先有雞還是先有蛋似的鬼問題，是剛纔寫著寫著纔冒出來的，說真的，它把我自己也給弄蒙了。
盛唐詩壇群星璀璨，除李白和杜甫兩位大詩人外，一時的著名詩人還有：王維、孟浩然、王昌齡、岑參、高適、李頎、王之渙、崔灝、王翰、祖詠、儲光羲……
李杜是這盛唐詩人群體中出色的代表，是姹紫嫣紅詩苑中鮮艷的奇葩，是無邊林海中亮眼的參天大樹。
三、“盛唐氣像”的“櫥窗”
在唐代詩人中，也許要數李白的人生為彪悍，他的生命力為旺盛，他的性格為浪漫，他的激情為猛烈，他的誇張為火爆。
當然，好話不能對李白一個人說盡，要把另一些好形容詞給杜甫留著。
要是英國的卡萊爾仍然活著，要是他也懂中文，他那本《英雄與英雄崇拜》中的“詩人英雄”，必定會換成——或至少要加上——李白與杜甫。
在半自傳著作《瞧，這個人》中，尼采寫了幾篇“神文”：《我為什麼如此智慧》 《我為什麼如此聰明》 《我為什麼能寫出如此好書》。一看標題，你就知道作者有多“狂妄自大”，有多“恬不知恥”。其實，像尼采這種蓋世天纔，不是他“自大”，是他本來就“大”。
盛唐詩壇上的那群詩人，同樣個個自我感覺良好。“旗亭畫壁”的故事大家耳熟能詳，王之渙、王昌齡、高適三人，個個都覺得“老子天下”，逞纔競技還誰怕誰？
當然，自我感覺好的是李白，他不僅覺得自己是天下，還一直覺得自己身上有“仙氣”。“謫仙人”的稱號，並不是對他的敷衍恭維，而是同行發自內心的惺惺相惜。
從來到這個世界，到離開這個世界，李白老人家就覺得自己不是肉胎凡身，天下沒有他李白搞不定的事情。年輕時稱“雖長不滿七尺，而心雄萬夫”（《與韓荊州書》），中年說“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老來仍然相信自己“懷經濟之纔，抗巢由之節，文可以變風俗，學可以究天人”（《為宋中丞自薦表》）。
自少至老李白都以大鵬自喻，年輕時的《大鵬賦》稱道大鵬“鬥轉而天動，山搖而海傾”的神力，直到死前的《臨路歌》還唱道：“大鵬飛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濟。餘風激兮萬世，遊扶桑兮掛石袂。”生要“鬥轉天動”，死也要“飛振八裔”，當得起“生當作人傑，死亦為鬼雄”。他所抒寫的是“雄”與“力”，他讓人贊嘆的也是“雄”與“力”，他的價值意義也主要在於“雄”與“力”——李白通過個體生命的激揚，深刻地表現了我們民族處在盛世的那種偉大的活力。
人的生命力越旺盛，他的欲望就越多，他的抱負就越大，他的眼界也就越高，因而他的痛苦可能越深，他的失望可能越慘，這使他的精神世界長期處於衝動—亢奮—希望—沮喪等騷動緊張的狀態。生命力孱弱的人承受不了這種精神磨難，他們會很快就放棄了自己的抱負，壓抑住自己的欲望，回到“知足常樂”式的苟且偷安。隻有李白這樣的強者，纔敢與絕望進行搏殺，纔不會向挫折和失敗認輸，更不會向坎坷的命運屈服。在現實世界，李白敢於“直面慘淡的人生”；在精神世界，他勇於“與狼共舞”——
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與爾同銷萬古愁。
（《將進酒》）
抽刀斷水水更流，舉杯銷愁愁更愁。
（《宣州謝朓樓餞別校書叔雲》）
大道如青天，我獨不得出。
（《行路難》）
行路難，行路難，多歧路，今安在？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雲帆濟滄海。
（《行路難》）
這纔是“彪悍的人生”，這纔是真正的“爺們”。
“爺們”的本質是笑飲生命的苦酒，笑對人生的成敗，生命因其“彪悍”而深廣，人生因為“爺們”而坦蕩。在中國古代詩人中，為“爺們”者非李白莫屬。李白是唐代詩壇上橫刀立馬的英雄，他單槍匹馬地在心靈的王國中縱橫馳騁。這位精力彌滿、纔情奔湧的天纔，不樂於也不屑於“吟安一個字，捻斷數莖須”，“興酣落筆搖五嶽，詩成笑傲凌滄洲”纔是他的創作方式。嚴羽說“他人作詩用筆想，太白但用胸口一噴即是”，文字就是他筆下的千軍萬馬，強烈的激情就是他驅動的滾滾洪流。李白的詩中常常帶有一些宏大的意像，衝撞著另一些同樣宏大的意像；一種猛烈的激情，衝擊著另一種同樣猛烈的激情；一種強烈的意念，排斥著另一種同樣強烈的意念；他像匹脫韁的烈馬從情感的一極，突然跳躍到情感的另一極。他時而被淹沒在憤怒的大海，時而又被逼上絕望的懸崖，時而又登上風光旖旎的峰頂，隻有生命力極其旺盛的詩人，纔會在心靈深處形成這種兇猛的海嘯：
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發，朝如青絲暮成雪。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
（《將進酒》）
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蠶叢及魚鳧，開國何茫然！爾來四萬八千歲，不與秦塞通人煙。西當太白有鳥道，可以橫絕峨眉巔。地崩山摧壯士死，然後天梯石棧相鉤連……
（《蜀道難》）
西嶽崢嶸何壯哉！黃河如絲天際來。黃河萬裡觸山動，盤渦轂轉秦……
（《西嶽雲臺歌送丹丘子》）
極度亢奮的生命激揚，不可一世的傲兀狂放，出人意表的想像誇張，使人震撼的氣勢力量——李白的詩歌就是“盛唐氣像”的“櫥窗”。
四、別樣的“盛唐”
杜甫給我們展示的，是另一種“盛唐氣像”。
在唐代詩人中，無疑要數杜甫的心胸為博大，他的境界為崇高，他的人格為健全，他的情感為深沉，他的眼光為敏銳，他的感受為細膩，他的體察為細致。
既然李杜並肩，二人必有其共同點：他們對自己的纔華都同樣自信，他們的生命力都同樣旺盛，都同樣具有英雄主義激情，都同樣具有遠大的抱負，也都同樣具有深厚的同情心。
李、杜二人個性、氣質和纔情的不同，各人詩歌內容、風格和創作方法的差異，正好揭示了“盛唐氣像”內在的豐富性。李白為人熱烈奔放，豪邁不羈，他的詩歌更多地表現了那個時代蓬勃向上、浪漫豪放的精神；杜甫為人則穩健節制，博大深沉，他的詩歌更多地表現了大唐由盛轉衰的痛苦歷程。在李白那裡的縱情歡樂，無限憧憬，恣意幻想，在杜甫那裡則表現為憂心忡忡，痛苦的反思，深刻的揭露。因而，李白的詩風豪放飄逸，杜甫的詩風卻沉郁頓挫。
人們對杜甫的誤解，可能比李白還多。
這些年的大學課堂上，教授們喜歡拿一些西方的術語，胡亂給我們的古人貼標簽。莫名其妙地給杜甫貼上“現實主義詩人”，好像杜甫老是盯著腳下的土地，從來沒有望過天上的星空，不僅與浪漫完全無緣，更和狂放沾不上邊。
其實，在放縱和疏狂上，年輕的杜甫從來是“當仁不讓”，在對纔華的自信上，杜甫更與李白旗鼓相當。《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是杜甫早中期的作品，來看看他對左丞韋濟的“自我介紹”：
甫昔少年日，早充觀國賓。
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
賦料揚雄敵，詩看子建親。
李邕求識面，王翰願卜鄰。
自謂頗挺出，立登要路津。
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
上大學前，我就知道“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是偉大詩人杜甫的名句，但那時我以為他是在恭維別人，上大學後纔明白這是在說他自己。想想看，今天的求職者要是吹自己“下筆如有神”，面試官肯定斷言“他有病”。杜甫接著對韋左丞說，“我的賦隻有揚雄可以匹敵，我的詩隻有曹植可以比肩”。大家知道，揚雄和司馬相如是漢賦雙雄，而曹子建是唐以前被公認為有天纔的詩人。相傳“纔高八鬥”就是說他，詩國狂人謝靈運曾說，“天下纔有十鬥，子建獨占八鬥，我一人占有一鬥，剩下的一鬥天下人共用”。謝靈運雖說狂得要命，但至少承認子建的纔華是自己的八倍，哪知道杜甫比他更狂，覺得子建勉強纔能與自己靠近。這個世上，沒有狂，隻有更狂。大名士李邕求著與他見面，著名詩人王翰樂意與他為鄰。“自謂頗挺出，立登要路津”，那更是赤裸裸的炫耀，赤裸裸的要官。假如你對杜甫的自負，還沒有更清醒的認識，再給你讀讀他早年名作《望嶽》的結尾：
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
這兩句的意思是說，“我一定要登上泰山的絕頂，一定要感受一下俯瞰群山的蓋世豪情”！這是“目空一切”的氣概，也是藐視天下的雄心。年輕人“老子天下”的狂傲，詩化為“一覽眾山小”的豪情，這是雄心，也是眼界，更是自信。
和盛唐的大多數詩人一樣，他的青年時期是在輕狂中度過的。二十歲那年東遊吳越，還備好了帆船準備東遊扶桑：“東下姑蘇臺，已具浮海航。到今有遺恨，不得窮扶桑。”（《壯遊》）他晚年還為沒有去過日本遊玩而遺憾，即使今天的中國人，又有多少人去過日本呢？誰說杜甫“與浪漫不沾邊”？一看詩名《壯遊》就知道，杜甫是專來誇耀自己的“當年勇”：裘馬頗清狂。春歌叢臺上，鼕獵青丘旁。呼鷹皂櫪林，逐獸雲雪岡……”“清狂”“呼鷹”“逐獸”，這一切可不是我的“誣蔑”，全都是杜甫的自供自誇。
杜甫從小就瞧不起身邊那些小伙伴，覺得他們全都懵懵懂懂、渾渾噩噩，他不僅把對他們的輕視寫在臉上，而且還常常掛在嘴邊：“脫略小時輩，結交皆老蒼。飲酣視八極，俗物都茫茫。”（《壯遊》）假如我是杜甫的同齡人，我肯定就成了他眼中的“俗物”。中青年的杜甫仍有強烈的英雄主義激情：
房兵曹胡馬
胡馬大宛名，鋒稜瘦骨成。
竹批雙耳峻，風入四蹄輕。
所向無空闊，真堪托死生。
驍騰有如此，萬裡可橫行。
畫鷹
素練風霜起，蒼鷹畫作殊。
身思狡兔，側目似愁胡。
絛鏇光堪擿，軒楹勢可呼。
何當擊凡鳥，毛血灑平蕪。
《房兵曹胡馬》中的“胡馬”，就是產於西北的名馬。你看看那“風入四蹄輕”的矯捷輕俊，看看那“所向無空闊”的驍勇豪縱，再看看那“萬裡可橫行”的豪氣膽量，明眼人一看就明白，這是在借對胡馬的形像刻畫，來抒寫杜甫自己目空四海的雄心，是在展現他那縱橫天下的血性！《畫鷹》是一首詠畫詩，詩人把畫鷹寫得神氣活現，好像馬上要從白絹上飛出來似的。“身思狡兔”寫蒼鷹攻擊的本性，“側目似愁胡”寫蒼鷹兇猛的英姿。後兩句說，“雄鷹呵，你什麼時候去搏擊長空，快把那些‘凡鳥’的毛血灑滿原野，鋪滿草叢”。此詩中的“凡鳥”，就是《壯遊》中的“俗物”。由此可以看到，年輕的杜甫對平庸的厭惡，對勇武的推崇，對英雄的禮拜。
這就是我們常說的“盛唐氣像”，也是大家向往的“盛世精神”。
李白與杜甫那種旺盛的生命力，那種英雄主義的激情，是我們民族處在鼎盛時期的那種偉大民族活力的折光。你看看李杜身邊那幫兄弟，那“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的開闊境界，那“欲窮千裡目，更上一層樓”的遠大追求，還有那“痛飲狂歌空度日，飛揚跋扈為誰雄”的張狂荒唐，更有那“可憐錦瑟箏琵琶，玉壺清酒就倡家”的輕狂，我們就能更深刻地理解那個時代的“爺們”，更深切地感受恢宏、雄強與浪漫的時代精神。李杜及身邊那伙兄弟全是高聲大氣的“爺們”，他們逢山開道，遇水築橋，迎敵衝鋒，攜友醉倒……這幫“爺們”孕育於民族血氣方剛的盛年，闖蕩於“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的春天。
李杜詩中的這種境界，這種激情，這種氣勢，這種想像，這種誇張，這種張揚，是“盛唐氣像”獨一無二的“特產”，也是“盛唐氣像”生動、充分的展現。
杜甫後來實現了對自我的超越。
正是這種自我超越，使他能夠表現出另一種“盛唐氣像”，或者說“盛唐氣像”的另一個側面。
也正是這種自我超越，成就了他自己的偉大，使他真正地在詩歌王國“一覽眾山小”，使他在精神境界上甩出了盛唐那幫“爺們”幾條街。
杜甫身歷了大唐帝國由盛轉衰的全過程，不僅目睹了民族的苦難，也和民族一起受苦受難，因而，個人的命運與民族的命運，個人的悲歡與民族的悲歡，在杜詩中總是緊緊地連在一起。這使得杜甫在抒發個人情感的時候，也是在表現民族的痛苦、悲切、焦慮和期盼，他通過個人命運的書寫，在更深刻的意義上揭示了時代的精神和歷史的走向，這使杜詩成為時代的“詩史”。我們來以兩首杜詩代表作為例：
春望
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
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
白頭搔更短，渾欲不勝簪。
聞官軍收河南河北
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
卻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狂。
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
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