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選本所要介紹的辛棄疾，不是我們通常所說的那種“詞人”，而是一個有著多重身份的文化精英人物，是政治家、軍事家而兼文學家。因此，不充分了解這個人的非凡經歷、特殊性格和鮮明的主體意識，就不足以知其人，也不足以談其詞。
一
辛棄疾，原字坦夫，後改字幼安，中年後別號稼軒居士。宋高宗紹興十年（1140）五月十一日，這位資兼文武的英雄出生於山東濟南郊區的四風閘。他生而具有偉丈夫之相：膚碩體胖，紅頰青眼，目光有稜，背胛有負，有“青兕”之稱；迄至晚年，精神猶壯健如虎。他出生的時候，山東地區淪陷於金人之手已十三年。呻吟於女真鐵蹄下的父老鄉親們，熱切地盼望著有一批精英人物站出來，領導大家起而反抗，光復中原大好河山。正是在這樣一種特殊的時代氛圍中，辛棄疾迅速地成長為一個出類撥萃的青年英雄。他的祖父辛贊是一個有愛國心的士大夫，金兵占領濟南時，他由於家中人口眾多，無法脫身南下，後來隻好出仕金朝，但這不是他的本心。辛棄疾因父親早亡，幼年即隨祖父在其任職之地讀書。辛贊“身在曹營心在漢”，每逢公務之暇，常常帶著自己的孫兒“登高望遠，指畫山河”，說明何處曾經是戰場，何處可作將來起義的憑借等；並曾兩次令棄疾“隨計吏抵燕山，諦觀形勢”，希望他能爭取機會“投釁而起，以紓君父所不共戴天之憤”（《美芹十論》）。辛贊的教育引導在少年辛棄疾心中播下了愛國思想的種子，而遊歷燕山所見到的淪陷區人民的痛苦生活，則加深了他對女真統治者的憎恨。
紹興三十一年（1161），金主完顏亮舉兵南犯。由於南宋軍民的奮起抵抗和金廷的內亂，侵略者招致失敗，完顏亮也被部下殺死。這期間，北方漢族人民紛紛聚眾起義，抗金的烈火在中原大地四處燃燒。濟南農民耿京拉起了二十多萬人的隊伍，縱橫山東境內，給金人以沉重的打擊。二十二歲的辛棄疾毅然舉起抗金的義旗，在濟南南部山區聚眾兩千多人，參加了打擊敵人的鬥爭。不久，辛棄疾率眾投奔耿京，被委任為耿京軍中的掌書記。任職不久，他就以奮力追殺叛徒義端和尚的果敢舉動，贏得了耿京和義軍將領們的器重與信賴。鋻於當時金朝新的統治者已經穩定了北方的局勢並開始調集大軍對義軍實行各個擊破的情況，辛棄疾力勸耿京“決策南向”，亦即歸附南宋朝廷，以便在它的節制下，與南宋官軍相配合，共同抗擊金兵。耿京采納了辛棄疾的建議，於紹興三十二年（1162）正月派遣義軍將領賈瑞和棄疾一起奉表歸宋。賈、辛等一行到達建康（今南京），受到正在那裡勞師的宋高宗的接見。宋高宗正式任命耿京為天平軍節度使，對賈、辛諸人也分別授予官銜，讓他們仍回山東，去向義軍傳達宋廷的意旨。辛棄疾於北歸途中驚悉耿京被叛徒張安國所殺的消息，迅即邀集忠義軍人五十騎，直趨濟州（今山東巨野），闖入五萬眾的金營，將張安國縛置馬上，並勸告營內耿京舊部起義。當場便有上萬士兵起而反正。辛棄疾率領著這支萬人的隊伍，押解著張安國，不分晝夜地疾馳南下，終於渡過淮水和長江，把張安國押送到建康斬首。辛棄疾這一傳奇式的行為，轟動了南宋朝野，連皇帝也為之“三嘆息”。之後他被委任為江陰軍簽判，開始了在南宋的仕宦生涯。
為辛棄疾始料所不及的是，他滿腔熱情地歸宋，傾其全力奮鬥了大半輩子，卻未能實現其北伐中原、統一祖國的遠大政治理想。
辛棄疾是一位堪為國之棟梁的傑出政治家和軍事家，但不幸的是歸宋之後一直沒有找到大展宏圖的機會和環境。他南歸的第二年，宋廷在張浚的主持下出兵北伐，初期獲得小勝，繼則因軍隊內部不和在符離（今安徽宿州）被金兵擊潰，轉而向金求和，與敵人簽訂了屈辱投降的“隆興和議”。從此主和派重新當權，在長達四十多年的時間裡，宋廷畏敵如虎，對金一直采取守勢，秉國者無人再敢言戰。辛棄疾大半輩子的光陰剛好與這四十多年的抗金低潮期相終始，在那樣一種低迷、壓抑的政治環境中，他的抗戰主張和恢復言論始終沒有被采納，他在政治上、軍事上自然不能有所作為了。不但如此，辛棄疾作為一位從淪陷區南下的“歸正人”，還不斷受到南宋官場中人的猜疑、歧視、排擠乃至誣陷迫害。當權者明知他纔識超群，果敢能干，就是不肯重用他。在因平息內亂或安撫地方而不得不利用他的時候，又對他嚴加防範，頻頻調動他的職差，以免他在某一地方待長了會樹立起威信和培植私人勢力。於是他隻好發著“不念英雄江左老，用之可以尊中國”（《滿江紅》“倦客新豐”）的牢騷，很不情願地在宦海的底層奮力泅渡。在南歸後的頭一個十年中，他就隻能擔任著江陰軍簽判、廣德軍通判、建康府添差通判、司農主簿等這樣一些無關輕重的“佐貳之職”。
但辛棄疾可貴之處就在於他“位卑未敢忘憂國”。在他沉淪下僚期間，他就敢於“越職言事”，對“君王天下事”貢獻自己的意見。此中值得注意的是他年（1165）上給宋孝宗的《美芹十論》和乾道六年（1170）上給宰相虞允文的《九議》。這兩篇“筆勢浩蕩，智略輻湊”（劉克莊語）的政論全面深刻地分析了當時的敵我形勢和進取方略，並提出了自治強國的一繫列具體計劃和措施，顯示了辛棄疾經邦濟世的非凡纔能。可惜的是，當時正值宋軍北伐失敗、“隆興和議”簽訂不久，辛棄疾這些策論未能受到統治集團的重視。但它們在文人士大夫群中廣為傳播，獲得了許多愛國知識分子的共鳴和贊譽，並使人們更多地了解到作者的經綸之纔。
乾道八年（1172），辛棄疾出知滁州（今屬安徽），開始了他南歸後的第二個十年的仕宦生涯。從此他官位有所提高，連續擔任了好幾個州、府、路的行政長官。他是熱心事功的政治家型的人物，既然不能上抗金前線為國獻身，他就隻好在地方官的崗位上盡職盡責。在這一時期中，他做了不少有益於地方、有益於人民的工作。他大刀闊斧地整頓吏治，摧抑豪強，舉辦荒政，訓練新軍（湖南飛虎軍），取得了驚動朝野的政績。在江西、湖南任內，他受朝廷派遣，鎮壓過茶商、農民的暴動。但他做這件事時，雖然態度堅決，手段狠辣，心情卻是十分矛盾的。因為他深深地了解老百姓被迫上山為“盜”的緣由。他在上給皇帝的《淳熙己亥論盜賊札子》中就直率地指出：“田野之民，郡以聚斂害之，縣以科率害之，吏以乞取害之，豪民以兼並害之，而又盜賊以剽殺攘奪害之，臣以謂不去為盜，將安之乎？”因此他懇請皇帝“深思致盜之由，講求彌盜之術，無恃其有平盜之兵”。由此可以看出，辛棄疾擔任方面大吏時所進行的雷厲風行的諸項改革整頓，都是在對當時社會弊端深刻了解之後所采取的有針對性的政治舉措。然而他的一些舉措大大地妨礙了地方和朝廷的特權階層的利益，引起了不少官僚的不滿乃至嫉恨，他們紛紛通過諫官向朝廷告辛棄疾的狀，企圖把他搞掉。早在1179年他就感覺到：“生平剛拙自信，年來不為眾人所容，顧恐言未脫口而禍不旋踵。”果然，淳熙八年（1181）鼕，他終於被人羅織罪名彈劾罷官，隻好到江西上饒城郊的帶湖隱居起來。
辛棄疾在帶湖長達十年的隱居生活，表面上淡泊平靜，風流瀟灑，實際上在他心田裡卻時常烈火炎炎，塊壘難平。他青年時躍馬橫戈，斬將搴旗，壯年時理繁治劇，政績卓著，正思大有作為，“了卻君王天下事”，卻不料君王聽信讒言，給與他投閑置散的處分，迫使他成為僵臥孤村的隱士，你叫他如何不憤恨嘆息！在失意嘆恨之餘，總要尋求一點精神安慰和心靈寄托，於是辛棄疾將注意力轉向了山水田園，轉向了文學創作。他自嘲說，自己是停息了“弓刀事業”，轉而追求“詩酒功名”（《破陣子》“宿麥畦中雉”）。他雖然在南歸後的個十年中就創作了不少膾炙人口的詞，但隻有在帶湖十年中，他專用歌詞作為心靈世界的“陶寫之具”，纔真正從一個政治家、軍事家變成了一個文學家。他的詞作不但熱情謳歌了帶湖別墅的庭院樓臺、猿鳥花木、波光水色，而且廣泛描寫了上饒地區的奇山秀水、田野莊稼、農夫野叟、村姑頑童及各種風俗民情。但這並不意味著這位稼軒居士從此隻會流連光景、賞玩風物，甘當消閑詞客而忘卻塵世。他的腦子裡依然經常思考著有關時事政局和國計民生的諸多問題，尤其是不能忘懷抗金北伐的大業，並把這種政治情懷通過詞的創作表達出來。這類作品中感人肺腑而又在當時和後世傳播廣的，莫過於一些既感嘆功業無成，又執著地堅持自己的政治理想的抒懷之作。帶湖十年，是辛棄疾政治上次受挫而被迫無所作為的一個痛苦而寂寞的時期，但同時又是他文學創作上獲得大豐收，由此奠定他在南宋詞壇人地位的關鍵時期。
宋光宗紹熙三年（1192）春，已在帶湖閑居十年之久的辛棄疾，忽又被起用為福建提點刑獄。到福州上任半年之後，因原任安撫使去世，他便受命兼攝安撫使職，直至該年底。臘月間，他受召入朝，次年春到臨安，受到光宗召見。在奏對時，他就長江上遊的軍事防御布置問題提出了自己的幾點精闢意見，但未受到皇帝和宰輔的重視。奏對之後，他被留在朝中做太府少卿。為期纔半年，朝廷又派他重回福州任知州兼福建路安撫使。返閩後他立即開始了大刀闊斧地改革弊政的工作，並推行“經界”之法；還開始了擴軍練軍，準備把福建地方軍隊建設成一支像他十多年前在湖南時創建的飛虎軍那樣的雄師勁旅。他這一繫列舉措又招來了既得利益者們的反對和嫉恨，重回福州不到一年，以所謂“殘酷貪饕”的罪名罷免其所有官職的詔令就下達到福州，五十四歲的老英雄悲憤地吟唱著&ldq龍老矣，不妨高臥，冰壺涼簟”（《水龍吟》“舉頭西北浮雲”）的詞句，回到贛東北農村，開始了為時八年之久的第二次退閑生涯。
這次辛棄疾回家不久，其帶湖住宅不幸失火，主要房屋全被燒毀。於是他舉家遷徙到鉛山縣瓢泉，從此一直居住在那裡，直至去世。他在瓢泉的隱士生涯，與前此在帶湖差不多一樣，是在和一些鄉紳文人遊山玩水賞花、飲酒賦詩填詞中消磨掉的。因而這一時期他創作的詞很多，其時間雖短於帶湖期，作品數量卻與後者大致一樣多。所不同的是，瓢泉時期他在政治上更加失望悲觀，借酒澆愁更為頻繁，作品的感情基調也更加沉郁悲慨。他本就好飲酒，在瓢泉時更因心中塊壘難消而常常“一飲動連宵，一醉長三日”，因而“飲酒成病”（見其《卜算子》詠酒諸闋）。他並非意志薄弱者，卻如此不能自持地酗酒，可見其內心對現實社會怨憤之深。但他的抗金復國的願望，老而彌篤，經常深情地回憶自己青年時抗金的不凡經歷，並一有機會便要借助歌詞把這種心理情結宣洩一番。比如一次有客人對他“慨然談功名”，觸動了他的心事，遂揮筆寫下了名作《鷓鴣天》：壯歲旌旗擁萬夫，錦襜突騎渡江初。燕兵夜娖銀胡，漢箭朝飛金僕姑。追往事，嘆今吾，春風不染白髭須。卻將萬字平戎策，換得東家種樹書！宋寧宗嘉泰三年（1203），六十四歲高齡的辛棄疾被起用為紹興知府兼浙東安撫使。他被起用的背景是，這時宰相韓侂冑正籌劃北伐，要啟用一些主張老重臣以造聲勢。辛棄疾接到詔令後，“不以久閑為念，不以家事為懷，單車就道，風采凜然”（黃榦《與辛稼軒侍郎書》），火速趕赴紹興就任，表現了寬廣的愛國者的胸懷。次年正月，他應召入臨安，向寧宗奏事。他向寧宗“言金國必亂必亡老大臣預為應變之計”。然而寧宗與韓侂冑召見辛棄疾，並不是真正信任和倚重他，而隻是采其人望為北伐裝點門面。奏對之後，朝廷並不把辛棄疾留下來主持用兵大計，而是將他派往鎮江擔任知府。他到達鎮江之後，雖然積極利用這個對敵用兵的要衝之地做了一些建軍練兵和儲備物資的工作，但內心深處對於自己未能被安排到指揮軍隊的重要崗位上是憤憤不平的；對於韓侂冑等人不作充分準備就急於要用兵感到十分憂慮，他甚至已預見到，如果韓侂冑“無謀浪戰”，將招致和南嘉年間草草北伐同樣慘敗的結局。他的這些思想情緒，都集中地反映在他登鎮江北固亭而作的那首千古名篇《永遇樂》中。
辛棄疾在鎮江任上纔一年多，又因言官誣告其“好色，貪財，淫刑，聚斂”而被撤職。他由此更加明白了，韓侂冑之流是不可與共成大計的年（1205）初秋，他孤獨淒涼地返回鉛山。歸途中他寫了好幾首抒憤之詞，其中一首《瑞鷓鴣》這樣譴責韓侂冑等人：“鄭賈正應求死鼠，葉公豈是好真龍？”
開禧二年（1206）五月，宋廷正式下詔伐金。不出辛棄疾所料，宋軍和金兵接觸之後，很快就全線潰敗。消息傳來，韓侂冑受到了朝野的責難。這時竟有人因辛棄疾曾接近過韓侂冑而攻擊他，辛棄疾嘆息道：“侂冑豈能用稼軒以立功名者乎？稼軒豈肯依侂冑以求富貴者乎？”山窮水盡的宋廷這時隻好再一次向金求和。開禧三年（1207）秋，金人以索取韓侂冑的首級為議和條件。韓侂冑十分惱怒，竟想再次對金朝用兵，並要起用辛棄疾來為他分謗分咎和支撐危局，奏請皇帝任命辛為樞密院都承旨，令其立即到臨安供職奏事。這道詔令到達鉛山之時，辛棄疾已一病不起，他趕緊上章請辭。到了舊歷九月十日，這位傑出的民族英雄終於含恨離開了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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