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第一部分漢魏樂府古辭

朱鷺

戰城南

巫山高

有所思

上邪

雉子班

（以上鼓吹曲辭•漢鐃歌）

公無渡河

江南

東光

薤露

蒿裡

烏生

平陵東

陌上桑

長歌行三首

猛虎行

相逢行

長安有狹斜行

塘上行

善哉行

隴西行

步出夏門行

折楊柳行

西門行本辭

西門行晉樂所奏

東門行本辭

東門行晉樂所奏

飲馬長城窟行

上留田行

婦病行

孤兒行

雁門太守行

艷歌何嘗行

艷歌行二首

白頭吟本辭

白頭吟晉樂所奏

梁甫吟

怨歌行

滿歌行本辭

滿歌行晉樂所奏

（以上漢相和歌古辭）

蜨蝶行

傷歌行

悲歌

枯魚過河泣

咄唶歌

驅車上東門行

冉冉孤生竹

青青陵上柏

迢迢牽牛星

上山采蘼蕪

古艷歌

古歌

高田種小麥

古八變歌

（以上四篇《樂府詩集》未收）

焦仲卿妻

十五從軍征

（以上雜曲）

第二部分 南朝樂府民歌

子夜歌十首

子夜四時歌七首

大子夜歌二首

上聲歌

歡聞變歌二首

前溪歌二首

丁督護歌二首

長樂佳

懊儂歌

華山畿四首

讀曲歌十五首

（以上清商典辭•吳聲歌）

聖郎曲

嬌女詩

白石郎曲二首

青溪小姑曲

采蓮童曲二首

明下童曲

（以上清商曲辭•神弦歌）

石城樂

莫愁樂

襄陽樂三首

三洲歌二首

采桑度二首

青陽渡

來羅

安東平三首

那呵灘

撥蒲

作蠶絲二首

西烏夜飛

（以上清商曲辭•西曲歌）

西洲曲

長干曲

（以上南朝雜曲古辭）

第三部分北朝樂府民歌

企喻歌三首

瑯琊王歌四首

紫騮馬歌二首

地驅樂歌辭三首

雀勞利歌辭

慕容垂歌辭三首

隴頭流水歌辭

隔谷歌二首

捉搦歌四首

折楊柳歌辭四首

幽州馬客吟歌辭

折楊柳枝歌三首

慕容家自魯企由谷歌

隴頭歌辭三首

高陽樂人歌二首

木蘭詩

（以上梁鼓角橫吹曲辭）

第四部分（附錄） 漢至隋歌謠

淮南王歌

衛皇後歌

通博南歌

鄭白渠歌

潁川歌

牢石歌

五侯歌

範史雲歌

行者歌

並州歌

豫州歌

巴東三峽歌二首

隴上歌

李波小妹歌

敕勒歌

綿州巴歌

隋煬帝時挽舟者歌

（以上歌辭）

三秦民謠

逐彈語

長安謠

燕燕謠

城中謠

京都謠

小麥謠

桓靈時童謠

城上烏謠

侯非侯謠

箜篌謠

吳孫皓初童謠

南風謠

續貂諺

三峽謠

束藳謠

（以上謠辭）

前言

餘冠英

    漢魏六朝樂府詩所以是珍貴的文學遺產，一則因為它本身是反映廣大人民生活，從民間產生的或直接受民間文學影響而產生的藝術果實；二則這些詩對於中國詩歌裡現實主義傳統的形成起了極大的作用。為了說明這兩點，得先提《詩經》。

《詩經》本是漢以前的“樂府”，“樂府”就是周以後的《詩經》。《詩經》以“變風”“變雅”為菁華。“樂府”以“相和”“雜曲”為菁華。主要的部分都是“感於哀樂，緣事而發”的裡巷歌謠。都是有現實性的文學珠玉。詩經時代和樂府時代隔著四百年，這四百年間的歌聲卻顯得很寂寞。並非是人民都啞了，裡巷之間“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還是照常的，可不曾被人采集記錄。屈原曾采取民間形式寫出《九歌》《離騷》等偉大詩篇，荀卿也曾采取民間形式寫了《成相辭》，而屈荀時代的民歌卻湮滅不見，這是多麼可惜的事！因此我們更覺得漢代樂府民歌能夠保存下來是大可慶幸的。

漢樂府民歌被搜集的時候正當詩歌中衰的時代，那時文人的歌詠是沒有力量的。將樂府民歌和李斯《刻石銘》、韋孟《諷諫詩》或司馬相如等人的《郊祀歌》來比較，就發現一面是無生命的紙花，一面是活鮮鮮的蓓蕾。《江南可采蓮》《枯魚過河泣》的手法固然不是步趨“騷”“雅”的文人所能夢見；孤兒的哭聲，軍士的詛咒也不是“倡優所畜”的賦家所肯關心。樂府之豐富了漢代詩歌，簡直是使荒漠變成了花園，這是有目共睹的事實，說明倒是多餘的了。南北朝民間樂府在顏延之、謝靈運、任昉、瀋約的時代，又是文學的新血液，新生命，情形也正相似。

那麼，這些詩和《詩經》相比怎樣呢？就詩的精神說，《詩經》和樂府是相同的。就具體的詩說，樂府絕不是《詩經》所能範圍，雖然傳統的看法是《詩經》的地位高得多。裡巷歌謠也是發展進步的，四百年後的裡巷歌謠必然有其“新變”。最顯著的當然是詩形的進步，從語言觀點看，五言的、七言的、雜言的樂府詩體當然勝過以四言為主的《詩經》體。再就題材說，像《雉子班》《蜨蝶行》《步出夏門行》《孤兒行》《婦病行》《東門行》等等無一不是新鮮的。就是拿題材相同的詩來比，樂府還照樣給人新鮮之感。將寫愛情的《上邪》比《柏舟》，寫戰陣的《戰城南》比《擊鼓》，寫棄婦的《上山采蘼蕪》比《谷風》和《氓》，寫懷人的《青青河畔草》《冉冉孤生竹》比《卷耳》和《伯兮》，或各擅勝場，或後來居上，絕不是陳陳相因。假如把最能見漢樂府特色的敘事詩單提出來說，像《陌上桑》《隴西行》《孤兒行》《孔雀東南飛》那樣，相應著社會人事和一般傳記文學的發展而發展起來的曲折淋漓的詩篇，當然更不是《詩經》時代所能有。

總之，從樂府回顧漢武帝以前的文學，可以見出樂府的推陳出新。如再看看建安以下的文學，又可以發現樂府的巨大影響。

建安黃初最有價值的文學就是那些記述時事，同情疾苦，描寫亂離的詩。例如曹操的《薤露行》《蒿裡行》，以樂府述時事，寫出漢末政治的紊亂和戰禍的慘酷。王粲的《七哀詩》也描寫出當時的亂離景像。陳琳的《飲馬長城窟行》、阮瑀的《駕出郭北門行》和曹植的《泰山梁甫行》又各自寫出社會苦難的一面。

由於曹操父子的提倡，邺中文士大都勇於接受從樂府發展出來的通俗形式，也承受樂府詩“緣事而發”的精神。他們身經亂離，遭受或目擊許多苦難，所以肯正視當前血淋淋的現實，不但把社會真相攝入筆底，而且貫注豐富的感情。這樣的文學自有其進步性。晉宋詩人沒有不受建安影響的，傅玄、鮑照獨能繼承上述的文學精神。到南齊、梁、陳，“眾作等蟬噪”，文學被貴閥和宮廷包辦。許多作者生活腐爛，許多作品流於病態。建安以來的優良傳統幾乎斬斷。幸而為時不長，唐代詩人從各階層湧出，文學標準又有轉變，“漢魏風骨”再被推崇。陳子昂的《感遇詩》，大半諷刺武後朝政，格調和精神都“可使建安作者相視而笑”，而且為“杜陵之先導”。到杜甫時代，社會苦難加深。杜甫有痛苦的流離經驗，有深厚的社會感情，了解生活實在情況。他繼承建安以來的文學精神，並且大大地發揚稹、白居易佩服他的“三吏”“三別”一類詩，尤其稱贊他“即事名篇，無復依傍”，就是說他作樂府詩而能擺脫樂府古題，寫當前的社會。他們也學杜甫的榜樣，做“因事立題”的社會詩，稱為“新題樂府”或“新樂府”。不過這種敘事寫實的詩體還是從漢樂府來的，這種詩的精神也是從漢樂府來的，不、白，也不是創自杜甫。仇兆鼇說杜甫的《新婚別》“全祖樂府遺意”，為了指明傳統，這樣說法是有意義的。

（節選自餘冠英《樂府詩選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