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李白（701—763），字太白。詩人在至德二載（757）寫過一篇《為宋中丞自薦表》，自述“年五十有七”，由此推算，他的出生年份是確定無疑的。他又在詩文中寫到自己的出身家世：“白，隴西布衣。”（《與韓荊州書》）“本家隴西人，先為漢邊將。”（《贈張相鎬二首》）自謂漢“飛將軍”李廣的後代。關於李白家世，還有兩條原始記載：一是李陽冰《草堂集序》（以下簡稱“李序”），曰：“李白，字太白，隴西成紀人，涼武昭王暠九世孫。蟬聯珪組，世為顯著。中葉非罪，謫居條支。……神龍之始，逃歸於蜀，復指李樹而生伯陽。驚姜之夕，長庚入夢，故生而名白，以太白字之。”一是範傳正《唐左拾遺翰林學士李公新墓碑並序》（以下簡稱“範碑”），曰：“公名白，字太白，其先隴西成紀人。絕嗣之家，難求譜牒。公之孫女搜於箱篋中，得公之亡子伯禽手疏十數行，紙壞字缺，不能詳備，約而計之，涼武昭王九代孫也。隋末多難，一房被竄於碎葉。流離散落，隱易姓名，故自國朝以來，漏於屬籍。神龍初，潛還廣漢，因僑為郡人。父客，以逋其邑，遂以客為名，高臥雲林，不求祿仕。公之生也，先府君指天枝以復姓，先夫人夢長庚而告祥。”李陽冰，當塗縣令，李白稱之為“族叔”，晚歲投靠其處，並托付李陽冰為自己編集文集。所以，李陽冰所記李白家世乃出自詩人口述。範傳正，宣、歙、池等州觀察使，在李白去世五十五年後為其遷葬，所記李白家世出自詩人之子伯禽手疏。將以上資料加以梳理，得出關於李白家世的基本結論是：一，祖籍（族望）隴西，漢飛將軍李廣之後。二，涼武昭王李暠九世孫（李暠繫李廣之後。當晉安帝之末，據河西五郡，國號曰涼）。李唐王室也是李暠後裔，所以，李白與王室同宗。三，先世於隋末竄於碎葉（碎葉在隋代屬西突厥，在唐代是安西都護府屬下的一個軍鎮，碎葉城遺址在今吉爾吉斯斯坦的托克馬克。條支在唐人心目中是個大概念，碎葉可包含於其中）。四，其家於中宗神龍之初（705）潛回蜀地，居住廣漢（漢代郡名，唐為綿州）。李白的故鄉江油，在唐代稱昌明，繫綿州屬縣。可以推想，李白先世長期在西域生活，詩人身上很可能有非漢族的血統，但有的研究者說李白是“胡人”則缺乏根據。

關於李白的出生地，時下主流看法，是碎葉，因為他的父輩是705年左右纔來到蜀地，這一年詩人已經五歲。但細讀李《序》和範《碑》，按其敘事順序，似李白之家歸蜀在前，詩人出生在後。曾受李白之托為其編集文集的魏顥在《李翰林集序》（以下簡稱“魏序”）中亦雲：“身既生蜀，則江山英秀。”所以，學術界也有李白生於蜀地之說。

李白的生平經歷可分為六個時期，即：蜀中時期、“酒隱安陸”及初入長安前後、移家東魯及供奉翰林時期、去朝十年、從璘及長流夜郎前後、晚年。貫穿其一生的，是為了實現從政理想而發生過的初入長安、供奉翰林、北遊幽州、入永王軍幕、投李光弼軍五次重大行動。

青少年時代，李白在故鄉蜀中接受了多種文化的教育熏陶。他嘗自述：“五歲誦六甲，十歲觀百家。”（《上安州裴長史書》）“十五觀奇書，作賦凌相如。”（《贈張相鎬二首》）“十五學神仙，仙遊未曾歇。”（《感興八首》）“十五學劍術，遍干諸侯。”（《與韓荊州書》）還曾從趙蕤學習屬於縱橫術的《長短經》。這些內容總括起來，無非儒、道二家。儒家文化引導李白積極用世，作賦、學劍術、學《長短經》，都是用世的準備。為了謀求政治前途，李白在出蜀前就開始了干謁活動，他曾向益州大都督府長史蘇颋“路中投刺”，又謁見過渝州刺史李邕。道家文化則引導李白出世而向往仙界，實質是引導他超越世俗功利而追求精神自由。儒、道二家文化相反相成，相互輝映，構成了李白堪稱完美的“人生觀”。他以《莊子》中的大鵬形像來寄寓自己的人生理想，企望乘運而起，並順時而行藏。大約在二十五歲時，他“仗劍去國，辭親遠遊”，走向蜀中之外的廣闊天地，踏上了為實現理想人生的奮鬥歷程。

李白出蜀後，漫遊江漢、吳越十五年、二十七歲時來到安陸（今湖北安陸）。高宗時故相許圉師家“見招，妻以孫女”（《上安州裴長史書》），由此開始了“酒隱安陸，蹉跎十年”的生活。據研究者考證，李白之妻並非許圉師嫡孫女，而是許圉師安陸老家的一位他房孫輩。在《代壽山答孟少府移文書》中，李白對其人生理想有具體表述：“申管晏之談，謀帝王之術，奮其智能，願為輔弼，使寰區大定，海縣清一。事君之道成，榮親之義畢，然後與陶朱、留侯浮五湖，戲滄洲，不足為難矣。”即首先建功立業，然後歸隱江湖。這種“功成身退”的人生理想，前半是儒，後半是道，實際上是儒、道二家觀念糅合而成。李十八年“西入秦海，一觀國風”（《上安州裴長史書》），即“初入長安”。他本欲通過干謁王公大人，扣開君門。但在長安遭到以衛尉卿張垍為代表的權貴的排斥，鎩羽而歸。初入長安的經歷，是對李白天真而充滿詩意的人生理想的嚴重打擊，但他畢竟涉世未深，所以，對未來仍滿懷期望。

大二十八年（740），李白攜女平陽、子伯禽移居東魯，許氏夫人去世應是詩人離開安陸的直接原因。在東魯，李白與韓準、裴政、孔巢父等結為“竹溪六逸”，隱於徂徠山。丹丘及玉真公主薦舉年（742）秋，李白奉玄宗詔入朝，為翰林供奉（天寶年間，翰林供奉也可稱翰林學士）。入朝之初，玄宗對李白恩寵有加，“降輦步迎，如見綺、皓，以七寶床賜食，御手調羹以飯之。”（“李序”）當年十月，李白在《從駕溫泉宮醉後贈楊山人》詩中寫道：“待吾盡節報明主，然後相攜臥白雲。”在詩人看來，“功成身退”的美好人生理想距離他似乎隻有一步之遙。據“李序”和“範碑”所記，李白在朝確曾擔任過“潛草詔誥”、“專掌密命”等機要事務，李白自己在《為宋中丞自薦表》中也說當年“既潤色於鴻業，或間草於王言，雍容揄揚，特見褒賞”。但身為翰林供奉的詩人，其主要職分乃是以其詩歌纔能侍奉玄宗的風流生活，《清平調詞三首》的創作即是典型例證。生性愛好自由的詩人很快厭倦了這種類似俳優的生活，再加上宮中奸佞之徒的讒毀，李白漸被疏遠。當他意識到建功立業的理想不可能實現時，遂於天寶三載上疏請還。“天子知其不可留，乃賜金歸之。”（“李序”）“魏序”雲：“許中書舍人，以張垍讒逐，遊海岱間”，應是當時實情。供奉翰林既給李白留下了難以忘懷的記憶，也使他的從政理想經歷了一次大幻滅。

去朝之初，李白一度被出世思想支配，他履行了加入道教的儀式，並沉迷於求仙幻想之中。但事實上他並不能放棄從政的理想。“遙望長安日，不見長安人。”（《單父東樓秋夜送族弟況之秦》）“狂風吹我心，西掛咸陽樹。”（《金鄉送韋八之西京》）他仍期盼著君王的再顧。“一朝去京國，十載客梁園”（《書情贈蔡舍人雄》），去朝後的十年間，他四處漫遊，約在天寶十載，於梁園所在地宋城（今河南商丘）與宗氏（武後時故相宗楚客的孫女）成婚。為了尋找政治出路，天寶十一載前後，李白曾懷著“且探虎穴向沙漠”（《留別於十一兄逖裴十三遊塞垣》）的冒險心情，北遊幽州。他在幽州看到安祿山叛逆勢力坐大的危機形勢，“心知不得語，卻欲棲蓬瀛”（《贈江夏韋太守良宰》），隻好逃離。幽州歸來後，李白於天寶十二載春夏間似有“三入長安”之行，欲就時局危機向朝廷建言，無果而去。李白於天寶十二載秋來到宣州（今安徽宣城），在皖南山水間休憩疲頓的心靈。

天寶十四載（755），“安史之亂”爆發。李白報國無門，暫在廬山隱居。十五載（載）歲末，奉永王李璘征召，下山入幕。“英王受廟略，秉鉞清南邊”（《在水軍宴贈幕府諸侍御》），永王是接受了玄宗的任命，為江陵大都督，在南方經營水軍，並沿江東巡。李白懷著“齊心戴朝恩，不惜微軀捐”（同上詩）的報國熱忱入幕，卻沒有意識到朝廷內部政治鬥爭的復雜與險惡。已經在靈武登基的肅宗，認為永王有異志，發兵征討，永王於至德二載（757）二月兵敗丹陽，李白因從璘而獲罪陷獄。雖經江南宣慰使崔渙及御史中丞宋若思營救，一度出獄，但朝廷終還是判處李白流刑中重的一種，即流放極為邊遠的夜郎（今貴州桐梓）。“魏序”雲：“宗室有潭者，白陷焉。” 李白乃是宗室鬥爭中無辜的犧牲年（758）踏上流途，次年春行至巫山，朝廷因天旱頒發赦令，因而被僥幸放還（研究界也有認為李白是到達夜郎後遇赦的看法）。

晚年，李白在江南飄流，景況十分淒涼，但仍期待著見用於朝廷的機會年（762）秋，李白作有《聞李太尉大舉秦兵百萬出征東南懦夫請纓冀申一割之用半道病還留別金陵崔侍御十九韻》，可知李白有一次請纓從軍的行動，隻是因病半途而廢。貧病之中，李白來到當塗（今安徽當塗），投靠縣令李陽冰。當年十一月，李白於“疾亟”之時“枕上授簡”，將編集及作序的後事托付給李陽冰。舊說以為李白這年鼕即病逝，但李白《遊謝氏山亭》詩開首即雲“淪老臥江海，再歡天地清”，顯然是指代年（763，即寶應二年）正月“安史之亂”徹底平定的時事，詩中又寫了大病稍起的景況，所以，可以判定李白的生命延續到了這一年年鼕，李白逝於當塗。次年初，朝廷尚不知李白死訊，曾為其授官，“範碑”記曰：“代宗之初，收羅俊逸，拜公左拾遺，制下於肜庭，禮降於玄壤，生不及祿，歿而稱官，嗚呼命與！”李白初葬於龍山，範傳正為其遷葬謝家青山，成全了他的“終焉之志”。青山李白墓留存至今，繫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李白詩歌傳世約千首。李白的優秀詩篇之所以不朽，說到底，是因為它張揚了人性。人性是永恆的，而在人類歷史上，隻有相對文明、進步的盛世，纔能為人性的發展創造必要的環境和條件。人是社會之人，人性的基本內容，一是在生存溫飽解決之後，希望生活得更幸福；二是要施展其纔能抱負，謀求事業的發展與成功，在為社會群體做出貢獻的同時，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三是要維護人格獨立和保持個人精神自由。有纔有志之士，其人性的核心，是實現人生價值。對於中國古代的讀書人來說，實現人生價值的途徑，就是步入仕途，將自己的纔智貢獻給朝廷，建功立業，濟蒼生，安社稷。這種家國情懷體現了儒家“達則兼濟天下”的傳統精神，這種精神實具有人性的合理內核。李白本分是詩人，他十分清醒地知道詩的久遠價值遠甚於現世功業，正所謂“屈平詞賦懸日月，楚王臺榭空山丘”（《江上吟》），但他仍把建功立業視為人生頭等大事。李白趕上了一個好時代，這個時代糾正了此前數百年間朝廷用人選官唯豪門世族是舉的“九品中正制”，而代之以“考試面前人人平等”的科舉制。李白那個時代的科舉制度雖然尚不完善，而且每年錄取的名額甚少，遠不能在實際上解決士子們的出路問題，但畢竟體現了時代的進步，提高了讀書人的用世熱情，給他們帶來了人生向上的希望。晉代詩人左思在《詠史》中曾無奈地感嘆：“郁郁澗底松，離離山上苗。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條。世冑躡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勢使之然，由來非一朝。”李白則滿懷解放感、幸運感地回答了“左思之嘆”，他在《送楊少府赴選》詩中朗聲高詠：“時泰多美士，京國會纓簪。山苗落澗底，幽松出高岑。”時代既然給了士子們建功立業的機會，他們當然就要一顯身手、踊躍攀上人生事業的高峰。李白正是這個時代廣大士子的代言者。他之所以有資格擔任這個代言者，是因為隻有他把人人追求的功業理想發揮到了極致，他要做“輔弼”之臣，即姜尚、管仲、魯仲連、謝安那樣的人物，建立不世功業。李白企望的建功立業方式和途徑是“大賢虎變愚不測，當年頗似尋常人”（《梁甫吟》）、“明月出海底，一朝開光曜”（《古風》其十）、“大鵬一日同風起，摶搖直上九萬裡”（《上李邕》）。李白終身未參加科考，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應是經由科舉的上升途徑與李白期望的“虎變”式進身有很大不同，此即“範碑”所說：“常欲一鳴驚人，一飛衝天，彼漸陸遷喬，皆不能也。由是慷慨自負，不拘常調，器度弘大，聲聞於天。”這種繞過科舉常規的“超現實”理想明顯帶著幻想性，但李白卻並不覺得虛幻，他堅信“天生我材必有用”，終生為其“大鵬之志”的實現而奮鬥不舍。

李白的功業理想注定無法實現。這是因為他在追求功業的同時，又地堅持了人性之另一面，即人格獨立和精神自由。“蘭生谷底人不鋤，雲在高山空卷舒”（《贈從弟南平太守之遙》），他追求無拘無束、快意自在的生活。這裡有道家思想的深刻影響，體現了道家文化以自然為宗的精髓。道家精神同樣具有人性的合理內核。士人一旦步入仕途、或如李白那樣進入朝廷，他便處在了皇權籠罩之下，進入了官場的人際“關繫網”中。為了實現功業理想，他必得在一定程度上放棄獨立人格、削減精神自由。然而這卻是李白所不堪忍受的。他蔑視權貴，“黃金白璧買歌笑，一醉累月輕王侯”（《憶舊遊參軍》），“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夢遊天姥吟留別東魯諸公》）。他甚至在皇帝面前也要保持平等的身份，居然“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杜甫《飲中八仙歌》）。不妨設想，李白入朝之初受到那樣的寵遇，他如果能稍稍委屈、約束自己，功業理想當不無實現的可能。然而，他的態度卻是“乍向草中耿介死，不求黃金籠下生”（《設闢邪伎鼓吹雉子斑曲辭》）。當李白意識到魚與熊掌不可得兼時，把建功立業與精神自由放在人性的天平上衡量，他毅然決定放棄前者，於是上疏請還。功成身退的美妙人生理想遂成泡影。

李白終生都在追求建功立業與堅持精神自由的矛盾中跌蕩拼搏，這種矛盾無法調和、克服，所以李白的遭遇始終是“大道如青天，我獨不得出”，是“欲渡黃河冰塞川，將登太行雪滿山”。由此造成了他的“萬古愁”，造成了他滿含悲壯色彩的詩意人生。“三杯拂劍舞秋月，忽然高詠涕泗漣”（《玉壺吟》），李白那些悲慨豪縱、震撼人心的飲酒詩，有著共同的主題，就是宣洩人生之“愁”，或如範傳正所說“取其昏以自富”。李白遇到的人生矛盾其實具有普遍性和恆久性，普通人也會遇到同樣的矛盾，李白與普通人的區別，正如李長之所說：“就質論，他其實是和一般人的要求無殊的，就量論，一般人卻不如他要求得那樣強大。”（《道教徒的詩人李白及其痛苦》）所以，李白的詩篇就產生了打動人心的力量，李白就成了從古到今人們心中的精神偶像。

當然，李白也有許多飲酒詩並非“舉杯消愁”之作，這些詩篇抒寫飲酒之樂，充溢著“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的生活熱情，這是對人性之另一側面的表現，即人在世間總是希望生活得更幸福、更快樂。李白那些表現鄉情、友情、親情和愛情的詩篇，從本質上說，也是對追求生活幸福之人性的表達。

李白屬於“主觀之詩人”，他的作品大多是以“我”為主體的抒情詩。李白做人崇尚本真的人性，他的詩歌同樣崇尚本真，絕去人工，絕去雕飾，追求天然真率之美。他抒寫情感，一任真情流注，沒有任何顧慮，不受任何成規約束，甚至看不出藝術上的追求而獨臻大匠運斤之境。他擅於歌行與絕句這兩種利於自由抒寫的詩體。他的歌行隨手揮灑，恣意鋪張，渾灝流轉，起落無跡，正所謂“想落天外，局自變生。大江無風，波浪自湧；白雲從空，隨風變滅。此殆天授，非人可及”（瀋德潛《唐詩別裁集》）。他的絕句脫口而出，信手而成，清澈如水，流轉如珠，正如李攀龍所說：“蓋以不用意得之，即太白亦不自知其所至。”（《選唐詩序》）李白的詩無從效仿，無法復制，真正是自由的藝術，解放的藝術，高度人性化的藝術。

這個選本主要以清代王琦注《李太白全集》（中華書局1977年版）為據，選詩289題343首，為李白傳世詩作的三分之一強。詩歌文本偶有與王注本不同處，均做了說明。選詩的原則，一是能體現李白精神與藝術風貌的作品，二是詩篇編排起來能比較完整地展現詩人的生平經歷。為了方便讀者對李白其人其詩的理解，詩的編排采用編年體（其中有些作品隻是大體按寫作時期安放，並非確切的編年），編年基本依據安旗主編、筆者亦為撰稿人之一的《李白全集編年箋注》（中華書局2015年版）。注釋中對學界前輩及時賢的成果多有吸收，限於體例不能明確標示，特此說明並深致謝忱！歡迎讀者諸君對注釋文字的討論與批評，以期我們共同走近更為真實的李白。一蜀中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