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
一
自來研究我國古典詩歌的學人，都習慣於以“漢魏”、“六朝”、“唐宋”等等朝代的名稱分別那一時期的作品。這種名稱雖然隻是朝代的名稱，但其涵義兼有某種特殊風格體制的意思。誠然，我們若是嚴格衡量，這種名稱是用得不精確的。例如“唐宋”一詞隻是對“漢魏”“六朝”而言，纔成為一個有統一意義的名詞。若單就“唐”與“宋”而言，則唐宋之間，區別仍然很大。不僅如此，唐有“初”、“盛”、“晚”等等區別；宋有“西昆”、“西江”、“蘇黃”、“北宋”、“南宋”等等區別。這是一個文學史上的問題。
一般說來，明以至清朝，有時被人提起，有時就被人忘卻。在明朝，有些著名的宋人詩集竟然不曾被所謂“通人”看過。其顯著的例，如趙孟曾經寫過一首黃庭堅的七古馬詩，誤以為是杜甫作。明朝的王穉登就說：“今日杜集中無此詩，可見是遺落了的！”如清朝袁枚批評王安石的詩完全搔不著癢處。這些事實都說明了宋詩至少被忽略的情況。清朝末期，宋詩漸漸有抬頭的趨勢。（清康煕及乾隆間，宋犖刻蘇詩，王文誥注蘇詩，紀昀批蘇詩。那是蘇詩特例，不等於宋詩抬頭。）有一時坊間所刻韻本，選了押韻腳的例子都是蘇詩。蘇詩在那時已成為時尚了。接著有所謂“同光體”的名號出來，宋詩越發流行了。所謂“同光體”，大概是歸為兩大流派，一派是以晚唐（尤其是李商隱、溫庭筠、李賀、杜荀鶴等）的辭藻色澤作表面，而以有托諷、有內容的單行健舉的筆力驅遣這種辭藻，名之為“宋骨唐面”；一派是專從“江西派”入手，而參之以韓愈、盧仝、孟郊等的逋峭艱澀的音調，卻在艱澀之中仍存回甘的風味或兀傲的神情。總而言之，近五十多年來，說是宋詩復盛的時期，不大會錯的。這又是一個文學史上的問題。
我不想在此詳細敘述以上的兩個問題。這本小書是黃山谷詩選。我隻想就宋詩中與黃山谷有關的一些地方，在此略談，作為初學黃詩的讀者引路之助。
為什麼呢？因為山谷在宋詩中，是一個特出的大家。他的詩在當時已經與蘇東坡隱若一敵國。因之影響所及，學他的人非常之多。而當時呂居仁畫出《江西詩派圖》，甚至推他像個大教主一樣，從而生出了“江西派”這樣的名號出來。名號既立，毀譽遂多。拼命捧山谷的人，未必即真看到他的深處，搔著他的癢處；信口罵山谷的人又往往是不細讀他詩的人。
平心論之，宋初的詩仍然是沿襲了五代以來晚唐詩的餘波，塗澤饾饤，縱極精工也是晚唐的假骨董。當時楊、劉的西昆體，實在是窮剝李義山的皮，爛嚼甘蔗渣。當時優人打諢，穿了破衣裝作李義山出臺說：“吾為館閣諸公挦撦至此！”這的確是如實的諷刺。詩風至此，不容不變。所以梅堯臣、王禹偁、蘇舜欽、歐陽修等人出來，或以寫實的手法，或以流暢的筆調，老實自在的作詩。而舊的作風就逐漸煙消火熄，新的作風就日月經天了。從歐陽以後，王安石、蘇軾實在是兩大詩家。由於王氏的政治地位，文名相形得不重要了，遂使蘇氏以在野的反對派，而專以文學大大顯名。尤其蘇軾的詩，在當時傾動天下。文學豪俊之士，歸之如百川赴海。因此，其中特別出色的便成為“蘇門四學士”。山谷即是其中之一人。但山谷雖並列四學士之中，而日久遂居四學士之上。他不能被“四學士”的名稱所限，而與東坡並駕齊驅，成為“蘇黃”了。很清楚的，革楊、劉之命要數歐、梅，繼歐、梅而光大起來，就是蘇、黃。蘇、黃的力量，一直使南宋詩家，乃至南宋以後的詩家都直接受其影響。
山谷的詩在文學史上，既然是這樣的地位，而他的詩又被一些捧的罵的鬧得烏煙瘴氣，所以今日，研究它，看清楚它，是我們應有的態度，也是我們應負的責任。不揣淺陋，試作初探；訂訛補闕，望之大雅！
二
黃庭堅，字魯直，宋洪州分寧（今江西修水縣）人，宋仁宗慶歷五年乙酉（1045）生。他的父親黃庶是慶歷年間的進士。一生都是做府和州的從事官，後纔“攝知”（代理）了一次康州。因此他是出身於士大夫家庭的。他的母親是舒州李常的妹子。李家是一個比黃家地位還要高的仕宦讀書人家。李常不但有學問，並且好藏書。蘇軾曾為他的藏書作過記。此文今存東坡集中。因此，他的外家也是文化水平極高的。
他在幼年即有讀書警悟的聲譽。舅舅李常到他家來，隨便取架上的書問他，他都對答如流。李常非常驚奇，說他真是一日千裡。他的少年讀書環境和基礎是這樣，所以他探求知識的範圍是非常廣闊的，六藝之外，更博涉老莊和內典，乃至小說雜書無不縱覽。他生平在文藝方面的成就也是多方面的。他的文章，如散文如古賦都學西漢人，骨力既強，法度更謹。他的書法成為宋朝四大家之一，稱為蘇（軾）、黃、米（芾）、蔡（襄）。他對於古代繪畫的鋻賞力極高。當時的鄧椿稱頌他的評論古書畫，有時比米芾還切實。他的小詞也成為有宋的一家。這些，在此都不想談論了。
宋仁宗治平三年丙午，他兩次以名貢於鄉。次年，神宗登極，他也以進士登第。登第後調葉縣尉。次年年，他赴官。熙寧五年，舉行學官考試。他試中了，除北京（今河北大名）國子監教授。他在北京一豐二年，共計八年。這八年中他作了許多詩。當時的大佬文彥博非常器重他。然而在此期間，對他重要的，還是他和蘇東坡文字結好的年，他寫了一封信，並附了兩首詩給做徐州太守的東坡，表示他的欽敬。東坡和了他的詩，並復了信，贊美他：“古風二首，托物引類，得古詩人之風！”這兩位大文學家就是如此締交，以至沒齒不渝的。而他也因為有了這樣的締交，就在當時的政治上決定了他的關繫，終身受其影響。
豐三年，他改官知吉州太和縣（今江西泰和），從汴京（開封）到江南赴官。他在路過舒州的時候，曾遊三祖山山谷寺的石牛洞，喜歡那個地方，因取山谷寺名以自名。這就是他別號山谷道人的由來。到太和後居官三年。那時正是王安石新法中的鹽法厲行之時。他在太和行了一些寬和適中的辦法，老百姓很親愛他豐六年，他被調監德州德平鎮（今山東德平縣），豐八年的春天。這是他居外六年的一段經歷。
豐八年三月，宋哲宗即位，事實上是神宗的母親宣仁太後高氏聽政。王安石一派的新政勢力跌落了，轉移為司馬光以及一切反王的舊派得勢了。這年四月，他被召為秘書省校書郎。因此，他入京了。在京師一段期間，他的主要職務是修《神宗實錄》。這一時期，東坡兄弟都做了朝廷顯要。此外並有許多知友。所以交遊文字，頗有樂趣。他初除為著作佐郎，加集賢校理；《實錄》告成，又升為起居舍人。後來他丁母憂，服除，被命為秘書丞，提點明道宮，兼國史編修官。這一段時豐八祐八年鼕，一共將近九整年。
次年年，政局又改變了。因為宣仁崩了，哲宗此時已長大親政。章惇、蔡卞等人做了宰執得勢了。章、蔡是所謂新政的分子。他們這時乘勢打擊一切舊派的人。紹聖二年，山谷貶官涪州（今四川涪陵）別駕，黔州（今四川彭水）安置（黔州居住），後來又移到戎州。這是現今四川瀘、敘（編者按：敘州即今宜賓）邊境一帶的地方，在當時是極邊遠險阻的處所。這一段時期是他生平艱難困苦的一段光陰，自紹聖符三年，一共六年。
符三年五月，哲宗崩，徽宗即位。自此時起以至於崇寧四年的六載時間，政局凡兩次波動。初情況與哲宗初立時相同，由皇太後向氏聽政。章惇貶了。舊派又有得勢的傾向。但向太後聽政隻有七個月，徽宗就親政。新派大起，舊派再落。這一次的所謂新派換了蔡京獨當大權，目舊派為奸黨，大起黨禍。因之山谷也在這政海大波瀾中初若起復，終於貶死。符三年，徽宗即位之時，他就被起復為宣德郎，監鄂州酒稅。十月又被改奉議郎，簽書寧國軍節度判官。但他都請辭，並且不曾出川，隻在戎州、江安之間。直到次春正月（建年）方從江安東下。三月被改知舒州，又召入京。四月，他到了沙市以至過鼕，請免恩命，求知太平州（州治在今安徽當塗）。次年年）春，回到老家。六月赴太平州，做了九天的官，又罷為管勾洪州玉隆觀。這樣，他就移到鄂州（今湖北武昌）住下了。這時候，與他同時貶到儋耳去的東坡，也自海外北歸，已在常州逝去了。他在鄂州住到次年，被除名羈管宜州（今廣西宜山）。他的罪名是“幸災謗國”。那時朝廷裡有個執政的熱官趙挺之和他以前有小小間隙，因之轉運判官陳舉為了奉承趙挺之，遂挑剔山谷在荊州所作的《承天院塔記》中字句，鍛煉出罪名來。這年十二月十九日，他從鄂州起行到宜州去，至崇寧三年二月纔過洞庭湖，五六月間方達宜州貶所。次年（1105）九月三十日，這位六十一歲的老詩人長逝了！
綜觀他的一生，以纔德而論，東坡為侍從時即曾舉他自代，說他“瓌偉之文妙絕當世，孝友之行追配古人”；以官職而論，卻從來未曾居高位，握大權；以思想上和文學上的造詣而論，他成就了一代卓特的大作家。在《》第十七卷又說他“以般若夙習，雖膴仕澹如也”。這是略舉一個輪廓。究竟怎樣纔能明了其中的所以然呢？為了研究他的詩，就不能不研究他的人；為了證明他的人，卻又不能不向他的詩中看。因此在此小冊中除了將每一首詩盡可能地加以說明之外，仍須從當時的政治背景，他的思想淵源，以及他詩中的特點等等方面再加若干探討。
三
在宋仁宗以至於徽宗之初的一段時期內，乃至後來南京偏安局勢形成，雖然因果推移，事勢萬變，但其根本的原因卻早在宋太祖趙匡胤開國之初就伏下來了。我們可以這樣說，作為當時的統治者的趙匡胤定下“國策”，纔奠定了兩宋文治的根基，但同時也留下了積弱的必然趨勢。這種趨勢由官僚逐漸造成，而養育官僚的即是趙匡胤自己。
原來他目擊五代以來承襲唐季藩鎮跋扈，武人擁立的禍根，並且他自己也就是以武人竊據軍權，組織兵變，導演黃袍加身而攘奪到柴周的統治權的。對於作為一個統兵官的他，有利的形勢，換到對於作為一個統治者的他來，就立刻變成危險的形勢了。因之，他日夜所焦慮深思的中心問題，便是企圖如何根絕這種形勢以及如何保證鞏固他和他的子孫統治權的問題。他在實現這一大企圖上“成功”了。他的原則是要建立一個中央集權的王朝，而從幾方面以具體的措施去實現：，以兵力對內，平定南方取得統一，而對外則放松而取守勢，後“杯酒釋兵權”以根絕武人篡位之禍。而“禁旅更代”制度的確立，更使任何地方的兵力都無從叛變。第二，更進一步，再積極地加重文臣的權力。中央宰執既有權力，而又用“臺諫”鉗制之。地方的首長不僅由中央委任文臣，並且同時還派副手如通判之類實行監察。後中外皆歸大權於皇帝一人。這種文官全是由地主階級中用科舉、學校等方法選撥而來，成為宋室統治權的基礎。培養扶持這班地主出身的官僚階級，使之壯大臨民，便是鞏固皇權的好保證。第三由於這樣的根絕藩鎮之禍的軍制，和培養地主階級的官制，自然就生出與此相配合的中央集權的財政制度來，以為營養的命脈。北宋的財賦，除了地方政府必需的經費之外，一概是經中央派出的轉運使悉數直輸朝廷的。食鹽、茶葉、香類、明礬，以及酒類等等，都是朝廷專賣的。並且皇家、貴族、官僚、世閥、僧尼、道士等等又都是占有大量田地，享受種種特權的。他們將所有的負擔都轉嫁到老百姓身上來。這就是北宋統治者集中財賦、厚待官僚，“思逮於百官唯恐不足，財取於萬民不留其餘”的財政制度的精神所在。
既然北宋的官僚在政治上形成了這樣的一個重要階級，且看他們受到具體的待遇如何吧。一個人隻要做了官，朝廷就給他極優厚的俸錢，給他綾和絹穿著（例如宰相，春鼕綾各二十四，絹各三十匹，絲綿一百兩），給他米喫（宰相每月一百石），給他官房住，再給他“職錢”，再給他僕（傔）人的衣糧，再給他僕人的“餐錢”，再給他“茶酒廚料”，再給他“薪蒿炭鹽”，再給他“飼馬刍粟”，再給他“米面羊口”。巧立名目，愈出愈多。不僅如此，還要供給他歌舞的官妓。（宋太祖在“杯酒釋兵權”的時候就勸石守信等拿“歌兒舞女以終天年”。北宋的官僚享受歌舞是極普遍的。因此遂產生了文學上宋詞的特色。）不僅如此，他年老退官，還給他優厚的干薪，那就是著名的“恩禮”、“祠祿”。不僅如此，他死了之後，還要大量“蔭補”他的子孫親族！此外，還有許多皇帝逢時過節，郊禮慶典的大小賞賜更不勝枚舉。尤其可詫的是這些官僚縱然犯了貪污不法等等罪行，也很少受到嚴肅的處分！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加之以對外的屈辱，金幣買和所費日重，老百姓擔負不起了。朝廷財政日益虧空；社會基礎日益動搖。後來費用雖然日多，兵額雖然日擴，而軍隊的素質卻愈來愈壞，外侮也愈來愈嚴重。因果循環，內外交迫，到了宋神宗即位以後，這種種危機使得王安石的變法成為必至之勢了。
王安石的變法與清季康有為的“維新”，比勘起來，有許多異同之點，姑不詳論；但在大體上我們今日不能不肯定這一運動在當時的進步性，尤其不能不肯定其有一定的成功。因為這一政治改革是符合當時要求的。
所謂新法，是通過中央總機關“制置三司條例司”的研討、決定，頒發全國施行的。其中青苗、農田水利、免役、市易、均輸、方田均稅等措施，針對了當時的財政，起了解救危機和培育新生力量的大作用；其中的保甲、保馬、軍器監、置將等措施，針對了當時軍隊的腐敗、國防的廢弛而起了重振旗鼓、抵御遼夏的大作用。在長期堅決執行這些政策之後，社會改革相當地合理地實現了。這使得地主、官僚和商人的特權利益受到限制。他們不能不也像老百姓一樣地負擔些賦稅，而一般老百姓的負擔未有增加。這樣國庫纔充盈了，軍隊纔堅強了。總而言之，由於這次的變法，趙氏皇權的命運方能賴以延長。這是毫不誇張的。
但是當時投入政治潮流中的大小官吏，真正公忠體國的人總是極少。若是無道德品質做基礎，越是有纔干的人越會揀當軸所喜歡的地方，逢迎趨奉，變本加厲地去干，以期達到他自己升官攬權的後目的。其顯著的例，便是蔡京。蔡京本是“新黨”，但他在頑固的舊黨司馬光當權的時候，能夠做出使司馬光興的成績來！然祐黨籍碑的也就是他！至如呂惠卿，原事安石，後來傾軋安石無微不至，更不用提了。
這樣的結果，便是利用王安石的新法起了極壞的相反的作用。剝削聚斂全國老百姓辛苦生產的財富，集中於朝廷，來做奢侈荒淫的消費。這就是後來從紹聖時章惇的執政起以至於宣政間的惡劣政治現像。從無恥的“花石綱”為例，無數破百姓家要百姓命的“綱”紛紛起來了。以至於蔡京“得君之專”的“豐亨豫大”的口號都出來了。窮天下之力以奉趙氏一家主僕的糜費。
至於在王安石當時，重用呂惠卿、章惇、曾布等人所生的弊病，部分也是實在的。當時反對的理由如青苗取息過重，富人不願借，貧人不易還，州縣勒借；如丈量奉行不善，豪強阻撓；如均輸保甲的擾民，也不是沒有事實的。老百姓所受的痛苦是不能遮掩的。何況加之以官僚間參雜私人恩怨，因而誣蔑傾軋，報復不已！在這樣公私復雜的情況之下，又安得而不越弄越壞呢？
再看反對王安石的人們，在當時是極多的。他們的反對理由，初也不是毫無見解的；但到後來便把王安石個人和新法混起來了，把本來的新法和變質的新法也混起來了。他們不問是非，不分前後，都隻說壞不說好。到了此時，已經純是朋黨之爭，不過表面上拿新法作幌子而已。當新法行時，滿朝的舊臣大老，以司馬光為顯著的例，無不齊聲痛祐司馬光再起，把新政不分青紅皂白一切廢棄，新法中的要人一切斥逐。即使同屬舊派，也因意見不同而不得不分為“洛”、“蜀”、“朔”三黨了。呂大防、劉摯的調停辦法還未奏效，而紹述的局面已來。章惇為相的報復，更甚於司馬光。及至崇寧間蔡京又將曾布擠去獨專政柄，連曾布的一點類似調停的辦法也廢棄了，符徽宗初即位時的一點轉機也斷絕了。
現在且不去研究黨爭的細節，隻推尋舊派所以反對新政的原因，大概有如下的幾樣：，這一班舊人，或是勛貴，或是大佬，或是名流，不問其表面上有何差別，實際上都是代表大地主和特權階級的。為了新政正好妨害了他們的利益，一定要反對。第二，在思想上，他們一直自命是正統的儒家，隻有他們的傳統守舊是正確的，此外什麼都不能動搖其信仰。他們雖然在理論上如此，實際的條理卻往往空疏，其結果施於政事隻好因循。因此他們對於王安石的條理細密，篤實可行，不加研究就已覺得可惡，何況王氏更拿“古”和“經”來折服他們，等於拿他們的拳頭打他們的嘴，那就不得不更流入意氣而死爭了。第三，由於王安石的大量斥逐勛舊大佬，這些人在政治上的失勢也必然反對新政。第四，由於新政中的許多壞人作了許多壞事，使反對者也根據事實振振有辭。
後還要略為提到蘇軾在這裡面的地位。
平心論之，蘇氏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是偉大不朽的，在當時政治上所起的作用也是異常有力的。但推尋他的生平，他對實際政治許多設施上遠不如王氏的經緯。他在政治上的見解也是偏於空疏的理論的。但由於他的文學高，胸襟闊，應接一時豪俊，聲名洋溢，附從眾多，所以在當時政界隱然成為一派的領袖。他的領袖地位並非政治纔能所造成，而是文學聲望所造成的。以蘇氏那種堅強的個性，加之以風發泉湧的文筆和風采照人的談論，他在政治上當然是王派一勁敵。但也由於畢竟還是文學高，所以政治上的成績少。
如上文所簡敘的背景，取以與山谷生平的行事相對勘，我們自然就會看出他的真際來。
毫無疑問，他在文學上傾倒、肩隨了東坡，因之在政治上自然被人看成是一個反王派。那時“士君子”交友是講究死生不移貴賤不改的。隻要是朋友，哪怕見解不同，到了患難之際，還是慷慨鎮靜與之同禍。即如當時的陳師道因為與蘇、黃交好，就寧可齋宿受寒，也堅決不穿趙挺之的絮衣以至於因此而死。趙挺之還是陳的親戚呢！山谷對實際政治上很少發表政見。以他的出身而論，自然也是維護舊勢力的。但就他的著作尋檢，他與東坡的見解卻不一定相同。因此可以這樣說，他與東坡的交情是生死不移的；但一切見解和努力的方向卻是獨立的。這一點很重要。
正由於他出身於士大夫階級，他有知識分子的正義感，也正由於他在政治上不入於黨派之中，他能客觀地正確地批判當時政局的得失。這一切都在他的詩篇中豐盈地表現得無所不在。固然，當他初出為地方官之時豐五年，在王安石新政的尾期，他和王氏無甚大關繫。正惟如此，他在太和描寫鹽法的病民那樣深刻；他在王安石倒後敘述王氏的優點那樣公平。這一事實是值得注意的。憑他那樣一個不大的官兒，在新法盛時敢於不斷地替老百姓叫冤；在舊派盛時敢於訟言王安石的“不朽”；更在黔州艱難起復之後，喊出“不須要出我門下，實用人材即至公”的痛切之言。這是極偉大的人格在放光。這樣例子，在他的著作中隨時可見。這是他的文學中人民性突出的地方。這是我們古代士君子品質良的傳統。我想，在任何時代，我們都會愛他敬他！
也正由於他出身於士大夫階級，時代所限，他不可能自己否定他生活內容中的某些部分。他喜歡和香。他對歌筵舞榭也描畫入神。雖然老了，他看見“國香”還是不免要作詩，以傳達他那種無可奈何的愛好天然的情緒。我們既已明了他所生長的那個社會情況，對於這些也就不難理解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