窄的門和寬廣的路(代序)
一
時常有人向我提出這樣的問題，我也時常這樣自問：是什麼樣的因素和原因使我選擇了文學這門“行業”(如果可以這樣說的話)，而沒有走上另一種工作崗位呢？
老實說，對於這個看來似乎並不復雜的問題，我確實是很難作出簡明的回答來，比如，像魯迅先生在《吶喊》序文中所曾經如此深刻地揭示過的促使他走上文學創作之路的原因那樣。
假如有人從相反的角度提出問題來，我倒是可以不假思考地回答出來。比如：我為什麼沒有成為一個工程師、數學家或者地質工作者？我想我一定會這樣回答說：因為從上中小學時代起，我就是理工學科上的壞學生。在上中學的時候，我曾經因為數學和理化不及格而留過級。和這一點不無聯繫的是：我在文科方面的成績還不錯，初中時候就在學校的鉛印小報上發表過小散文，高中時期就在小報副刊上刊登從英文翻譯過來的小故事。但是，一直到高中畢業之前，我都沒有想過我今後會成為一個文學工作者，更不用說當作家了。
似乎有這樣一種說法：在人的心理素質和生理稟賦上可能有兩種(當然不會止於兩種)不同的傾向：有的人長於或者傾向於自然科學，而有的則耽於幻想和傾向於文學藝術。我不知道這種說法有多大科學根據，但覺得對於我的生活道路和工作選擇的發展趨向來說，倒是基本上相符的。我出身於一個知識分子家庭，父親是一位有成就的歷史學家，母親也是一位時常手不釋卷、出身書香門第的有文化的婦女，因此，讀書便成為我從小自然養成的一種習慣。大約在十二三歲，我就讀遍了家中所有的從《紅樓夢》、《聊齋志異》到梁啟超翻譯的儒勒·凡爾納的《十五小豪傑》以及別的許多文學作品。大約也是因為這一點，我從此就對學校的理工學科的興趣越來越淡薄，而對文學作品的興趣越來越強烈了。我大約還應當感謝我的小學和初中時代的語文老師，他們引導我從十歲左右的時候就接觸了當時的新文學。從那時起，魯迅的《野草》、周作人的《雨天的書》、冰心的《寄小讀者》以及我國早期出版的一些外國文學作品(如《愛的教育》)便在我的思想中占據了相當重要的位置，在我幼小的心靈中注入了人道主義的甘露。我在小學和初中的兩位語文老師，現在都還健在，都已經八十多歲了。我至今非常感謝他們。他們本身都不是作家，卻是我的文學生活中的早的啟蒙老師。
就是這兩位善良的、並非文學家的普通教師，在他們青年時代向一個耽於幻想、性情溫和而又胸無大志的孩子眼前打開了一扇門——一扇熠熠發光的新文學之門。然而，這扇門，對我來說，不像古老的《聖經》裡創造過的一個詞，是一扇“窄的門”。我自以為我將走進這道門，卻在門前長久逡巡不前，有好幾年的時間不知如何跨進這道狹窄的門，而走進真正的文學天地。
我的父親馮承鈞是在歐洲的法國和比利時完成他的學業並且成為一個歷史學家的。他是一個具有中國人的正直、善良、誠摯的傳統美德的知識分子；在日常生活中，他是很嚴肅的，有時甚至到了嚴厲的程度，然而對於子女教育的主張，卻具有一種西方的民主精神。他希望孩子們勤學向上，正直做人，至於孩子們將來要走什麼道路，他卻是相當寬厚，從不強行做出強加於人的規定的。他曾經希望他的五個兒子都讀完大學，至少其中有一兩個人能把他的事業繼承下來；後來多少做到了這一點的是我的大哥馮先恕和小的弟弟馮先銘。前者是著名史學家陳垣先生很器重的學生，但不幸在三十歲時便夭亡了；後者後來則成為一個在陶瓷史上頗有造詣的學者。我父親曾希望我成為一個自然科學工作者，並且勸我在上大學時報考植物繫(我真不知道他怎麼會有這種怪念頭)，但後來看到我在自然科學方面的低能，很快就放棄了這個想法。他曾經偶然看到我寫的一篇散文和翻譯的一篇小故事，我從他狀似首肯的表情上看，感到他對於我在十四五歲時便達到了文字清通的程度是很滿意的，不過他從不形諸於色，隻是以後再也不曾因為我在數理化課程上考不及格而責備我了。
我的父親在中年時期便患了一種神經繫統的病，長期處於半癱瘓狀態，很難執筆作書，這對於一個靠著作和學術研究為生的人來說是很艱難的，也是很痛苦的。他出版的許多著作，都是靠他口述，由孩子們用筆記錄下來，再由他修改而定稿成書的。這個任務，在很多時候便落在我和大哥的身上。我至今還記得我用筆記錄他譯注的《馬可·波羅行紀》時候的情景。在他面前堆滿了這本著作的原文本和法文、英文、日文譯本。他說一句，我記一句，就這樣一頁一頁寫下去。老實說，當我一頁一頁地記錄著這本著作時，我對它其實是沒有多少理解和興趣的，但是，我逐漸感到，在把我父親口述的語言轉成書面文字時，我做得越來越熟練和得心應手了。我也感覺到父親對這一點似乎很滿意，因而他後來要我幫他記錄譯文的時間越來越多了。當時，我曾經覺得這對我來說是一種多少影響和妨礙了我個人愛好活動的負擔，然而，後來，當我開始有些自覺地想要在文學和文字表達能力上下些功夫的時候，我突然醒悟到，我過去認為是額外負擔的事情，其實是一件對我大有好處的事情；至少，在那以後，當我在學習閱讀中國古典文學時，中國的古代詩文對我似乎變得不那麼困難了。我逐漸學會了用通暢的文字來表達自己的思想感情和生活見聞的初步能力。
上面講到的一切，能夠成為我後來何以走上文學道路的一種合理的回答和解釋嗎？我想事情未必如此簡單。但是，有一點卻無疑是很明顯的，這就是，一個人的文化教養以及他少年時期所生活於其中的文化氛圍，對於他後來能不能夠成為作家，絕不是無足輕重的事情。
二
讀書幫助我認識了文學，接近了文學，但是，真正使我下決心和有勇氣跨進文學的那座“窄的門”的，卻不是讀書，而是生活。
我的少年時代是在北京度過的。我在這座文化古城接受了我的文化教養，一直到十八歲高中畢業。在三十年代初期，在我的記憶裡，北京(那時叫北平)是一座幽靜的、樸實的、充滿文化氣息的城市。但是，在我開始懂事並且努力理解生活的時候，我卻發現：這座有著非凡的古典美的魅力的城市，好像正匍匐在一座即將爆發的火山口上。在這座安靜、美麗的古城中，出現了一種令人窒息的郁悶的氣氛。時代把中華民族的生死興亡問題提到了每一個人的面前，並且裝進了每一個人的心中。在我所活動的以青少年為主的社會圈子裡，愛國主義成為一種衡量一個人的品德情操的主要標志。在這樣的生活氛圍之中，我很自然地投入了當時在北京興起的波濤洶湧般的愛國學生運動。也可以這樣說，北京的“一二·九運動”，促使我、推動我在選擇自己生活道路的關鍵時刻，向著我後來決心終身為之奮鬥的革命事業跨越了一大步，也向著我自以為和自己已經結下了不解之緣的文學事業跨越了一大步。這主要表現在：直到此刻，我纔開始明白了文學還有新舊文學之分，還有進步的、革命的文學和其他種種文學之分。文學，原來是同民族解放和人類進步事業密切連接在一起的一種崇高的精神活動。
我有了一點點進步，但還不能說我已經真正跨進了文學路上的那座“窄的門”。因此，我雖然熱衷於文學，卻還沒有立志使自己成為一個文學家，也不知怎樣纔可以使自己成為一個文學家。
在“一二·九運動”的行列裡，我可以算得上是個積極分子，但無論從思想覺悟或者理論修養方面來看，我那時還隻是個很幼稚的熱血少年。我在北京幾乎參加了從“一二·九”開始的一繫列遊行示威活動，受過國民黨軍警的水龍頭和棍棒的衝擊，並且在1936年參加了“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我開始懂得了文學並不隻是一種可以給人以精神感染的美的享受，並且開始懂得了：在我的生活當中，還有比文學更重要的事情，這就是祖國的前途和人民的命運。在這種情況下，我的興趣和精力，逐漸從對於屠格涅夫、哈代的長篇小說和何其芳的散文的迷戀，轉入到“民先”和同學問組織的讀書會的活動上來。這些讀書會的活動，回想起來有點像是解放以後的“讀書班”。我們熱忱地閱讀的書，不但有上海出版的進步書刊，而且還有斯諾的《西行漫記》和顯然是從地下黨那裡秘密傳送過來的關於中國紅軍和陝北根據地的油印小冊子。我們也經常舉行學習討論會，大家談論得比較多的，是如何參加實際的抗日活動以及一旦北京淪陷以後我們應當怎麼辦的問題。
“七七”事變以後，我的伙伴們大部分都在地下黨的組織下撤退到大後方去了，而我卻偏偏在這時患上了很嚴重的結核性肋膜炎，不得不滯留在淪陷的北京城。“民先”的伙伴中也有幾個人沒有來得及撤離北京，於是，我們就組織了另外的“讀書會”。為了避免被敵人發現的危險，我們的讀書活動帶上了更為濃厚的文學色彩。在半年多當中，我讀了許多中國和外國的文學作品，並且開始自覺地學習寫作。我沒有想到寫出來的東西將會產生怎樣的作用，不過，我在勤懇學習的時候，在心中已經出現了這樣的念頭：一旦我能逃出北京到解放區去，我所能做的事情，恐怕就隻有靠這支筆了。如果可能，我一定要通過寫作，來把擁塞在我心中的對於祖國的愛和對於敵人的恨傾吐出來。
隻是在這時，我纔可以說，我在文學之路上開始起步，而且比較認真地考慮如何纔能跨進那座文學的“窄的門”，走上真正的文學之路。
三
1938年春天，我終於逃離北京，通過“民先”的安排來到冀中解放區。我渴望從事文學工作。但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我的志願都未能實現。我用真誠的感情寫了一些短詩和散文，但看過的人卻說：我的文字很流暢，但從這些詩文當中還看不出我能夠成為一個作家的跡像！這些評語和我的中小學老師對我的作文所作的評語差不多。
就在我幾乎要喪失了對於從事文學工作的信心的時候，我和一些青年一道被送到延安去學習。我開始體驗我過去。從未經歷過的生活。我們長時間地在根據地之間長途行軍，使我領略了實際的戰士生活和書本上描寫的戰士生活之間的差別。我學會了背著背包夜行軍和過封鎖線，學會了上山砍柴和野營做飯，學會了忍饑耐渴和適應各種各樣過去從未想像過的艱苦生活；我自己覺得自己幾乎變了一個人。但是，有一天我卻無意中聽到了一個老戰士(我的同行伙伴)對我的“評語”：“這是一個典型的憂郁型的小資產階級！”
由此，我深深地體驗到：要想把自己塑造成為符合自己理想的人，是很困難的。但是，我自己仍然不想放棄我的志願；我頑強地認為，除了搞文學以外，恐怕沒有適合我做的工作。到了延安以後，我和一個北京同學一道去報考魯藝：他報考的音樂繫，高高地考中了；我報考的文學繫，卻名落孫山。這時，我纔懊喪地領悟到：要跨進文學的“窄的門”，光靠熱情的願望，而沒有刻苦不懈的追求，恐怕是不行的。但是，盡管如此，我仍然執拗地認定：我也許沒有足夠的纔能使自己成為一個文學家，但是我就不相信自己不能成為一個普通的文學工作者。在一段時間裡，我幾乎是用心地閱讀找得到的一切文學書籍，幾乎每天都試著用自己以為優美的文字把自己的思想記下來。我的固執沒有白費。不久以後，我終於在另一次報考中考上了魯藝文學繫，而且被認為是這一批考生當中水平很不錯的。當時的主考是何其芳同志，他向我提問了幾個關於文學的知識性問題，我照我的理解回答了。然後是筆試：要我在一個小時內寫出一篇人物速寫來。恰巧我剛剛讀過法國紀德寫過的一篇散文《描寫自己》，我也就寫了一篇一千字的題名為《自畫像》的散文。我完全沒有想到，何其芳同志對我的顯然還很幼稚的文章居然大為贊賞，他拍著我的肩膀用濃重的四川口音說：“行了，你考上了。你的題目選得好，以後的考生的作文就都用這個題目。”
那時，我簡直有一種近於幸福的感覺。我當時把魯藝文學繫看成是一座文學殿堂，以為一旦考上了就可以—步跨進文學的門坎。我下定決心勤奮讀書，來補償一下由於抗戰爆發而喪失了的上大學的機會。在人們眼光裡魯藝是一座正規的藝術大學，而那時我已經二十歲了，二十歲纔上大學，太晚了！
我在魯藝學習和工作了四年，這四年的生活和學習，至今仍然時常引起我的甜蜜的回憶。我從當時主持魯藝文學繫或者講過課的前輩作家，如茅盾、周揚、何其芳、周立波、陳荒煤等同志那裡，獲得了極大的教益。從1940年起，我開始在報刊上發表一些詩文，那多半是學習中的作業，由何其芳同志挑選出來寄到大後方報刊上發表的。也是從這時起，我的興趣從詩歌、散文轉到了評論方面來。我著迷似的閱讀別林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的著作。那時魯藝雖然有一個藏書頗豐的小圖書館，但是想要借到想看的書籍卻並不是很容易的事，於是，我們就采取抄寫和摘錄的辦法，把一些自己喜愛的作品抄在本子上；這是一個笨拙的但卻常常是效果昭著的辦法。因此，我與同學們，幾乎每個人都有幾本自己手抄的世界名作，以備朝夕讀誦之用。
我不知道能不能夠這樣說：直到這時，我纔勉強地跨進了文學事業的“窄的門”。我所以要不太確切地借用《聖經》上的這個典故，無非是想借此表明：一個人想要走上文學之路，絕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他需要有足夠的文化準備和孜孜不倦的實踐和追求；他需要有堅強的信念，而這個信念，隻有同時代的要求和歷史的進程相吻合，隻有與人民的意志和願望相結合的時候，纔能成為促使一個人在文學之路上邁步前進的動力。
我所以認為直到這時我纔算開始跨進了文學之門，還因為：在魯藝生活和學習的四年，除了使我獲得了作為一個文藝工作者應當具備的文化知識素養以外，還使我明白了，在跨進文學之門以後，還有一個也許更為重要的問題需要解決，這就是如何進一步確立一個進門之後的前進道路問題。這就是說，我已經跨進了對我來說原來是高不可攀的那座“窄的門”，但接著要我回答、要我選擇的是：究竟什麼樣的道路，纔是一條寬廣的正確的文學之路。有人也許覺得這個問題很可笑，但在那個年代裡，這卻是一個需要人們認真思考的問題。在魯藝的四年間，我讀過各式各樣的書，聽過許多觀點各不相同的課程，迷戀過許多不同流派作家的作品。我曾經十分起勁地研讀過現代派詩人T·S·艾略特、瓦勒裡、瑪拉美的詩，也非常真誠地為惠特曼和馬雅可夫斯基的作品所激動。而有一個時期，我則認真地閱讀了當時所能找到的馬、恩、列以及高爾基和魯迅關於文學的理論著述。在這段期間，我也參加了許多過去從未參加過的體力勞動和生活體驗：我開過荒，紡過線，到工廠和農村訪問過，參加過延安整風運動的全過程，還認認真真地到南泥灣的三五九旅的連隊裡當過一年的戰士——不是下連體驗生活的戰士，而是每天出操練兵、站崗放哨和生產勞動的普通一兵。所有這一切，都促使我不能不認真地嚴肅地思考著一個問題：我所孜孜以求的這個“文學事業”，它的目的究竟是什麼？其實，這本來就是一個古老的問題。“何謂文學？”這個問題在文學史上已經討論了上千年，現在，又提到了我的面前。原來，我曾經夢想過使自己成為一個生活在暢心如意的環境裡閉門著書的作家，還沒有認真地考慮過這種想法究竟有多大的合理性和現實性。抗日戰爭摧毀了我這個可笑的幻夢。時代把我推進了現實生活的激流，促使我睜開了眼睛並且必須冷靜地思索一下，我頭腦中向往的文學之路，究竟應當是一條曲折狹窄的小徑，還是應當是一條寬廣的道路，一條和廣大人民並肩前進的寬廣的歷史發展的必由之徑。
我從1942年在魯藝所做的一次報告裡受到了很大的啟發。他那天似乎很有興致，用了兩個小時對我們這一群圍坐在他周圍的小青年討論了他對文學藝術的基本看法。我應當說，對於他的那次講話的具體內容我已經記不很清了；但有一點留給我的印像卻很深：他顯然從車爾尼雪夫斯基的美學觀裡吸取了一些正確的觀點並且進行了馬克思主義的發揮，比如，他提出了“生活即美”、“生活是藝術的惟一源泉”的看法，同時又強調了一個作家同時還應當具有進步的世界觀和人生觀的論斷。他說，魯藝是個很好的學校，可以使你們獲得許多知識，但魯藝還是個很小的地方，你們生活著的這座教堂①(①當時魯藝的校舍，是設立在一座天主教堂裡。)，還隻是個小圈子，因此，隻是個小魯藝。你們也應當到大魯藝中去生活，去體驗，去實踐，隻有這樣，纔能使自己成為受人民歡迎的作家藝術家。我必須承認，當時所說的這番看來似乎很淺顯的話，卻使我產生了一種耳目一新的感覺。我突然感到：我為自己所選擇的文學道路，實在是太狹小了。我應當走上一條更加寬廣的和生活的脈搏、和人民的呼吸息息相通的文學道路，從此以後，我對於現實生活的關注和重視，明顯地有了更大的發自由衷的熱情。從此以後，我在接受任何分配給我的任務(比如生產勞動、下鄉體驗生活、采訪英模人物)時，不再有那種被動的勉強的情緒了。我發現，我比過去更加熱愛我所經歷過和正在經歷的雖然艱苦但卻非常美好的生活了。
我就是在這樣一種心境之下接受了要我下連當兵的任務的。我就是在這種思想認識的推動下，接受了調我到解放日報當文學編輯的任務的。(我當了將近三年的編輯，在博古、陸定一、艾思奇等同志的幫助下學到了許多我在魯藝和南泥灣連隊中所不曾學到的知識和經驗)我就是在這樣的感情的激勵下，接受了調我到當時正在山西進行解放戰爭的陳賡部隊擔任前線記者的任務，並從此開始了我的歷時三年半的解放全中國的戰爭生活歷程的。
我在1946年底離開延安到前方去。在這之前的幾年當中，我陸續寫作和發表了不少散文、評論、雜文和少量的詩。這些作品都還沒有脫離開一個初學寫作者所具有的水平。但是我自問並且自信：我十分艱難地跨進了文學的“窄的門”，而現在，我終於為自己找到了一條永遠和生活結合在一起的寬廣的文學道路。我從來都不認為我具備可以成為大作家的條件，但是，我卻始終認為，我為自己所選擇的道路是正確的，而且從來沒有想到過要去改變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