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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後記                                                                            

                                 戲的夢
大概是一九七二年春天吧，我“解放”已經很久了，但處境還很困難，心情也十分抑郁。於是決心向領導打一報告，要求回故鄉“體驗生活，準備寫作”。幸蒙允準。一擔行囊，回到久別的故鄉，寄食在一個堂姪家裡。鄉親們慶幸我經過這麼大的“運動”，安然生還，親戚間也攜籃提壺來問。初一些日子，心裡得到不少安慰。
這次回老家，實際上是像魯迅說的，有一種動物，受了傷，並不嚎叫，掙扎著回到林子裡，倒下來，慢慢自己去舔那傷口，求得痊愈和平復。
老家並沒有什麼親人，隻有叔父，也八十多歲了。又因為青年時就遠離鄉土，村子裡四十歲以下的人，對我都視若陌生。
這個小村莊，以林木著稱，四周大道兩旁，都是鑽天楊，已長成材。此外是大片大片柳杆子地，以經營農具和編織副業。靠近村邊，還有一些果木園。
姪子喂著兩隻山羊，需要青草。燒柴也缺。我每天背上一個柳條大筐，在道旁砍些青草，或是撿些柴棒。有時到滹沱河的大堤上去望望，有時到附近村莊的親戚家走走。
又聽到了那些小鳥叫；又聽到了那些草蟲叫；又在柳林裡揀到了雞腿蘑菇；又看到了那些黃色紫色的野花。
一天中午，我從野外回來，姪子告訴我，鎮上傳來天津電話，要我趕緊回去，電話聽不清，說是為了什麼劇本的事。
姪子很緊張，他不知大伯又出了什麼事。我一聽是劇本的事，心裡就安定下來，對他說：
“安心喫飯吧，不會有什麼變故。劇本，我又沒發表過劇本，不會再受批判的。”
“打個電話去問問嗎？”姪子問。
“不必了。”我說。
隔了一天，我正送親戚出來，街上開來一輛吉普車，迎面停住了。車上跳下一個人，是我的組長。他說，來接我回天津，參加創作一個京劇劇本。各地都有“樣板戲”了，天津領導也很著急。京劇團原有一個寫抗日時期白洋澱的劇本，上不去。因我寫過白洋澱，有人推薦了我。
組長在談話的時候，流露著一種神色，好像是為我慶幸：領導終於想起你來了。老實講，我沒有注意去聽這些。劇本上不去找我，我能叫它上去？我能叫它成了樣板戲？
但這是命令，按目前形勢，它帶有半強制的性質。第二天我們就回天津了。
回到機關，當天政工組就通知我，下午市裡有首長要來，你不要出門。這一通知，不到半天，向我傳達三次。我隻好在辦公室獃獃坐著。首長沒有來。
第二天，工作人員普遍檢查身體。內、外科，腦繫科，耳鼻喉科，樓上樓下，很費時間。我正在檢查內科的時候，組裡來人說：市文教組負責同志來了，在辦公室等你。我去檢查外科，又來說一次，我說還沒檢查牙。他說快點吧，不能叫負責同志久等。我說，快慢在醫生那裡，我不能不排隊呀。
醫生對我的牙齒很誇獎了一番，雖然有一顆已經叫蟲子喫斷了。醫生向旁邊幾個等著檢查的人說：
“你看，這麼大的年歲，牙齒還這樣整齊，衛生工作一定做得好。運動期間，受衝擊也不太大吧？”
“唔。”我不知道牙齒整齊不整齊，和受衝擊大小，有何關聯，難道都要打落兩顆門牙，纔稱得上脫胎換骨嗎？我正惦著樓上有負責同志，另外，嘴在張著，也說不清楚。
回到辦公室，組長已經很著急了。我一看，來人有四五位。其中有一個熟人老王，向一位正在翻閱報紙的年輕人那裡努努嘴。暗示那就是負責同志。
他們來，也是告訴我參加劇本創作的事。我說知道了。
過了兩天，市裡的女文教書記，真的要找我談話了，隻是改了地點，叫我到市委機關去。這當然是隆重大典，我們的主任不放心，親自陪我去。
在一間不大不小的會議室裡，我坐了下來。先進來一位穿軍裝的，不久女書記進來了。我和她在延安做過鄰居，過去很熟，現在地位如此懸殊，我既不便放肆，也不便巴結。她好像也有點矛盾，架子拿得太大，固然不好意思，如果一點架子也不拿，則對於旁觀者，起碼有失威信。
總之，談話很簡單，希望我幫忙搞搞這個劇本。我說，我沒有寫過劇本。
“那些樣板戲，都看了嗎？”她問。P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