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來讀書

Ⅰ小引

——藝術追隨帝國，抑或帝國追隨藝術？/

後發型新“帝國”及其言說的特征/

帝國與藝術：殖民歷史與多樣的現代主義/

Ⅱ棄文

——“言文一致”體小說開創者二葉亭四迷的越境中國

之旅/

埋骨中國：二葉亭的人生夙願/

在“滿蒙”鋪設國民抵抗線：二葉亭的國際政治構想/

從哈爾濱到北京：二葉亭在中國的足跡/

關於二葉亭放浪中國的敘述及其意義的再生產/

 Ⅲ思鄉之歌與“到民間去”的回響

——走讀於石川啄木的故鄉/

盛岡小城：啄木詩裡的故鄉/

天鵝聲聲入夢：日本的別一種景觀/

遠方天空那絢麗的雲彩/

三行短歌的節奏與望月教授的讀法/

鄉愁詩的解體/

文化消費的超越/

向閉塞的時代宣戰/

到民間去，到民間去……/

Ⅳ語言·經驗·多義的“現代主義”

——論北川鼕彥的前期詩作/

“現代主義”的再定義與北川鼕彥的意義/

開放與閉鎖：非均質的殖民地空間/

作為“帝國”隱喻的軍港、鐵路和身體/

小結/

Ⅴ遍體鱗傷的經驗與血肉豐滿的思想

——中野重治創作的抒情性與政治性/

重審社會主義思潮與普羅文學的譜繫/

告別感傷的抒情/

重建主體的經驗與政治抒情詩/

“再轉向”與遠離“文藝復興運動”/

餘語/

Ⅵ自我與他者的再確認

——堀田善衛的早期寫作與魯迅的路標意義/

日本的魯迅閱讀史與中國新文學“走向世界”/

堀田善衛：在由歐入亞的時刻與魯迅相遇/

堀田的早期文學評論與魯迅的潛在影響/

“上海物語”與魯迅形像的意義/

魯迅的啟示：與異民族交涉的徹底性/

Ⅶ存在的焦慮、人文主義傳統重建與 “新人”的想像

——大江健三郎前期創作論/

“峽谷村莊”：多義的空間/

跨越精神危機的青春紀念碑/

“另外一部《個人的體驗》”/

人文主義傳統的重建/

Ⅷ在“介入文學”的譜繫上

——初論加籐周一的文化批評/

作為當代日本文學史事件的“九條會”/

加籐周一：戰爭體驗與知識分子的倫理責任/

在語言與裝甲車之間的思考/

加籐的評論文體：以《四月的夢》為例/

Ⅸ日本文學中譯百年的歷史掠影/

兩次翻譯熱潮與“脫脈挪用”式解讀/

另類接受與共時思考/

Ⅹ小結

——遠近之間：3·11後日本文學的再出發/

來自現場的聲音/

核時代的想像力/

遠而近：文明史的質疑/

後記/

大家來讀書（序）

世界文學之流浩蕩，而我們卻隻能取其一瓢一勺。即便如此，攫取主流還是支流？浪花還是深水？用瓢還是用勺？諸如此類，又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說得清道得明的。

本叢書由丁帆和王堯兩位朋友發起，邀約了外國文學文化研究的十位代表性學者。這些學者對各自關心的經典作家作品進行富有個性的釋讀，以期為同行和讀者提供可資參考的視角和方法、立場和觀點。本人有幸忝列其中，自然感慨良多，在此不妨從實招來，擇要交代一二。

首先，語言文學原本是人文的基礎，猶如數理之於工科理科；然而，近二三十年來，文學的地位一落千丈。這固然有歷史的原因，譬如資本的作用、市場的因素、微信的普及、人心的躁動，等等。曾經作為觸角替思想解放、改革開放（在國外何嘗不是這樣？）探路的文學，其激蕩的思想、踫撞的火花在時代洪流中逐漸暗淡，褪卻了敏感和銳利，以至於“返老還童”為“稗官野史”“街談巷議”，甚或哼哼唧唧和面壁虛設。偉大的文學似乎正在離我們遠去。當然，這不能怪世道人心。文學本就是世道人心重要的組成部分和表現方式；而且“人心很古”，這是魯迅先生諸多重要判斷中的一個，我認為非常精闢。再則，在任何時代，偉大的文學都是鳳毛麟角。無論是文藝復興運動時期或19世紀的西方，還是我國明清，大多數文學作品都會被歷史的塵埃所湮沒，唯有極少數得以幸免。而幸免於難的原因要歸功於學院派（哪怕是廣義學院派）的發現和守護，以便完成和持續其經典化過程。然而，隨著大眾媒體的衍生，尤其是多媒體時代的來臨，學院派越來越無能為力。我這裡之所以要強調語言文學，就是因為它正在被資本，甚至圖像化和快餐化引向歧途。

其次，學術界的立場似乎也已悄然裂變。不少同仁開始有意無意地拋棄文學這個偏正結構的“大學之道”，既不明明德，也不親民，更不用說止於至善。一定程度上，乃至很大範圍內，批評成了毫無標準的自說自話、嘩眾取寵、謾罵撒潑。於是，偉大的傳統——馬克思主義被輕易忽略。曾幾何時，馬克思用他的偉大發現揭示了人類社會發展的基本規律，但是他老人家並不因為資本主義是其中的必然環節而放棄對它的批判。這就是立場。立場使然，馬克思早在資本完成國家壟斷和國際壟斷之前，就已為大多數人而對它口誅筆伐。這正是馬克思褒獎巴爾扎克和狄更斯等批判現實主義作家的重要因由。同時，從方法論的角度，恩格斯對歐洲工人作家展開了善意的批評，認為巴爾扎克式現實主義的勝利多少蘊涵著對世俗、時流的明確悖反。盡管巴爾扎克的立場是保守的，但恩格斯卻從方法論的角度使他成了無產階級的“同謀”。這便是文學的奇妙。方法有時也可以“改變”立場。這時，方法也便獲得了一定的獨立性。在致哈克奈斯的信中，恩格斯說：“我決不是責備您沒有寫出一部直截了當的社會主義的小說，一部像我們德國人所說的‘傾向小說’，來鼓吹作者的社會觀點和政治觀點。我的意思決不是這樣。作者的見解愈隱蔽，對藝術作品來說就愈好。我所指的現實主義甚至可以違背作者的見解而表露出來。讓我舉一個例子。巴爾扎克，我認為他是比過去、現在和未來的一切左拉都要偉大得多的現實主義大師。”由是，恩格斯借馬克思的“莎士比亞化”和“席勒式”之說來提醒工人作家。

再次，目前盛行的學術評價體繫正欲使文學批評家成為“文本”至上的“純粹”工匠。量化和所謂的核刊以某種標準化生產機制為導向，將批評引向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的勞作。於是，一本正經的鑽牛角尖和煞有介事的言不由衷，或者模塊寫作、理論套用，為做文章而做文章的現像充斥學苑。批評和創作分道揚鑣，其中的作用和反作用形成惡性循環。尤其是在網絡領域，批評的缺位使創作主體益發信馬由韁、肆無忌憚。

說到這裡，我想一個更大的惡性循環正在或已然出現，它便是讀者的疏虞。文學本身的問題使讀者漸行漸遠。面對商家的吆喝，讀者早已無所適從。於是，淺閱讀盛行、微閱讀成癮。經典的邊際被空前地模糊。我們這個發明了書的民族，終於使閱讀成了一個問題。嗚呼哀哉！這對誰有利呢？也許還是資本。

以上固然隻是當今紛繁文學的一個面向，而且是本人的一孔之見，不能涵蓋文學的復雜性；但文學作為資本附庸的猙獰面相已經凸現，我們不能閉目塞聽，更不能自欺欺人。偉大的作家孤寥寂寞。快快向他們靠攏吧！從這裡出發，從現在開始……

是為序。

Ⅰ小引——藝術追隨帝國，抑或帝國追隨藝術？

後發型新“帝國”及其言說的特征

本書所收文章，選自筆者已發表的有關日本文學的論文、札記或隨筆，所涉及的時間範圍從20世紀初至21世紀初，大體相當於中文學界所說的近現代和當代。

同屬於漢字圈的日本也使用“近代”“現代”這樣區分歷史時段的概念，但日文脈絡裡的“近代”移譯到中文應該怎樣表記，一直是令人困擾的問題。在實際翻譯中，原樣挪用者有之，加以改換者亦不少見。如中國媒體上頻繁出現的“現代化”，移譯至日文多會變為“近代化”，而日文中的“近代”移譯至中文則常被寫為“現代”，與本書內容相關且比較切近的例子是柄谷行人的《日本現代文學的起源》，如所周知，此書中文版題目裡的“現代”在日文原文裡實寫作“近代”（《日本近代文學の起源》），如此改換，應該是譯者的有意而為。

但以中文的“現代”置換日本的“近代”是否就恰當妥帖？已經有研究者討論過，盡管同屬於漢字圈，盡管字形完全相同，中文和日文裡的“近代”含義卻很不同。這不僅因為作為歷史分期的概念，中日文裡的“近代”各自指涉的時段不能完全重合，更因為中國和日本的“近代”經驗和認識存在巨大差異。伊籐虎丸在其論文《亞洲的“近代”與“現代”——關於中國近現代文學史的分期問題》中援引竹內好《現代中國論》有關“東方的近代是西歐強制的結果”的觀點，分析“以中國為首的亞洲各國”的“被近代化”經驗以及由對抗“西歐強制”而產生的“主體性態度”，批評日本自外於亞洲，毫無抵抗地“把自己置於西歐的立場”的“近代”觀，實際上是文化主體性缺失的表現。伊籐指出，正是基於這樣的近代觀，在日本會較多從“肯定的意義”上理解“近代”，並“認為‘近代’與‘現代’是連續的，較少有人意識到或主張將其做明確的區分”。在此意義上可以說，把日文的“近代”原樣挪到中文，固然會在抹去翻譯痕跡的同時遮蔽中日“近代”經驗和認識的差異；但用“現代”置換“近代”，則也難免淡化日文裡“近代”與“現代”之間的連續性意涵。

需要注意的是，上引竹內好和伊籐虎丸的中日“近代”比較論，是從二戰以後反省日本近代歷史的視點，分別針對冷戰及後冷戰的時代狀況而發的；並且，和所有的宏觀比較論一樣，為了論述的方便，他們都把討論對像做了簡約化甚至本質化的概括。如果我們把關注點從比較論收攏回來，聚焦於日本近現代歷史的研究，或者說放在一個更為廣闊的全球史背景上，則不難看到，何謂“近代”這一問題即使在日文脈絡裡也眾說紛纭。所謂“近代”，自然首先是從時間的維度，在表現和此前時期/時代之區別的意義上確立的，而在有關日本歷史的敘述中，“近代”起自“明治維新”，可謂一個共識，但“明治維新”的起訖時間應該怎樣確認，研究者間的看法也頗有歧異。

成田龍一考察二戰以後日本學術界就“明治維新的起點”問題提出的各種觀點，首先提起了遠山茂樹，他說：遠山“作為馬克思主義者，從底部結構（經濟）決定歷史的立場出發，首先把幕府末期的經濟視為工場手工業的階段，在此基礎上看到各雄藩‘向主義傾斜’的趨向，認為天保時期推進改革的主體成為了明治維新的政治主體。總之，是在把幕府對應著封建制之新階段而推進的政治、經濟改革——亦即失敗了的天保改革和雄藩的成功改革進行對比之中，對明治維新進行闡釋的”。成田認為，遠山實際是把“歐洲近代的誕生——從封建制解體到近代諸關繫和制度的生成之過程，和明治維新疊合了起來，期望由此找尋到近代日本的出發點。其認識的前提是：相對於江戶幕府=近世封建制，明治政府=近代的中央集權制和資本制”。因此，遠山及贊同遠山觀點的學者大都把“明治維新的起點放置在天保時期（19世紀30年代至19世紀40年代前半期）”。同時，成田龍一還舉出芝原拓自作為另一種觀點的代表，認為芝原率先提出“世界史中的明治維新”問題，把關注重點轉移到“世界資本主義”的歷史條件下的東亞危機與變革，自然就把佩裡來航（開國）看作了明治維新亦即“近代”的起點。概言之，這兩種觀點或可概括為“內發型近代論”和“外來衝擊型近代論”，盡管兩者都有自己的論述依據，但由他們的分歧恰恰可以看到，如何確定明治維新的起點，其實涉及如何解釋日本“近代”的歷史，不同觀點牽連著不同的解釋前提和觀察框架，並不是一個不言自明的史實。

關於明治維新的終結時間也同樣如此，據中村正則考察，關於這一問題“本來亦無定說”，大約至20世紀60年代以後，“則有以1890年前後的明治憲法體制、日清戰爭（即中日甲午戰爭——引用者注）為明治維新的終結期的觀點出現”。中村認為：“這些認識雖然和明治同時代人把西南戰爭和維新三傑（西鄉隆盛、木戶孝允、大久保利通）之死視為明治維新終結的認識有很大差異，但從明治維新所設定的課題來看，其目標並沒有停留在民族獨立和國家統一，而是包含著國民國家的建立和經濟的對外自立，這些課題的基本解決，確實是在日清戰爭和產業革命達成的時期。”

中村本人是贊成20世紀60年代後漸成通說的觀點的，他們都把明治維新看作了一個充滿了多種可能性的動態歷史過程，認為到中日甲午戰爭，“明治國家”的格局和路向基本確立，也意味著這一過程的結束。中村等人注意到，“明治國家”既具備近代民族/國民國家的品格，也帶有帝國主義的性質，在這樣的意義上，他們把甲午戰爭設定為一個歷史時段結束的標識，應該說表現出了一種洞見。但在此基礎上顯然還應進一步討論，在全球史的視域裡，明治日本所確立的國民主義的帝國主義國家是否具有自己的特性？其特性具體表現為怎樣的形態？

一般說來，帝國主義行為主要表現為某一國家在本國領域之外推行的軍事擴張和政治、經濟、文化的統治或控制。這當然是可追溯到古代的歷史現像。但在歐洲，由於經歷了一個傳統帝國因眾多擁有主權的民族/國民國家的興起而解體的過程，“帝國”與“國家”的概念也便常常被放置在前近代和近代的對應關繫上理解和使用，而在近代民族國家基體之上崛起的歐美列強，伴隨著資本主義運動在全球範圍內的擴張，則又明顯表現為重返帝國的衝動，且在擴張動力、擴張規模與擴張方式的多樣化方面，都遠遠超過傳統帝國。據相關研究：“帝國主義”是在“19世紀中葉之後纔形成的詞”，在“英文中的imperialism與具有現代意涵的imperialist在1870年後纔大量使用”（雷蒙·威廉斯：《關鍵詞：文化與社會的詞彙》）；而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從這時期起，歐美列強開始對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全面推行了殖民地統治”（中村正則：《明治維新與戰後改革——近現代史論》）。愛德華·薩義德曾引證相關文獻指出：“在1800年，西方的勢力聲稱占有全球百分之五十五，但是實際上是占有大約百分之三十五的土地面積，然而到了1878年，此一比例已增至百分之六十七，每年以八萬三千平方英裡的速度增加。”在此意義上，可以說“帝國主義”這一概念的出現，正是對近代民族/國民國家型的帝國之特征恰逢其時的表述。

如果說，19世紀70年代已經進入全球帝國主義的時代，那麼，日本處於怎樣的位置？在此也許有必要了解置身於歷史現場的人物的感受和看法，這不僅因為其與歷史現場切近，還因為歷史事件本來也包括對事件的言說。前面引述的以甲午戰爭為明治國家走向帝國主義標志的觀點，都屬於後世學者之見，而作為當時的日本首相直接參與戰爭籌劃、推動並主導了戰後處理的伊籐博文，在戰後發表題為《列國的國土侵略主義與日清戰爭的意義》的演講，則是歷史當事人自我言說的一個代表性文本。伊籐說：劍橋大學歷史學科教授Seeley（注：John Robert Seeley，一譯西利）曾言：19世紀是國民競爭的時代。餘則欲更進一步，為由其所說列國國民競爭而產生的政治上之主義下一新名稱，曰：領土開拓主義的競爭時代。挾強國之威，乘弱國之弊，掠地拓疆，雖有人說此乃因人口過剩、生產不足等社會病根而生，實則不過是以美名裝飾其表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