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卷 

不干預就是的支持

作秀離“上德”有多遠

官民關繫的互動

車有病還是人有病（外一篇）

大年三十的大歡喜

群眾的眼睛歸根結蒂是雪亮的

十年之後看“非典”

涉“官”三題

段愛平的“貼補”與“貼近”

村官賄選不可等閑視之

舉報嫌疑人“自證清白”之詭異

“小廟容不下大菩薩”論

我不贊賞“工作狂”

特權是如何固化的

貴在“扎根”

難在“限己”

我曾見過禹作敏

我很想對父親說

送別世慶

同學會紀事

柯中情緣

《柯中緣同學情》序言

“踫珠”與“門吸”之間

禮義之“禮”豈在大禮厚禮

媒體義士與官場生態

“亡羊”之後做點啥

群眾路線教育實效很具體

“書記”的利與弊

馬向陽的“領導藝術”

令人忍俊不禁的“倒逼”

周一波請辭不配“高調”

新陳代謝亦有譜

育人與育纔

城鎮化的“空間”有多寬

莫將“亂寫”作“纔氣”

老家的古樟與春蘭

“任性得起”也不能任性

說說“村官”之“氣”

再說“村官”之“氣”

“無所不燒”的專家解讀

大言“提撥”當真不愧?

一篇雜文的腳注

法制意識的跑冒滴漏

“嚴禁”怎能濫用

“爭名”辨析

基層是篇大文章

有些亮點是污點

講好“小道理”

“集體研究”之研究

學會“忍讓”

黨紀嚴於國法

腐敗高發區與腐敗規律

文化名人是評出來的嗎

實大於名項星耀

比什麼與怎麼比

貪官與什麼有關

富豪的“能量”

“官場孤例”發微

什麼叫“守土有責”

官本位的資歷

評審者亦受評審

愧祭

級別恰似“硬通貨”

琉璃瓦下的“友情提醒”

兩種“斷崖式”

孝例點評與“孝順藝術”

“極極少數”並無衍字

注釋«古文觀止»的晶如先生

“拆牆透綠”的喜與憂

城市的記憶

山西“拍蠅”議

媒體“風暴”何其多

現代民主的&ldquo素”

盛夏說扇

三分之一的“真話”

雷鋒三題

從海昏侯墓說到後人與後事

目連嗐頭

管好管官的官

“廉政尷尬”刍議

扶貧緣何不夠精準

守護“學習”真諦

“雁過”為何被“撥毛”

“吹牛”論

“政治資源”是什麼

從“真話”說到“泡沫”

“蒼蠅”的邊界

從“小官巨貪”說到“老虎”“蒼蠅”

龍舌蘭不是蘆荟

城市文明的細節

閑人閑書閑文

尊孔批孔識孔

恍若時空錯位

“攻堅戰”二題

防人與防火

五味雜陳的“悅讀”

下卷 

孫叔敖“其儉逼下”議

“門第”問題

典衣、典冠及其他

朱熹“遏人欲而存天理”解

朱熹

蔡京的黨與派

朱熹“納其尼女”議

權大法大

殷浩的名與實

婁師德怎樣推薦狄仁傑

挑剔《韓詩》:“默默”者何“諛”

朱買臣的“報復”不夠男人

莊周化丘還是丘化莊周

寇準的“好剛使氣”

蘇軾要不要叩謝皇恩

王安石為何怨恨“福建子”

引經據典的“年齡”問題

薦賢而不市恩

修身齊家與治國理政

大度寬容的極致與邊界

遺恨終天之“默”

王安石的兩個學生

蘇軾可“廢”的四條理由

馬援誡姪怕的是什麼

曾參“出”妻

王素諫奢

蔡襄為犯顏直諫者辯

公私不分之“”

墨子“尚賢”

論葫蘆僧

孟子不值得稱道的是什麼

孔子“乘桴浮於海”欲去何處

漢武帝是否“獨尊儒術”

孔子的“唯上智與下愚不移”論

儒墨恩怨

唐德宗之“局”

“斜封官”之“斜”

鄭振鐸的“持中之論”

驪山的“鬼”惹不起

李唐蝗變

端妃誤議朱熹

魯迅給川島的書信

文景異同

兩面鄒忌

陳獨秀“反孔”

司馬光論漢武帝

勸君少為子孫謀

易白沙的《孔子平議》

新莽時期的“行為雜文”

賈寶玉不宜做官論

劉秀的“仁明之累”

隻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

人算不如天算

孔僖自辯

李大釗的“反孔”視角

敢言“吾之過”

“父母唯其疾之憂”例解

官不擾民也是功德

«魯迅“反孔”論»序跋

魯迅的“禮教喫人”辯

魯迅的“天纔泥土”論

高允的“矯矯風節”

言路與纔路

被諫阻的封禪

拓跋珪之“愛”

魯迅的“父道”

趙綽的選擇

徇私枉法者鋻

舍身求法

宋真宗“敬畏天命”說

宋真宗的“天書”續說

宋朝皇帝“快意事”

南宋中期的“偽學”與“逆黨”

朱熹之死

韓侂冑的“頭顱”問題

南宋中後期的三大權臣

濟王趙竑案的專制底色

“權歸人主,政出中書”考辨

宋朝真有那麼好嗎

後記

附錄

丁酉之春的“絕地體驗”

天使依舊

親情友情

人生如豆莢

寫雜文的人 

宋志堅

七嘴八舌與說三道四，事關言論自由的兩個層面。當言論自由處於“讓”與“不讓”之間時，它們都會帶有貶義。雜文偏偏是一種以議論見長的文學形式。寫雜文的人，免不了會置身於七嘴八舌之列，口無遮攔地說三道四。不管有沒有人討厭，總是要說。有句話叫“不

說白不說，說了也白說”，他們卻是“白說也說”。我寫雜文，也抱著這樣一種心態。

寫雜文的人，要有點見解。雜文的價值，見解。沒有自己的見解,就沒有多大的價值。寫雜文的人，要有點學養，落筆就掉書袋，著文便見硬傷，都會使雜文顯得浮淺，缺乏文化底蘊。寫雜文的人，還要有點藝術，要用藝術的方式去說敏感的問題。能否“說三道四”，僅從主觀上說,也與這三個方面有關。這其實也是我的雜文創作之追求。要說我的雜文有什麼特色，或許在這些方面的追求尚有些許成效；要說我的雜文有什麼不足，也是在這些方面尚待不懈努力。

人的一輩子很短。早年與有關編輯初次相見，編輯說，沒有想到你還這麼年輕。現在初次相見的編輯說：原以為你還很年輕呢。1986年4月，我應邀為《福建日報》寫過一文，叫作《我以雜文為伴》。如今驀然回首，卻已是生命與雜文同在。

以上文字，前兩段錄自我為《雜文選刊》2011年11月上旬版“宋志堅新作小輯”所寫之“作者告白”，題為“七嘴八舌與說三道四”，後一段錄自我為《雜文選刊》2012年11月上旬版“宋志堅檔案”所作的《生命與雜文同在》，現將它們組合在一起，算是對這輩子長達四十餘年的雜文人生之歸結，並以“寫雜文的人”為題，權作代序。

實大於名項星耀

宋志堅

海峽書局推出一套福建師範大學文學院的文學創作叢書，該校副校長汪文項教授為叢書所作的“總序”中有關於該校文學學科的兩句話：“歷史上，葉聖陶、董作賓等著名作家曾在此任教，著名的翻譯家項星耀也曾任教於師大中文繫。”我在《文化名人是評出來的嗎》一文中說到這件事，並且因此議論說:“汪文項教授引他為福建師大文學學科之榮，隻因為他的翻譯成就令人矚目。……他的名氣是自然形成的，沒有絲毫人為的色彩。歲月的流逝，沒有使他的身影遠去，隻把他的名字淘洗得更加亮麗。”

我曾與老項有過交往，不妨接著上面這個話題，說說他的“名氣”。

說不清老項到底懂得幾種語言，他是從來不同人說這些的。我隻是聽項夫人邢桂芬說過，老項精通六國文字。那一年在《解放日報》發表的一篇有關老項的短文中我說了這句話，他就來信批評“內容失實”了，說就像在中文中也會出現俄文、英文一樣，在俄文、英文讀物中，也會出現別國的文字。懂得一點這些國家的文字，是翻譯工作所必須的，談不上精通。
也說不清老項到底翻譯過多少作品。照例，他也從來不同人說這些，連邢桂芬也未能幫我弄到他的全部譯著的書名。但僅據我所知，經他之手翻譯出版的世界名著就有喬治·愛略特的《米德爾馬契》(上下)、薩克雷的《潘登尼斯》(上下)、亨利·詹姆斯的《一位女士的畫像》、謝甫琴科的《音樂家》、奧斯丁的《曼斯菲爾德莊園》、《謝德林寓言選集》和《狄更斯文集·中短篇小說選》。其中《米德爾馬契》和《一位女士的畫像》被列入外國文學名著叢書，《米德爾馬契》被人民文學出版社列入“世界文庫”。

和科學沒有國界一樣，文學也是沒有國界的，但優秀的文學作品要真正成為全人類共同享有的精神財富，必須排除語言文字的障礙。翻譯，就是溝通中外文學，連接中外文明的橋梁與紐帶。項星耀譯著等身，堪稱中國翻譯界的大家。然而，當今中國，又有多少人熟悉這位翻譯園地中默默無聲的耕耘者？

20世紀80年代中期，我曾向著名散文家郭風說起老項，郭風老人連聲感嘆:“有的人是名過其實，他卻是實過其名，難得，難得!”

我與老項相識，是在1970年早春。

1969年，我與項夫人邢桂芬一起下放到閩東沿海的霞浦縣溪南公社。當時老項還在受審查，幾個月後纔獲得下放農村的資格。他到霞浦的那一天，正在縣城的我前去他下榻的民族招待所看望他。

我已聽邢桂芬多次說過老項其人，知道他學識淵博，很有些肅然起敬。老項也聽邢桂芬說過我，但不知是習慣使然，還是他的精神尚未從接受審查的陰影中解脫，他在與我握手之後，隻說了幾句話就沉默了。

我打量起老項。他年近五十，瘦高的個子，高聳的鼻梁上架著深度近視鏡。胡須刮得精光，卻未能刮去留在皮肉中的胡碴，下頜泛出一層青黑色。這青黑色使我十分離奇地聯想到小時候在連環畫中看到過的美軍飛行員戴維斯上校，甚至感到他的受審查，或許正是由於這些連剃刀也未能刮去的戴維斯上校式的胡碴。

短暫的寂靜使邢桂芬感到很窘，她帶著幾分歉意說:“小宋，老項就是這個樣子，見人沒有幾句話，以後熟悉了，話就多了。”

畢竟是同命相憐，我和老項很快就熟悉了。

老項他們住在臺江村，離公社所在地有十裡路，還要翻一道嶺。但他們還是常來公社，有時開會，有時買米，有時領工資，有時寄郵件。我的宿舍就成了他們的落腳點。我也間或去臺江走走，就住在他們家。邢桂芬做得一手好菜，我們又是同鄉，我去了，她總要煮上幾個合口味的，有時飯菜尚未就緒，她就讓老項帶我去外面走走。我和老項於是就去浪花飛濺的海邊漫步散心。

他的知識面很寬，也很健談。他和我談法蘭西的幾次共和及幾次帝制復闢，談梅林的«馬克思傳»，談魯迅與瞿秋白的交往，談唐弢的雜文……隻要一打開話匣子，就再也見不到留在我印像中的那一份矜持。但我仍隱隱約約地感覺到他的憂郁和苦悶：頭上頂著怎樣的華蓋，心中就有怎樣的陰影。

老項原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任教，老邢是芳華越劇團的。20世紀50年代末，因為芳華越劇團“支援前線”，老項也隨老邢調到了福建，如今又從福州來到溪南。生活適應需要過程，業務專長不能發揮，農村工作自然也沒有本地干部來得熟悉，且在一些人眼裡，下放干部都是犯了錯誤的。盡管他們白天下田，晚上下隊，不敢有半點懈怠，但還是不斷傳來閑言碎語。例如，老項和老邢工資都以上，在當時當地，無疑屬於高薪階層，這竟然也成了一個話柄，有人甚至在背後用“雙百夫妻”作為綽號稱呼他們。病了，鄰居幫他們挑幾擔水，他們過意不去，給了一點錢，於是又傳出“雙百夫妻雇人挑水”的話頭。這些閑言碎語，都隱含著“不勞而獲”“剝削勞動”之類的意思，對於正在“接受再教育”“改造世界觀”的下放干部，猶如風刀霜劍。

而且，就像霧茫茫的大海，誰也說不準，這種華蓋運何時纔能有一個了結。

就在這被不少人稱之為“流放”和“發配”的下放期間，把憂郁和苦悶埋在心裡的項星耀，開始了一項介紹和傳播域外文明的巨大工程。我曾目睹，在閩東沿海的那個村落，在沒有窗戶隻靠嵌在屋頂的一塊玻璃采光的農家小閣樓上，老項汗流浃背地翻譯赫爾岑《往事與隨想》的情形。

赫爾岑是俄國歷史上個亮出旗幟反對沙皇君主制度的人，他的作品影響了整整幾代知識分子的思想和生活。誠然，赫爾岑也有他的時代和階級的局限，但這不是他的過錯，而是他的不幸。他與巴枯寧關繫密切，但他逝世前已同這位無政府主義者決裂；他與馬克思曾有過嫌隙，但他同巴枯寧決裂時，已把視線轉向了馬克思領導的共產國際。«往事與隨想»是赫爾岑花了十五年以上的辛勤勞動寫成的極其重要的著作，是十九世紀二十年代一直到巴黎公社前夕俄羅斯與西歐社會生活和革命鬥爭的藝術紀錄。這部作品充分顯示了赫爾岑的藝術造詣。屠格涅夫在讀完«往事與隨想»第五卷中敘述家庭悲劇的那一部分的手稿後，激動地說:“這一切全是用血和淚寫成的；它像一團火似的燃燒著，也使別人燃燒……俄羅斯人中間隻有他能夠這樣寫作……”

項星耀開始翻譯的就是這樣一位作家的這樣一部作品。

老項對我說過，在當時的政治氣候下，要出版《往事與隨想»的譯著是不可能的，盡管列寧在«紀念赫爾岑》這篇文章中對赫爾岑做過全面、客觀的評價，但那是一個可以攻其一點不及其餘的年頭，僅憑馬克思曾經直接和間接地批評過赫爾岑這一點，隻要出版了《往事與隨想》的譯著，出版者就會和翻譯者一起倒霉。但老項又說，在中國，總有一天會出版《往事與隨想》的譯著，因為中國文化界不會一直這樣沉寂下去，中國翻譯界不會永遠留下這樣的空白，中國不會永遠沒有《往事與隨想》的全譯本。憑著這種信念，他一句一句、一頁一頁、一卷一卷地翻譯著，寒暑易節，不知道花費了多少心血。

但老項沒有想到，就在那樣的政治背景下，還有一個人和他一樣，正在默默無聲地從事著這項巨大的工程。這個人就是一代文學大師巴金。

翻譯《往事與隨想》，是巴金的夙願。早在1928年2月5日，當青年時代的巴金剛剛買到《往事與隨想》的英文譯本時，他就感到了燃燒在這部巨著中的那一團火正在和自己心中燃燒著的火熔為一體。巴金稱《往事與隨想》是自己的老師。他當時正在寫他的部小說《滅亡》，感到自己不知不覺地受到了赫爾岑的影響。此後，他曾陸續翻譯過《往事與隨想》的一些章節。然而，巴金始終沒有整塊的時間將《往事與隨想》全書譯出。直到1974年，巴金纔開始償還這筆拖欠了幾十年的舊賬。比起項星耀，巴金的處境無疑更為惡劣：四人幫要讓這位文壇耆宿“自行消亡”。他翻譯這部巨著的時候，根本就沒有想過什麼時候纔能出版，隻是感到自己在做這一生中的後一件工作，隻是一邊翻譯一邊像赫爾岑詛咒尼古拉一世的統治那樣詛咒“四人幫”的倒行逆施。

“四人幫”垮臺後，1977年，上海的«文彙報»發表了巴金的一封信，當時已經調回福建師範大學翻譯聯合國文字資料的項星耀，正是從這封信中得到了巴金正在翻譯《往事與隨想》的信息。他“撞車”了，而且撞在巴金的車上，但他並不認為自己白費了心血。重要的是把這一份人類文明的成果介紹給中國的讀者，至於用不用自己的譯本也可以在所不計。能有巴金的譯本，更是值得慶幸的事。老項毫不猶豫地將自己一字一句翻譯出來謄寫得工工整整的前四卷譯稿寄給了巴金。1978年9月17日，巴金在他翻譯的«往事與隨想»冊(包括一、二兩卷)“後記”中說到幾位新老朋友對他的無私幫助，其中位就是項星耀。巴金是這樣說的：“福建師範大學的項星耀同志把他翻譯好的四卷譯稿全部寄來供我參考……這樣的事，隻能發生在新中國，在今天的新社會!這是值得我們自豪的事情。”

巴金也希望項星耀的譯本能得以問世。他親自為老項聯繫了一家出版社，要老項把譯稿寄去。但老項推辭了。巴金或許猜出了老項的意思，寫信對老項說，他在整理茅盾遺稿時發現茅盾說過，有些世界名著，能有幾部譯本沒有什麼不好。但老項還是沒有接受巴金的這番美意。直到1986年，得知巴金的身體和精力都已經不允許他完成這項巨大的工程，但他又一再表示，希望在有生之年能看到這部書的全譯本時，項星耀纔與人民文學出版社訂下了翻譯出版«往事與隨想»的合同。老項在給我的信中寫道:“從某種意義上說，我譯這本書也是接受他(巴金)的委托。”

年過花甲，已經離休在上海定居的項星耀於是孜孜不倦地進行了後四卷的翻譯工作。1988年初春，我到上海出差時曾去看望老項他們。性格外向的項夫人邢桂芬喋喋不休地向我訴說:“這個老項呀，從來沒有什麼星期天、節假日，連大年三十都守著這張寫字臺。你老遠地從福建來，他纔難得坐下來與你聊聊天。”我理解邢桂芬，她這是嗔怪，包含著復雜的成分，其中有自豪,也有心疼。我於是再次仔細地打量老項，就像剛與老項相識時打量他一樣。高聳的鼻梁上仍然架著那副近視鏡，但兩鬢和胡須均已變得花白。我這纔意識到老項已經老了。我想，這不僅是因為歲月的流逝，更是艱辛跋涉留下的印記。

送我出門時，老項告訴我，後四卷的《往事與隨想》譯著初稿已經脫手。項星耀的《往事與隨想》譯本，原定書名是《往事與沉思》。或許為了與《俄國文學史》《俄羅斯經典作家論》《中國大百科全書外國文學卷》等著述保持一致，人民文學出版社建議項星耀采用《往事與隨想》這一書名。但這個書名是巴金首先采用的。為此，1992年3月26日，項星耀寫信向巴金征求意見。巴金收到老項的信後，於3月31日回信說:“全譯本仍用《往事與隨想》譯名，我當然同意(‘隨想’二字還是采用了一位讀者的建議)，而且我應當感謝你替我償還了一筆拖欠了幾十年的大債……”

《往事與隨想》隻印了1380套，幾乎創了當時人民文學出版社圖書印數的紀錄。老項給巴金老人送去了這部譯著，巴老自然也為中國圖書市場的這種現狀感到憂慮，他神色黯然地說:“能有1380冊已經算是不錯了。”然而，能在垂暮之年看到«往事與隨想»的全譯本，巴老依然感到欣慰。

事業和名利是兩個極易混淆的概念。事業心強的，會被人說是名利觀念重；名利觀念重的，又會被人說是事業心強。然而，事業心與名利心畢竟是有區別的。項星耀事業心很強，但他淡泊名利。下面說的幾件事，一般人或許都會感到難以置信。

項星耀不知道自己能享受離休待遇。離休之前，他曾長期住在老邢的工作單位，不會騎自行車，隻好擠公共汽車來回奔波於福建師範大學與芳華越劇團之間。老項舍不得這些虛擲在路途之中的時間，他希望有生之年可以安安靜靜地從事翻譯工作。於是，20世紀80年代中期，他向組織上提出了退休到上海的請求。福建師大人事處的同志是善解人意的，他們查閱了老項的檔案，發現他早在1945年就投奔新四軍，於是說:“項老師，您該辦的不是退休手續，您是可以離休的。”此後，老項在上海享受離休干部的待遇，這待遇卻是別人為他挖掘出來的。

項星耀沒有參加全國翻譯工作者協會。憑他的成就，在全國翻譯工作者協會掛個常務理事之類的頭銜並不過分，但他從來不圖這些虛名。他也不喜歡把時光虛擲在交際、應酬和各種會議之中，一位與他分別數年的教授寫信給他，預期在次年召開的全國翻譯工作者協會的理事會上與老項相見，但他哪裡想得到，老項連翻譯工作者協會都沒有參加呢!

項星耀未曾有教授的職稱。他一直是副教授，這是“文化大革命”之後次評職稱時評的。他是帶著這一職稱離休的。在他離休之後，福建師範大學的黨委書記範公榮同志曾去上海看望他，說憑老項的成果，完全可以申報評教授職稱，要他填表。但他謝絕了。他的夫人與女兒要替他填，也被他阻止了。邢桂芬說:“這個老項呀，別人爭都來不及，他到了手邊的東西都懶得伸手，不知道他到底圖個啥?”老項圖個啥？他圖的就是在有生之年，多為後人留下點東西。在他看來，職稱、待遇、名利、地位全都是身外之物，他舍不得去花那個工夫。那一次，當我笑著向邢桂芬說出這個意思時，坐在一旁的老項，唯有頷首不已。

我於是再次感受到事業與名利的區別。事業與名利作為人們奮鬥的源泉，有豐富和貧乏之分。前者像江河取之不盡，後者如溪水極易枯竭；事業與名利作為人們奮鬥的目標，有偉大與渺小之別:“虛榮的人總是注視著自己的名字”，極易為一時的成功津津樂道、忘乎所以，止步不前，而“光榮的人永遠注視著革命的事業”,他們是永遠不會滿足的，於是也不會受身邊的掌聲和鮮花的牽制，隻是不斷地跨越自己，開拓前進。事業心與名利心作為一定的情操和格調又有高尚與低下的不同,名利屬於個人，事業屬於人類。為名利的人往往妒忌別人的名利，甚至為獲取名利而不擇手段;為事業的人總是以自己的力量促成別人的成功，又從別人的成功中獲得前進的力量。

老項就是這樣的人。

老項是1997年10月28日去世的，得的是腸癌。他沒有想到自己會得這種病，身體不適隻當是傷風感冒漠然置之，直到挺不下去纔去檢查，但病情已經無法挽回。把他送入醫院時，因為需要排隊辦手續，他躺的擔架在醫院水泥地板上擱了好一陣。病房自然也是不理想的，以後由邢桂芬幾經周折纔稍有改善。看病需要花錢，他讓邢桂芬去上海譯文出版社預支錢的稿費。以老項對我國文化事業的貢獻，他應有相當的待遇，但老項始終都很平靜，因為他過的一直都是平民百姓的生活，他早已習慣了這種生活。

老項患病住院後，邢桂芬曾與老項離休前所在的單位福建師大聯繫過。有關人士一直都說比較忙，一時走不開。這其實也很正常，因為與老項隔了好幾代的他們並不了解老項，他們從檔案材料中知道的項星耀隻是一個副教授，一個享受副廳級待遇的離休干部。直到老項去世前的幾天，福建師大纔派人去上海看望老項。回福州後馬上得到噩耗再風塵僕僕地趕到上海，一起操辦老項的喪事。他們這纔發現，老項翻譯出版的作品已有上千萬字，而且大多是由人民文學出版社與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的世界名著。隻要屬於知識階層的人士，誰都能掂得出這分量，這樣的翻譯家，在當今中國翻譯界也屈指可數。於是，福建師大的悼詞中稱老項為“我國著名的翻譯家、福建師大副教授、副廳級離休干部”。雖說老項生前從來不在乎什麼頭銜，他認為這隻是虛名，但將這三個並不相稱的頭銜一起放在已經作古的老項頭

上，仍不免使人感到一種悲哀。

沒有更多的悼念文章，沒有與他的貢獻相稱的悼念儀式，一個默默奉獻了幾十年的翻譯界的大家就這樣悄悄地離開了人世。

老項臨終前幾天，躺在病床上拉著邢桂芬的手說：“桂芬，你要堅強些，再堅強些，隻要挺過前面的八個月，你能挺得過去。”老項去世後不久，上海譯文出版社的同志興衝衝地打來電話想告訴老項，他的又一部譯作已經問世。然而，老項已經不在了，出版社的同志唏噓不已。

邢桂芬給我寄來了老項去世後出版的譯作，這是英國作家司各特的«昆丁·達沃德»。這部小說使司各特不僅在英國而且在歐洲各國也享有了廣泛的聲譽，從此被公認為真正的歷史小說的創始人。邢桂芬在書的扉頁上寫道:“小宋，你已收不到老項親自贈送的書了，現在由我代他贈送新書一本，請永遠保藏留念。”下面署的日期是1998年6月6日。

老項悄悄離去，至今已過十八個春秋。

朱熹“納其尼女”議 

宋志堅

朱熹與尼姑的話題，乃是&ldqu黨禁”的遺留問題，“偽學逆黨”案已在宋理宗時平反昭雪，朱熹與尼姑的關繫，卻總有疑團未釋，這個話題也就綿延不絕。
事情的緣起，在宋二年（1196年）十二月充當韓侂冑之打手的監察御史瀋繼祖對朱熹的彈劾。瀋繼祖為朱熹列舉的罪狀共有十條，其中包括“誘引尼姑二人以為寵妾，每之官則與之偕行”。按理說，冤案既已昭雪，此事也當煙消雲散。但朱熹本人曾上表認罪，他說的“深省昨非，細尋今是”之“昨非”中，就有“納其尼女”一款。既然他自己都認了，別人還有什麼話說？！

或是因為群奸囂張，在劫難逃，多言無益，在當時的高壓之下，朱熹說的是違心話，他還自認“草茅賤士，章句腐儒，唯知偽學之傳，豈適明時之用”呢！但這樣一來，就構成了一個二難推理:要麼，朱熹自認的“納其尼女”確有其事，與他主張的“存天理，滅人欲”大相徑庭;要麼，朱熹自認的“納其尼女”純屬違心，此舉與他宣揚的儒家節操相去甚遠。無論是確有其事，還是純屬違心，朱熹都是言行不一，稱其“偽君子”似不為過。

如此推斷評論朱熹，在人們的潛意識中，都有一個預設的前提:把朱熹當作不食人間煙火的聖人，把朱子理學當作“句句是真理”的聖經，這與“子見南子”使人喋喋不休頗有相通之處。假如把朱熹當作一個有血有肉有七情六欲的人，把朱子理學當作也有差錯、也有偏

見、也有誤區的一門學問，那麼，事情恐怕就沒有那麼嚴重復雜。

倘若朱熹自認的“納其尼女”確有其事，據朱子年譜，我以為很可能是在朱熹五十二歲“南康任滿”之後。那一年他的官職幾經變更，這方纔有“每之官則與之（按，即所謂‘寵妾’）偕行”的可能。朱熹於四十七歲時喪妻，四十八歲時葬妻於建陽縣唐後林谷。一個五十二歲的人，在妻子亡故五年之後續弦，何過之有？！不要說那個時候有權有勢者妻妾成群———制造“偽學逆黨”案的主謀韓侂冑，就有“愛妾”四人，“準愛妾”即“其次有名位者”十人———就算是現在，續弦也是相當平常之事。既然已為“寵妾”，而且“每之官則與之偕行”，便當是明媒正娶，並非偷雞摸狗，至於所納之妾是否尼姑無關緊要，尼姑也可還俗，武則天還當過尼姑呢！
倘若朱熹自認的“納其尼女”純屬違心，竊以為也事出年（1195年）的前夕，朱熹進言寧宗而被罷去“侍講”之時，&ldqu黨禁”就已開始。二年，宰相趙汝愚被當作“逆黨”之首“竄永州”，途中蹊蹺“暴卒”，朱熹為之不平上書彈劾韓侂冑而再次被詔“落職，罷祠”，由此引發對“偽學”的大規模圍攻，劉德秀、何澹、胡纮、瀋繼祖等人“洶洶爭欲以熹為奇貨”，甚至要對朱熹“加少正卯之誅”。這種圍攻，一波厲於一波。在這種高壓態勢之下，朱熹曾經違心認罪，雖不堅貞壯烈，卻也情有可原。何況，身處逆境的朱熹能為趙汝愚挺身而出，此後又孜孜不倦地“講學不休”直至淡定離世，已屬相當不易。
作為理學之集大成者，朱熹“存天理，滅人欲”一語給人印像深。其實，朱熹《孟子集注》中另有一句“遏人欲而存天理”，與“存天理，滅人欲”之間，差距很大，至少“遏人欲”與“滅人欲”大有區別，“滅人欲”大有“禁欲主義”之嫌，“遏人欲”卻有利於防止

“縱欲主義”。“人欲”需要遏制（或曰節制），順理成章。何況，所謂“遏人欲而存天理”，是接著孟子回答齊宣王“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寡人有疾，寡人好色”的話說的，主要是對於君主的要求。“存天理，滅人欲”卻在朱熹去世之後由後人編纂的《朱子語類》之中。宋理宗之後，朱熹及其朱子理學大行其道，被無限放大，“存天理，滅人欲”幾乎遮蔽了“遏人欲而存天理”，且更多地由朱熹的“正君心”變成權勢者對於民眾的道德教化，大有“以理殺人”之弊。這一筆賬，一直都掛在朱熹身上。

道德教化的調門太高，別人不會言聽計從，卻能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讓你陷於尷尬。道德化身被捧得太高，又極易造成人格分裂與逆反心理，使其陷於絕境。

朱熹與尼姑的話題一直綿延不絕，或可由此得到解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