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錄

001 總序

輯

002 巴金研究訪談錄——答孫正萱

017 給知識以生命——答黃發有

034 一代有一代的文學史，力量在未來——答柯弄璋

050 久別的未曾失去的筆——答吳天舟

088 百年新文學 百年新發展——答郭瑾海

103 八個會議，一個時代——答周明全

136 學術是我安身立命的基本立場——答舒晉瑜

第二輯

158 百年榮枯一夕話——答李瑞騰

165 臺灣與海外華文文學的研究展望——答李安東

182 要有一顆敢於抗衡的心——答唐明生

197 有行有思，境界乃大——答顏敏

211 文化軟著陸面臨的挑戰——答傅小平

第三輯

002 做同代人的批評家——答金理

024 學院批評在當下批評領域的意義和作用——答梁艷

040 評論家不食人間煙火 文壇會干淨得多——答陳倉

第四輯

056 大學教育與當代知識分子的崗位——答張新穎

071 教育的歷史與現狀——答李輝

095 從中學語文教材改革談起——答劉旭

107 文學會使校園變得更美好——答劉志榮

120 讓自我超越自由與無用——答朱朋朋

第五輯

134 關於“火鳳凰”，我還要說什麼——答王文祺

143 在出版中貫穿人文精神——答金理、黃華遠

153 繼往開來——答姚克明

161 傳承人文薪火——答黃發有

184 我與圖書館是很有些緣分的——答傅藝偉

198 堅持：知識分子的精神崗位是不能改變的——答柏琳

205 編後記陳丙傑

總序

張安慶先生為團結出版社策劃一套“邊角料書繫”，他來約稿，鼓勵我編幾種“邊角料”為他的新的工作策劃壯壯行色。我當然很樂意。

在我的記憶中，以前上海人在日常生活中是很珍惜邊角料的。我年輕的時候，任何日用品都需要憑票供應，買衣服更是如此，所以，是上海人做人家的要義。那時媽媽買了一部縫紉機，學會自己動手做衣服，我則學會了裁剪。也沒有什麼名師指點，隻是買一本裁剪指導之類的書，根據書上指導，依樣畫葫蘆地量體裁衣，先是在舊報紙上琢磨裁剪，然後再把紙樣按在布上，用一分錢買來的彩粉劃劃改改，大著膽子就剪下來了。這樣“三腳貓”做出來的衣褲，居然還是能夠穿上身的。但是就在自鳴得意之際，被一些內行看了，搖搖頭說，這樣裁剪太浪費了，平白糟蹋了許多布料呢。於是開始謹慎地學裁剪，果然，用心裁剪，隻要位置稍微偏一點點，大襠處就可以省出一塊布料——這就是邊角料。有時候，幾件衣褲套著裁剪，可以省出好多邊角料，用來做鞋面，做口袋布，做假領子，這纔是見功夫的裁剪本領。

所以，邊角料，本來就是整塊布料的一部分，你不在意，它就不存在；你若在意，它還是能夠發揮很好作用；若過分在意，把整塊布料弄得零零碎碎，當然也是過於浪費，更是不行。一切都在於恰到好處，經濟實惠。用上海話來說，學裁剪要學會“候分掐數”。弄文字的人，也應該學會處理邊角料。寫論文，創作小說，都是整塊布料上裁剪出來的服裝，除此而外，為了積累零星素材，積累點滴思想，作家的筆記、書信、日記、隨筆……一切信手撚來的文字形式都屬於邊角料之類。在我的閱讀中，遇到過好幾本極為難得的“邊角料”。本就是我的導師賈植芳先生所翻譯的《契訶夫手記》，裡面記載了許多作家的神來之筆，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第二本是錢理群先生編的《刪餘集》，忘了是哪一家出版社出的，長長短短的文字保存了極為珍貴的歷史鏽跡；還有第三本，王觀泉先生編的《魯迅與裡維拉》，都是邊邊角角的剪報材料，竟編出了一本天下奇書。

接下來就要說到我自己提供的“邊角料”了。2017年底廣東人民出版社剛剛推出我的七卷本文集，所以正兒八經的學術論文，已經無法再結集出版了。計劃中的好幾種專著，也都無法頃刻間完成。但是邊角料總還是有的，打開電腦，翻箱底似的尋找出來，大致分作四類的文章：類是我的演講錄，我在大約六七年前編過一本演講錄，也是在張安慶先生的操刀下編輯出版的，書名為《從魯迅到巴金：陳思和人文學術演講錄》，由上海中西書局出版。現在是在這本演講錄的基礎上重新編過，篇目也有很大的不同；第二類是訪談錄，一般發表在媒體上的訪談，除個別篇什，很少被收入我的編年文集，但是我有個習慣，凡公開發表的文字，我都是過目修改的，所以也算是比較負責的文字；第三類是書簡，其實也不是普通書簡，我以前寫評論文章，有時候是當作讀後感，直接與作家進行交流，後來覺得這種形式的評論比較自由，不那麼正規，寫起來更加隨性，所以就有意識地嘗試著寫。那時朱光潛的《談美書簡》流行一時，我也很想出版一部書簡體的評論集。當然這個夢想也沒有實現，這些文字大部分都成了“邊角料”；第四類是雜感集，雜感的形式，是一百多年前《新青年》發明的，叫作隨感錄，當時湧現出兩個雜感大家，一個是陳獨秀，一個是魯迅。魯迅編輯《而已集》的時候，依然把自己這一類短文稱作雜感，後來魯迅編自己的文集，把各類文章（也包括雜感）編在一起結集出版，稱作雜文集。再後來人們把作為文體的雜感與作為編書體例的雜文集混為一談，於是廣義地稱作“雜文”，而雜感作為一類文體的名稱，反倒壽終正寢了。在魯迅的著作裡，雜感是他主要的寫作形式，當然是整塊的布料，而我，實在是偶爾為之，也很少收入文集，所以仍然是我的邊角料了。

我還要說明的是，這四種“邊角料”的編輯工作，我分別邀請我的學生劉安琪、胡讀書、陳丙傑、劉天藝和陳昶來參與，他們幫我搜集、整理、編選、校對等，做了大量的工作，我是有意把這項繁瑣的工作交給他們來做。在我看來，中文繫培養出來的學生，不僅要學會做學術研究、寫高頭文章，同時還應該學會做具體的與學術有關的工作，譬如學會操辦一次學術會議、完整編輯一本書、獨立主講一門專業課程，等等，知識分子從事的學術工作很具體，忌諱的就是眼高手低，或者眼低手也低，什麼豐功偉業都需要從點點滴滴開始做起。我希望通過這次編輯工作，學生們獲得具體的工作經驗和工作能力，從而提高學術服務的自覺。

是為序。

陳思和      

2019年2月13日寫於魚焦了齋

教育的歷史與現狀

——答李輝

一、心緒萬端說高考

李輝（以下簡稱李）：高考剛過，對於全國成千上萬的家長和學生來說，每年都要經歷這麼一次“黑色的七月”。我還記得，兩個月前我們在一起聊天時，你曾這樣說：早知道大學考試制度今天搞得那麼可怕，還是不要恢復高考制度的好。你這話給我留下很深的印像。當然我感覺這也許是一種激憤的表述。不過，在我們準備進行的一繫列回顧20世紀的對話中，談教育應該是必不可少的。因為無論在中國還是在世界其他地方，教育總是有許多困惑，甚至存在誤區，在中國，這方面的問題可能更嚴重一些。

這一兩年來，陸續有一些談教育的文章，但我感到並不充分，而且沒有涉及到我所認為重要的一些問題。你的專業雖然是文學批評，但涉及面超越了文學領域，這幾年側重於文化理論和社會理論的思考；另外，從你這些年的經歷看，自1978年進大學起，你就沒有離開過大學，可以說接觸了大量的教育方面的現實情況，肯定會有許多感觸。因此，我很想請你談談對20世紀教育的一些想法，包括它存在的問題，知識分子與教育的關繫，還有，你認為在中國現有條件下，教育應當怎樣發展，等等。首先我想知道的是，你為什麼對高考制度有這麼嚴厲的批評？

陳思和（以下簡稱陳）：我們這些人其實都是恢復高考制度的受惠者，沒有高考我們都進不了大學。但我覺得近年來的考試制度——包括高考、中考在內的各種考試，越來越成為一種人性異化和知識異化的現像，妨礙了青少年人性自由發展和知識的全面培養。從理論上講，考試是一種社會規範，代表著社會需要和社會利益。這就要求每個應試者服從社會規範，比方說，入學有入學考試，升級有升級考試，不管哪種考試，都是社會意志的體現。考試是要別人出題的，這種出題本身並不考慮應試者的特點，它隻是要求應試者服從某種社會共同需要。我們的學問知識是相對獨立的東西，可是在現實當中，這些知識又是被調動起來為社會服務的。推而論之，人的生命應該是自由的，每個人都有發展自己的權利，但是人的發展過程需要服從社會規範，按社會公眾理想塑造成社會認可的形像。在這個過程中，個體生命與社會意志之間要通過許多考試來磨合——個人犧牲自己的自由，換來社會的承認，同時也換來自己的進一步發展。人的發展是以社會標準來衡量的。在學校裡，在單位裡，可能考試的方式不一樣，但總的說來，都是為了不斷獲得社會的承認，獲得更高的自由，為此不得不付出代價。這個代價就是犧牲自由。這是一個悖論。

李：實際情況是這樣的。20世紀初廢除科舉制後轉向西方式教育，再後來現代教育發展得越來越規範化，到現在考試制度更為嚴格。從發揮個人自由的角度看，這個代價是否太沉重了？另外，你是否在說，考試並不是要鼓勵應試者把自己的好水平體現出來、發揮出來？

陳：沒有一種考試是這樣的，恰恰反過來，比如學校裡的政治考試，從中學就考，一直考到大學裡還要考。但它的目的並不是要培養學生的政治頭腦和政治能力，學生也不能自由討論政治問題，所有的話都是按現成的答案背出來，換來的隻是一個及格分數。

李：我覺得政治考試出的題目從中學到大學都差不多，而且對青少年的知識形成也起不了太多作用。比如，據我所知，有的地方初中升高中的考試題目，一個是鄧小平理論是什麼，另一個是東南亞金融危機給經濟帶來什麼影響。這些題目都應該是專家討論的問題，中學生怎麼講得清楚。好像中學生們都精通政治經濟學和哲學似的，實際上學生隻能靠背教科書上的答案，然後再把答案交給老師。中學學過的一些知識，上大學後又重新學，完全是原地踏步走，對擴展人的思維空間，形成思維方式，並沒有特別的幫助。

陳：這隻是一個小問題。既然考試反映了一種社會需要，那麼就應該從社會的角度來追究考試的根本意義。如果一個社會健康向上，真正重視人纔，需要通過造就和培養人纔來推動社會改革和社會進步，那考試制度就應該反映出這種精神要求，譬如1970年代末恢復高考制度就是有積極意義的。

在那個時代，個人沒有選擇自己出路的可能性，你就是一顆螺絲釘，社會機器像一隻巨大的手，個人的一切都被它控制。那時要改變命運，隻有通過高考，纔可以改變生存環境。對此我是有很深體會的。“文革”時，我在社會上混，後來把編制掛在一個街道圖書館，它是屬於集體所有制。但實際上我一直在盧灣區圖書館參與書評工作，它屬於全民所有制單位。我在那兒工作多年，區圖書館也希望我調過去，做了很多努力，但我就是調不過去，因為所有制不同——這些僵死的、非人的因素就可以置人於死地。那時個人想改變所有制，連參軍都不行。從農村入伍的，復員後還得回農村，唯有高考可以改變這一切，盡管高考也是讓你服從社會意志，但畢竟給了你改變命運的可能性。

李：像我們這些幸運地在恢復高考後批進入大學的人，命運的確是有了根本性的轉變。否則，我們就不會認識，也不會像今天這樣坐在這裡談這些問題。

陳：那時還有家庭成分、戶口等限制，都把你規定在一個狹隘的範圍內動彈不得。恢復高考，是打破這種束縛的希望，為發揚人的主觀因素、改變命運提供了條件。從這一點來說，我們都得感謝高考。

然而，在目前開放的社會形態下，高考對個人改變命運的積極意義減弱了。當然，農村青年讀大學也可以留在城市裡工作，但總的來說付出的代價太多。通過其他方式，比如通過做生意、打工，也可以達到在城市工作的目的，戶口現在已經不成為太大的問題，甚至出錢就能買到城市戶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