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文學_斯人斯世

編輯推薦

本書是美國社會學會索羅金獎、美國人文—自然科學院社會科學獎、福岡亞洲文化獎得主、著名人類學家、文化解釋學的提出者、克利福德·格爾茨的遺著。收錄了格爾茨生前發表的重要書評和論文。語言風趣幽默，通俗易懂。著名哲學家查爾斯·泰勒、歷史學家澤蒙·戴維斯、人類學家喬治·馬爾庫塞鼎力推薦。

內容簡介

《斯人斯世：格爾茨遺文集》收錄了當代較有影響力的人類學家、文化學者克利福德·格爾茨三十年間在《紐約書評》雜志上發表的評論文章，以及一些從未出版過的重要論文。在本書中，格爾茨以風趣幽默的語言和聰明睿智的頭腦評論了馬林諾夫斯基、甘地、福柯等重要人物，以及伊斯蘭、全球化、女性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失敗等主題。

作者簡介

克利福德·格爾茨，美國著名人類學家，解釋人類學的提出者。曾擔任芝加哥大學人類學教授、普林斯頓高等科學研究所社會科學教師。其主要學術成就在於，對摩洛哥和印尼爪哇、巴釐島等地的地方文化做了深入的田野調查研究。他對文化概念的闡釋，影響超出人類學，及於社會學、文化史、文化研究等方面。其代表著作有：《文化的解釋》《地方知識：解釋人類學論文集》《尼加拉：19世紀巴釐劇場國家》《燭幽之光：哲學問題的人類學省思》等。

弁言格爾茨的喜劇視野...... 001

部分聖人與人類學家...... 017
1967論馬林諾夫斯基...... 019
1969論甘地...... 027
1978論福柯...... 037
1992論讓·熱內...... 050
2001中國的民族志...... 061

第二部分伊斯蘭國家與民族的流變...... 077
1971尋找北非...... 079
1975伊斯蘭的奧秘...... 091
1985後的阿拉伯猶太人...... 104
1989房屋粉刷：路路通...... 113弁言格爾茨的喜劇視野...... 001

部分聖人與人類學家...... 017

1967論馬林諾夫斯基...... 019

1969論甘地...... 027

1978論福柯...... 037

1992論讓·熱內...... 050

2001中國的民族志...... 061

第二部分伊斯蘭國家與民族的流變...... 077

1971尋找北非...... 079

1975伊斯蘭的奧秘...... 091

1985後的阿拉伯猶太人...... 104

1989房屋粉刷：路路通...... 113

1990論女性主義...... 131

2000印度尼西亞：從頭再來...... 146

2001論亞馬遜的毀廢...... 161

2003何路通麥加？(上)...... 177

2003何路通麥加？(下)...... 191

2005論世界現況...... 208

第三部分秩序的觀念：後的講座...... 221

2001遠東裡的近東...... 223

2002一門多變的專業...... 245

2004一個國家若非主權國家，那它是什麼？...... 264

2005變換的目標，移動的對像...... 289

2005何為第三世界革命？...... 312

致謝及編後語...... 334

索引...... 336

前言

格爾茨的喜劇視野
一
1很久以前，1988年10月，就在冷戰陷入四面楚歌——柏林那堵磚牆在風雨中飄搖，一輛輛超載的特拉貝特蜂擁穿過匈牙利檢查站豎起的屏障，汪洋大海似的復仇心切的拳頭和臉龐把布加勒斯特的可恨霸王噓退陽臺——的數周之前，《紐約時報》登載了整版廣告，為做一個自由主義者積極辯護。
無組織的一群傑出學者和知識人暫時聯合起來，出資登報，意在反駁他們的總統，那位笑裡藏刀、執著於意識形態、醉心於反智主義的羅納德·裡根，他已將“自由主義的”變成了帶著公然而輕蔑的辱罵意味的詞語。
接下來的二十幾年情形依然如故，雖然已到第43任總統了指寫作本文時的美國總統、共和黨人小布什。——譯注。簽名者們說道：
右翼和左翼的分子們長久以來都把自由主義當成他們的敵人而擊鼓攻之。在我們這個時代，自由民主主義已被這幫分子壓制住了。在我們這個國家，要逆轉這一趨勢……我們不得不秉筆直言。格爾茨的喜劇視野
一
1很久以前，1988年10月，就在冷戰陷入四面楚歌——柏林那堵磚牆在風雨中飄搖，一輛輛超載的特拉貝特蜂擁穿過匈牙利檢查站豎起的屏障，汪洋大海似的復仇心切的拳頭和臉龐把布加勒斯特的可恨霸王噓退陽臺——的數周之前，《紐約時報》登載了整版廣告，為做一個自由主義者積極辯護。
無組織的一群傑出學者和知識人暫時聯合起來，出資登報，意在反駁他們的總統，那位笑裡藏刀、執著於意識形態、醉心於反智主義的羅納德·裡根，他已將“自由主義的”變成了帶著公然而輕蔑的辱罵意味的詞語。
接下來的二十幾年情形依然如故，雖然已到第43任總統了指寫作本文時的美國總統、共和黨人小布什。——譯注。簽名者們說道：
右翼和左翼的分子們長久以來都把自由主義當成他們的敵人而擊鼓攻之。在我們這個時代，自由民主主義已被這幫分子壓制住了。在我們這個國家，要逆轉這一趨勢……我們不得不秉筆直言。
格爾茨是簽名者之一。他從來不是傾向於馬克思主義的某個派別的同路人，更不是美國政府雇來在印度支那和智利干髒活的那種頑固的聯邦主義者。好吧，他是個“沉靜的美國人”，可是他以純正的口音連珠炮似的講述了行之有效的、歷史性的、自我批判的、不裝神弄鬼的自由主義，那是約翰·杜威從約翰·密爾和托馬斯·格林那裡汲取而來，又把它轉化成美國人在20世紀思考和言說得稱心如意的樸實白話。
格爾茨有一篇屬於精妙之列的文章，試圖確定一切人文科學探究的道德觀點和共同基礎，在此他開始冥思苦索“自由派的想像之中一些定型化得徹底的比喻”。“自由派的想像”當然是萊昂內爾·特裡林著名文集的書名，2格爾茨的文章就是作為哥倫比亞大學的一堂特裡林紀念演講發表的。在格爾茨的特色鮮明、兼采眾長而令人迷茫的清單中，那些比喻包括異文化的完整性；一切人類生命的神聖性(就自由主義者而言殘忍對待人命是一件大惡事，理查德·羅蒂如是說)；平等原則，首要的是男女平等，還有階級之間、種族之間和代際的平等；以及殖民主義那總是良莠不齊但大體是野蠻而荒蕪的遺產。
慣常地，格爾茨在他的清單前面添了一句插入語，說自由派的想像——他把這種想像的創造和再造視為他的課題和畢生工作——是“我好招認自己或多或少也分享的一種想像”，那個“或多或少”是他的招供中分量重的部分，是把他推向那舞臺邊緣的一句旁白，這位人類活動的道德和智識的評論員在那裡能夠有效地發言：靠近出口卻仍是演員，可以讓人聽明白但聲音煞是微弱；衡判著劇情發展卻不改變它；講話時總是盡其所知地保持著機智、準確和優雅。
並不是說這位小庭審法官超然於行動——抑或隻是超然得可控或維持平衡。其實，格爾茨是有計劃地追求不平衡，他總在尋找勢頭轉向的契機，尋找關乎我們本人和他人的道德真理突然讓我們犯難的契機，我們本來認定那些真理是牢不可破的，它們卻像初能攫住我們的心、然後能改變(無論多麼輕微)我們生活方向的任何想像性建構那樣讓人捉摸不透(《李爾王》，《女人皆如此》，冷戰的終結，伊斯蘭教的性質，總統的形成)。
因此那篇文章和格爾茨的生活的教示在於這一點：我們理解他人的生活，不是依靠竭力鑽到他們用以使其存在戲劇化的那些煞費苦心的行為和思想的背後，而是依靠看透(see through，這個雙關語經得住推敲)構成他們的意義和心靈的眼鏡(spectacles)。
透過你踫巧撿到並習慣的鏡片而視，這影響深遠。當你摘下眼鏡的時候，你很難看見什麼東西。好眼鏡是習俗造就的，它們幾乎不會適合別人。自由主義磨出的鏡片也是這樣。格爾茨將他的名字和名聲交給《紐約時報》的廣告，是因為他和他的同仁們正確地覺察到，由於“自由主義”是個無所不包的術語，他們被標記為自由主義的那公共財產因純粹權力的濫用正遭到肆意玷污。借的是什麼名義？無疑五花八門：有新保守主義的名義，或小政府大市場的信條；有舊民族主義的名義，或美國正義的確定性；還有一位自信地腳踏兩隻船的神仙，他既支持大市場又支持星條旗。
自由主義的殘存力量必須穩住陣腳，抵抗這些粗野為患的野獸，自廣告發布以來的二十多年裡，3美國精神問題上一直存在一場隱蔽、未竟的大爭鬥，因為那種精神難以捉摸地閃現在美國憲法的條款和修正案之後及之間。
格爾茨依然是自由主義先鋒隊的無畏而不知倦怠的軍官，《紐約書評》的篇章能體現這一精神。然而，讓自由或是觀看的多樣性、人們所具有的做人方性、不同的人願意為這些特質而生而死的確定性，在他的和我們的視野中心砰然作響的，正是他的智識成就——你可能會說，是他磨出的透鏡的放大和變焦——的本性。
一旦人們能夠將他人的陌生性看作是熟悉的，那麼他們自己街道的熟悉性會變成陌路。這是一種染上強烈現實主義色彩的自由主義。正如格爾茨本人所寫的：
對某一事物，我們至少可以帶著它的某種具體性來表達它(當然不是說我們總這麼做)。我永遠無法理解，諸如“你的結論，實在不過爾爾，隻涉及兩百萬人［巴釐］，或一千五百萬人［摩洛哥］，或六千五百萬人［爪哇］，還隻包含幾年或幾個世紀”之類意見，為什麼要被認為是批評呢？當然，我們可能犯錯，而且興許每每是錯的。然而“僅僅”、“不過”試圖弄懂日本、中國、扎伊爾或中央愛斯基摩人(或是沿著他們某一部分世界線的某一生活層面更好)，這不是一碟小菜，縱使它不如解釋、理論或類似東西令人難忘，後者都有“歷史”、“社會”、“男人”、“女人”或其他一些又宏偉又莫測高深而且字母要大寫的實體充作它們的研究對像。誰也不能懷疑這樣的事物可稱之為自由主義；自由(freedom)的概念是內在於它的，可是那種自由本身是一種構成性價值(constitutive value)。它不單是可欲的、道德無涉的行動環境——“去做……的自由”(freedom to ...，積極自由)和“免於……的自由”(freedom from ...，消極自由)，如以賽亞·伯林所說。它就是行動的內容，那種行動是自由選擇、自我驅動的(或文化驅動的)；它也是愛默生式自立的產物，那種自立確然是美國憑空構想的，但人人都可以自為地采納它，踐履它。在這樣的自由下，於是有了更優和更劣的生活方式，這一點隻需向那些漫畫家們指出來，他們偽稱自由主義無法區分好壞智愚。
短促的人生與民族的歷史可能趨於美善，也可能變得瘋狂。人文科學家們各以其特殊而部分疊合的習語，講述他們的人類奮鬥故事，盡其所能地理解它們，再退後一步反思。美滿的結果因而不是與“地方性”相對的“普遍性”(盡管假如非選不可的話，格爾茨總是寧願投票給“地方性”)；它是對特殊歷史問題的獨特回答。
二
4因此恰與這樣一種行事方式若合符契的是，格爾茨等身的全部作品應當以短論(essay)形式為主導。幾年前他評論說，現在的世界是彌散、多變的，是彼此踫撞又各奔東西的諸多粒子，僅僅在它的人口在不斷向別處遷移——如難民、移民、旅行者、推銷員、雇傭兵等——的意義上是“全球化的”；照這個樣子，它隻適合“馬賽克或點彩派的”觀看方式。
如果說短論的形式為世界的事實所強加，它也是格爾茨本人為得心應手的那一種。起初他著手將一些大話題的雜糅當作研究對像，就像當時人類學菜鳥不得不做的那樣；有些話題具體到個體市鎮(莫佐克托，印尼的代名詞；塞夫魯，代表摩洛哥)，另一些則呈現出某些領域的整個輪廓——意義領域［他的博士論文以復數形式而且不加定冠詞地喚作“爪哇諸宗教”(Religions of Java)，他的出版商加了定冠詞，改成了單數］、生產方式領域(《農業的內卷化》)、社會紐帶領域(《巴釐的親屬關繫》)。但是當他脫離舊人類學經典的重型工程和社會結構化時，他發現了世界的存在之輕：它被認為由其歷史固定在土地上，誠然，可是那一歷史與其說是各種堅固的繫統(階級、民族、堅定的信念、固定的關繫)合成的，不如說是時間、偶然、意外和紋飾的絕望(也許靜悄悄，經常鬧哄哄)混成的。
他是以的美國方式洞悉這一點的：赤手空拳地去看他所能看見的，隻帶著他特有的纔能，他的得體舉止，他的語言天賦，卓越的平等主義，以及一種書面口語的風格，後者不但將他的散文變成純科學的精良器具，而且將他置於美國思想家的那一偉大傳統中——威廉·詹姆士、奧利弗·溫德爾·霍姆斯、約翰·杜威、埃德蒙·威爾遜、伊沃·溫特斯，他們的發散式寫作是英語文學的之一。既然格爾茨本人發現的測不準原理，經由單個觀察家的眼光和語詞的怪癖帶給所有的人類科學，成為後現代性的一種老生常談，那麼尼采對思維藝術的全然個人性的警告益發顯出鞭闢入裡的力量。
不可或缺的事。——賦予個性一種“風格”，實在是偉大而稀有的藝術！一個人綜觀自己天性中所有的長處及弱點，並做藝術性的規劃，直至一切都顯得很藝術和理性，甚至連弱點也賞心悅目——一個人就是這樣演練並運用這藝術。……後，當這工作完成時，一種獨一無二的品味的強制力如何支配和塑造大大小小一切事情，就變得清清楚楚了。這品味是好是壞，不如人們想像的那麼重要，隻要它是獨一無二的品味就好。
5這種東西對那些忙碌的模塊管理者沒用，他們試圖為博士生構思社會科學方法論教程。然而，格爾茨關心的恰是抵制——如有可能，弛廢——指引著這樣一些教程、把混凝土倒進不得不修習它們的那些人頭腦裡去的那種種假設。方法論的意識形態始終是安排和批準任職資格的官僚權力機構的職能格爾茨對我講過不止一次，他贊賞麥金泰爾的文章——“社會科學方法論屬於意識形態”。該文重印於The MacIntyre reader, K.Knight ed.(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8)。。這些方法教程越是接近政策的制定(如本文集中的講稿所示，格爾茨清醒地意識到他的思想可能怎樣屈服於政策目的，好歹姑且不論)，它們的用途就越是在於壓制異議，掃滌衝突，以便確保被壓制者的共謀，倒向管理部門。
格爾茨風格的無法仿效讓關於方法的話語無計可施。風格如其人，好吧，在它那麼卓爾不群的時候是不能被轉化成一種技術的。他掌握的這種風格，根本對立於視人的研究(目前大大受縛於管理主義的可惡陰謀)為技巧和統屬技術的施展的觀點。闡釋的訓練要是執行得好的話，會引致準確的表現(expression)，正如格爾茨所激賞的反實證主義哲學家柯林武德所寫的那樣：“表現是不可能有任何技巧的活動。”R.G.Collingwood, The principles of art，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38, p.111. (此處和下一段引文中譯本參見：《藝術原理》、陳華中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114、121頁。——譯者注)
極而言之，藝術是思想和情感的準確表達；顧名思義，技術是工具性的，以可復制性為旨歸。一個人鑽研格爾茨的思想，不是當作(如那種傖鄙語言所說)“高階研究技巧”上的操練，而是(如柯林武德論及閱讀一首絕妙好詩時也曾說過的)為了不僅領會詩句所表現的詩人的情感，而且在用詩人的語詞表現他自己的情感，於是詩人的語言變成了他自己的語言。正如柯勒律治所言，我們知道某人是詩人，是因為他讓我們成為了詩人。同上，第118頁。
發現自己處於一位大作家的影響之下正是那樣子，我不懷疑格爾茨就是這種大作家。在他手上，短論具有小詩的想像的力量，精練、清澈光明和回味悠長。溫特斯評論說，用語言寫就的絕佳小詩，從作者所理解的形式的需要和日積月累的形式慣例中，獲取它們的力量和錯綜性。它們無需敘述整個故事，就暗示出情節進展。它們允許乃至鼓勵警句和明斷的概括。它們需要充分的激情與切當的經驗相配合，動機與情感相配合。理智和修辭一定要平衡(否則詩詠將崩墜為咆哮)。詩歌必然導致道德判斷(並非是說道德宣判)。
6格爾茨的短論完成了這些事情，通過了這些檢驗。正是這點使它們成了藝術品和周行不殆的社會科學，而不是方法的種種應用。閱讀它們不是受訓，而是思考，所完成的思考滲透著一個人在從事手頭的闡釋工作時可能產生的美好感覺。格爾茨既是益友也是良師；由於我們——他的讀者——在求覓箴誨，我們都是他的弟子。
三
以下各篇評論和文章，大多數首刊於《紐約書評》，如果說清清楚楚擺在紙面上的是這個人的率直、幽默、灼見和舒適的美式聊天，那麼值得再補充一點：差不多半個世紀以來，《紐約書評》的版面恰恰一直是這種風格的思想交流的全國性甚至國際性集會所，從而名聞遐邇。它嚴謹、勇敢、心平氣和地運用不止是自由主義的還有更具包容性的人文主義的理念和原則，在這方面舉世無雙。
然而即便是在那裡，格爾茨依然超倫軼群，因為他的智慧，因為他的廣征博引——這個人能讀會說阿拉伯語、無數印尼方言中的兩三種、德語、法語、西班牙語、日語的片言隻語，還有他的母語，從馬克·吐溫、威廉·福克納、亨利·詹姆士和威廉·詹姆士及詹姆斯·瑟伯(他們都是格爾茨至愛的作家)一脈相承下來的古典美國散文。
考慮到他的天賦，《紐約書評》是他以謙遜的權威，對近40年來的世界大事發表意見的理想地方；從他初次亮相，帶著低沉的歡樂，點評他的學科先輩馬林諾夫斯基，延續到後一篇“和異教徒在一起”，那是在他意外離世的數月前，剛好在他從有標記的人行橫道穿過馬路之際被一個未投保的不合格司機撞倒之後。
然而“世界大事”絕不會是他的表述法。在他簡潔、談話式的全部稿件的每一處，他都把宏大理論和帶大寫字母的議題當作商標予以拒斥。他在評論理查德·波斯納和賈雷德·戴蒙德那生拼硬湊的末日幻景時，面對著風險的事實和世界的終結，格爾茨用出自科爾·波特的一段題詞，將這譫妄的二重唱引為鋻戒，在結論中他讓我們回到專題研究、對癥下藥、當面爭辯、費邊式(英國的通常叫法)改良的必要性上。它們可能看上去沒什麼了不起，卻是我們所能做的上善之舉。
因此搜羅格爾茨的評論，像本文集那樣跨越幾近40年的評論，就遠不是區區編書小事了。它呈現出這個人的輪廓7和他的自我塑造；它戲劇化了他同世界知識人的廣泛相遇，同世界與它自身的疾風暴雨式爭吵的相遇，同人們為理解世界而設計出的秀、機巧、道義上入情入理的種種方法(且用這個神聖詞語說)的相遇。
從1967年論馬林諾夫斯基的文章，到2006年夏末他的心髒手術犯了致命錯誤僅數周前他在《紐約書評》上的後亮相，即“和異教徒在一起”，這全繫列的評論悉數翻印的話，將需要15萬字，超出了這部文集的目的。因為我此處的目的是，采用這種可讀、易懂的形式，圈點出一部巨著的代表性選集：一個漫遊的美國人的作品，這是個典型的美國人，因為他輕松自如地向處於其全部獨特性之中的世界開放；也是個異常的美國人，因為他目光如炬，也知道憑借其敏捷和準確去思考什麼，怎麼把知覺與判斷銜接起來，又怎麼將二者安頓——某種程度上是非正式地——在人間喜劇的視野中。
弁言格爾茨的喜劇視野00〖WT《Georgia》〗Mortal Questions 不過視野(vision)不是很恰當的用詞。Vision經常跟著個大寫字母；我們不如說，格爾茨的在世存在(being in the world)——立於莊嚴大地上的一個莊嚴的人——方式，是與他所表現的喜劇意識密不可分的。操著小寫體，輕言細語著(如他的朋友和仰慕者羅伯特·達恩頓在追憶裡怨訴的那樣：“他講話太快，都咕噥到大胡子裡去了。”Robert Darnton, “On Clifford Geertz: field notes from the classroom”,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II January 2007. )，他將現代喜劇及其歷史形態的一種視野(該死！)體現在寫作中，展現在思想中。
在這點上他追隨他的導師之一肯尼斯·博克，從他那裡借用了他的招牌式概念“戲劇主義”(dramatism)，連帶著源於維特根斯坦的小點綴。博克區分了悲劇和喜劇，前者被理解為受人性的罪惡和歷史的超自然惡意所驅使，後者是被人類的愚蠢和可以改正的錯誤辛苦釀成的，也許人的自我知識會使它恢復正常。Kenneth Burke, On symbols and socie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9, p.188, pp.170—172.
在格爾茨論及人類學的創始之父之母們的略帶文學批評味道的那卷文集中，他結束前言時正式向肯尼斯·博克獻書致敬：“他與本書及我本人沒有直接關聯，但他的作品卻幾乎是貫穿本書字裡行間的主導性靈感。”
博克在瑞恰慈那裡發現了作為“態度之舞”的像征性行為的界定(格爾茨一把抓住，窮加利用)。他開始投身於探尋和探索被框定為喜劇的“動機語法”，因為“動機的喜劇框架不但可以避免多愁善感地否認人類行為的物質性因素，還可以避免當這樣的敏感被凌辱時所產生的憤世嫉俗的殘忍”。於是博克帶著從容的詭變，索性把喜劇界定為“修辭復雜性的限度”。
格爾茨被事物的喜劇深深俘獲了；真的，並世思想家沒有比他更喜興的。他單刀直入地對待當代政治學和社會學的作者們那種普遍的固執己見，他們無疑是從8新聞業取了經，總是在尋覓事實及其表像背後的真理，東翻西找他們以為人人都在費心掩藏的意義和動機，但它們“真的”(用這個關鍵副詞)就是正在發生的事情。格爾茨的真理平易得有喜劇性，亦即“真實之物如同想像之物那樣富於想像性”，亦即公開行為(我們自己的像征)就是那裡所發生的一切。
因此像格爾茨所寫的那種喜劇，裡面住滿了人，而沒有道貌岸然的頓挫抑揚：不管是個體的思想者，向著或背著進步艱苦跋涉的民族，爭奪著意義、狂怒地要摧垮無意義的教會及其會眾，抑或是過去或現在的、肆力於制造苦難或解放的帝國。
四
我把格爾茨的這些評論歸到兩個標題下，再加上克爾凱郭爾曾自稱為“蓋棺論定的跋”的東西，即他後的一組講座。部分“聖人與人類學家”，收入了古怪之極的一伙人；格爾茨曾向我談起，“《紐約書評》送給我的書，有關於窮困潦倒者的，也有關於無褲族和瘋子怪人的”，看來事情就是如此。比如，我不得不剔除了格爾茨對《艾希的大腦》(Ishis Brain)的書評，該書寫的是後一個可憐巴巴的亞希印第安人，1911年被人發現無聲無息地蜷縮在加州的內華達山脈上。
但這恰是格爾茨重整人類學以改進西方現代性的做法。幾乎是單槍匹馬(雖然馬歇爾·薩林斯和羅伯特·貝拉襄助甚多)，他向大西洋西岸的學術界不僅展示了如何理解生活在我們的想像性疆域的另一端的那千百萬人，還展示了我們和他們如何可能跨越邊境，與我們此時此地的方式迥乎不同地生活、思考和感受。
這是他讓人類學做的事。他抓住了1950年哈佛社會關繫繫突然開啟的巨大機會(那迄今仍是一所大學試圖把世界變成樂土的激動人心的革新之一)，把他的主題引向鄰近學科以啟迪它們。這部分就是由他對這個重大主題的各種沉思組成的，涉及聖人們的成事和敗事之處，以及把個中教訓吸納到我們如今的思維方式中來。他為《文彙》(Encounter)雜志而作的論列維斯特勞斯的文章，既字字見血又妙語連珠，後來以新面目收入到《文化的闡釋》中，造成列維斯特勞斯疾首蹙額地說，當他們見面時，“關繫有點僵”。
第二部分徑直定名為“伊斯蘭世界與民族的流變”，自那歇斯底裡的突擊隊員們猛撞上世界財富志得意滿的肯定性以來，置身在新的世界危機中，這個標題9無需多辯。但是在本書的“路路通”(格爾茨原題為“房屋粉刷指南”)一文的結尾定論中，他在世貿大廈暴行之前許久發出了警告，“伊斯蘭城市……在失去辨識度，贏得充沛活力。”那一點的威脅性寓意是，要查清活力的多重源頭和它的多樣化的戲劇性表現——因此有了分作兩部分的這篇文章“何路通麥加”，如你們所料，標題取自《紐約客》的一幅漫畫。
格爾茨也不由自主地嘗試涉筆更廣的概觀，而這一部分包含了那些評論，他在文中高屋建瓴又適可而止地探討了某些整體社會的狀況及其在世界上的變動地位。在1990年和2005年的兩篇文章裡，他展望了世界本身的形勢，傾聽不為男性認可的那一半的聲音。自然，他的重點主要落在兩個地區，一個人口極為稠密，另一個依舊地廣人稀卻正在填補，二者提供了他的職業生涯的雙重主題：印度尼西亞和北非。然而他的方法的主要重心在於，教會他的讀者怎樣透過一個社會的鏡頭看到另一個社會的獨特性。他一貫拒絕接受黑格爾的“世界歷史國家”範疇，所以他給自身社會的教誨，就是向它表明如何看待其他主權國家闖出它們自己的非美國現代性之路，然後得出寓意說它們的千變萬化的不定形就是世界可能要走的道路。對他而言，理解與其說是雙焦並用(bifocalism)的事情，不如簡單說是比較法(comparativism)。(他心神不定地記得桑塔亞那的議論：人們不能直探事物本原時纔去比較。)
本文集當然意在例示——“瞧，這裡何其廣泛；研究工作就像這樣子。”它也意在慶賀與道別。在第三部分“秩序的觀念”(格爾茨是華萊士·史蒂文斯詩歌的嘆仰者)中，五篇講稿不妨讀作他向世界的告別。第二篇為1995年的《追尋事實》和2000年的《燭幽之光》首章提供了一條腳注，是自傳和自評的後續片段。但在這幾篇講稿的每一篇裡，格爾茨既小心翼翼地抬眼望向普遍的人類視域，同時盡可能地穩立在腳下破碎而不平的大地上。
這篇自傳文也是投向冷戰和後現代之中的美國思想生活及其敷衍塞責的一種悠長透視。在它之前的是迄今為止僅提交和發表於高等研究院的一篇論文，以他的典型方式揭示了“遠東裡的近東”，一如現在的未來。第三篇拾起由三節組成的一篇舊文——即《燭幽之光》裡的“破碎的世界”——提出的一些問題，再次歷陳有必要拒斥全球化的宏大理論敘述，更不消說拒斥大肆鼓吹的文明衝突預期，而對每一奇特現像都各依其自身的方式加以領會，不管它是引起過10合眾國的回應還是聯合國的回應。第四篇屬於詹姆斯·弗雷澤講座，如其標題所述，對於仍借那個漂亮的濫調“共同人性”為名的［普世宗教觀］，它重申了他的反普遍主義的充滿自由想像力的非難。
後，在他精神健旺之際、但不過是辭世的九個月之前，他以個性鮮明、擾人心緒的講座收場了，那是為紀念歐文·豪而作，發表在《異議》(Dissent)雜志上。文中他摧毀了當代令人心安的某些政治常談，目的是要表明——不挾仇抱怨地——強權者用以解釋政治世界的以民族為基礎的敘事多麼不可靠，同時倡議由於是地方的、是國內的、是破壞性更小的從而更可取的其他敘事，讓未來保持著對它的未必可能之事的開放性。
多年以來，格爾茨一直在談論政治，不亞於談論人類學或歷史學。事實上，他從他這時代的知識方言的巴別塔中發明了“人類事務科學”的大綱，那種科學是柯林武德要求他的學者—公民同仁們具有的。格爾茨從他所謂當代思想的“文類的混淆”參見《地方知識》中的同名論文，第19—35頁。的集成中打造出這樣一件東西，為了運用和駕馭它，他一以貫之的要求是，人文科學家應拒絕管理學和政策科學的糟得說不出口卻(天啊)到處說個不休的佶屈聱牙的行話，轉而重新找回奧登的雋語所說的“明智而肯定的言語”。
作為結論，忖度一下格爾茨的天纔——尼采的強意義上的他的“風格”——的發展，此其時也。它很大程度上歸功於1970—2006年間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社會科學學院施於他身上的學問和好運。就像他曾經親口提到的那樣，這其中的極樂之處在於身處那絕佳環境之樂。
在成群逐隊的大學裡加速發生著的小生境專業化(niche specialization)，在此完全渺無影蹤，誰也不曾真正被分派去做什麼事。經濟學家不得不與人類學家打交道，人類學家要與政治學家打交道，政治學家要與經濟學家打交道，諸如此類，繞了一圈，然後他們全都不得不確保賬目收支平衡，職位得到任命，政府的好事者——如國家人文學科捐贈基金會(NEH)之類——控馭得當。我們所有人都得了解的是社會科學事業，不光是我們自己的專門領域，而且這點上肯定不存在生產工具的任何異化。
這當然導致領主們(proprietors)之間強烈私人化的關繫，他們被視作完整的人，沒有什麼院長、繫主任、常務委員會之類招牌可供掩人耳目，或者11就此而論可以占便宜，家和辦公室之間的界線變得非常模糊。你可以在走廊或街上召開政策會議，在家裡開專題研討會，晚間、周日或隨時都可討論問題。那樣子的結果是，你們要麼說日常用語，以朋友身份融洽相處，而不隻是說專業術語，以同事相待，要麼就做不成事。這些言論是在1985年為瓊·斯科特(Joan Scott)就職高等研究院而舉行的一次非正式歡迎會上說的。
如他接著講到的，這樣的安排與小公司相似，它從未遠離危險或災難，它的合伙人在憂慮和希冀中團結起來，隻做少量事情，但務必做到盡善盡美，因為“不然的話誰需要它？”他說，結果是“某種性情辯證法，而不是一種勞動分工”，是性格迥異的人之間深情厚誼的強力融合，其中凝結了信任、尊重、感情以及求同存異的世界圖景。“這種事情公認古希臘有過，但在當今學院難得一見了。”
接下來的書評和短論會自然地散發出這些平實妥當的真諦。格爾茨本就友善、寬厚、熱心得過分，止不住地逗人發笑，事關重大時脾氣暴躁，對聽他那說得飛快、妙趣橫生、喃喃低語、盤根錯節、間或不可聞的講演而不能總是心領神會的人來說望而生畏；這個人用他的散文和思想講授了一個自明之理：人類研究的適當對像是人，隻有讓你身上的人性擴充到極致，你纔能恰到好處地做那種研究。

媒體評論

“克利福德•格爾茨，這位文化人類學和解釋人類學的開拓者，閱讀他的這本書可以提醒我們記住，我們從他那裡受益匪淺。”

——查爾斯•泰勒（著名哲學家、加拿大麥吉爾大學的榮譽教授）

“在這本引人入勝的文集中，格爾茨評論了我們這個時代那些偉大的知識分子、偉大的政治運動以及自己作為一名人類學家的人生經歷。幽默、誠實、博學，格爾茨極力主張去觀察和比較文化的差異，而不是構建一個宏大的範式。”

——娜塔莉•澤蒙•戴維斯（著名歷史學家、美國新文化史的代表人物、普林斯頓大學榮休教授）

“對於了解格爾茨思想來說，這是一本必不可少的書，它收錄了三十多年間格爾茨發表在《紐約書評》雜志上的評論，以及一些從未發表過的重要文章。”

——喬治•馬爾庫塞（著名人類學家、加利福尼亞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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