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築家的眼睛詩人的心靈（代序）

梁從誡

一座低低的石墓，默默地隱在北京八寶山革命烈士陵園一個僻靜的角落裡。墓碑上的姓名，在那連死者都不能不呻吟的年月中被人毀去了，隻留下一方已經黯淡缺損，但總算幸存下來了的漢白玉，上面鐫刻著一簇有著濃厚的民族韻味，豐滿而又秀麗的花圈。偶來的憑弔者很少會知道，這花圈原是為天安門前人民英雄紀念碑設計的，是那碑座上雕飾的一個刻樣。一九五五年，它被移放到這座墓前，作為一篇無言的墓志，紀念著它的創作者，墓的主人：女建築學家和詩人林徽因。

林徽因（早年寫作徽音）一九○四年生於福建閩侯一個官僚知識分子家庭。童年時全家遷居北京。當還是一位少女的時候，她在文學和藝術方面的敏感和能力就引起了人們的注意。一九二○年，林徽因隨父親去英國。一年後回國時，這個中國女中學生典雅的英語和對英國文學的修養曾使她的英國教師們稱贊不已，而她那熱情的性格和長於審美的氣質也吸引了不少比她年長的新文學界朋友。在英國期間，由於一位同窗英國姑娘的影響，她開始對建築藝術發生興趣。

二十年代初，林徽因結識了著名的維新派政論家、學者梁啟超先生的長子，當時的清華學生梁思成。在這兩個年輕的藝術愛好者之間，很快就建立起了親密的友情。不久，他們先後來到美國，就讀於賓州大學，並共同決定要以建築學為終生事業。由於當時這所大學的建築繫不收女生，林徽因隻得入該校美術學院，但選修的主要卻是建築繫的課程。一九二七年，她以學士學位畢業於美術學院；同年，梁思成獲得建築繫碩士學位。此後，她又轉入著名的耶魯大學戲劇學院，在G.P.貝克教授的工作室中學習舞臺美術設計，成為我國位在國外學習舞美的學生。一九二八年，這一對新婚的同行回到了祖國。

雖然人們常常把林徽因說成是一位詩人、文學家，但實際上，從整個一生來說，文學創作並不是她的主要事業。三十年代，在梁思成作為一個年輕、熱情的建築學家所進行的對中國古代建築的開創性的科學研究活動中，林徽因始終是他密切、得力的合作者之一。她不僅陪同梁思成多次參加了對河北、山西等地古代建築的野外調查旅行，而且還同梁思成合作或單獨撰寫了調查報告多篇，發表在專門的學術刊物——《中國營造學社彙刊》上。它們至今仍被這個行業的專家們認為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而她為我國古代建築技術的重要工具書《清式營造則例》所寫的“緒論”，可以說已成為這個領域中所有研究者的文獻了。

然而，嚴肅而又十分專門的科學研究工作並沒有限制林徽因文學家的氣質。相反，這兩個方面在她身上總是自然結合、相得益彰的。她所寫的學術報告獨具一格，不僅有著嚴謹的科學性和技術性內容，而且總是以奔放的熱情，把她對祖國古代匠師在建築技術和藝術方面精湛的創造的敬佩和贊美，用詩一般的語言表達出來，使這些報告的許多段落讀起來竟像是充滿了詩情畫意的散文作品。

也是在三十年代，林徽因在學術研究活動之外，開始發表了一些文學作品，包括中、短篇小說，劇本，散文和詩。數量雖然不多，卻引起了讀者相當的反響。

雖然出身於舊式的上層家庭並生活於優裕的環境，但可貴的是，林徽因確實表現出某種突破自身局限的傾向。她早期的幾篇文學作品，如小說《九十九度中》，散文《窗子以外》、《吉公》和未完成的多幕劇《梅真同他們》等，從一個側面分明地反映出當時中國社會的階級分野以及由此而來的各個領域中的矛盾和鬥爭。盡管她所表現的主題和人物同當時真正嚴酷的社會現實和矛盾的焦點還有著很大的距離，但從中卻可以看出她對自己“窗子”以外的生活的探索和追求。她的感情也是分明的：一切同情都在被壓迫、被損害的弱者的一邊，而對那些權勢者，不論是“舊派”的還是“洋派”的，即或是以“文化人”面目出現的也罷，都投之以直率的敵意和鄙薄。她個人的生活背景，使她對後者的揭露和批判，雖然還談不上有革命的含義，卻表現了一種特有的深刻性和說服力。而且，也許正因為她不是出自對某種政治倫理的概念化的追求，反而使她所表達的愛和憎顯得格外真誠而自然。這一切，使她的這一部分作品完全不能同被有些人譏為“客廳文學”的那類東西相提並論。

同樣難得的是，以林徽因那樣的社會處境，卻能夠相當清醒地意識到自己同廣大勞動人民之間的隔膜，孕育著一種要走向人民的願望。多次在華北農村地區進行的古建築野外調查，使她有機會親眼看到當時那些偏僻農村中困苦的生活，多少體會到勞動者的艱辛、質樸和憨厚。她對他們充滿了同情，但又發覺自己同他們之間有著一道她在當時還不能理解也無法逾越的無形的牆，於是寫下了以這種矛盾心情為基調的散文《窗子以外》。

林徽因曾以詩聞名於當時的文學界。但她的詩卻和上面談到的其它作品有所不同。如果說，她通過自己的小說、劇本和散文，是有意識地要對當時她所觀察到的社會現實有所反映的話，那麼，她的早期詩作，除少數幾首曾表露了對民族命運所懷的憂患感和深沉的愛國心之外，更多地卻是以個人情緒的起伏和波瀾為主題的，探索著生活和愛的哲理；是一種恬靜生活中內向的精神發掘，因而其社會意義不如前一類作品那樣顯著，題材也顯得比較狹窄。她的詩之所以受到一些讀者的贊賞，主要是因為詩中所流露的情感的真摯、細密和純淨，以及在表現形式上和手法上的清新和完美。她在詩中所用的語言，明快而雋永，常能準確、生動地捕捉和描繪出瞬息即逝的意境的幻動和思緒的微妙變化，並有著鮮明的韻律性。特別是在她自己朗讀的時候，常常像是一首首隱去了曲譜的動聽的歌。她的詩，又長於用寫景的手法來抒情。尤其具有特色的是，她對中國古代建築的了解、熱愛和她在美術方面的修養，常常使她的作品中出現對建築形像和色彩的描繪，或以之作為文學上的比喻。例如，在她的詩《深笑》中，人們就可以讀到這樣的句子：

是誰笑成這百層塔高聳，

讓不知名鳥雀來盤旋？是誰

笑成這萬千個風鈴的轉動，

從每一層琉璃的檐邊

搖上

雲天？

在寫於抗日戰爭初期的《昆明即景》中，她曾把當地民居底樓高八尺、二層高七尺的典型制式也納入了自己的詩句：

那上七下八臨街的矮樓，

半藏著，半挺著，立在街頭，

瓦覆著它，窗開一條縫，

夕陽染紅它，如寫下古遠的夢。

…………

這一切，使她的詩別具一格，在我國白話詩的園地裡，走了一條旁人沒有走過的路。

同他們那個時代的大多數留學生一樣，林徽因雖然在國外留學多年，卻有著強烈的民族感情。她和梁思成在美國攻讀建築學期間，讀到的是歐洲建築史：古希臘、羅馬建築的遺跡，西歐哥特式、羅柯柯式的宮宇、教堂，幾乎每一處拱門、每一根石柱，都有著詳盡的記載和分析；而中國建築，那無數古樸的寺廟、輝煌的宮殿，在西方建築界眼中，卻像是不存在一樣。對中國古建築稍微認真一點的論述，甚至要到日本學者的著作中去尋找！這種情況，正是激勵他們立志用現代科學技術的觀念來繫統研究中國古代建築的一個基本的推動力。然而，當這項事業剛剛開始不久，日本侵略者的鐵蹄就踏遍了我國華北的大片土地，他們的研究工作被迫中斷了。一九三七年七月，當日寇的炮火在盧溝橋畔響起的時候，林徽因正和梁思成在山西五臺山地區進行野外調查。當他們由於在深山裡發現了國內古老的一座木結構建築——建於唐代的佛光寺大殿而欣喜萬分的時候，卻傳來了戰爭爆發的可怕消息。由於正太鐵路已不通，他們歷盡艱辛纔輾轉回到日軍已兵臨城下的北平。這時，林徽因曾用大而整齊的字體給正隨親戚在外地過暑假的八歲的女兒寫信說：“如果日本人要來占北平，我們都願意打仗。我覺得現在我們做中國人應該要頂勇敢，什麼都不怕，不怕打仗，更不怕日本人，要什麼都頂有決心方好。”

此後不久，林徽因、梁思成便全家離開了已經淪陷的北平，跋涉數千裡，遷到了昆明。在途經長沙時，日寇的飛機曾把他們的住處炸成一片瓦礫，全家人僅以身免。一九四一年鼕，他們又從昆明遷到了四川宜賓附近一個偏遠的江村。

八年抗戰，艱難的生活、飛騰的物價、日寇的空襲、不斷的“逃難”、越來越差的生活條件，使林徽因肺病復發。從一九四一年起，她就經常發燒臥床，從此再沒有享受過健康人的歡樂。然而這一切，都沒有能遏止住她在精神上的創造活動。這個時期，她基本上已經無暇從事認真的文學創作了。在這方面，除了若干詩稿之外，已沒有什麼重要的作品。但是，戰時“大後方”知識分子艱苦的生活，同社會現實更多的接觸和更深的了解，對戰局的憂慮以及個人的病痛，已使林徽因的精神面貌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反映在她的詩稿中，三十年代那種安逸、婉約的格調已不多見，而開始發出某種悲愴、沉郁，甚至是苦澀的音響；詩中也不再限於捉摸個人心緒的沉浮變幻，而漸漸出現了更多尖銳的社會乃至政治主題。為哀悼在與日寇空戰中捐軀的弟弟而寫的詩稿《哭三弟恆》和鞭籉惡劣的社會風氣對年輕知識分子心靈的侵蝕的長詩《刺耳的悲歌》（已佚），表現了她創作思想的這種轉變。

這個時期，學術上的研究和創作活動在林徽因的生活中有著更加重要的地位。她在疾病的折磨下，在那窮鄉僻壤幾乎不蔽風雨的幾間農舍裡，常常是伴著如豆的菜籽油燈光，用了幾年時間，幫助梁思成反復修改並後完成了《中國建築史》這部重要著作的初稿和用英文撰寫的《中國建築史圖錄》稿，初步實現了他們早在學生時代就已懷有的學術宿願。除了她身邊的親人和接近的合作者之外，也許沒有人會知道，林徽因為了這兩部著作曾貢獻了多少心血，在自己的健康方面，又做出了多大的犧牲。

一九四六年夏，梁思成應聘到清華大學主持建築繫的創建工作，林徽因終於回到了她在八年戰亂中所日夜思念的北平。然而，她卻無可奈何地發現，曾經成為她創作基調的那種戰前閑逸的生活，同她自己的青春和健康一道，都已成為往日的回憶而不能再現了。這時，她同中國人民大革命的洪流仍是隔膜的，但對於舊政權的腐敗和帝國主義的壓迫，卻已有了切身的感受。多年憂患的生活和長期臥病，曾使她產生過相當灰暗的情緒，並寫了一些調子低沉的短詩。然而，也就是在這個時期，她一再謝絕了外國朋友的邀請，不肯到美國去長期療養，而寧願留國內，同自己的同胞共命運。解放前夕，她曾在朋友們面前激動地表示過：深信一個有愛國心的中國知識分子，是不會也不該選擇這樣的時機離開祖國的。也許多少有點偏激吧，她對於不信奉這個原則的人，始終是不能理解也不肯原諒的。

一九四九年初，林徽因所住的清華園已經解放了，而解放大軍對北平的包圍正緊。林徽因和梁思成一樣，不僅為城內親友、百姓的安危而日夜擔心，而且一想到這座舉世無雙的文化古都，城內那無數輝煌的古代宮殿廟宇，可能即將毀於攻城的戰火時，就憂心如焚，幾乎夜不能寐了。就在這時，一天，突然有兩位解放軍來到家中求見，在大喫一驚的梁思成面前攤開了一幅大比例的北平軍用地圖，請他用紅筆圈出一切重要的文物古跡的位置，以便在大軍萬一被迫攻城時盡一切可能予以保護……這生平次同解放軍的直接接觸，使這一對以中國古建築為第二生命的夫妻激動得熱淚盈眶，而幾乎在一夜之間，就消除了他們對共產黨的一切疑慮，從此便把自己的命運同新中國凝在了一起。

解放以後，林徽因的病勢雖更加沉重，但她卻煥發出前所未有的生命力，以極大的熱忱，忘我地投入到人民共和國的經濟、文化建設事業。她被聘為清華大學建築繫教授；北京市人民政府任命她為北京市都市計劃委員會委員；不久，又被選為北京市屆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她以驚人的毅力，忍受著病痛的折磨，認真地參加了首都的城市規劃工作，和清華大學建築繫的同志們一道，提出了很有遠見的總體規劃草案；她還以極大的科學勇氣和對人民、對歷史負責的精神，抵制了當時來自各方面，包括來自“外國專家”的許多武斷的、錯誤的意見，力主保存北京古城面貌，反對拆毀城牆、城樓和某些重要古建築物，提出了修建“城上公園”的新穎設想；她十分關心供普通勞動者居住的小型住宅的合理設計問題，為建築繫研究生開了專題課，親自做出了多種設計方案；她熱心於北京傳統手工藝的復興，應工藝美術界一些同志的邀請，扶病來到當時瀕臨停業的景泰藍、燒瓷等工藝工場調查研究，熟悉生產程序，為這些工藝品設計了一批具有民族風格而又便於制作的新式圖案並親自參與試制，同時還熱情地為工藝美術學院培養研究生。她還熱心於文化普及工作，在百忙中曾為《新觀察》等刊物寫了一繫列介紹我國古建築的通俗性文章。常常為此在病榻上就著一塊小畫板寫作到深夜。

建國後不久，林徽因和清華大學建築繫的幾位教師一道，接受了為中華人民共和國設計國徽圖案的光榮任務。連續幾個月，她把自己的全部熱情都傾入了這件工作，嘔心瀝血，一次次地參與修改設計，又一次次帶病親自和同事們一起把圖紙送到中南海，請周總理等領導同志審查、提意見，直到方案後確定。在討論國徽圖案的全國政協一屆二次會議上，林徽因被特邀列席。當她親眼看到在的提議下，全體代表以起立方式一致通過了她所參與設計的五星照耀下的天安門國徽圖案時，禁不住流下了激動的熱淚。而這時，她已經病弱到幾乎不能從座椅上站起來了。

這以後，林徽因又參加了天安門人民英雄紀念碑的設計和修建工作，並承擔了為碑座設計飾紋和花圈浮雕圖案的任務。她憑自己對中國古代雕刻紋飾方面的深刻了解和工藝美術方面的素養，十分出色地完成了這一創作。同時，她也耗盡了自己的後一分精力，以致沒有能親眼看到這座歷史性建築物的落成。

熟悉林徽因的人還不會忘記，在從事上述這些工作的同時，她又是一個多麼熱心於培養、引導青年的人。常常一連幾個小時為他們講課，同他們交換意見、談話，全然不顧自己已是一個多麼衰弱的病人。為了啟發後學者，她不僅貢獻著自己的學識，也貢獻了那僅有的一點健康。

一九五五年四月，林徽因教授終因久病醫治無效而與世長辭了，終年隻有五十一歲。雖然她參加人民的革命工作隻有短短的五年時間，但由於她所做出的重要貢獻，人民給了她以很高的榮譽，遺體被安葬在八寶山革命烈士公墓中。

作為一個文學、藝術家，林徽因是勇於探索和創新的。由於她對中國和西方傳統文化、藝術的廣博知識和深厚的修養，她總是孜孜不倦地探求怎樣吸取其中秀的成分以表現現代的、民族的題材與風格。她的作品，無論是文學方面的，還是建築或造型藝術方面的，都明顯地表現出她在這種探索中所做出的可貴努力。民族的形式已成為她在藝術風格上的一個鮮明特色。她發表過的文學作品雖然不多，但它們在一個時期中，對於我國白話散文和詩歌，在形式、韻律、風格和技巧方面是有一定影響的。可惜的是，現在所能收集到的，僅是她早期作品中的一小部分，而在她思想和藝術上更為成熟時期的許多詩稿、文稿，卻再也沒有可能同讀者見面了。在那災難性的十年中，它們也遭到了和她墓碑上的名字相同的噩運，毀失殆盡了。

林徽因的一生，也可以說是不幸的。這樣一位具有多方面纔能、被譽為“一代纔女”的女性，在舊社會，潛力卻從來沒有得到過真正充分的發揮；而她好的年華，又大半被消磨在動亂的生活和疾病之中了。直到解放後，她的知識和纔干纔次真正找到了施展的天地。時代的需要、對新中國的摯愛，在她身上激發出了令人感佩的創造熱情。然而，她心中那曾經是熾烈的生命之火，卻過早地燃到了盡頭，“蠟炬成灰”，無可奈何地熄滅了。這使一切熟悉她、愛慕她的人都不能不感到深深的惋惜和悲哀。

盡管如此，在半個多世紀以來中國白話文學發展的道路上，林徽因畢竟還是留下了自己那明晰、輕盈的足跡；在中國建築史的研究工作中，她也以開創者之一的身份，做出了重要的貢獻。特別是解放以後，她在建築教育和美術創作中播出的種子和灑下的心血已開花結果，有的更已凝於歷史的豐碑，獲得了與人民共和國共存的殊榮。對於死者來說，這也應是具有深意的安慰了。

跋

方晶

二○一四年是詩人、建築學家林徽因先生誕辰一百一十周年。一些單位、團體和個人紛紛借此機會以各種方式紀念這位纔女。雖然在文學、建築等領域多有建樹，但她曾長期被世間遺忘；直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人民文學出版社纔出版了本林徽因的作品集——《林徽因詩集》。自此，與她相關的圖書逐漸面世，她又回到了熱愛她的讀者中間，她的纔華和美麗又被眾人所關注。

我的丈夫梁從誡一直深深懷念他的母親林徽因。我們的國家結束了多年動蕩之後，終於迎來了改革開放的春天。人們有了回憶、反思的可能。也就是在此時，從誡開始回顧母親對他一生的關愛和影響。百忙之中，他深情寫下了三篇從不同角度回憶、介紹林徽因的文章。在幾乎全力投入環境保護事業的一九九九年，他又擠出時間，整理出版了兩卷本《林徽因文集》，初步實現了長期埋藏在心底的夙願。

從誡一定會感到欣慰的是，在他的母親誕辰一百一十周年之際，人民文學出版社決定對他所編的《林徽因文集》進行修訂、增補。這也是他生前期盼已久但卻未能完成的事情。

此次新版文集更名為《林徽因集》。嚴格說來，這部文集的面世是多方努力的結果；但它在編輯原則和體例上，依然遵循從誡的原意，書中使用的主要資料是從誡生前編理好的，一些新增篇目也是從誡生前曾經擬定的；因此，我們仍說這部文集是梁從誡所編。

較之從誡所編舊版《林徽因文集》，新版《林徽因集》主要有以下特點：一、增收了近年來發現的林徽因文學、建築、美術方面的文字。二、增收了部分書信，書信原文繫英文的，均排入英文原文，與譯文對照；有些書信，為便於閱讀，附錄了對方來函。三、增收了大量林徽因生平照片，林徽因文學、建築、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