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兒童文學博士文庫”叢書共21本，包括北京師範大學、上海師範大學、北京大學、中國海洋大學和浙江師範大學中國兒童文學專業五位博士生導師王泉根、梅子涵、曹文軒、朱自強、方衛平的理論專著以及2000年至2017年即新世紀以來培養的十六位優秀兒童文學博士的博士論文。

“中國兒童文學博士文庫”集中展現了新世紀以來中國兒童文學學科發展的重要學術成果，正本清源，以專業的學術理論姿態解答當下兒童文學、童書出版及青少年閱讀中的問題與困惑，以理性之光為青少年兒童的閱讀未來保駕護航。縱觀“中國兒童文學博士文庫”，既可以從中看到中國兒童文學發展的嶄新面貌，也能夠理解到兒童文學藝術的深邃核心，還能夠了解到中外兒童文學的發展異同與兒童文學的跨學科發展，視野開闊、、內容扎實、資料豐厚、辨析通透，充分展現出新世紀以來中國兒童文學學科發展的學術成果。

《童話空間研究》為“中國兒童文學博士文庫”叢書的一種。童話空間是以家宅為核心的體驗場所，它有著豐富的哲學、心理學和社會學意義。它不僅包含著真實的地理和物理空間，還包含著作為感性的體驗與記憶的心理空間，它不光是現實的存在，也是詩意的存在。童話空間的表現形式千變萬化，但歸根結底都逃不出“在家—離家—回家”的模式，這也是整個兒童文學作品的基本範式。本書通過對童話故事中“空間”的梳理和研究拓展了童話空間的範疇和人們對童話空間的認知，從更深的層次去挖掘了童話故事中的社會文化內涵和哲學意蘊。

一、“空間”概念的溯源與發展

“空間”概念擴散在地理學、哲學、數學、物理學、心理學等多個學科中，關於文學領域的空間研究則一直處於被忽視的狀態。盡管空間最初僅僅被視為器皿或背景，但對空間的思考和構建卻一直存在。奧古斯丁曾說：“時間究竟是什麼？沒有人問我，我倒清楚；有人問我，我想說明，便茫然不解了。”海德格爾認為空間的概念亦然。

關於“空間”的思考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臘時期，當中最為人所熟知的莫過於柏拉圖建構的三等級“理想國”（城邦空間）和亞裡士多德關於“永恆實體”世界的想像。此外，柏拉圖還在《蒂邁歐篇》中總結了“實在者、空間和生成者”這三種存在，並認為它們在世界誕生之前就存在了。總體而言，希臘的空間經驗主要可分為三類：其一是處所與方位的經驗，如上下、遠近以及高低等；其二是所謂“虛空（void）”的概念；其三是“廣延（extension） 經驗”，這就是關於物體形狀與大小的區別。三類空間經驗各自對應著自己的空間觀，實體論對應著虛空經驗，屬性論對應著廣延經驗，關繫論對應著處所經驗。

然而，柏拉圖和亞裡士多德的空間概念與現代的空間概念有很大的區分，古希臘時期的空間概念是一種宇宙觀，諸如亞裡士多德等人的空間概念是非背景化的，但近代空間概念主要在於其“背景特征和幾何化特征”。所以，將亞裡士多德在《物理學》中討論的“topos”譯為“空間”並不妥帖，理解為“處所”更合適，因為空間在這裡並非指占據其中的“背景空間”，而是一種位置性的存在。柏拉圖《蒂邁歐篇》中“chora”一詞被譯為“空間”也是出於誤解，柏拉圖原意是以之指代“接受者”的處所。同樣，作為歐洲數學的基礎，歐幾裡得的《幾何原本》中提到的幾何空間也與現代幾何概念不同。

幾乎與古希臘同期，古老的東方也誕生了相應的空間概念，老子在《道德經》第十一章中提到“鑿戶牖，當其無，有室之用也”。戶牖指的是門窗，開闢門窗來建造房屋，房屋的中間是空的，是一個“空”的空間，像征著“無”。但這種“無”卻實現了納人入居的用途，實現了居住的可能性，因此“無”也變得有用起來。所以“有”固然代表著有利，而“無”所帶來的“空”也能實現其可用性。老子關於房屋的譬喻中突出說明了“有”與“無”的辯證統一，體現出了中國古代對於空間的哲學思考。老子的思考在於物理空間的哲學，是一種處所的經驗。也有學者發現了中國古代學者在地理空間上的作為，早在《詩經》的“國風”中就有了地域劃分的意識，雖然“文學地理”的概念是由後來的梁啟超所提出，但先民們已有了將空間納入地理學中考量的意識。

古希臘時期或是中國的春秋時期對於空間概念的關注與重視源於人們對宇宙的熱情，此時的空間是與上帝和哲學掛鉤的，哈裡斯認為如果“把上帝、哲學家和建築師都看作建造者，每一方都有另兩者的形像”。此即是說，空間本身不光是物理上的建築物，還蘊含著物理、哲學和宗教等方面的意義。之後的中世紀由於其濃重的神學氛圍，多少降低了人們對於宇宙的好奇心，因而不論是文藝復興還是啟蒙運動，空間作為一個主體的研究一直未能得到重視，莎士比亞在名劇《皆大歡喜》中也透出了自己的空間觀，他將空間僅僅視為背景，於是傑克斯纔會說出那句經典名言：“全世界是一個舞臺，所有的男男女女不過是一些演員。”生活不過是這些演員們的上場與下場而已。正如菲利普·韋格納所言，這時期的空間“被看成是一個空空蕩蕩的容器”。

1789年爆發的法國大革命迅速帶動了社會學的發展，而“由於社會行為或社會繫統的再生產總是在特定的時間與空間中發生，因此，社會學的研究必然要觸及空間問題”④。一個世紀後的1885年，以怪誕著稱的天纔尼采又將空間問題納入哲學領域的思考中，《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的出版讓人們看清了尼采對於空間的熱愛，並且將時間視為可以循環的圓圈以無情拋棄，他的後繼研究者們認為，“尼采偏愛空間和位置的隱喻，偏愛高和低的隱喻”⑤。1889年，柏格森在《時間與自由意志》中又將空間視為一種體驗式的存在，指出“若有一種東西能使我們在許多同時發生的同一感覺之間辨別彼此，則它就是空間”⑥。在柏格森看來，情感是有強度的，空間則是有廣度的。

二十世紀初期，相對論被提出，這一理論不僅對物理學界產生了翻牌式的革命衝擊，而且讓人們對時空的關繫進行了重新思考，愛因斯坦將時間和空間視為一個統一體，打破了原先的認知壁壘，由此產生了多維空間的思想。在此之前的1908年，他的老師，著名的數學家閔可夫斯基（Hermann Minkowski）恰巧也作了題為《空間與時間》的演講，據稱對後來的廣義相對論產生了很大影響。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始，空間概念就迅速被地理學領域所吸收。進入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後期，學術界經歷了第一次“空間轉向”，空間理論的邊緣化地位得到很大改善。“空間”於是打破了過往學術界以“時間”為主的歷史性研究狀況，開化的研究局面。在福柯、齊美爾、列斐伏爾等學者的努力下，“空間”躋身於當代理論界重要主題之列。

福柯在1967年那次著名的演講《關於其他空間》中較為難得地從正面論述了空間的話題，他認為十九世紀重視時間，也即是歷史，二十世紀則是“空”。福柯簡單地梳理了空間史，從中世紀到伽利略所在的十七世紀，空間從“定域”發展成了開放的“擴展”空間，發展到當代，空間又變成了“地點”。這裡的“地點”是福柯空間討論的核心，它是由其鄰近關繫確立的，通過繫列、網絡等表現形式傳達出來。同時，“地點”還是異形地質學誕生的基礎，索亞認為異形地質學的重要特征即在於將處所之間、不同位置之間的空間關繫作為關注的核心。“異托邦”就是異形空間的典型，它切實存在於人們的生活空間中，但卻消解著這一空間，它是與日常的生活空間相隔絕的另一個空間。

同時期的列斐伏爾在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影響下，繫統地闡釋空間的辯證邏輯關繫。在1974年出版的《空間的生產》一書中，列斐伏爾將自己的研究方法稱為“空間分析”和“空間學”，並提辯證法，這在之後成為愛德華·索雅“第三空間”思想的藍本。列斐伏爾認為空間是可以生產的，並將之劃分為“空間實踐”“空間的表征”和“表征的空間”三要素。“空間實踐”（space practice）指的是外部的物質空間，是人們日常所感知的空間；而“空間的表征”（representation of space）指的是被意識形態所影響的概念化的空間，是構想的空間；“表征的空間”（space of representation）則是指人們生活並體驗著的空間，也是生活的空間。列斐伏爾對於空間的研究跨越了物質、精神以及社會三個領域。在他看來，空間生產與資本運行在某些方面有著相似性，由此，階級的意識形態也隨之進入了空間領域，空間政治得以誕生。通過列斐伏爾的努力，辯證唯物主義的基礎從時間移向了空間，同時空間研究領域也得到了很大拓展。

盡管社會學研究者傾向於探討空間對於社會建構的作用與意義，布爾迪阨卻更試圖超越社會科學對立與二分法，“場域”（field）的概念由此提出，在1980年出版的《實踐的邏輯》中，布爾迪阨將場域界定為資本與權力等各類關繫交雜且爭鬥的場所，當中涉及了資本與權力不斷的重新分配。場域是個永恆鬥爭的場所，且具有相對自主性，它很好地體現了各類不同力量之間的張力。也正是因為這一點，之後的童話研究者們便將“場域”的概念引入其中，用以作為體現宰制性文化與兒童文學、男性話語與女性主義、成人與兒童等博弈的場所來分析。

場域中各類關繫的制衡引出了對“文化資本”的研究，故而哈佛大學出版社在1984年率先推出了布爾迪阨的《區隔：對趣味判斷的社會批判》（Distinctions）。文化資本指的是通過先天的社會地位或家庭教育所積累的知識儲備，這種儲備必然是不平等的，由此造成了不同資本持有者們的“區隔”，也就是說，文化資本的差異導致了社會地位的差異，文化趣味也由此成為了一種階級標記。除文化資本外，經濟資本和社會資本也運作在場域中，布爾迪阨認為這三種不同類型的資本是可以轉換的。從傑克·齊普斯認為文人童話是童話體制化的傾向的觀點來看，他或許是受到了這種區隔思想的影響。諾德曼和彼得·亨特也有類似的觀點，他們認為在為兒童選書的過程中就有階級或者是種族、地域等引發的區隔思想的影響。

除社會學領域外，第一次空間轉向還迅速在地理學領域呈蔓延之勢，代表者大衛·哈維將空間概念與地理學相結合，以歷史地理唯物主義的視角來探究空間問題，他在《時空之間：關於地理學想像的省思》一文中發現了空間與社會生產實踐的具體關繫，即“每個社會形構都建構客觀的空間與時間概念，……並且根據這些概念來組織物質實踐”。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後期，空間領域出現了第二次新轉向，這是一次跨學科的全面轉向。人們試圖打破關於歷史與時間的魔咒，將空間引入到敘事學、地理學乃至都市文化的研究中，空間敘事被提出，文學地理學、文化地理學相繼得到關注，來自法國的梅洛·龐蒂和加斯東·巴什拉更是將空間學擴展到了詩學、哲學以及現像學的領域。我們從巴什拉那裡了解到，所謂想像的空間並不是那個物理和幾何學上的空間概念，真正的空間“它是被人所體驗的空間”，而不是被模式化的背景。

都市空間的研究在這一時期率先得以興盛。1996年，愛德華·索雅出版了著名的《第三空間》，這是化空間的構想，第三空間的基礎是“聚焦於‘真實’物質世界的‘第一空間’視野，和根據空間性的‘想像’表征來闡釋此一現實的‘第二空間’視野”。都市是一個由物質空間、社會空間、生活空間，乃至政治與商業空間等構空間。“第三空間”突破了真實的物質空間與想像的精神空對立，這一思想最初承接自列斐伏爾，瑚克斯等女性主義論者也在之後做了相應闡釋。索亞還試圖在“第三空間”發現後殖民主義對文化帝國意識形態的抵抗和女性主義對父權中心主義傳統的顛覆。在兒童文學理論家傑克·齊普斯和諾德曼等人的著作中，我們也看到了相似的努力。

本雅明則是一個對都市空間有著天生敏感性的學者，他曾試圖付費讓一個妓女帶他徒步遊歷城市，雖然這一計劃並未成功，但這絲毫不影響他對於都市的天然興趣，他在對大都市中公共空間與私人空間的研究中創設了“拱廊街”的概念。本雅明認為遊手好閑者在街道上遊蕩，使得街道這個公共空間淪為了他們的私人空間。並且，本雅明擅長研究都市空間中人的生存狀態，並積極地從時間中發現空間，普魯斯特以及卡夫卡等作家的作品都被他歸列到空間研究的範疇。“街道，通路，拱廊，迷宮”是本雅明喜歡的主題，《單向街》的英文本導言中，蘇珊·桑塔格認為本雅明對待童年與記憶比對現實更為坦率，“把自己的生命當作一個能夠繪制成地圖的空間”，故而她將本雅明的作品稱為“追憶流逝的空間”。本雅明還在對巴洛克時期戲劇的研究中呼吁研究者們注意從時間向空間的轉化，在《德國悲劇的起源》一書中，他首次指出了將時間轉化成空間的意義，因為“歷史運動是以空間形像得以掌握和分析的”。簡言之，時間也隻有在空間的意像中纔有意義。

在同時期，空間學被引入文學敘事學領域，巴赫金的“復調”理論為此打開了局面，他還從愛因斯坦的相對論中汲取經驗，創造了獨特的“時空體”概念，廣場由此被作為一個特殊的空間而引發關注。巴赫金之後的亨利·詹姆斯和約瑟夫·弗蘭克（Joseph Frank）則扮演了奠基人的角色。美國著名文學批評家約瑟夫·弗蘭克於1945年首次繫統地提出了小說空間形式的理論，他將空間形式定義為“與造型藝術裡所出現的發展相對應的……文學補充物”，並認為其試圖克服涵蓋於其中的時間因素。空間形式小說中的重要成分是“行動的背景”，它切斷了時間的線性流動，將歷時性敘述轉成了共時性敘述。弗蘭克的研究影響了包括《勞特利奇敘事理論百科全書》（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Narrative Theory）在內的許多權威著作對於空間的理解，由此也擴大了敘事空間的研究範疇，認為其“繫指故事內人物生活與運動的場所，包括空間邊界、空間內的物體、空間所提供的生活場景以及時間的維度四方面的內容”。其中邊界和場景是人們熟知的空間類型，而空間內的身體以及時間則一直被忽視。後繼者加布裡埃爾·佐仁（Gabriel Zoran）在《走向敘事空間理論》（1984）一文中又將敘事空間細化為地志空間、時空體空間以及文本空間三個部分。

弗蘭克之後，埃裡克·S.雷比肯在《空間形式與情節》中提出“並列結構的情節”最易產生“空間化”的敘事效果，他認為在小說敘事中歷時與共時是無法分開的。後續影響還包括傑羅姆·科林柯維支的《作為人造物的小說：當代小說中的空間形式》、詹姆斯· M. 柯蒂斯的《現代主義美學關聯域中的空間形式》、戴維·米切爾森的《敘述中的空間結構類型》、安·達吉斯托尼等合著的《誇大的反諷、空間形式與喬伊斯的〈尤利西斯〉》以及蘭·瓦特所作的研究傳統現實主義小說形式的《現實主義與小說形式》等。

空間理論在這一時期也進入了兒童文學研究者的視域中，諾德曼似乎也在這一行業中嶄露了頭角，他在《話圖》中指出，小說不能像圖片那樣直接描述空間，而是“暗示”空間，“小說的文字能為某個房間提供序列性、時間性的描述，最後讓我們可以想像房間的整體——創造伊瑟爾所說的心靈意像”。圖畫書則是時間與空間兩種藝術的結合。喬治·布魯斯通（George Bluestone）也認為“小說借著時間上由一點到另一點的移動，賦予空間的幻覺。電影則借空間上由一點到另一點的移動賦予時間”。正如柏格森所言，藝術正是將混亂而模糊的情感因有秩序的語言所組織而變得空間化的過程。

國內的空間理論熱潮也在近年掀起，關於空間與政治和文學等問題的學術研討會不斷舉行，汪民安、蔣洪新、陳永國、童明（劉軍）以及陳兵等國內空間理論的知名學者就空間領域的各類問題展開了研究。傳統地理學關注空間在地理學上的存在，發展到後現代地理學，開始意識到空間的社會存在，文化地理學擴展了空間的文化存在，而新近的新文化地理學則強調空間在社會文化地理等領化存在。空間書寫也被逐步提上日程，之前存在的誤區是多數研究者總是將空間限定在文本虛構的領域內，僅考慮到了空間在文本中的地域或場所存在，未能納入社會、文化以及地域等多方面的考量，然而，“對地域空間的書寫，事實上是對這些空間進行意義賦予的一個過程”，我們在費孝通《鄉土中國》中就看到了這種研究的誠意，他將地緣與血緣聯繫在一起，指出血緣決定了地理分布，而“區位是社會化了的空間”，由此揭示了地域空間背後的民族及文化根源，如中國鄉土社會的特性之一便是“不流動”，這種不流動實際上就是空間的隔絕與封閉，有其深刻的宗族特性，從這一層面來看中國人對於土地的熱忱也是一種空間的閉鎖觀念。

空間首先是作為一個場所的存在，但我們還需要從中得出它的第二位意義，即思考是什麼樣的宗教體驗和文化背景造成了某種特定的像征模式。除了空間本身，其形式和布局，以及空間與空間之間的交互關繫都有著獨特的像征意義。因為空間不僅是物理上的存在，也是哲學思想和美學意義的反映，是人們在精神和物質層面的雙重容納所。所以，空間問題不論從歷時性的角度，還是在共時性層面對於各學科領域的滲透，都體現出了其作為一個研究課題的重要性與必然性，將空間問題納入到對童話的研究中有助於兒童文學研究領域的拓展，也有利於促進兒童文學與其他學科之間的聯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