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自序：想明白了纔寫

壹輯

是真虎乃有風

寡言君子

做一個好人到底有多難

國士無雙

貳輯

三副熱淚

菊殘猶有傲霜枝

八部書外皆狗屁

性博士

參輯

雪擁藍關

天地雄心

器識與命運

人間已無梁任公

肆輯

不信書，信運氣

破天荒相公

殺人手段救人心

江海之心

伍輯

我有迷魂招不得

片雲獨鶴

一頭愛喝酒的虎

文壇飛將

陸輯

悲欣交集

飄飄何所似

生死成謎

愛在雲端不可攀

柒輯

與偉大的心靈共舞

石語者

瓶中美人

墓地紅莓

捌輯

慈母在天堂

聖巴巴拉廣場上的鴿子

遠方的島

致一千年過後的你

玖輯

成纔率

留名與留國

神醫也有“六不治”

尊重他人的脆弱

拾輯

假如生活欺騙了你

學佛與還債

更多的人死於心碎

霄壤

諦聽歷史的心音（訪談）  

附錄
王開林主要作品出版年表

序言         

王蒙

新華文軒集團在做一套當代作家的自選集，批將出版閻連科、梁曉聲、劉醒龍、張承志、王蒙的自選作品，目前簽約的則還有熊召政、王安憶、王開林、方方、池莉、王開林等同行文友，今後還將考慮出版港澳臺及海外華語作家的自選作品。好事，盛事！

現在的文學創作並沒有太大的聲勢，人們的注意力正在被更實惠、更便捷、更快餐、更市場、更消費也更不需要智商的東西所吸引。老齡化也不利於文學作品的閱讀與推廣，因為老人們堅信他們二十歲前讀過的作品纔是好的，堅信他們在無書可讀的時期踫到的書纔是好的，就與相信他們次委身的情人纔是美麗的一樣。新媒體則常常以趣味與海量抹平受眾大腦的皺折，培養人雲亦雲的自以為聰明的白痴，他們的特點是對一切文學經典吐槽，他們喜歡接受的是低俗擦邊段子
。

孟子早就指出來了，“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他強調的是心（現在說應該是“腦”）的思維與辨析能力，而認為僅僅靠視聽感官，會喪失人的主體性，喪失精神的獲得。因為一切的精神辨析與收獲，離不開人的思考。

當然，耳目也會激發驅動思維，但是思維離不開語言的符號，而文學是語言的藝術，是思維的藝術，是頭腦與心靈而不僅僅是感覺的藝術。文藝文藝，不論視聽藝術能贏得多多少百倍更多的受眾，文學仍然是地基又是高峰，是根本又是淵藪。文學的重要性是永遠不會過時與淡化的。

當代文學雲雲，還有一個問題，“時文”難獲定論，時文受“時”的影響太大。學問家做學問的時候也是希罕古、外、遠、歷史文物加絕門暗器，不喜歡順手可觸、汗牛充棟的時文。

但讀者畢竟讀得多動心動情受影響的是時文。時文而曬一曬，靜一靜，冷一冷，篩一篩，莫佳於出版自選集。此次編選，除王蒙一人而外都是文革後“新時期”湧現的作家，基本上是知青作家。知青作家也都有了三十年上下的創作歷程與近千萬字的創作成果。幾十年後反觀，上千萬字中挑選，已經甩掉了不少暫時的泡沫，已經經受了飛速變化與不無紛纭的潮汐的考驗，能選出未被淘汰的東西來，是對出版更是對讀者的一個貢獻。以批作者為例，閻連科的作品扎根家鄉土地，直面歷史現實，古樸淳厚，力透紙背。梁曉聲身體的不幸造就了他的悲天憫人，深邃追問，碧落黃泉，振撼通透，沉潛靜謐。劉醒龍對於長篇小說的投入與追求，難與倫比，鄉土風俗，哲思掂量，人性解剖，一以貫之，未曾稍懈。張承志更是富有思辨能力的好手，亦敘亦思，有描繪有分解，他的精神空間與文學空間縱橫古今天地，耐得咀嚼，值得回味。我的自選也忝列各位老弟之間，偷閑學學少年，雲淡風清，傍花隨柳，作猶未衰老狀，其樂何如？

我從六十餘年前提筆開寫時就陶醉於普希金的詩：

我為自己建立了一座非人工的紀念碑，

……所以永遠能和人民親近,

我曾用詩歌, 喚起人們善良的感情,

在殘酷的時代歌頌過自由,

為倒下去的人門，祈求寬恕同情。

……不畏懼侮辱, 也不希求桂冠,

贊美和誹謗, 都心平靜氣地容忍,

看到文友們的自選集的時候，我想起了普希金的詩篇《紀念碑》。每一個虔誠的寫者，都是懷著神聖的莊嚴，拿起自己的筆的。都是寄希望於為時代為人民修建一尊尊值得回望的紀念碑來的。當然，還不敢妄稱這批自選集就已經是普希金式的紀念碑，那麼，叫路標石就好。幾十年光陰荏苒，總算有那麼幾塊石頭戳在那裡，記錄著時光和裡程，記憶著希冀和奮鬥，還有無限的對於生活、對於文學的愛惜與珍重。它們延長了記憶，擴展了心胸，深沉了關切與祝福，也提供給所有的朋友與非朋友，喚起各自的人生百味。

自序：想明白了纔寫

    作家的寫作習慣真是天差地別。有的人一定要躺著纔寫得自在，比如馬塞爾•普魯斯特、詹姆斯•喬伊斯，放松的狀態下更能隨心所欲。有的人一定要站著纔寫得順當，比如歐內斯特•海明威，繃緊的狀態下更能惜墨如金。有的人一定要在清早動筆，別人起了床就趕緊收工，寫作似乎是一件令人害臊的事情。有的人一定要在深夜操觚，別人睡了覺纔安心從事，文字似乎是一群怕受攪擾的精靈。有的人一定要用鉛筆撰稿，失手擦去的文字很可能更有魔力。有的人一定要用鋼筆作文，手稿也是財富，那是何等深謀遠慮的心機。有的人喜歡縮在車裡寫作，比如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擺弄幾張卡片，奇思妙想招之即來。有的人喜歡藏在林中寫作，比如安徒生，傾聽半日鳥叫，童話故事輕松成篇。有的人喜歡關在“囚室”中寫作，比如蕭伯納，那間花園小屋更像是他的牢籠。有的人非得泡在浴缸裡，與自己裸裎相對，纔能信筆馳騁，比如達爾頓•特朗勃、阿加莎•克裡斯蒂。有的人非得去公墓裡走一遭，說服死神，把躲在其背後的靈感捕捉住，纔有續寫驚悚小說下一章的把握。

    其實，對於作家而言，重點在彼不在此，五花八門的寫作習慣隻是掩人耳目的障眼術，他們腦袋裡千奇百怪的想法纔是問題的關鍵。須知，成熟的想法宛如果實，就算作家懶得去采摘，也能等到它們從樹上掉落下來。

    當年，我還是文學門外的菜鳥，真是個狂熱分子，無論白天黑夜，圓珠筆和稿紙始終處於待命狀態。靈感未至，我擔心它爽約。靈感已來，我又害怕它溜號。靈感就像一陣清風，來無影去無蹤，豈是靠得住的？很多時候，我隻能捉瞎，逮住一個想法就硬寫，抓住一個念頭就蠻寫，結果無一例外，寫完數行就擲筆撓頭。

    法國詩人夏爾•皮埃爾•波德萊爾有一句教言：“今天應該寫得多，因此應該寫得快，但要快而不急，因此要彈無虛發，顆顆必中。要寫得快，就要多想，散步時，洗澡時，喫飯時，甚至約會時，都要惦記著自己的主題。”此言貌似強調奮筆疾書，實則強調沉思默想。作家真要是把自己的主題想透徹了，想明白了，什麼謀篇布局，什麼遣詞造句，全都水到渠成；什麼鳳頭、豬肚、豹尾，半根毫毛不缺。

    如何纔能夠打開自己的腦洞，想個透徹，想個明白？我需要的是方法和路徑。老實說，在漫長的摸索期內，從不開竅到半開竅，與“透徹”“明白”總隔著幾百堵厚牆和數十條大街。平日的閱讀更像是鑿壁偷光，距離內心亮堂相差甚遠。從半開竅到全開竅，需要的則是悟性和契機。直到某日，“十字法則”擺在我眼前，渾身遍體仿佛過電。“同情之理解，理解之同情”，沒錯，就是這十個字。

    有時候，對於歷史，對於現實，我有了足夠的理解，卻尚未適配恰如其分的同情。有時候，對於社會，對於他人，我有了足夠的同情，卻尚未適配恰如其分的理解。理解和同情，任何一方的缺席、隱身或延遲響應都會制約思想的深化和情感的升華。

想透徹了，就是同情呼應了理解。想明白了，就是理解呼應了同情。唯其能夠理解，纔會用心懂得。唯其能夠同情，纔會設身處地。理解和同情的接軌，就是智慧頭腦與善良心靈的合龍，作家別無利器，這就是得心應手的利器。

    沒想透徹，率爾成章，所得隻是劣作。想明白了，一揮而就，所得必為精品。因此波德萊爾的教言迎刃而解，“彈無虛發，顆顆必中”，那是何等的淋漓盡致，心滿意足。

    這麼多年，我在寫作的長路上跋涉，終於找到了“十字法則”——“同情之理解，理解之同情”，確定了自己的路數。理解力是左眼，同情心是右眼，無論哪隻眼睛盲了，瞎了，變成“獨眼龍”，都是可悲的，也是可惜的。

    這本自選集，就是我向“十字法則”的致敬。一切辛苦，悟有所值。

壹輯

    ——大師之大，首在雅量之大，學問尚在其次。

是真虎乃有風

古今中外，各行各業的成功者數不勝數，我們不難從中遴選出自己特別心儀的偶像。然而凡事過猶不及，誰要是心性太熱，將某位箭垛似的先賢推崇至完人、聖人和偉人的極峰，就會干出離譜的事情。“可愛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愛”，這類懷疑主義色彩頗為濃厚的話語固然卑卑無足道，但其合理的成分仍不可一概抹煞。有時，評判者采取的政治立場和文化視角會起到杠杆作用，隻要他們找得到合適的支點，撬翻任何一位完人、聖人和偉人的寶座都不在話下。孔子被古人尊崇為至聖先師，長達兩千餘年，卻在20世紀阨運纏身，被無知無畏者輪番打倒，就是一個典型的例證。

在中國現代史上，北大老培也被推崇為完人和聖人，當時和後世的眾多學者一直有意無意地強化這種共識，他到底能否當此美譽而毫無愧色？仁者與智者所持的看法又究竟有多大的反差？這些問題的答案都值得我們探求。

一、如此翰林，

毛子水在《培的一些回憶》中講到一件趣事。某次，北大名流雅集，錢玄同不無冒失地問道：“蔡先生，前清考翰林，都要字寫得很好的纔能考中，先生的字寫得這樣蹩腳，怎樣能夠考得翰林？”蔡先生不慌不忙，微笑作答：“我也不知道，大概那時正風行黃山谷字體的緣故吧！”黃庭堅字魯直，號山谷道人，是北宋文學家和書法家，其字體不循常軌，張揚個性，宛如鐵干銅枝，恰似險峰危石，以剛勁奇崛著培見招拆招，這樣的回答既見出涵養有素，也顯得幽默感十足，滿座聞之，忍俊不禁。

自初唐迄於晚清，一千二百多年間，翰林多到數萬計，但主動參加革命黨，去革專制王朝老命的，培，數不出第二人。自達摩東來，一千五百多年間，和尚多到數以百萬計，集情聖、詩魔、丹青高手和革命志士於一身的，除了蘇曼殊，也數不出第二人。他們是在“古今未有之變局”中稟賦特出的產兒，堪稱天地間的異數。

據教育家馬相伯回憶，1901培擔任上海南洋公學特班總教習期間，濟、汪康年一道拜他為師，學習拉丁文。每天清培從徐家彙徒步四五裡路到土山灣馬相伯家上課。由於求學的心情過於急切，頭一培去得太早，凌晨五點多鐘，天邊剛有一絲曙色，他就在樓下低聲叫喚“相伯，相伯”。馬相伯感到驚奇，大清早的，誰跑來這裡喊魂？他推開窗子望去，來培。馬相伯名士派頭十足，他急忙搖手培說：“太早了，太早了，八九點鐘再來吧！”雖然有點敗培並沒有感到不悅，三個鐘頭後，他重又來到馬家。這一培三十四歲，身為翰林已達八載，但他仍有程門立雪的虔誠勁頭。

近代以降，中國人在血渠淚河中蹚行了一百多年，與宗教精神早已背道而馳。太平天囯焚燒廟宇，強迫和尚尼姑還俗。義和團摧毀教堂，瘋狂殺戮西方傳教士。嗣後，科學上位，主義蜂起，各種花樣翻新的迫害方式不斷升級，更掃蕩了人們所剩無幾的敬畏之培有見於此，特別提出“以美育替代宗教”的主張，他認為，上智者和強力者往往會利用現成的宗教（或大力推行個人崇拜）桎梏民眾的思想和行為，下愚者求神拜佛，則容易陷足於迷信的泥坑而難以自撥，美育以修身養性為根本，它能使任何個體都平等地獲得上升的階梯和自我完善的路徑。應該承認，這原本是一個不錯的主張，可惜很難在中國實行？因為人生慘苦，世路險惡，人們受到強權惡政的宰制，往往無法掌握自己的命運。置身於無援無助的境地，他們要麼忍氣吞聲，匍匐在專制魔王的腳下苟且偷生，要麼含悲茹苦，祈求各方神佛的撫慰和麻醉。他們相信往世來生，相信善有善報，至少還不算徹底絕望。美育則必須在和平安定的環境中方可著手，在溫飽無虞的日子裡始能用心，然而一旦國人的欲望被激蕩至沸點和熔點，宗教缺席，道德破產，美育也將失去立足之地。因此“以美育替代宗教”的願景實則遙不可及。

當初，康有為、梁啟超倡導變法維新，炙手可培冷眼旁觀，並不看好康、梁的“小臣架空術”，維新派把孤立無援的光緒皇帝的細腿當成如來佛的粗腿去抱，企圖富國強兵，拯救日薄西山、氣息奄奄的沒落王朝，這豈不是痴心妄想嗎？改良教育和培植人纔，如此重要的事情，康、梁竟認為無關大局，根本不留意，全然不著手，徒以空言造勢，妄想撒豆成兵，倒有幾分神漢巫公的派頭。康有為所主導的四不像的變法維新和君主立憲果然一敗塗培一針見血地指出其敗因：“由於不先培養革新人纔，而欲以少數人弋取政權，排斥頑舊，不能不情見勢絀。&rdqu培真心向往的是民主政治，極力主張的是教育救國，他放著好好的翰林不做，棄官南下，回家鄉紹興監理新式學堂，到上海南洋公學特班任總教習，與葉瀚等人發起成立中國教育會，組織愛國學社，開辦愛國女學。

1903年培為了使國人警醒，對帝俄覬覦中國東三省有所防範，創辦《俄事警聞》報。這一時期，他受到普魯東、巴枯寧無政府主義思潮的影響，發表小說《新年夢》，主張廢除私有財產，廢除婚姻制度。但他很快就發現此路不通，唯有以革命的霹靂手段刷新政治，纔能使死氣沉沉的社會獲得生機。此後，他參加楊篤生領導的軍國民教育會暗殺團，與陶成章等人秘密創立光復會，出任中國同盟會上海分會會長。由專制王朝的翰林轉變為徹底的革命培無疑是古今人。

1912年3月，中華民國首任國務總理唐紹儀組培執掌*。*次長範源濂既是蔡公的搭檔，又是朋友。關於教育，兩人的觀點可謂相反相成。範源濂心存疑惑：“小學沒辦好，怎麼能有好中學？中學沒辦好，怎麼能有好大學？所以當前教育界的重中之重是先要整頓小學。”德國鐵血宰相俾斯麥早就透露過信息：“普魯士能夠戰勝法國，功勞全在小學教員。&rdqu培也心存顧慮：“沒有好大學，中學師資從哪裡來？沒有好中學，小學師資從哪裡來？所以當前教育界的重中之重是先要整頓大學。”幾番辯難之後，高下難分，彼此打成平手，兩人便協調意見：從小學、中學到大學，*均須費大力氣整頓，下大工夫培養。

二、收拾北大這個爛攤子

1916年12月，北洋政府*培為北京大學校長。據瀋尹默回憶，&ldqu培長北大之來由”是：*專門教育司司長瀋步洲與北大校長胡仁源有矛盾，瀋步洲心胸狹隘，耿耿於懷，必欲扳倒胡仁源而後快，他培，論資望，論纔學，均在胡仁源之上，教育總長範源濂樂見老上司在教育界重新歸位，就順水推舟，促成此事。那培剛從海外歸來，風塵僕僕，抵達上海後，許多朋友都勸他不要率爾銜命，北大腐敗透頂，爛到流膿，他若匆忙就職，恐怕整頓不力，清譽反受其累。但也有幾位朋友培放手一搏，使用手術刀割治這個艷若桃李的爛瘡，給中國教育界開創前所未有的新局，就算敗北，盡心即可無培具有極強的使命感，他選擇的是銳意進取，而不是臨陣退縮。1917年1月4日，他到北大視事，著手收拾這個令人掩鼻的爛攤子。

有人培接手北大，是為了做一次安那其主義的完美實驗，這可不是空穴來風。安那其主義信奉者的口號是：“無地球以外的別個，又無他生來世的另一個，要做好就在這一個上做到好，要改良世界就在本街坊內改良。&rdqu培是堅定的安那其主義信奉者，他將北大視為亟待改良的“街坊”，實無足怪。

北大的前身是京師大學堂，與其將它稱之為大學，還不如將它稱之為官僚養成所。這樣的看法是否有點失之武斷？京師大學堂的創辦者張百熙曾經禮賢下士，聘請文章經濟極負時名的桐城派大家吳汝倫擔任總教習，吳汝倫不肯就職，張百熙就在吳汝倫面前長跪不起，比程門立雪的楊時更有誠意。吳汝倫也是個認真的人，高齡應聘之後，他一絲不苟，即赴日本考察教育，無奈病魔窺伺於側，齎志以沒。1905年，京師大學堂的管學大臣降格為監督，首任監督張亨嘉發表就職演說，隻有寥寥一語，總計十四個字：“諸生聽訓：諸生為國求學，努力自愛！”放在全世界高等學府的範疇來看，如此言簡意賅的就職演說也是獨一無二的。京師大學堂的生源很雜，其中有秀纔、舉人、進士，甚至還有翰林，因此在運動場上，體育教官禮貌端端地高喊口令：“大人向左轉！”“老爺開步走！”京師大學堂距學界遠，離官場近，又何足為奇？活動能力較強的學生，上乘的辦法是獵官，組織同鄉會，巧妙運作，做一任會長或干事，借以接近學校當局，畢業後即穩登升遷的階梯；下乘的辦法是鑽營，以嫖娼、賭錢、看京戲、捧名角的方式結交社會上的實力人物，倚為借重的資本。民國初年，京師大學堂與國會的參議院、眾議院被外界並稱為“兩院一堂”，其中的各色人物乃是八大胡同鴇兒妓女們喜愛的客源，無非是因為他們囊橐鼓脹，喫喝玩樂包齊，舍得拿大把銀洋撐場面。有的學生一年花銷高，相當於普通人家十年的用度。總而言之，在京師大學堂，烏煙瘴氣和歪風邪氣盛之又盛，唯獨研究學問的風氣無影無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