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 序

甘寂寞室詩詞集

卷一 甘寂寞室詞稿

卷二 甲申秋詞

卷三 甘寂寞室集外詩

卷四 且止吟

卷五 鵙屋吟稿

卷六 續獨秀峰題壁三十首和原韻 附注

卷七 己亥詩抄

甘寂寞室文集

《長沙章先生桂遊詞鈔》跋

陳榕門先生評傳

陳榕門先生遺著考

《南明史》編纂意見書

李眉庵先生傳略

介紹《中華新韻》

瞿式耜、張同敞殉國時地考

清代廣西文字獄考

柳亞子先生及其詩

馬曉軍與模範營

粵西史料脞錄

尹瘦石畫展先睹記

靖江王考

石濤的偉大

石濤新考

石濤年譜（稿）

石濤逸詩

石濤畫評

柳州龍城石刻考

挽闞、陳、呂三將軍聯

《蘇臺五美圖》題詠

捻黨領袖張洛行傳

廣西特族的歌謠

王半塘先生世德記

謝氏戆僕

黃晦聞

詩畸拾雋

瞿式耜夫人軼事

馬君武先生與陸繁霜女士

補和獨秀峰題壁詩

盾鼻隨聞錄

顧眉娘

潮 勇

潮勇續記

六君子

桂桐淵源識小錄

瘴 母

粵西瑣記

記於式枚卻國史館聘事

史可法殉國別聞

記曾國藩靖港之役

李菘圃

孤桐詞論

一斛珠

破碎河山一美人

記姚仲實先生

劉木屏

魏鐵珊

記呂山水畫

八股文

八股文例釋

楊娥傳

文人與國願

國 願

桂林之“太常仙蝶”

唐景崧李蘋香唱和詩鈔

小飛燕

覺與受

虛 鋒

陸生楠先生傳

滿人筆下之陸生楠

任氏舊藏孫中山先生《遊普陀志奇》

來生莫再

扶餘詩社

臨文不諱

朱琦（伯韓）詩評

長生殿酒令

古漢語教學點滴

讀報談文

朱蔭龍年譜

附 錄

章士釗

《長沙章先生桂遊詞鈔》序

《長沙章先生桂遊詞鈔》詞選

柳亞子

《磨劍室詩詞集》詩選

《書信輯錄》書信選

茅 盾

贈琴可先生

田 漢

和琴可送金素琴赴柳

陳邇鼕

為琴可題《集外詩》四首

端木蕻良

為《朱蔭龍詩文選》題

徐鑄成

《朱蔭龍詩文選》序

魏華齡

文史專家、詩人朱蔭龍的一生

柳蘇（羅承勛）

臨桂詞派播芳馨

林志儀

讀《朱蔭龍詩文選》隨感

郭 根

老朱，願你地下有知

周 遊

回憶朱蔭龍

龐偉民

解讀桂林纔子朱蔭龍教授

挽詩及挽聯

挽詩

挽聯

後 記

後 記

父親的文稿，歷經戰亂，損毀繁多，本書為迄今所能搜集到的詩文（除編輯、輯錄的前人文集，選本，代筆碑文外）之全集，並遵循父親遺願，以《甘寂寞室詩詞集》與《甘寂寞室文集》結集。其中絕大多數文章曾在20世紀40年代的《廣西日報》等報刊上發表過。以前出版的《朱蔭龍詩文選》、《甘寂寞室集》（線裝本）中的詩文都已收入本書中。這些詩文全部都經重新校勘，改正了缺誤處。但由於原稿的年代較遠，詩文中尚有部分缺失處無法補全，希望讀者見諒。父親的一些著作：《詞學零札》《〈說文解字〉句例初稿》《石濤叢考》《王半塘先生年譜》等，現藏於桂林市圖書館。由於客觀原因，本書未及收入刊印，或可待將來結集出版。

本書的出版，前承桂林市政協、廣西文史研究館、桂林博物館、桂林圖書館大力支持；此次刊布，蒙桂林市政協魏華齡、王玉梅兩位副主席，作家尹漢胤先生，畫家瀋豐明先生，山西省社會主義學院副院長龐偉民同志以及廣西師範大學諸位領導和廣西師大出版社編輯同志，廣西師大檔案館，宜興尹瘦石藝術館，山西大學檔案館，桂林八路軍辦事處，桂林靖江王陵博物館，桂林桂海碑林等個人和單位諸多幫助。在此一並致以深深的謝意。

本書的編成，二哥龍華，大妹襲南，小妹襲明，堂兄大哥襲文，以及晚輩北鴻、迅紅、藝紅、朱勤、朱江，都作了很大努力，貢獻了各自的力量。我們緬懷父親，父親永遠活在我們心中。

朱西昌 

2016年6月

代 序

古典詩詞的天鵝之歌——憶父親

北京大學教授 朱龍華

1941—1942年，在有“抗戰文化名城”之稱的桂林，一位30歲左右的本地青年創作的古典詩詞，受到先後來訪的文壇泰鬥級大師章士釗先生、柳亞子先生的高度贊賞，他就是我的父親朱蔭龍，又稱朱琴可。章士釗先生評論他說：“適遊桂林，與臨桂朱蔭龍琴可遇。琴可年未三十，治小學，勤文辭，都有條理，尤篤於詞……頗以恢張廣西詞自任。”柳亞子先生在敵占香港之後“間關內渡，止於粵西”，定居桂林三年，開始了他詩詞創作的又一高峰。他把在桂所寫編為《驂鸞集》，共有十卷之多。在卷一序言中，柳亞老坦言：“起予者獨有田壽昌，晚乃獲朱琴可，半載以還，更唱迭和，亦既裒然成帙矣。”亞老在此把父親和國歌的詞作者田漢先生相提並論，不免有點過譽，但他對父親的親切指導和高度評價確是非常令人感動的，因此徐鑄成先生說當時他在桂林常聽聞老先生們“對琴可之清麗詩詞，贊賞不絕口，稱其功基之深，辭藻之美，不愧為當時詩壇之俊秀”。當時我隻是一個十多歲的小學生，對父親受到高度評價心裡自然是美滋滋的，但年幼無知，又說不出什麼道理。後來我讀父親寫的《柳亞子先生及其詩》，開篇就引用了亞老說的一席驚人的話：“我是喜歡寫舊詩的人，不過我敢大膽地肯定說道：再過五十年，是不見得會有人再作舊詩的了。”舊詩即古典詩詞，亞老此話是明指古典詩詞已到了後階段，父親是完全同意的，因此他從不教，也不要我們學寫舊詩，要的是“少看線裝書，多學新文化”。當時我知道西方童話有天鵝後的歌聲優婉無比的故事，就覺得正好用它來譬喻或形容這個新舊交替時代的古典詩詞，於是我就有了“古典詩詞的天鵝之歌”的自以為是的想法，這有點“童言無忌”般的頑皮，卻也包含了對柳亞老帶頭、父親和眾多詩家詞人參與的詩詞活動奮發自強的緬懷和崇敬。隻愧我自己纔

疏學淺，幾十年來一直是古典詩詞的門外漢，未敢班門弄斧，這個想法也就始終秘而不宣。今年獲知龐偉民先生對我父親寫了內容豐富的評傳，我的弟妹子姪多年搜集整理父親詩文遺稿的工作也有了可喜的成果，準備合編出版《朱蔭龍詩文集》。他們都希望我圍繞這段童年往事寫一回憶短文，盛情之下，勉強動筆，自述心聲，絕不是什麼學術定論，知者憫其愚直可也。

在我10歲左右，便覺得父親和周圍的人有點不同，那是從問父親為什麼取“琴可”這個名字引起的。有一天，父親陪我上學，進校門後有老師認識他，就叫他“琴可先生”，我好像次聽到有人這麼恭敬地叫他，雖不知“琴可”二字怎樣寫，卻記住了音。後

來回到家就問父親這兩個字怎麼寫，是什麼意思。他說：“‘琴可’就是‘荊軻’，你知道荊軻刺秦王的故事嗎？”我點了點頭，他就高興地說：“我佩服荊軻，要學習他！”這番話給我很深的印像，父親要這樣學荊軻就使他和別人真的有點差別了。荊軻是武俠，父親卻是標準的文人，根本不會武，他學的就是俠義的精神了。那時，我常聽到家裡老人埋怨父親死讀書不理家事，人人講究的升官發財他卻不理會，我想這就是父親的荊軻精神的一個表現吧。1944年，父親請畫家尹瘦石為他畫一幅全身肖像，背景是桂林山水。畫上父親自題詩說：“放誕樸愚兩得真，尹郎妙手擅傳神。”在小注中他引龔璱人詩“樸愚傷於家，放誕忌於國”，說與他自己十年來的作為很相似。我覺得“放誕”是意味著政治上敢言敢批，對蔣介石的獨裁統治持批評態度，因此不願做官同流合污，更不用說升官了；“樸愚”意味著重義輕利，不善理財，更不必說發財了。這就是父親不屑於升官發財的荊軻精神——也可說琴可精神的核心價值觀。然而更重要的是這種精神不僅使他有所不為，還更使他有所為。他有自

己的理想，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他的“大業”，主要就是章士釗先生所說的 “篤於詞……頗以恢張廣西詞自任” 。

1943年，父親曾以反譏自嘲的口氣寫了一篇《乞官》長詩，先形容他不願做官遭到“妻拏紛詬詈，戚友交譏彈。家風隳吾手，裡評等囂頑”。然後反過來堅決捍衛自己的抱負：“負氣不可屈，當門竟種蘭……抗志期萬古，絕業許名山……論世氣縱橫，一座驚危言。千夫紛指目，色笑騰鄉訕。”那些年（1941—1944）他在章士釗、柳亞子二老和田漢先生等左翼作家的啟迪開導下，取得詩詞創作的豐收，氣魄更大、意境更深、信心更強，豈不也是他的荊軻精神煥發出的燦爛耀眼之光嗎？通常說唐詩宋詞，就是指詩（古典詩）的寫作在唐朝盛，

詞的寫作在宋朝盛，以後的詩詞都不如明如此，到清朝就更不如了。一般而言，這是一個規律，但也有例外，那就是詞的創作和研究，或曰詞學，在清朝中期以後有特別繁盛的發展，學人們通稱為“清人詞至嘉道而復盛”。嘉道謂嘉慶、道光年間，也就是19世紀前半期，從此到清朝滅亡的1911年正好一百多年，這一百多年的後60年，即同治、光緒、宣統年間，又稱晚清，則更有發展，而且和廣西桂林關繫密切。因為“晚清詞學四大家”，桂林人王鵬運、況周頤就占了兩位，其他兩位也受到王鵬運的影響，可說以王為首。王鵬運開創的臨桂詞派（亦稱廣西詞派）也使桂林的名聲得以發揚。這段粗略的回顧可說是了解父親“以恢張廣西詞自任”為終身大業的一個詞史發展的大背景。不過前人說的“清人詞至嘉道而復盛”主要是指數量而言。據不完全統計，嘉道以後到清末有詞集傳世的詞人數量在三千以上，可謂，然而質量、水平如何，則是頗有爭論的。王國維先生的《人間詞話》也用了“嘉道以後”這個分期，但認為質量是仍未全脫詞已衰這個規律。他說：“嘉道以後之詞，非不諧美也，然無救於淺薄者，意竭於模擬也。”（《人間詞話》補遺第十七、《人間詞話甲稿序》，這個序的作者署名為樊志高，據考證實為王國維自己所寫。）王國維的評述代表了對晚清詞質量欠高的普遍看法，雖然他也注意到晚清臨桂派的王鵬運、況周頤，且評價較高（《人間詞話》卷下第二十二、四十四、四十五及四十七），但他未注意到王鵬運以“重、拙、大”為詞作新風格基礎的關鍵意義，評述似乎有欠公允全面。王鵬運提倡的“重、拙、大”，以我粗淺的體會，“重”是反對輕巧嬌艷，代之以沉郁悲壯之風；“拙”則是質樸無華，近地氣而去浮俗；“大”簡單說就是關心國家大事，也有強調氣概浩闊之意。可以說是針對時弊全面革新詞作的綱領。父親提倡發揚以王為首的臨桂詞派“重、拙、大”的風格，不僅就詞學革新而言，還特別注意到它和時代背景的緊密聯繫。在父親寫呈章士釗先生“以證心印”的《鶯啼序》一詞中，以八國聯軍1900年（庚子）攻陷北京，王鵬運寫詞悲歌痛哭、怒斥當道的事例說：“記庚年、鼓角秋邊淚……隨意大筆翻騰，重拙洗淨紅翠。”情真意切，代表了新詞派在民族危難時振臂高呼之聲。從鴉片戰爭以來，神州大地淪落為半殖民地的危險越來越重，有識之士的詩詞創作中可見革新救亡的呼聲，臨桂詞派可說是較早的代表之一。王鵬運的政治態度也是較進步的，他做官時“以直言名天下”，同情康、梁的改革運動，支

持開辦京師大學堂（即北京大學）。康有為初的一些有關改革的奏章因位微言輕不能上達，他就代為轉呈光緒。改革失敗後，他離職南下，以悲憤的心情繼續在蘇州從事詞作。他的影響很大，不僅詩詞界奉之為魁首，書畫界也興“重、拙、大”之風，例如活躍在蘇滬一帶的大畫家吳昌碩畫上自題可見類似“重、拙”之語，晚清畫風為之一變。

父親在青少年時期即立志學古詞，可能和當時書香門第喜歡教幼童讀寫古典詩詞有關，其中值得一提的是父親5歲時拜劉名譽先生為啟蒙老師。劉老是有名的飽學之士，經史之學而外還喜歡辭章訓詁。他教學生認字寫字、熟讀四書五經之後，就引導學生初步讀寫古詩古詞，這種以詩詞助啟蒙的教學是有點新意的，時人都認為他的私塾式教育要比一般的新小學優良。在劉老的教導下，父親不僅喜歡讀詩詞，也懂得一些詞律平仄之事和王鵬運臨桂詞學的由來。劉老在父親11歲時即去世，以後他主要是靠自學完成學業。隨著閱讀漸多，見識漸廣，他發現學寫詞是一個漫長而艱苦的歷程，雖然在上中學時他因會寫古詩古詞受到師友的贊許，但他知道他的習作類似孩提牙牙學語般，完全沒有水平，一律不加保存。因此他說“餘為詞自二十歲始”。這個“為”字雖屬自謙，也極有認真嚴肅之意。那時他在私立北平民國大學讀書，以文字音韻學為正業，也看到它有助於寫詞。他說當時“初填南鄉子一闋，識者見謂可學，遂稍稍留意”，纔表示他的詞作有點新意，開始有點成熟的創作了。

父親大學畢業後，回故鄉任中學教師，幾經周折，按他的說法，“偃蹇多憂”，成熟的詞作卻逐漸見多。這是九一八事變之後，日本侵略日益加甚的年代，是全民抗戰、烽火連天之時。作為大後方的桂林，這幾年總的來說還是比較太平的，不過1938年底的幾次敵機大轟炸，確實給我家帶來極大的災難。桂林石山多岩洞多，人可以在敵機來時躲避，稱為“防空襲”，但整個城市被炸成一片焦土。我祖父蓋了一座大房子，前通大街，後靠王城，即省政府所在地。敵機是集中轟炸這兩處目標，我家夾在中間，三次大轟炸每次都中炸彈，前兩次被炸倒，後一次被燒光，我家的幾間大街上的房產也被炸成一片廢墟。這事對我父親震動極大，除了恨死日寇，他傷心的是家中兩大書房的十萬卷存書、古畫全被燒毀。我們躲空襲時看到父親的公文包裡總藏著兩本袖珍書，還為它們特別做了皮革封面，是萬有文庫的《說文解字》影印本，父親曾告訴我說隨身帶著它是方便閱讀，隨時隨地都可看。大轟炸以後，父親的所有藏書就隻剩這兩本了。他在上卷扉頁上先後寫了兩段極為沉痛的留言，書左一段說：“民國廿七年十一月三十日敵機狂炸桂市，吾家中彈三枚，廬宇全毀，賞心圖籍散失略盡，此書劫餘殘篇，每一展觀餘痛在心，益深敵愾，特識之數語俾後世子孫勿忘此國難家仇也。”書右一段則說：“吾家自十一月卅日被炸後越一月復毀於火，圖籍之僅存者惟此書二冊，大業未就百事已墮，發皇來茲端宜自勵，不必顧破甑而生悲耳。”前一段話是要我們牢記這國難家仇，後一段則表示他要更加努力以完成大業。這是我們次從書面上看到他的“大業”兩字，即章士釗所謂的“以恢張廣西詞自任”也。這兩本袖珍《說文解字》已作為傳家寶永遠保存在我們手中。我感覺，父親在此所說的“端宜自勵”，除了繼續鑽研詞學外，也有抱著益深仇愾之志，直接參加抗日工作的意思。按當時的情況，他上前線是不可能的，到軍事機關卻有些機會。大轟炸後不久，1939年春，他上中學時的校長，也曾是白崇禧的老師的李任仁先生推薦他到重慶軍訓部工作（白崇禧時任部長），他便欣然接受了。我記得父親臨走時高興地對我們說：“爸爸現在是要做打日本鬼子的事了。”到重慶後，他還給我們寄來一張身穿中校軍服的照片。但是到軍訓部秘書室任秘書後，他卻逐漸感到失望了。後來他

從秘書室調到中央訓練團的音樂干部訓練班任音韻學教官。據說有一天蔣介石為“禮賢下士”要到教官宿舍看望教官，父親不欲相見 ，便稱病不出，並在室門上掛牌“恕不會客”。這當然遭到官方嫉恨，加以他喜看進步書刊和與進步人士交談，因此受到特務猜疑陷害，被搜查監禁。父親坐牢的消息傳回來後，家裡大人們非常害怕，花了不少錢財請人溝通求救，後纔獲得父親離職回桂的處分。我清楚記得管事的奶奶帶著我四處聯繫賣房籌款的事。轟炸

後，我家經濟已是捉襟見肘，現在更是入不敷出了。父親到重慶既看到國民黨統治的黑暗，又身受特務之害，政治上更清醒了。1940年春，他從重慶回家以後，就決定全力投入已成抗戰文化名城的桂林地區的社會工作，以本地人和兼職政府咨議的優勢，接待來桂文化名人和進步作家。他的熱情、細心和修養受到大家的稱贊，他也找到了把自己的創作抱負和抗戰工作結合起來的道路，以前的“偃蹇多憂”可說已不多見。那時我們先是住在城外村子裡以躲轟炸，後來城裡老家花園後邊勉強修好一座小樓纔回去。但無論是在農村還是在城裡，我們都看到父親白天出門去忙他的工作，晚上回來仍舊讀書寫字到三更半夜。盡管困難還是在不斷買書，後來我們那小樓就有兩間房又裝滿了書。也聽到大人們說他詞寫得好，因此章士

釗先生於1941年訪桂時說父親是“少年詞宗”。從九一八事變到父親“端宜自勵”這些年，他自謙說是“十年草草”，或說是“拙重語，雅騷思。亂流並進十年期”。可惜他這十年的詞作留存極少，父親曾說他對這些詞作在30歲“結集一卷，除酬酢之作例不留存外，十汰六七，得詞一百廿餘首”，那麼它們原來的總數應在三百以上。父親精選下的這一百多首的詞集，還請章、柳二老寫了序言，他是非常珍惜的，但沒來得及出版，就在1944年逃難遇匪劫“與服飾金珠同歸於盡”。後來父親就回憶所及，寫下有關的二十餘首，就是全部留存。但從這些吉光片羽般的留存，也可看出章士釗先生稱他為“少年詞宗”是很恰當的。他這時奮力研學王鵬運的“重、拙、大”確有新進展和新成果。例如，王鵬運詞中有一首《浣溪沙》，此詞隻有前後兩段各分三句七言，可說是詞牌中短的，他在此寥寥數語中借一老馬的形像抒發他憂國傷時的心志，尤其後一段三句：“空闊已無千裡志，馳驅枉報百年心，夕陽山影白蕭森。”被譽為悲壯蒼涼，像父親所說的“重拙洗淨紅翠”的代表作。父親這時也寫過幾首《浣溪沙》，現存一首題贈友人的後一段三句則是：“啄碎花須鶯自老，敲殘壺嘴意何安？宵行莫怯夜風寒。”可以說詞意筆風相近，但他用“敲殘壺嘴”這個典故尤具新意。這是在《世說新語·豪爽》中說的一個故事：“王處仲每酒後，輒詠‘老驥伏櫪志在千裡，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以如意打唾壺，壺口盡缺。”更增加了慷慨悲歌的意思，而且父親很喜歡這個

典故，以後的詞作中也一再用之。可以說他這些年的詞作為他接待章士釗、追隨柳亞子而起的古典詩詞創作高峰打好了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