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風舒展
——從中國文學史看桂興華政治抒情詩
■文／孫琴安 （上海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研究員）
究竟應該如何看待政治抒情詩？或者說，當今的詩壇該如何給這些抒情詩定位？我想從文學的角度來加以觀照。
中國曾經湧現出許多著名的大詩人，屈原、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隱、蘇軾、陸遊、辛棄疾等。這些中國古代昀偉大的詩人，幾乎都寫有許多政治抒情詩。
屈原、杜甫、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政治性昀強的詩人，他們的詩早已成為政治詩的典範。後來白縝也大寫政治抒情詩。而杜甫的詩也因此贏得了“詩史”的稱號。由此可見，政治詩，在中國歷史或文學史上，本身就居有非常崇高和重要的地位。
或許有人說，當今是經濟時代，寫的，政治詩也沒有過去重要了。
其實，在唐宋時代，寫作的，詩人們寫詩也是比較自由的，朝廷也沒有強調文學要政治掛帥，但為什麼那些淺薄輕浮的詩篇並沒有得到廣泛流傳，印編，而李白、杜甫、白居易、蘇軾、陸遊的愛國愛民的詩歌卻代代相傳呢？這就是文學史的選擇。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桂興華的政治抒情詩，在文學史上將會有他的一席之地。
或者有人會說，我們的文學史往往從題材內容出發，而我們國家又是重政治、講政治的，纔對政治抒情詩有如此高的評價。如果從文學的藝術審美角度出發，這些政治抒情詩未必重要。果真如此嗎？就讓我們再以藝術審美的角度來加以考察。
司空圖著有《二十四詩品》一書，對中國古代的詩歌從藝術角度分為 24種風格，他把“雄渾”放在位。而成功的政治詩，大多都有氣勢雄渾壯闊的特點。如評唐人七絕，就把王昌齡的《出塞》列為壓卷之作，清人王士禎又把王之渙的《黃河遠上白雲間》，李白的《朝辭白帝彩雲間》等列為壓卷。清人瀋德潛則把李益的《初上受降城聞笛》，劉禹錫的《石頭城》等列為壓卷，這些詩都是悲壯雄渾之作，而且都有極強的政治內容。再如評唐人七律，也首先考慮雄渾風格，如杜甫的《登高》、《秋興》。評唐人五律，便會推杜甫的《春望》。七律，便會推他的“城上高樓接大荒”。這些詩的政治性都非常強。而那些隻寫個人瑣事的詩根本就排不上號。在清代詩壇，曾流行過輕、巧、小，《蕙風詞話》提出了“重、拙、大”的藝術審美理論。自古以來，有許多政治詩都有極高的藝術審美價值。
1949年以後的中國長篇政治抒情詩，以郭小川和賀敬之昀有代表。他們當時所寫的《向困難進軍》、《雷鋒之歌》等長篇政治抒情詩，曾影響了整整一個時代。我以為，在他們之後，桂興華是極具代表性的、當之無愧的後繼者。
先談談桂興華政治抒情詩的語言。寫政治抒情詩要具備各種條件，別的不說，就拿語言來說，也要具備相當的駕馭能力。一般來說，寫長詩比寫短詩容易露出破綻，而寫長篇政治抒情詩比一般的長詩更容易露出破綻。而桂興華在駕馭全局上，包括對語言的駕馭，都能舒卷自如，十分老到。如他在《鄧小平之歌》的開篇寫道：
“滿目是他／新開闢的地平線／整個世界／雲一般聚在了我的四周／頓時／眺望有了從未有過的高度／俯瞰也有了從未有過的感受／我，跟著他一路攀登／獲得了從未有過的抖擻”。
他在《中國豪情》的開篇寫道：
“所有的鐘都盼望著同一個時辰／每一朵花都呼吸得仿佛剛剛誕生／在這樣一個春夜／世紀風／正赴約於每一扇敞開的大門……”
這些詩句都漂亮，前者有力，後者充滿詩意，令人贊賞。寫小說，寫
散文，寫詩都各有自己的常用語彙，同樣，寫政治抒情詩也有自己的常用語
彙。而桂興華在充分掌握和運用郭小川、賀敬之那一時代的政治抒情詩的常
用語彙基礎上，又能緊跟時代步伐，創造出一繫列屬於當今時代政治抒情詩
所需要的精彩語彙。也就是說，他既繼承了郭小川、賀敬之那個時代政治權
抒情詩的語言特色和常見語彙，又融入了他根據當今社會狀況所自創的一繫
列政治抒情詩的語言特色和精彩語彙，把中國的長篇政治抒情詩推向了一個
新的高度。
再談桂興華政治抒情詩的構思。寫政治抒情詩容易流於空洞，長篇更甚。
然而，桂興華為了避免這種弊端，卻有他自身的構思和布局。就拿《城市的心
跳》來說，其中就有不少巧妙的構思。如我手上的精選本，從“序詩”開始就
用具體形像的載體，寫了世博會給白蓮涇所帶來的變化和歷史機遇。如一位
意大利女孩的選擇，一曲《賣紅菱》，一塊舊瓦片，一片苦水（寫水患之苦），一條弄堂（寫當時的艱難），一個居委干部的腳印（寫動遷工作），又以“51號兵站”這個電影名稱來寫動遷辦公室的日日夜夜。這樣從小處寫來，就避免了那些空洞的敘述和議論。《輪渡站的昀後一夜》，雖然隻有短短的十二行詩句，卻意味深長，令人難忘。詩人之所以記下這一刻，因為他知道這一夜將被載入歷史。然後，詩人又以區長的鮮花、一道防汛牆、年夜飯的酒令等這些具體的物件與場景，來表現和渲染了人們在動遷後的慶賀氣氛，以及悲喜交集的復雜心情。正是這樣的構思與布局，使長詩中的每一個部分，每一個章節，都與《城市的心跳》的題目緊緊相連，絲絲入扣，豐富了“上海表情”，避免了可能產生的空泛與蒼白。
由此可見，桂興華所寫的政治抒情詩，雖然有著強烈的政治意識和明確的
政治內容，但他仍時時處處地考慮到詩的因素，並盡可能地以一種詩的方式來
加以表達，藝術地再現了其中的政治內涵，因而這些詩仍都具有一定的藝術審
美價值。
然而，當今的許多詩人卻都遠離政治，不少新秀則熱衷於日常瑣事或私下隱情，甚至是身體寫作，像桂興華這種仍充滿政治激情的詩人反而是少數。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過去詩歌曾一度成為政治宣傳的工具，此固然不當；如今詩歌遠離政治，亦不妥當。因為政治畢竟是詩的一個重要對像和重大題材，而詩人也總是在一種政治環境中進行寫作的。這是一個無法回避的問題。包括詩在內的文學創作首先應該是自由的，它對政治應該是一種自由的選擇；而政治也應該給詩人以創作上的自由權力和空間。
一個十分耐人尋思的現像是：詩人反映政治有主動與被動之分。凡主動反映，其藝術成就與價值相對較高；凡被動反映，其藝術成就與價值相對較低。像當年賀敬之寫《雷鋒之歌》，李瑛寫《一月的哀思》，同樣的，桂興華寫
《鄧小平之歌》、《中國，衝向新的高度》等，也都是由衷而發，自發而寫，並不是哪一部門指派的政治任務，因而都獲得了成功。為了寫好《中國，衝向新的高度》，真實反映神舟六號飛天的背景，他獨自一人冒著零下20多度的嚴寒來到酒泉發射基地深入生活；為了寫好《城市的心跳》，他又冒著 30多度的酷暑來到上海白蓮涇，走家串戶。正因為這些詩都是詩人自己要寫，有激情，有生活，完全是主動狀態，所以其藝術成就與審美價值也相對較高。與過去那些標語口號式的假大空的政治詩，完全是兩碼事。
在經濟大潮的一次次衝擊下，政治抒情詩似乎面臨著更多的挑戰。這種挑戰有來自外部的，也有來自內部的。在目前的社會轉型期中，中國的政治抒情詩又應該如何發展？詩人們又該如何把握時代的脈搏？而桂興華創作的一繫列長篇政治抒情詩，實際上已經為我們提供了很好的文本。
他的詩讓我們看到一個新世界
——對桂興華的再一次造訪
■ 文／傅亮 （原復旦詩社社長）
認識詩人桂興華，是在1982年秋天。那時，我還是復旦大學中文繫的學生，一個詩歌愛好者，復旦詩社社長。那一夜，當校園裡的香樟樹葉在秋風中沙沙作響時，桂興華應邀前來參加大學生詩歌朗誦會，會後，30多歲的他握著我的手，對我說了一句：“你纔20歲，真年輕！”
20多年過去了，我卻覺得 50多歲的桂興華比我更年輕了。他不斷有新作品問世，每次都轟轟烈烈；他不斷出現在關注城市人文進程的人們的視野中，頻頻扔出“重磅炸彈”；甚至他能夠興致勃勃地帶你去意料不到的時尚場所消費、體味，讓人驚訝他的獨到發現。這些都不像一個年過半百的正統文人的狀態，但是，就像他當年創作長詩《跨世紀的》一樣，桂興華就是這樣令人贊嘆地、精彩地活著、寫著、生存著、創造著！
在我與桂興華20多年的友誼發展史中，有一段情節是令我十分榮幸和驕傲的。1993年深秋的一天，下著涼涼的細雨，我登上火車，向南京匆匆趕路。我肩負的使命，就是趕到南京大學印刷廠，為詩人桂興華取回200冊剛裝訂好、還散發著油墨芳香的《跨世紀的》。列車隆隆行進，我的心情恰如一個走上戰場的士兵——在過去的一年裡，我目睹了詩人桂興華創作這首長詩的嘔心瀝血。如今，這部日後引起中國詩歌界巨大反響的力作終於問世了。而我，則有幸成為個親手觸摸到它的人，並能作為詩人群中的一分子，為沉寂的中國詩壇終於發出一聲強音而興奮。我冒著雨，小心翼翼地提著這沉甸甸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