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上編：關於成書及分類研究之方法問題 

關於《文選》成書研究的方法問題 3 

從始點或岔口處辨路向  就原典本身察是非

——關於《文選》成書研究的方法問題之二 28  

關於《文選》的編撰工作量、成書狀況與編者問題

——兼論《文選》成書時間研究之方法 49

關於《文選》分體之三十九類說與其研究方法問題

——《〈文選〉分體三種說論衡》之三 70 

中編：編者及編撰的其他相關問題論考 

關於《文選》的編者問題 99      

關於《古今詩苑英華》的編者問題

——兼說無以動搖《文選》為昭明太子所獨撰說 114

《文選》研究四題 124      

何思澄任秣陵令及致太子手令於何胤之時間辨

——《文選》編者與編纂時間諸問題雜考之一 138  

論《文選》與《文心》工作量之可比性諸問題 154     

從對《文選》作品的接受入手難斷其編者是誰 173     

太子未親參撰《文選》的“一個證據”說辯證

——責《閑情賦》與錄《神女》諸賦之矛盾不是問題 192 

蕭統責《閑情賦》而《文選》錄《神女》諸賦之因探

——兼論兩者之異非因各自成於不同的時間 213

關於日本古抄白文本《文選序》“略以時代相次”之“略”

——兼論以此本所出為李善分卷前的三十卷本說難以成立 233  

“故意拋出《文選》非昭明所撰之論”說辨證

——讀林大志先生《〈文選〉編者問題的重新思考》 246  

《文選》所錄部分詩文直接來源於史書說 266   

關於《文選》篇題和卷目的差異與其文獻價值問題 293      

關於“五臣注”陳八郎本與朝鮮正德本之分類問題

——無“符命”“史述贊”與“百一”“遊仙”乃後來之失辨 314

下編：作品諸問題論考及其他

《贈白馬王彪》之題非蕭統編纂《文選》時所改 339 

關於曹彪黃初四年是否曾封白馬王的問題

——兼論《文選》所錄之《贈白馬王彪》乃原題 346

論“於圈城作”非詩題而此“集”為再編本

——《文選·贈白馬王彪》改自“於圈城作”異議 369   

《文選》劉孝標徐悱作品之作時辨

——《關於〈文選〉中六篇作品的寫作年代》異議及其他 392  

宋玉《高唐》《神女》二賦之序為史辭辨 409     

關於《文選·高唐賦序》與相關文獻之同異問題

——《高唐》《神女》二賦序研究之一 429

《文選·賦》題注與作者注引文辨證四題

——李善注與“五臣注”引文研究之一 448    

班固“北地人”辯證

——以《文選》李善注所引範曄《後漢書》為核心 469   

附錄 

《文選文研究》序 489      

《湯炳正書信集》序 496

《聽罷溪聲數落梅》序 503

後記

序

力之先生書成，求序於我，而平生實未嘗為他人之書作序。過去顧炎武曾經說過：“凡書有所發明，序可也；無所發明，但紀成書之歲月可也。人之患在好為人序。”（《書不當兩序》）力之先生此書多有發明，自當有美序一篇，如同潘耒之序《日知錄》，可惜我對“選學”素無研究，所以隻能勉力而為了。

德國哲學家雅斯貝爾斯說：“本真的科學研究工作是一種貴族的事業，隻有極少數人甘願寂寞地選擇了它。原初的求知欲是對人生而俱來的挑戰，但僅僅依憑這種求知欲就不可能有科學的風險。在商品經濟發達的今天，真正獻身於學術研究的人是需要勇氣的，在一般人看來也是一件不平常的事，但有史以來研究工作就不屬於普通人所能從事的工作。一個運用科學方法進行研究的人，隻有當他把追求真理當做一種內在需要時，纔算是真正參與學術研究。科學的危機就其實質而言，就是人的危機，是人們不能以無限的求知欲面對科學發展所產生的危機。”（《什麼是教育》，鄒進譯，三聯書店1991年版，第141頁）力之先生的學術研究正是出自“追求真理”的“內在需要”，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我寫文章主要是興趣，為了探明真相”。力之是一位有著堅定文化信仰並且把讀書治學當作主要生活方式的人。唯其如此，他纔能擺脫世俗的桎梏，而在學術的王國裡縱橫馳騁，勤勤懇懇，其樂陶陶；唯其如此，本書纔能呈現出一種學術的力量，而流照藝林，光景常新。

毫無疑問，這是一部刨根問底、嚴謹細密、新見迭出的學術佳構。它不僅屬於現在，而且屬於未來。相信熱愛學術的人們會作出同樣的判斷。在我們的時代有如此優秀的學術著作出現，是一件值得慶幸的事，而擁有力之這樣的學者，更是我們時代的奢侈。一切都將成為歷史，歷史自有定評。

力之先生固非一世之人，而此書亦非一世之書。

範子燁

2020年10月20日寫於五柳齋

關於《文選》成書研究的方法問題（選）

二、將古人的問題還歸古人，置個別於當時的文化背景上考察

古人處理文獻的不少做法與今人異，如在古人那裡，引書——經傳時或不別，如《史記》引《左傳》《公羊傳》往往以《春秋》稱之（《文選》卷46顏延年《三月三日曲水詩序》下，李善注之“《韓詩》曰：‘三月桃花水之時……祓除不祥也’”，亦如是）；以一書或一書的某部分的首篇代替該書或該部分，如以《關雎》代替《周南》等；引某一書，如用“《詩》曰”可將“三百篇”的不同詩作之詩句合在一起，如《史記》卷110《匈奴列傳》之“中國疾之，故《詩》人歌之曰：‘戎狄是應’，‘薄伐獫狁，至於太原’，‘出輿彭彭，城彼朔方’”（按：前者出《魯頌·閟宮》；中者見《小雅·六月》；後者引《小雅·出車》）；引文時有合序文於所序之作品者，如《文選》卷54劉孝標《辯命論》“顏回敗其叢蘭，冉耕歌其芣苡”下，李善注引“《韓詩》曰”之“《采苡》，傷夫有惡疾也。《詩》曰‘采采芣苡，薄言采之’”（此合序文於所序之詩，而兩者所出不同。又，“采苡”乃“芣苡”之誤，參李注引“薛君曰”）；等等。因之，將古人的問題還歸古人與置個別於當時的文化背景上考察，便是題中應有之義。

（一）以古還古以究《文選》的成書狀況

筆者曾說：認為“《文選》成書倉促”之種種理由，均難以支撐“《文選》成書倉促”說。而辨析這些問題除用跳出《文選》究《文選》與就整體考察部分之法外，用將古人的問題還歸古人與置個別於當時的文化背景上考察之法，同樣能很好地證明這些被認為是“《文選》成書倉促”之理由，多說明不了什麼實質性問題。這裡，擬就《文選》“賦”“詩”在設類、分類與作品歸屬諸方面的問題略作辨析以明之。

在後人的眼裡，《文選》“賦”“詩”二體，尤其是後者，其分類標準與作品歸屬諸方面均存在問題。關於分類標準，站在後人尤其是現當代人的立場上看，作品分類的標準應該是同一的。然其“補亡”“述德”“勸勵”“獻詩”“公宴”“祖餞”“詠史”“百一”“遊仙”“招隱”“反招隱”“遊覽”“詠懷”“臨終”“哀傷”“贈答”“行旅”“軍戎”“郊廟”“樂府”“挽歌”“雜歌”“雜詩”“雜擬”等24類之分，卻並非如此。不過，這與成書是否倉促並無瓜葛。如任昉《文章緣起》序次為三言詩、四言詩、五言詩、六言詩、七言詩、九言詩、賦、歌、《離騷》、詔、策文、表、讓表……《解嘲》、訓、辭、旨、勸進……哀策、哀頌、墓志、誄、悲文、祭文、哀詞、挽詞、《七發》、離合詩、連珠、篇、歌詩、遺令、圖、勢、約等85類，而這正如遊志誠先生所說的“標準不一，有依題材分，依體式分，依作法分，依性質分”。又，本來文體分類越後越分明，而白居九書》有雲：“僕數月來，檢討囊帙中，得新舊詩，各以類分，分為卷目。……謂之‘諷諭詩’。……謂之“閑適詩”。……謂之‘感傷詩’。……謂之‘雜律詩’。”即這前三者以內容為依歸，後者則從形式上著眼。又，李善注《文選》卷11孫興公《遊天臺山賦》的“朱闕玲瓏於林間”與卷30謝玄暉《始出尚書省》的“玲瓏結綺錢”，而分別雲：“晉灼《漢書注》曰‘玲瓏，明見貌’”與“晉灼《甘泉賦注》曰‘玲瓏，明見貌也’”。其實，前者為晉灼注《漢書·揚雄傳》中的《甘泉賦》語，即“晉灼《漢書注》”與“晉灼《甘泉賦注》”完全是一回事。至於作品歸屬問題，同為“和”者如卷26“贈答”有顏延年《和謝監靈運》，而謝玄暉《和伏武昌登孫權故城》《和王著作八公山》《和徐都曹》《和王主簿怨情》與瀋休文《和謝宣城》入卷30“雜詩”；均為跨類的作品，如謝玄暉《暫使下都夜發新林至京邑贈西府同僚》與瀋休文《新安江水至清淺深見底貽京邑遊好》，前者入卷26“贈答”，後者則錄於卷27“行旅”，等等。問題是，這些做法即使無所本，亦不出“知山知水”之域。說到底，以《文選》“賦”“詩”二體在分類標準與作品歸屬諸方面存在所謂問題，而以之歸於成書倉促，乃緣忽於以古還古之方法所致。

（二）關於《文選》摘史辭以為所錄作品之序的是非問題

將古人的問題還歸古人，《文選》摘史辭以為所錄作品之序本不是問題。不過，自兩宋間之王觀國認為昭明太子這一做法為“誤”以還，尤其是現當代學人時或有如是觀者。然在筆者看來，這主要的是未能將古人的問題還歸古人，並把該問題置於當時的文化背景上考察所致。說到底，這更多的其實是學術研究的方法問題。何以言之，因為摘史辭以為所錄作品之序或類此者，在清末以前乃十分普遍的現像。換言之，此與《文選》成書如何無任何瓜葛，以此為《文選》成書倉促之一個理由，乃研究者之疏忽或緣其思之有所未密。另外，學者或因此而說這是昭明太子在《文選》編輯上的“嚴重的缺點”，則可謂未達一間。即沒有注意到在這一點上，古今做法之差異。

（三）關於李善因某題名與“集”異而謂其“誤”的問題

李善因“集”與《文選》所錄之題目不同而有“誤也”“誤”等之說，而此中實多為崇賢之失者。學者或以此為倉促成書所致，失之遠矣。究其所以然，同樣的，乃因未能以古還古而將“異”置於當時的文化背景上考察。我們知道，《文選》所錄作品之來源，其與崇賢所見該作者之集的來源時有不同。此其一。其二，這些詩文有的原本無題，有的被其後的收錄者作過不同程度之改動。如“雜歌”類錄自《漢書·高祖本紀》的漢高祖《歌》，若漢高祖有集，或據《史記·高祖本紀》“高祖還歸，過沛……酒酣，高祖擊築，自為歌詩……”而作《歌詩》；或據《漢書·禮樂志第二》“初，高祖既定天下，過沛，與故人父老相樂，醉酒歡哀，作‘風起’之詩，令沛中僮兒百二十人習而歌之”，而作《風起詩》；或據《史記·樂書第二》“高祖過沛詩三侯之章，令小兒歌之”，而作《過沛詩》（或《三侯之章詩》）；等等。又如李賢等注《後漢書》卷40下《班固傳》之《東都賦》所附的《白雉詩》雲：“《固集》此題篇雲：‘《白雉素烏歌》’，故兼言‘效素烏’。”我們能據《班固集》來斷《東都賦》此處誤嗎？況且，就《文選》本身言，其卷38殷仲文《解尚書表》，卷目作《自解表》；卷39司馬長卿《上書諫獵》，卷目作《上疏諫獵》；同卷枚叔《上書諫吳王》，卷目作《奏書諫吳王濞》；等等。而今人之未明於此與夫疏忽者，或以此為昭明太子的問題，或以此為《文選》倉促成書之一證，是均可謂“失之毫釐，謬以千裡”矣。

（漢）司馬遷：《史記》卷110，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2882頁。

（梁）蕭統：《文選》，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版（影印李注胡刻本），第748頁。又，後引《文選》而不標明者均此。

力之：《關於〈文選〉的編撰工作量、成書狀況與編者問題》。

參胡大雷（《文選詩研究》，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429—431頁）、洪順隆（《〈文選·詠懷詩〉論：與我的六朝題材詩中的詠懷詩觀比較》，載《文選學新論》，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310—332頁）等先生之說。

今傳本《文章緣起》大致保留任昉《文章始》的內容。參吳承學、李曉紅《任昉〈文章緣起〉考論》，見《文學遺產》2007年第4期。

遊志誠：《昭明文選學術論考》，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6年版，第149頁。

（唐）白居易：《白居易集》卷45，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964頁。

力之：《關於〈文選〉“摘史辭以為序”之是非問題》，《古典文獻研究》第13輯〔2010〕。又，王觀國在《學林》卷七《古賦序》中，一雲：“《文選》載揚子雲《解嘲》有序、揚子雲《甘泉賦》有序、賈誼《鵩鳥賦》有序、禰正平《鸚鵡賦》有序、司馬長卿《長門賦》有序、漢武帝《秋風辭》有序、劉子駿《移書責太常博士》有序，以上皆非序也，乃史辭也。昭明摘史辭以為序，誤也。”一雲：“楊子雲《羽獵賦》首有二序……詳其文，序乃雄序也，第二序非序，乃雄賦也。”（田瑞娟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版，第220—221頁）。於此，王氏亦疏矣：“序”亦“昭明摘史辭以為”之。

趙福海等主編：《昭明文選研究論文集：首屆昭明文選國際學術討論會》，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78頁。又，至於顧炎武、程千帆等氏主要因《長門賦序》提及“孝武陳皇後”而認為《長門賦》非司馬相如作，可謂“千慮一失”。參力之《〈文選·長門賦〉為司馬相如作無疑辨》，見作者《〈楚辭〉與中古文獻考說》，成都：巴蜀書社200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