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徐乃為
“物華天寶”,是因某地之山川秀麗、物產豐富而對皇天饋贈的慨嘆;“人傑地靈”,則是因某人之天賦異稟、成就卓特而對後土賜予的感頌。我啟東,江海之一隅,歷史其一瞬;其土,本屬江渚海洲中連接的斥鹵不毛之地;其人,多為天災兵燹中奔逐的逃難墾荒之眾。物本不足為奇,人亦鮮見有異。因此,人們說啟東之景物,難說其“物華天寶”;說啟東之人物,難說其“人傑地靈”。
然而,當仔細讀完《李素伯文集》以及《李素伯紀念文集》之後,卻情不自禁地迸出“人傑地靈”一詞。
李素伯(1908—1937)先生出生在啟東長江邊的西南部小鎮,本寒素之家,且極為坎坷:八歲喪父,十二歲喪母;少年時期即顛沛流離,寄身於親戚之家,勉強完成師範學業,此真人生之不幸。而李素伯所處的時代,是我國封建社會貧弱、愚昧、腐朽、沒落而東西方先進文化窺伺浸淫之際,或謂舊世界之瓦解而新秩序之重建之期,卻是個奔騰激蕩而天翻地覆的時代。因得時代之衝刷,社會之磨礪;其歷國破家亡,經塵難世險;負笈求學,質疑問難;撰文研學,結社編刊,以致迅速成纔。“國家不幸詩家幸,賦到滄桑句便工”,因使其文如萃撥,學似星耀,因此而成為江海大地的文化名人,此又其人生之大“幸”了。
關於李素伯的名聲地位,這裡有一組有趣的類比。南通有“中國近代城”之譽,與之相應的,則是人纔輩出。從晚清到民國,按其被先後稱述之序,有四代“通州四纔子”之說:——代在晚清,是為張謇、範伯子、朱銘盤、顧延卿,姑且稱之“老四纔子”;第二代在晚清則已漸露頭角,民初盡顯纔華的徐益修、曹文麟、顧貺予、顧怡生,此四人恰都是李素伯的老師,故稱之“中四纔子”;第三代則是民國時期在南通求學而砥礪成長的,則是李素伯、吳天石、黃稚松、史友蘭,曾被稱為“小四纔子”;還有一組則蜚聲在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年代,是&ldquo、俞銘璜(如皋)、吳天石、李俊民”……被稱為“蘇北四纔子”。此“蘇北四纔子”其實是與“小四纔子”並行交叉的一輩,而吳天石恰是騎跨兩組的人,表明兩組“纔子”的相關與相似。
張謇早先雖被稱“通州”的“四纔子”,卻是,因此後來“升級”為“晚清四纔子”,其他三位是“繆荃孫、王壬秋、趙爾巽”,都是當時學壇巨擘,聞之如雷貫耳之人。“張謇‘通州’組”範伯子,也是大纔——清詩壇的流派即是“同光詩派”,範伯子與陳三立、鄭孝胥、瀋曾植、張謇等同為這一詩派之翹楚;而朱銘盤、顧延卿,張謇一向視為同道,在《挽顧延卿錫爵》中寫道:“昔年鄉裡推同輩,周(海門籍著名學者周家祿)顧朱張範五人。旗鼓顏行差少長,風雲旅食各鼕春。”至於“中四纔子”,稍舉例一說,徐益修(1877—1953)就是聞名遐邇的大學者,長期擔任之江大學、無錫國專的教授,著述達三十七種一百二十萬字,與學壇巨匠丁福保齊名;而著名學者魏建功、陸侃如、陳從周、蔣禮鴻等為其入室弟子,在學術界享有盛譽。顧怡生是全國著名的教育家,其七十歲時,郭沫若曾專門賦詩:“成人蘭桂騰重馥,淑世琴書仰正宗。”
後一組“四纔子”,俞銘璜曾是華東局宣傳部副部長、江蘇省委宣傳部部長,後還曾任南京大學中文繫主任,全國著名的文藝理論家;吳天石是“文革”前江蘇省教育廳廳長;李俊民(1905—1993)是著名作家,是上海市文聯副主席,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長是革命烈士。
回頭說李素伯一組,李能居其首,吳天石既騎跨兩組,則李素伯的地位可知。
其各組之成纔,自有特殊條件:張謇之,與他的轉益多師,拜遍天下名師是有相當關繫的。僅江寧一地,拜中山書院李小湖、惜陰書院薛雨濃、鳳池書院張裕釗等一代學者;還曾拜在瀋葆楨、夏同善、林天齡、翁同龢、盛昱等高官門下。而徐益修等四人,又多在當時江蘇學政衙門直屬的南菁書院學習;俞銘璜、吳天石四人曾於無錫國專深造。而李素伯沒有這樣的條件,由於家庭經濟原因,隻在南通師範讀書。而且,他的主業是師範學校的教師。他的創作生涯與學術研究是在業餘時候完成的,這與徐益修等專業學者又有很大區別,這就全憑天賦與勤勉了。
而更重要的是,李素伯不到三十歲而英年早逝,卻有“小四纔子”之首的聲譽,若天假以年,能壽終正寢,其可限量乎?
李素伯是作家,是學者,是教師,其一身而三任,都取得令人矚目的成績。
李素伯的成就是關於小品文的學術研究與創作,正是這一點,奠定他在中國現代的學術史與文學史上的地位。
文藝散文(即小品文),雖然與小說、詩歌、戲劇並稱為文學的四大體裁,但是關於小品文的學術認知與理論研究,是落後於其他三種體裁的。新文化運動中的旗手作家魯迅、周作人、朱自清等雖然是散文創作的高手,對散文研究卻隻做了些零星的感悟性述說,他們的散文理論研究並未有意識地去形成體繫。直至20世紀30年代初,李素伯撰寫《小品文研究》,纔使我國新文學研究中,有了本繫統的較為深入的文藝散文研究的理論著作,具有開山的意義。
他在概括小品文特質時,強調了“自我表現為作品的生命;作者個性,人格的表現,尤為小品文必要的條件”,這些話,是極切中肯綮的,至今讀來,猶覺振聾發聵。
他對在五四以來的小品文作家與作品作了分類分序介紹,上編部分分為章節敘述的次序是:周作人、魯迅;朱自清、俞平伯;徐志摩、落華生;冰心、綠漪、陳學昭。下編的不分章節,分別依次排列介紹,他們是:葉紹鈞,郭沫若,鐘敬文,王世穎,徐蔚南,孫福熙,鄭振鐸,豐子愷,繆崇群。
顯然,李素伯的閱讀非常廣泛細致,研究非常深入,因此,評鋻亦非常到位,即令從今天的眼光看來,其排序是符合創作實際的。
李素伯還分出一編,專談“怎樣做小品文”,分“作者的修養與準備”與“做法上的要點”兩章,章四節,第二章六節。既是對當時散文名家創作方法研究的概括提升,也是對自己創作的體味梳理,不僅切合實際,也具有可操作性。
對於李素伯在散文研究中的地位,範培松先生是這樣說的:
在五四之後,中國散文理論研究逐漸形成三大派別,一是以周作人為代表的“言志說”散文理論批評,二是以魯迅為代表的“社會學”散文理論批評,三是以朱自清、李素伯為代表的“文本說”散文理論批評。“文本說”散文理論批評特點是以散文史論、創作論和作家論的“三合一”的全方位研究,標志性成果就是李素伯的《小品文研究》。
——範培松《李素伯文集·序言》
範先生是研究中國散文的學者,這是他縱橫比較而得出的結論。因此,我們可以說,在認知與研究中國現代文學,撰寫中國現代文學史、現代散文史,研究文學創作,尤其是散文創作,李素伯都是不可忽視的一代學者。
有這樣的理論指導,有這樣的細心體悟,因此,他的創作自然就不同尋常。他的小品文,貼近生活,清新暢達,娓娓動人。他的《苦荼草》繫列,使我們看見了當時那類知識分子的生活,甚至會浮現出他們形貌與內心。而其《夏之樂曲三章》《春的旅人》《秋樹》,在當時就得到廣大讀者的喜愛,至今還被人們津津樂道。
實際上,李素伯對詩歌也曾做過專門研究,一篇叫作《中國詩人與自然》,大致是對古典詩歌的研究;另一篇《漫談新詩》,則是對新詩的研究。
《中國詩人與自然》這篇文章,是專題論文。其實,中國的古人,對詩歌的“情與境”“意與境”“志與境”“理與境”等都有深入的體悟與述說,唯獨對發生“情、意、志、理”的主體的人,關切不多。因此,作者就“人”這一主體與自然的關繫,作了觀察與思考。文中涉及自然與自然美;涉及人與自然關繫,涉及人類社會中自然的種種屬性,或者說人在自然中的觀照,等等。論文從《詩經》到唐宋詩歌中的“客觀自然”都作了分析。說到《詩經》中的比興之像,說到《楚辭》中對自然的神化,說到漢魏時期人的真性情在自然中的流露,說到晉宋對大自然的歌頌等等,說到“真隱逸”,也說到詩人“身在山林,心縈魏闕”的寄慨,也說到“終南捷徑”。還對早的山水田園詩人陶淵明、謝靈運都做了分析。
在《漫談新詩》這篇文章中,對誕生不久的新詩體做了較為深入的思考,涉及了作者、涉及了形式、涉及了韻律。
作為理論文章,這兩篇似乎有急就章之嫌,然而,在他留下的古典詩歌與新詩中,還是看出了詩人的高卓與無盡的纔華。他似乎信手撚來,倚馬可待;詩思如風生水起,湧流不絕。有一題謂之《柳絮》的七律,旁人看來,題目是那麼的具體狹窄,然而他竟然一氣寫下八首之多!從不同視角,有各自旨趣,不見重復,不覺空泛,令人稱奇。今隨手另引幾首——
過舊送別處
柳碧傷心樹,桃紅無賴春。
空餘舊年色,不見舊年人。
第三句“平平仄平仄”,是合理變格。
這首短詩,似乎讓人們領略晏殊的《浣溪沙》“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的意境,柳桃宛在,舊景依然,人卻“杳如黃鶴”。
秋來城郭氣蕭條,郭外長江接海遙。
山外夕陽鴉點點,水邊寒荻雁蕭蕭。
西來淮水浮屠影,東去風帆落葉飄。
誰識天涯遊子意,鄉思今夜夢魂勞。
看來,詩人對“人與自然”有深切之感,把自己融進自然景物之中:秋天、城郭、長江、淮水、遠海、文峰塔(浮屠)、風帆。這些景物,空疏中曠遠,溫婉中淒清。頷聯中化用隋煬帝“寒鴉飛數點,流水繞孤村”,劉禹錫“故壘蕭蕭蘆荻秋”等典故,不著影跡。後極為自然地融進作為遊子的詩人的鄉關之思中。
當然,較多詩句表達出詩人的家國情懷而有時代氣息:“落盡書生憂國淚,中原大事費商量”(《觸目》);“幽思壯志誰堪訴,獨立斜陽意渺然”(《秋日雜感》);“尚能容我天還大,不可言人事莫為”(《言懷》);“斡旋天地無來者,排擊風霜有此身”(《乙丑重九後四日十八初度感賦》),從中看出憤世嫉俗而欲一試身手的青年志士的形像。
讀李素伯的新詩,猶能觸摸到郭沫若、聞一多等人創導的狂飆突進時代的餘緒。有韻有律是李素伯新詩的顯著特征,說明著他是帶著舊時代的影跡而來。其中《春之夜》四節,每節四句,每句九字,每節一韻,顯然受了聞一多新格律詩的影響而作的實踐。
作為文人的李素伯,他的涉及是寬泛的,纔華是全面的。
他的“文言小品”,題材多樣,形式活潑;駢散自如,典實熨帖。抒發情愫的真摯,駕馭文字的嫻熟,在他那個時代,他那種類型中,是出類撥萃的,是難以企及的。即使是幾句的銘文,亦充盈理趣:
鎮紙銘
紙之卷,猶可直也;
心之過,不可滌也。
非識之博而思之銳者,何以寫得出如此警醒之語!
李素伯有非同一般的藝術天賦,他的繪畫亦負盛名。他的國畫,我們從《李素伯文集》的插頁可窺見一二。在20世紀30年代,他與尤無曲、丁守謙被稱為南通畫壇三傑,這實在令人訝異不已!他隻是師範畢業生,而當代著名國畫家尤無曲(1910—2006),幼時曾為陳師曾等大師指點,1929年考入上海美術專科學校中國畫科,為黃賓虹、鄭午昌等名家親授。而李素伯竟然與尤無曲齊名,並常為尤無曲的畫題簽,其天分、其畫藝、其名望便可見一斑了。
至於說他作為教師的成功,或者說他教育方面的業績,我們隻需正視這樣的事實:作為早已過世的歷史人物的李素伯之所以被重新提起與研究,得益於他的早已退休的學生的回憶以及對他生平事跡與作品的搜集,這足以說明問題,享有這樣殊榮的老師,在教育史上是不多見的。關於這一點,本書有許多這樣的文章,這裡就不再多說了。
英年早逝的李素伯先生是全纔,是奇纔,是大纔;而其所以成纔,令人關切,令人好奇,值得推究一番。
一、李素伯有過人的天賦,這是其成纔的基礎條件。李素伯在農村小學啟蒙,在海復鎮上小學,這與歷史文化厚重的南通、如皋、海門不可同日而語。然而,在文集中,早的詩歌是十五虛歲時所作,為“樂府詩”舊題“子夜歌”二首;特別是同一年作的七律《九日感懷》,令人印像深刻:
五年做客當今日,九日黃花復此朝。
滿眼江山羊祜淚,終身孤憤子胥潮。
無多憂樂華顛換,幾許風霜髀肉消。
我欲登高愁悵望,燕雲青紫黯魂銷。
此詩完整圓熟,情境和諧,從題旨內容,詞語用典無可挑剔。典故“羊祜”“子胥”“憂樂”“燕雲”“青紫”,非十五歲兒童能熟知並使用。隻是作為相挨韻腳的“消”“銷”,音全同,義亦近,確在避忌之列。首聯兩個“日”字,亦當注意,後可改“月”,題中已有“九日”,讀者會知其用心所在。他可是十五虛歲的孩子呀。他在十六七歲時已作了大量的詩作,有的非常老到,在十七歲時,已有結集的意向,真是早慧又早熟了!
二、李素伯有遠大的志向,這是其成纔的重要條件。王陽明說:“志不立,天下無可成之事。”(《教條示龍場諸生》)李素伯的性格是溫婉靜穆的,是想而後切實做、行而不必見於言的那種。當然,他在暗中是立下遠大理想的,否則,很難想像他年紀輕輕而取得如此成績。十九歲那年寫的《傷春三疊·序》中有這麼一句:“詩成甲子當編集,生後庚寅合有辭。”上句有自注“予學作詩自甲子始”。甲子是他十七歲的時候,那是說,他那時就立下寫詩即當編集傳世的志向。下句則須解釋一下,李素伯短暫的一生未逢“庚寅年”,他出生前的庚寅年是1890年,死後的庚寅是1950年。而“寅”即虎。“庚寅”,即“庚虎”,“庚虎”是“白虎”。指二十八宿中位於西方的奎、婁、胃、昴、畢、觜、參七宿。因庚在五方中屬西方,故白虎又稱“庚虎”。唐呂岩《七言》詩:“庚虎循環餐絳雪,甲龍夭喬迸靈泉。”《協紀辨方書》秘樞經》:“白虎者,歲中兇神也。”因此,此句之意是指自己死後。而“合有辭”,指後世對他的評價,他是在乎的,自然是正面的、榮隆的。可見,李素伯早早就立志著述成編,流芳百世。當然,他說得很委婉,說得很隱約。再說他十五虛歲做的《重陽感懷》,即可看得出,還是孩提的李素伯就崇尚羊祜一生的重大建樹,感佩羊祜死後被人懷念的光榮;他悲悼伍子胥的悲劇,感嘆他以定時的潮汐表現心志的永恆。而範仲淹的“憂樂”觀也已經深入了他的心志。在《秋日雜感二首》中“作賦須追王勃後,執鞭要在祖生先”,顯然,這裡將王勃之纔視為自己目標,以祖逖之志作為實現目標的榜樣。《乙丑重九後四日十八初度感賦》中“閉門羞為陳正字,虛名敢羨杜樊川。酒酣那覓封侯處,獨自長吟寶劍篇”句,這裡以陳師道、杜牧之自詡,以“封侯”之榮作為自己的目標。“獨吟寶劍篇”,則表明他的矜持。這些都說明了,他要做歷史上的王勃、杜牧之流的一流文學家。
李素伯在過二十五歲的生日時,竟然有九首《絕句》是“集龔詩”,這是發人深省的。龔自珍為什麼那麼引起他的共鳴呢?從其所集的詩句中可以找到答案,首是題自己的照片的:“子雲壯歲雕蟲感,狼藉丹黃竊自哀。今日不揮閑時淚,九州生氣恃風雷。”他把自己比作揚雄,空有學問,無人援引,從而表示出無比悵惘。其他八首,有與其相類者。這樣暗中表示其志向的還有不少。一個人,有志向,纔有目標;有目標,纔有動力,纔能實現。
三、李素伯的勤勉與用心,是他成纔的根本條件。我們舉幾個具體實例。
他在十八歲那年,自己編訂《獨賞集》,收錄古今人詩四千多首,凡十六卷,共八冊。其披覽之廣,閱讀之勤,品鋻之深,收獲之實,可以想見了。
十九歲那年編《海門耆舊傳》,其“序”中說,他“既悼末俗之陵替,懼文獻之放失,因不自揆,乃旁羅載籍,荟萃舊聞,為耆舊傳二卷,附列女傳一卷,所以賡揚前烈,誘迪方來,……餘之志也”。請注意,他不是從“志乘”中獲得,而是“旁羅載籍”所致,他是這樣的有心,這樣的用心!對祖國文化、對家鄉人文,那種摯愛之情,那種負責精神,是那樣的深切與高遠,令人肅然起敬。
《李素伯文集》附錄的末,是《讀書筆記輯存》,凡二十四則。涉及詩文語句,典則故事,文物雜項,古今人物,遺詩巧對,……今隻舉第二十四則《惆悵錄》,凡一百五十六字,所引書有《王氏譜》《衛玠別傳》《漢書》《世說新語》《晉書》及桓譚的《新論》,其如此用心,能不成為大家嗎?
我們從他的文集中可以看出,他把古時經典似乎已經盡皆讀遍,於是他把眼光轉向近代的聖哲。剛纔舉其“集龔詩”九首,集中還有“集龔”的《綺懷十絕句》,可見對這位近代進取的大詩人龔自珍詩研讀的深入。他還有《讀散原精舍詩有作》,那是讀了陳三立的《散原精舍詩文集》後所做;又有《讀海藏樓詩有作》,那是讀了鄭孝胥詩集後所做;我還發現他的詩文中的許許多多素……他就是這樣用心地搜羅吮吸古今學養的。
李素伯的文思是十分精深思辨的,在其十八歲那年,有《字質庵說》一文,那是對自己的自取字“質庵”的解釋,詮釋自己為什麼取“質”,論說“文”與“質”的關繫。文質之爭,是古代學人的傳統論題,著名的哲學命題。主要指文學作品的內容和形式的關繫,同時也具有文華和質樸的含義。出自孔子的《論語·雍也》:“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劉勰在《文心雕龍·情采》中提出了“文附質”“質持文”,文質並茂、互為依存的觀點。李素伯取“質”為字,體現出他對“文質”關繫的看法,認為“質”在“文質”中的主導地位,潛意識地表露出他固本求質、不尚浮華的品格,——當然,他不排除本“真”中之“善美”,此以其所留文集為證。由此可知,李素伯對傳統文化的崇尚以及獨立思考。——那時,他纔十八虛歲。
還須一說的是,李素伯的文章中,屢屢引用日本及西方學者的論著,還翻譯了歐洲小說《新車》,這足以證明李素伯善於廣泛吸取先進文化,可以看出他所以有廣闊高遠的學術視野。
李素伯有這樣的天賦,立有這樣的志向,又那樣的勤奮,思辨是這樣的縝密,他取得這樣的成就,就不難理解了。
行文至此,使我想起了他同時代的兩位蜚聲學壇的同鄉,住在他老家二三十裡遠的海門三陽鎮的陸侃如(1903—1978)與海門湯家鎮的卞之琳(1910—2000)。陸、卞兩人是創作與研學兼顧的,卞則初以創作聞名,而陸後以研學譽世。李素伯創作之業績,約略如卞之琳;而治學之成就,約略如陸侃如。倘天假其年,必能兼陸、卞之長,而譽滿當代,光耀史乘。
可惜,天妒英纔。李素伯不到三十歲,就英年早逝了!這是何等的痛惜與遺憾!李素伯是啟東“地靈”生長出的“人傑”,李素伯是啟東的驕傲。我們紀念李素伯先生,更要研究李素伯先生,傳承李素伯先生。我們應當創造出無愧於時代的文化。留給人們,留給歷史。
徐乃為
2021年3月1日於南通霄泉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