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徐乃為
“物華天寶”，是因某地之山川秀麗、物產豐富而對皇天饋贈的慨嘆；“人傑地靈”，則是因某人之天賦異稟、成就卓特而對後土賜予的感頌。我啟東，江海之一隅，歷史其一瞬；其土，本屬江渚海洲中連接的斥鹵不毛之地；其人，多為天災兵燹中奔逐的逃難墾荒之眾。物本不足為奇，人亦鮮見有異。因此，人們說啟東之景物，難說其“物華天寶”；說啟東之人物，難說其“人傑地靈”。
然而，當仔細讀完《李素伯文集》以及《李素伯紀念文集》之後，卻情不自禁地迸出“人傑地靈”一詞。
李素伯（1908—1937）先生出生在啟東長江邊的西南部小鎮，本寒素之家，且極為坎坷：八歲喪父，十二歲喪母；少年時期即顛沛流離，寄身於親戚之家，勉強完成師範學業，此真人生之不幸。而李素伯所處的時代，是我國封建社會貧弱、愚昧、腐朽、沒落而東西方先進文化窺伺浸淫之際，或謂舊世界之瓦解而新秩序之重建之期，卻是個奔騰激蕩而天翻地覆的時代。因得時代之衝刷，社會之磨礪；其歷國破家亡，經塵難世險；負笈求學，質疑問難；撰文研學，結社編刊，以致迅速成纔。“國家不幸詩家幸，賦到滄桑句便工”，因使其文如萃撥，學似星耀，因此而成為江海大地的文化名人，此又其人生之大“幸”了。
關於李素伯的名聲地位，這裡有一組有趣的類比。南通有“中國近代城”之譽，與之相應的，則是人纔輩出。從晚清到民國，按其被先後稱述之序，有四代“通州四纔子”之說：——代在晚清，是為張謇、範伯子、朱銘盤、顧延卿，姑且稱之“老四纔子”；第二代在晚清則已漸露頭角，民初盡顯纔華的徐益修、曹文麟、顧貺予、顧怡生，此四人恰都是李素伯的老師，故稱之“中四纔子”；第三代則是民國時期在南通求學而砥礪成長的，則是李素伯、吳天石、黃稚松、史友蘭，曾被稱為“小四纔子”；還有一組則蜚聲在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年代，是&ldquo、俞銘璜（如皋）、吳天石、李俊民”……被稱為“蘇北四纔子”。此“蘇北四纔子”其實是與“小四纔子”並行交叉的一輩，而吳天石恰是騎跨兩組的人，表明兩組“纔子”的相關與相似。
張謇早先雖被稱“通州”的“四纔子”，卻是，因此後來“升級”為“晚清四纔子”，其他三位是“繆荃孫、王壬秋、趙爾巽”，都是當時學壇巨擘，聞之如雷貫耳之人。“張謇‘通州’組”範伯子，也是大纔——清詩壇的流派即是“同光詩派”，範伯子與陳三立、鄭孝胥、瀋曾植、張謇等同為這一詩派之翹楚；而朱銘盤、顧延卿，張謇一向視為同道，在《挽顧延卿錫爵》中寫道：“昔年鄉裡推同輩，周（海門籍著名學者周家祿）顧朱張範五人。旗鼓顏行差少長，風雲旅食各鼕春。”至於“中四纔子”，稍舉例一說，徐益修（1877—1953）就是聞名遐邇的大學者，長期擔任之江大學、無錫國專的教授，著述達三十七種一百二十萬字，與學壇巨匠丁福保齊名；而著名學者魏建功、陸侃如、陳從周、蔣禮鴻等為其入室弟子，在學術界享有盛譽。顧怡生是全國著名的教育家，其七十歲時，郭沫若曾專門賦詩：“成人蘭桂騰重馥，淑世琴書仰正宗。”
後一組“四纔子”，俞銘璜曾是華東局宣傳部副部長、江蘇省委宣傳部部長，後還曾任南京大學中文繫主任，全國著名的文藝理論家；吳天石是“文革”前江蘇省教育廳廳長；李俊民（1905—1993）是著名作家，是上海市文聯副主席，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長是革命烈士。
回頭說李素伯一組，李能居其首，吳天石既騎跨兩組，則李素伯的地位可知。
其各組之成纔，自有特殊條件：張謇之，與他的轉益多師，拜遍天下名師是有相當關繫的。僅江寧一地，拜中山書院李小湖、惜陰書院薛雨濃、鳳池書院張裕釗等一代學者；還曾拜在瀋葆楨、夏同善、林天齡、翁同龢、盛昱等高官門下。而徐益修等四人，又多在當時江蘇學政衙門直屬的南菁書院學習；俞銘璜、吳天石四人曾於無錫國專深造。而李素伯沒有這樣的條件，由於家庭經濟原因，隻在南通師範讀書。而且，他的主業是師範學校的教師。他的創作生涯與學術研究是在業餘時候完成的，這與徐益修等專業學者又有很大區別，這就全憑天賦與勤勉了。
而更重要的是，李素伯不到三十歲而英年早逝，卻有“小四纔子”之首的聲譽，若天假以年，能壽終正寢，其可限量乎？
李素伯是作家，是學者，是教師，其一身而三任，都取得令人矚目的成績。
李素伯的成就是關於小品文的學術研究與創作，正是這一點，奠定他在中國現代的學術史與文學史上的地位。
文藝散文（即小品文），雖然與小說、詩歌、戲劇並稱為文學的四大體裁，但是關於小品文的學術認知與理論研究，是落後於其他三種體裁的。新文化運動中的旗手作家魯迅、周作人、朱自清等雖然是散文創作的高手，對散文研究卻隻做了些零星的感悟性述說，他們的散文理論研究並未有意識地去形成體繫。直至20世紀30年代初，李素伯撰寫《小品文研究》，纔使我國新文學研究中，有了本繫統的較為深入的文藝散文研究的理論著作，具有開山的意義。
他在概括小品文特質時，強調了“自我表現為作品的生命；作者個性，人格的表現，尤為小品文必要的條件”，這些話，是極切中肯綮的，至今讀來，猶覺振聾發聵。
他對在五四以來的小品文作家與作品作了分類分序介紹，上編部分分為章節敘述的次序是：周作人、魯迅；朱自清、俞平伯；徐志摩、落華生；冰心、綠漪、陳學昭。下編的不分章節，分別依次排列介紹，他們是：葉紹鈞，郭沫若，鐘敬文，王世穎，徐蔚南，孫福熙，鄭振鐸，豐子愷，繆崇群。
顯然，李素伯的閱讀非常廣泛細致，研究非常深入，因此，評鋻亦非常到位，即令從今天的眼光看來，其排序是符合創作實際的。
李素伯還分出一編，專談“怎樣做小品文”，分“作者的修養與準備”與“做法上的要點”兩章，章四節，第二章六節。既是對當時散文名家創作方法研究的概括提升，也是對自己創作的體味梳理，不僅切合實際，也具有可操作性。
對於李素伯在散文研究中的地位，範培松先生是這樣說的：
在五四之後，中國散文理論研究逐漸形成三大派別，一是以周作人為代表的“言志說”散文理論批評，二是以魯迅為代表的“社會學”散文理論批評，三是以朱自清、李素伯為代表的“文本說”散文理論批評。“文本說”散文理論批評特點是以散文史論、創作論和作家論的“三合一”的全方位研究，標志性成果就是李素伯的《小品文研究》。
——範培松《李素伯文集·序言》
範先生是研究中國散文的學者，這是他縱橫比較而得出的結論。因此，我們可以說，在認知與研究中國現代文學，撰寫中國現代文學史、現代散文史，研究文學創作，尤其是散文創作，李素伯都是不可忽視的一代學者。
有這樣的理論指導，有這樣的細心體悟，因此，他的創作自然就不同尋常。他的小品文，貼近生活，清新暢達，娓娓動人。他的《苦荼草》繫列，使我們看見了當時那類知識分子的生活，甚至會浮現出他們形貌與內心。而其《夏之樂曲三章》《春的旅人》《秋樹》，在當時就得到廣大讀者的喜愛，至今還被人們津津樂道。
實際上，李素伯對詩歌也曾做過專門研究，一篇叫作《中國詩人與自然》，大致是對古典詩歌的研究；另一篇《漫談新詩》，則是對新詩的研究。
《中國詩人與自然》這篇文章，是專題論文。其實，中國的古人，對詩歌的“情與境”“意與境”“志與境”“理與境”等都有深入的體悟與述說，唯獨對發生“情、意、志、理”的主體的人，關切不多。因此，作者就“人”這一主體與自然的關繫，作了觀察與思考。文中涉及自然與自然美；涉及人與自然關繫，涉及人類社會中自然的種種屬性，或者說人在自然中的觀照，等等。論文從《詩經》到唐宋詩歌中的“客觀自然”都作了分析。說到《詩經》中的比興之像，說到《楚辭》中對自然的神化，說到漢魏時期人的真性情在自然中的流露，說到晉宋對大自然的歌頌等等，說到“真隱逸”，也說到詩人“身在山林，心縈魏闕”的寄慨，也說到“終南捷徑”。還對早的山水田園詩人陶淵明、謝靈運都做了分析。
在《漫談新詩》這篇文章中，對誕生不久的新詩體做了較為深入的思考，涉及了作者、涉及了形式、涉及了韻律。
作為理論文章，這兩篇似乎有急就章之嫌，然而，在他留下的古典詩歌與新詩中，還是看出了詩人的高卓與無盡的纔華。他似乎信手撚來，倚馬可待；詩思如風生水起，湧流不絕。有一題謂之《柳絮》的七律，旁人看來，題目是那麼的具體狹窄，然而他竟然一氣寫下八首之多！從不同視角，有各自旨趣，不見重復，不覺空泛，令人稱奇。今隨手另引幾首——
過舊送別處
柳碧傷心樹，桃紅無賴春。
空餘舊年色，不見舊年人。
第三句“平平仄平仄”，是合理變格。
這首短詩，似乎讓人們領略晏殊的《浣溪沙》“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的意境，柳桃宛在，舊景依然，人卻“杳如黃鶴”。
秋來城郭氣蕭條，郭外長江接海遙。
山外夕陽鴉點點，水邊寒荻雁蕭蕭。
西來淮水浮屠影，東去風帆落葉飄。
誰識天涯遊子意，鄉思今夜夢魂勞。
看來，詩人對“人與自然”有深切之感，把自己融進自然景物之中：秋天、城郭、長江、淮水、遠海、文峰塔（浮屠）、風帆。這些景物，空疏中曠遠，溫婉中淒清。頷聯中化用隋煬帝“寒鴉飛數點，流水繞孤村”，劉禹錫“故壘蕭蕭蘆荻秋”等典故，不著影跡。後極為自然地融進作為遊子的詩人的鄉關之思中。
當然，較多詩句表達出詩人的家國情懷而有時代氣息：“落盡書生憂國淚，中原大事費商量”（《觸目》）；“幽思壯志誰堪訴，獨立斜陽意渺然”（《秋日雜感》）；“尚能容我天還大，不可言人事莫為”（《言懷》）；“斡旋天地無來者，排擊風霜有此身”（《乙丑重九後四日十八初度感賦》），從中看出憤世嫉俗而欲一試身手的青年志士的形像。
讀李素伯的新詩，猶能觸摸到郭沫若、聞一多等人創導的狂飆突進時代的餘緒。有韻有律是李素伯新詩的顯著特征，說明著他是帶著舊時代的影跡而來。其中《春之夜》四節，每節四句，每句九字，每節一韻，顯然受了聞一多新格律詩的影響而作的實踐。
作為文人的李素伯，他的涉及是寬泛的，纔華是全面的。
他的“文言小品”，題材多樣，形式活潑；駢散自如，典實熨帖。抒發情愫的真摯，駕馭文字的嫻熟，在他那個時代，他那種類型中，是出類撥萃的，是難以企及的。即使是幾句的銘文，亦充盈理趣：
鎮紙銘
紙之卷，猶可直也；
心之過，不可滌也。
非識之博而思之銳者，何以寫得出如此警醒之語！
李素伯有非同一般的藝術天賦，他的繪畫亦負盛名。他的國畫，我們從《李素伯文集》的插頁可窺見一二。在20世紀30年代，他與尤無曲、丁守謙被稱為南通畫壇三傑，這實在令人訝異不已！他隻是師範畢業生，而當代著名國畫家尤無曲（1910—2006），幼時曾為陳師曾等大師指點，1929年考入上海美術專科學校中國畫科，為黃賓虹、鄭午昌等名家親授。而李素伯竟然與尤無曲齊名，並常為尤無曲的畫題簽，其天分、其畫藝、其名望便可見一斑了。
至於說他作為教師的成功，或者說他教育方面的業績，我們隻需正視這樣的事實：作為早已過世的歷史人物的李素伯之所以被重新提起與研究，得益於他的早已退休的學生的回憶以及對他生平事跡與作品的搜集，這足以說明問題，享有這樣殊榮的老師，在教育史上是不多見的。關於這一點，本書有許多這樣的文章，這裡就不再多說了。
英年早逝的李素伯先生是全纔，是奇纔，是大纔；而其所以成纔，令人關切，令人好奇，值得推究一番。
一、李素伯有過人的天賦，這是其成纔的基礎條件。李素伯在農村小學啟蒙，在海復鎮上小學，這與歷史文化厚重的南通、如皋、海門不可同日而語。然而，在文集中，早的詩歌是十五虛歲時所作，為“樂府詩”舊題“子夜歌”二首；特別是同一年作的七律《九日感懷》，令人印像深刻：
五年做客當今日，九日黃花復此朝。
滿眼江山羊祜淚，終身孤憤子胥潮。
無多憂樂華顛換，幾許風霜髀肉消。
我欲登高愁悵望，燕雲青紫黯魂銷。
此詩完整圓熟，情境和諧，從題旨內容，詞語用典無可挑剔。典故“羊祜”“子胥”“憂樂”“燕雲”“青紫”，非十五歲兒童能熟知並使用。隻是作為相挨韻腳的“消”“銷”，音全同，義亦近，確在避忌之列。首聯兩個“日”字，亦當注意，後可改“月”，題中已有“九日”，讀者會知其用心所在。他可是十五虛歲的孩子呀。他在十六七歲時已作了大量的詩作，有的非常老到，在十七歲時，已有結集的意向，真是早慧又早熟了！
二、李素伯有遠大的志向，這是其成纔的重要條件。王陽明說：“志不立，天下無可成之事。”（《教條示龍場諸生》）李素伯的性格是溫婉靜穆的，是想而後切實做、行而不必見於言的那種。當然，他在暗中是立下遠大理想的，否則，很難想像他年紀輕輕而取得如此成績。十九歲那年寫的《傷春三疊·序》中有這麼一句：“詩成甲子當編集，生後庚寅合有辭。”上句有自注“予學作詩自甲子始”。甲子是他十七歲的時候，那是說，他那時就立下寫詩即當編集傳世的志向。下句則須解釋一下，李素伯短暫的一生未逢“庚寅年”，他出生前的庚寅年是1890年，死後的庚寅是1950年。而“寅”即虎。“庚寅”，即“庚虎”，“庚虎”是“白虎”。指二十八宿中位於西方的奎、婁、胃、昴、畢、觜、參七宿。因庚在五方中屬西方，故白虎又稱“庚虎”。唐呂岩《七言》詩：“庚虎循環餐絳雪，甲龍夭喬迸靈泉。”《協紀辨方書》秘樞經》：“白虎者，歲中兇神也。”因此，此句之意是指自己死後。而“合有辭”，指後世對他的評價，他是在乎的，自然是正面的、榮隆的。可見，李素伯早早就立志著述成編，流芳百世。當然，他說得很委婉，說得很隱約。再說他十五虛歲做的《重陽感懷》，即可看得出，還是孩提的李素伯就崇尚羊祜一生的重大建樹，感佩羊祜死後被人懷念的光榮；他悲悼伍子胥的悲劇，感嘆他以定時的潮汐表現心志的永恆。而範仲淹的“憂樂”觀也已經深入了他的心志。在《秋日雜感二首》中“作賦須追王勃後，執鞭要在祖生先”，顯然，這裡將王勃之纔視為自己目標，以祖逖之志作為實現目標的榜樣。《乙丑重九後四日十八初度感賦》中“閉門羞為陳正字，虛名敢羨杜樊川。酒酣那覓封侯處，獨自長吟寶劍篇”句，這裡以陳師道、杜牧之自詡，以“封侯”之榮作為自己的目標。“獨吟寶劍篇”，則表明他的矜持。這些都說明了，他要做歷史上的王勃、杜牧之流的一流文學家。
李素伯在過二十五歲的生日時，竟然有九首《絕句》是“集龔詩”，這是發人深省的。龔自珍為什麼那麼引起他的共鳴呢？從其所集的詩句中可以找到答案，首是題自己的照片的：“子雲壯歲雕蟲感，狼藉丹黃竊自哀。今日不揮閑時淚，九州生氣恃風雷。”他把自己比作揚雄，空有學問，無人援引，從而表示出無比悵惘。其他八首，有與其相類者。這樣暗中表示其志向的還有不少。一個人，有志向，纔有目標；有目標，纔有動力，纔能實現。
三、李素伯的勤勉與用心，是他成纔的根本條件。我們舉幾個具體實例。
他在十八歲那年，自己編訂《獨賞集》，收錄古今人詩四千多首，凡十六卷，共八冊。其披覽之廣，閱讀之勤，品鋻之深，收獲之實，可以想見了。
十九歲那年編《海門耆舊傳》，其“序”中說，他“既悼末俗之陵替，懼文獻之放失，因不自揆，乃旁羅載籍，荟萃舊聞，為耆舊傳二卷，附列女傳一卷，所以賡揚前烈，誘迪方來，……餘之志也”。請注意，他不是從“志乘”中獲得，而是“旁羅載籍”所致，他是這樣的有心，這樣的用心！對祖國文化、對家鄉人文，那種摯愛之情，那種負責精神，是那樣的深切與高遠，令人肅然起敬。
《李素伯文集》附錄的末，是《讀書筆記輯存》，凡二十四則。涉及詩文語句，典則故事，文物雜項，古今人物，遺詩巧對，……今隻舉第二十四則《惆悵錄》，凡一百五十六字，所引書有《王氏譜》《衛玠別傳》《漢書》《世說新語》《晉書》及桓譚的《新論》，其如此用心，能不成為大家嗎？
我們從他的文集中可以看出，他把古時經典似乎已經盡皆讀遍，於是他把眼光轉向近代的聖哲。剛纔舉其“集龔詩”九首，集中還有“集龔”的《綺懷十絕句》，可見對這位近代進取的大詩人龔自珍詩研讀的深入。他還有《讀散原精舍詩有作》，那是讀了陳三立的《散原精舍詩文集》後所做；又有《讀海藏樓詩有作》，那是讀了鄭孝胥詩集後所做；我還發現他的詩文中的許許多多素……他就是這樣用心地搜羅吮吸古今學養的。
李素伯的文思是十分精深思辨的，在其十八歲那年，有《字質庵說》一文，那是對自己的自取字“質庵”的解釋，詮釋自己為什麼取“質”，論說“文”與“質”的關繫。文質之爭，是古代學人的傳統論題，著名的哲學命題。主要指文學作品的內容和形式的關繫，同時也具有文華和質樸的含義。出自孔子的《論語·雍也》：“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劉勰在《文心雕龍·情采》中提出了“文附質”“質持文”，文質並茂、互為依存的觀點。李素伯取“質”為字，體現出他對“文質”關繫的看法，認為“質”在“文質”中的主導地位，潛意識地表露出他固本求質、不尚浮華的品格，——當然，他不排除本“真”中之“善美”，此以其所留文集為證。由此可知，李素伯對傳統文化的崇尚以及獨立思考。——那時，他纔十八虛歲。
還須一說的是，李素伯的文章中，屢屢引用日本及西方學者的論著，還翻譯了歐洲小說《新車》，這足以證明李素伯善於廣泛吸取先進文化，可以看出他所以有廣闊高遠的學術視野。
李素伯有這樣的天賦，立有這樣的志向，又那樣的勤奮，思辨是這樣的縝密，他取得這樣的成就，就不難理解了。
行文至此，使我想起了他同時代的兩位蜚聲學壇的同鄉，住在他老家二三十裡遠的海門三陽鎮的陸侃如（1903—1978）與海門湯家鎮的卞之琳（1910—2000）。陸、卞兩人是創作與研學兼顧的，卞則初以創作聞名，而陸後以研學譽世。李素伯創作之業績，約略如卞之琳；而治學之成就，約略如陸侃如。倘天假其年，必能兼陸、卞之長，而譽滿當代，光耀史乘。
可惜，天妒英纔。李素伯不到三十歲，就英年早逝了！這是何等的痛惜與遺憾！李素伯是啟東“地靈”生長出的“人傑”，李素伯是啟東的驕傲。我們紀念李素伯先生，更要研究李素伯先生，傳承李素伯先生。我們應當創造出無愧於時代的文化。留給人們，留給歷史。
徐乃為
2021年3月1日於南通霄泉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