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瀋津
今年九月中旬，李軍兄即告訴我先生會在中秋節那一天由寧返蘇，他希望與我見面。這幾年，燮翁和我都感到年齡逐年增大，老朋友間見面實非易事，故衹要燮翁在蘇州，我們就一定要選個地方聊聊，而居中聯絡者就是李軍兄。所以，國慶前的一天，我們又如約相聚在蘇州博物館的古籍圖書館裏。
剛坐下，還沒寒暄幾句，燮翁就遞過來一張紙，衹説了三個字：“你看看。”原來是老先生和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合作，擬出版自己的文集，紙上是他手抄的目録。他要我拍下圖片，讓我爲他的集子寫篇序。他下的通牒是：“你給丁瑜的《延年集》寫了序，我的書你能不寫嗎？”
我和燮翁是忘年之交，早在上個世紀的七十年代就認識了，之間的互動，都是因編纂《中國古籍善本書目》而起。一九七七年秋，北京、上海、南京等地的圖書館專家學者爲即將編纂的《中國古籍善本書目》起草了“收録範圍”“著録條例”“分類表”三個文件。次年的三月二十六日至四月八日，編輯《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的全國會議在南京舉行，而我們都參會並發表了意見。
不可否認的是，《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是近百年來編得好的一部聯合目録，剛進入八十年代，人們的生活並不寬裕，物資仍然匱乏，但是編委會的工作始終有條不紊地奮力邁進。我還記得，那時我們每天在分編室裏接觸的是八百多個圖書館上報的卡片，面對各種不合常理的著録方式，也衹能憑藉過去的經驗去辨識卡片上的著録有無錯誤。燮翁和我們私下裏調侃説：我們這些人成天都和卡片打交道，我們都成了片（騙）子手了。 當然，也正是在那樣的環境下，我們每一位參與者的眼界纔變得更爲開闊，分辨及鑒定能力也相應提高許多。很多青年同事在經過這樣的訓練後，業務上也奠定了基礎。
一九八一年至一九八七年，編委會曾借上海圖書館的二〇六室，作爲經部、史部復審、定稿的工作室，編委會的主編顧廷龍，副主編冀淑英、潘天禎，顧問潘景鄭，與燮翁、任光亮、我等聚於一室。能和當時國內好的版本目録學家一起工作，是我們幾人的緣分。當年參加編委會彙編、復審、定稿的人員已大半凋零，如今僅存燮翁、丁瑜、任光亮、我四人了。燮翁是自始至終的參加者之一，無論在南京、上海，還是在北京，他都堅決服從編委會的安排，從不討價還價，認真做事，克盡厥職，功成不居，爲《善本書目》的完成做出了重要貢獻。燮翁爲了工作，四海爲家，毫無怨言。我以爲他參與編委會工作的十餘年，是他數十年圖書館生涯中意濃、色燦、義重的一段經歷。
燮翁的版本鑒定能力很強，顧廷龍先生曾戲贈他一頂“派出所所長”的桂冠。一九八〇年代，我們在北京參加《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編委會工作期間，有一次同去北京某圖書館看一些有問題的版本圖書時，編委會（四川省圖書館古籍部，英年早逝）委託燮翁順便也審看一下該館藏的明正德刻本《中吳紀聞》。那是因在審閲此書卡片時，發現卡片上寫有“據宋本校及清黃丕烈校”，並有李盛鐸跋。他覺得“黃丕烈校”有疑問，曾請教過同在編委會工作的該大學館某先生，某先生説沒問題。不放心，就請燮翁和我去看一下黃跋的真僞。燮翁是研究黃丕烈的專家，當時已從事黃跋的搜集整理，所以他對“黃體”太熟悉了。果不其然，書剛一打開，他就一眼定“乾坤”。黃跋的字有些形似，但沒有黃丕烈的韻味，那當然是後人摹寫，而非黃氏手書。後《中國古籍善本書目》雖收入此書，但刪去有黃跋之語。那天我們還看了該館一種明抄本，也有黃丕烈校並跋，紙較新，字跡是比黃丕烈還黃丕烈，又是書估作僞的小伎倆（後因抄本不舊，又有僞黃跋，刪去不入目）。又泰定刻本的《廣韻》，由楊守敬自日本購回，每頁均裱糊，裝訂形式悉日人所爲，實爲日本所刻，非中國刻本，亦不入目，此類例子尚有不少，不再贅述。
除了《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外，燮翁一生對文獻學的貢獻，自然莫過於對黃丕烈的研究。我總以爲被譽爲“五百年來藏書”人的黃丕烈，實在是藏書史上一位傳奇人物，衹要讀讀他的《藏書題跋記》，你就可以知道這位佞宋刻、嗜舊鈔、爲先賢存古留真的學者是何等的“癡” 、別樣的“淫”。至於其精校勘、析疑義、詳考辨、求古籍盡善盡美，完全凸顯了乾嘉學人的風貌，至今仍爲後人所津津樂道、交口稱贊。
近百餘年來，黃跋先後經幾代學者多方搜集、彙編成書，先是潘祖蔭輯《士禮居藏書題跋記》，再由江標輯《續録》，其後繆荃孫、章鈺、吳昌綬又集南北各藏書家所見，輯成《蕘圃藏書題識》十卷《補遺》一卷《刻書題識》一卷。之後，王大隆續輯《蕘圃藏書題識續録》四卷《再續録》三卷《雜著》一卷，詳盡地記述了古書版本、校勘內容和收藏源流，這對於研究版本學、目録學、校勘學的學者們，無疑是極有幫助的。
燮翁以一人之力，四十餘年如一日，每天都和黃氏進行時空“對話”，説他是黃氏的異代知己，那一點兒也不過分。我不知道、也沒有問過他，爲什麽要做黃丕烈的年譜、重新輯佚蕘圃題跋。但是，燮翁和黃氏都是蘇州人，不能説沒有一點鄉邦之情，更或許是他被黃氏的藏書魅力所誘惑。在前人的基礎上，燮翁費盡心機，多方掇拾，矻矻不倦，終於從中外各地的圖書館、博物館、研究所等處，新發現他人未見之黃跋數十則，同時還糾正了舊輯本的不少訛誤。因此，到目前爲止，燮翁所輯的《士禮居題跋》應是全、好、重要的黃跋本子，不久之後，該書將由北京中華書局出版。此外，燮翁又重新輯録黃氏詩文，編纂黃氏年譜，皆大有裨益於文獻學研究者。
一九九〇年，八七高齡的顧廷龍先生曾爲燮翁寫過一副對聯，句雲：“復翁異代逢知己，中壘鉤玄喜後生。”這是對燮翁在版本目録學、黃丕烈研究兩方面恰如其分的評價。他整理的《士禮居集》分題跋、詩文兩部分，問世有期，令人欣喜。此外，燮翁數十年所作文章，彙編成此文集，反映了他一生治學的概貌。文集所收，計文八篇、跋五篇、序五篇，以及年譜一種、方志目録一種，凡二十篇，十餘萬字。儘管數量、篇幅並不巨大，細讀之下，我纔知大手筆作文，輕易不肯動手，一落筆必言之有物，有理有據。從小文章中，可窺見燮翁考證功夫之細密。如《 〈嵇康集〉佚名題跋姓氏考辨》一文，糾正之前兩位學者考證的失誤，並得出“凡從事版本鑒定，無非都要從行格、避諱、刻工、刀法、紙張多方面去考量，但我覺得書法的比對、印章的辨別，也可以作爲鑒定版本的不二選項”的結論。
版本目録學是一門從實踐中來的學問，衹有在圖書館編目及採購工作中積纍了大量的實踐經驗，纔能練就一雙鑒定版本的慧眼。早在五十年代初期，二十餘歲的他，就在趙萬裡先生的指導下，爲北京圖書館購書，先後買到《韓詩外傳》（明萬曆刻《廣漢魏叢書》本，清盧文弨批校）、《南唐近事》（清嘉慶二十年吳翌鳳抄本）、《資世通訓》（明刻本）、《梅妃傳》（清吳氏古歡堂抄本）、《楊太真外傳》（清吳氏古歡堂抄本）、《長恩閣叢書十四種》（清末傅氏長恩閣抄本，清傅以禮校）等。一九五五年以後，他調入南京圖書館，退休前曾任古籍部副主任，但沒架子，不鑽營取巧，也沒有那種羨慕榮華之心，而是把心思都用在業務工作上，數十年間爲南圖徵集到不少重要善本。其中如北宋刻《溫室洗浴衆僧經》一卷、遼代重熙四年（一〇三五）寫本《大方廣佛花嚴經》一卷等，已成爲國寶級藏品。
而今耄耋之年的燮翁，三十餘年裏退而不休，堅持每天風雨無阻地去南圖古籍部，不僅日日伏於幾案，潛心典籍，還不時爲讀者排憂解難，指點迷津，爲他人作嫁衣裳。我的《翁方綱題跋手札集録》一百二十萬字，在出版前，也曾請燮翁全部校讀一過，對此我非常感謝他。無論我在國內還是海外，他與我的通信，我全部都保存了下來，厚厚一沓，居然也有四五十通之多。
令我感動的是，去年五月我們在李軍兄的引導下，去祭拜顧廷龍先生墓，如果説我跪拜先師是天經地義之禮，但燮翁也要跪拜，我説：“您就不要跪了，鞠三個躬吧。”他説：“不行，顧老對我有恩，提攜過我，我是一定要跪拜的。”一位九四老人，腿腳不便，平時行動緩慢，走路都謹慎小心，卻堅持要做如此這般“大動作”。當時我侍立在旁，禮畢，趕緊扶他慢慢起立，衹見他喘個不停。 今年五月，我們又聯袂去蘇州十梓街看復泉山館（顧廷龍故居），還拍了幾張照片留念呢。
説到底，燮翁是一位平凡的讀書人，和書打了一輩子交道，業餘愛好無他，就是喜歡書。我看到他在蘇州居所的書房，各式的目録學、版本學、文獻學的圖書，以及相關的參考書、工具書，排放整齊，即使小部分的港臺出版物，他也透過相應的渠道多方訪得，而他在南京的住處，圖書也是堆積如山。除了書之外，在我們這個小圈子裏，不知是否還有嗜酒若燮翁者？還記得三十年前，同道們互傳燮翁喜酒，但不能多飲，每次一小杯，多則要舞“紅色娘子軍”中的洪長青。這是燮翁認可之説，直到今日，他仍保持舊日習慣，但並不貪杯，或許小酒也是他的長壽秘訣之一！這樣一位老人，思想上卻並不僵化陳舊，他也領略一些社會上的娛樂八卦，不時關心科技領域中的新成果，套用一句時髦的話，他也在除舊佈新，與時俱進。
燮翁高齡，今年九十有五，已踰鮐背之年，更難得是他康健如昔，不時往來於蘇、寧兩地。我不由想起“九五之尊”這個詞，“九五”舊指帝王之尊，位高而不傲，有謙和之德。以燮翁目前在圖書館界中版本目録學領域的地位，是當仁不讓的老法師級人物，無人可出其上，其閲歷資之深，也無人能望其項背，似乎也德配”九五”之詞了。《禮記·曲禮》雲：“百年曰期頤。&rdq人陳澔釋雲：“人壽以百年爲期，故曰期；飲食起居動人無不待於養，故曰頤。”很多見過燮翁的朋友，都爲老人的健康表現出欣羨之情。我亦以爲，待到山花爛漫時，老人期頤之年，約上一班忘年之交，好好來一次暢懷痛飲。
燮翁囑我爲他的集子作序，實在榮幸之至。回顧四十多年的交往，拉雜寫上一些感想，不知先生以爲然否？！
二〇一八年十月二十一日於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