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舫

孔子問禮於老子，是一段生趣盎然的歷史懸案。這不僅是中國文化史上兩個巨人的對話、中國思想史上兩位智者的相遇，更是兩個流派、兩種思想的踫撞和激發。戰亂頻仍、諸侯割據的春秋年代，老子和孔子的會面別有深意；在兩千五百年後的今天來看，亦頗具啟示。

其中的一位，溫而厲，恭而安，儒雅敦厚，威而不猛。另一位，年略長，耳垂肩，深藏若虛，含而不露。這也許是他們的第二次會面，但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此後兩千五百餘年的歲月中，我們將漸漸知曉這場對話對於世界歷史、對於人類文明的偉大意義。

一

他們，一個是孔子，一個是老子。

“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司馬遷在《史記》中寫道。孔子是兩千五百年來儒家的始祖，老子是兩千五百年來道學的濫觴。司馬遷對兩人有過明確考證，“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史記·孔子世家》），“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裡人也”（《史記·老子韓非子列傳》）。這一天，年幼些的孔子將去向年長的老子求教。

貴族世家的孔子生於魯襄公二十二年，盡管他被後世尊奉為“天縱之聖”“天之木鐸”，但身世並不光彩，“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紇與顏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禱於尼丘得孔子”。孔子生而七漏，首上圩頂，所以他的母親為他取名曰丘。與孔子相比，平民出身的老子身世頗為含混，除彌漫坊間的奇聞逸趣外，隻知道他“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某一日，騎青牛西出函谷關，從此一去不復返。

兩千五百年來，人們對他們的會面頗多好奇，也頗多猜測和演繹。《禮記·曾子問》考據孔子17歲時問禮於老子，即魯昭公七年（前535），地點在魯國的巷黨，這是他們的次會面，“孔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於巷黨，及堩，日有食之，老聃曰：‘丘！止柩就道右，止哭以聽變。’既明反，而後行，曰‘禮也’。”《史記》載，他們的第二次相見是在17年之後的春秋昭公二十四年（前518），地點在周都洛邑（今洛陽），孔子適周，這一年他已經34歲。第三次，孔子年過半百，即周敬王二十二年（前498），地點在一個叫沛的地方。《莊子·天運》曰：“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第四次在鹿邑，具體時間不詳，隻有《呂氏春秋·當染》簡單的記載：“孔子學於老聃、孟蘇、夔靖叔。”歷史不可妄測，但有時間有地點有人物，這樣的記載雖然未必逼近真實，卻足見後人的善意與期待。

孔子對老子一向有著極大的好奇。我們不妨想像這樣的場景——兩位孤獨的智者踽踽獨行，他們的神情疲倦而詭譎，赫然卓立，沒人理解他們的激奮，更沒人理解他們的孤獨和愁苦。

孔子的弟子曾點有“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的志向，頗得孔子的贊許。這是一幅春秋末期世態人情的風俗畫，生命的充實和歡樂盎然風中。陽光明媚，春意歡愉，人們沐浴、歌唱、遠眺，無憂無慮，身心自由，我們似乎從中感受到了春的和煦，歌的嘹亮，詩的馥郁。

老子也徘徊在這春末的暖陽中，他看到的卻是不同的景像：“唯之與阿，相去幾何？美之與惡，相去若何？”在他的耳邊，是呼喊聲、應諾聲、斥責聲，世事喧囂紛擾，世人興高采烈，就像要參加盛大宴席，又如春日登臺覽勝，媸妍良善邪惡美麗猙獰，又有什麼分別，誰又能夠分辨？

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眾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臺。我獨泊兮，其未兆；沌沌兮，如嬰兒之未孩；傫傫兮，若無所歸。眾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也哉！俗人昭昭，我獨昏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澹兮，其若海；飂兮，若無止。眾人皆有以，而我獨頑且鄙。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

如此憂傷而又抒情的語氣，在老子散文般的敘事中，並不少見。在茫茫人海中，老子反復抒寫自己“獨異於人”的孤獨與惆悵，在“小我”與“大眾”之間種種難以融合的差異中，老子在反思、在猶豫、在踟躕、在審視眾生、在拷問自己。這孤獨和惆悵曾吸引過年幼的孔子，而這一次，他想問的是，孤獨和惆悵背後的機杼。

歷史的天空，就在這一刻定格。

一個溫良敦厚，其文光明朗照，和煦如春；一個智慧狡黠，其文瀟灑峻峭，秋般飄逸。他們是春秋時代的春與秋。兩千五百年前的這一刻，他們終於相遇。司馬遷以如椽巨筆記錄了這歷史的一刻：

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

妙趣橫生的描畫，讀來令人浮想聯翩。

老子直言不諱。他認為孔子所說的禮，倡導它的人和骨頭都已經腐爛了，隻有其言論還在。況且君子時運來了就駕著車出去做官，生不逢時，就像蓬草一樣隨風飄轉。老子聽說，善於經商的人把貨物隱藏起來，好像什麼東西也沒有，君子具有高尚的品德，他的容貌謙虛得像愚鈍的人。他建議孔子，拋棄他的驕氣和過多的欲望，拋棄做作的情態神色和過大的志向，這些對於孔子、對於世人，都是沒有好處的。

寥寥數語，意味雋永。這不僅是中國文化史上兩個巨人的對話、中國思想史上兩位智者的相遇，更是兩個流派、兩種思想的踫撞和激發。戰亂頻仍、諸侯割據的春秋年代，老子和孔子的會面別有深意。

孔子問禮於老子，是一段生趣盎然的歷史懸案。時光遠去，短暫的四次會面，諸多細節已不可考，其對話卻涉及道家和儒家思想的所有核心內容。毋庸置疑，孔子的思想就是在數次向老子討教中逐步形成和成熟的，與此同時，孔子的提問也敦促老子的反思。司馬遷評價老子之學和孔子之學的異同，歷數後世道學與儒學對於他者眼界、胸懷的退縮，悵然若失：“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道不同不相為謀’，豈謂是邪？”

二

這次問禮對於孔子，是晴天霹靂，更是醍醐灌頂。

孔子辭別老子，沉吟良久，對弟子們感慨：“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遊；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罔，遊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

鳥能飛，魚能遊，獸能跑。會跑的可以織網捕獲，會遊的可制成絲線去釣，會飛的可以用箭去射。而龍，御風飛天，何其迅疾。回味著與老子的對話，孔子說：“我今天見到的老子，大概就是龍吧！”

一千六百年後，宋代理學大家朱熹引用詩人唐子西的話來表達他對這位坦蕩求真、不懼坎坷的君子的崇敬之情：“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

老子與孔子性格迥異。老子致虛守靜、知雄守雌，孔子信而好古、直道而行。然而，老子作為周守藏室之史，孔子作為攝相事的魯國大司寇，兩者自然都有輔教天子行政的職責，救亡圖存的使命將他們聯繫在一起。

《春秋左氏傳》評價，春秋時代是一個“禮崩樂壞”的時代。翻開春秋時期的社會歷史，不難看到其中充斥的血污和戰亂。諸侯國君的私欲膨脹引發了各國間的兼並戰爭，諸侯國內那些權臣之間的爭鬥攻殺更是異常激烈，“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成了那個時代的特點，“《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史記·太史公自序》），以致“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孟子·滕文公下》）。諸侯割據，禮教崩殂，周天子的權威逐漸墜落，世襲、世卿、世祿的禮樂制度漸次瓦解，各國諸侯假“仁義”之名競相爭霸，卿大夫之間互相傾軋。值此之時，老子的避世、孔子的救世，不可謂不哀不慟也。

老子之高標自持、之高蹈輕揚，確是世俗之人、塵俗之世難以想像，更難以理解的。老子研究道德學問，隻求隱匿聲跡，不求聞達於世。他傲然地對孔子說，周禮是像朽骨一樣過時而無用的東西。老子在否定周禮的同時，其實更是在闡釋自己的思想，這種觀念與孔子的理念大不相同，所以孔子纔會以能“乘風雲而上天”的“龍”來比喻老子，他對老子內心的敬仰和欽佩，溢於言表。

當然，同樣作為一代宗師，孔子也不會因為一次談話而輕易改變自己的立場和志向。與其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吧。孔子依然故我，宵衣旰食，席不暇暖，趕起牛車，帶領他的弟子出發了。他們周遊列國，宣傳自己的主張，縱使困難重重，也要“知其不可為而為之”。

及去周，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者送人以言。吾雖不能富貴，而竊仁者之號，請送子以言乎：凡當今之士，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譏議人者也；博辯閎達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無以有己為人子者，無以惡己為人臣者。”孔子曰：“敬奉教。”自周返魯，道彌尊矣，遠方弟子之進，蓋三千焉。

這是春秋時代怎樣的一幅畫卷？黑格爾說過：“一個民族有一群仰望星空的人，他們纔有希望。”兩千 五百年前漆黑的長夜裡，兩位仰望星空的智者，剛剛結束一場人類歷史上的偉大對話，旋即堅定地奔向各自的未來——一個懷抱“至智”的譏誚，“絕聖棄智”“絕仁棄義”“絕巧棄利”；一個滿腹“至善”的溫良，惶惶不可終日，“累累若喪家之狗”。在那個風起雲湧、命如草芥的時代，他們孜孜矻矻，奔突以求，終於用冷峻包藏了寬柔，從渺小拓展著宏闊，由卑微抵達至偉岸，正是因為有他們的秉燭探幽，纔有了中國文化的縱橫捭闔、博大精深。

在中國兩千多年的思想潮流中，道家思想有效地成為儒家思想的反動，儒家思想有效地成為道家思想的重要補充。

中國歷史文化在秦漢以前，盡管百家諸陳，但儒、墨、道三家基本涵蓋了當時的文化精神。唐、宋之後，釋家繁榮，儒、釋、道三家相互交鋒、相互融合，籠罩了中國歷史文化一千餘年。南懷瑾說：“縱觀中國歷史每一個朝代，在其鼎盛之時，都有一個共同的秘密，即‘內用黃老，外示儒術’，不論漢、唐，還、明、清。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思想，其實是黃（黃帝）老（老子）之學。”老子哲學和孔子哲學的存世價值可見一斑。

老子與孔子的這一次會面，盡管短暫，卻完滿地完成了中國文化內部的次踫撞、升華。

老子與孔子所處之時代，西周衰微久已，東周亦如強弩之末。有周一朝，由文、武奠基，成、康繁盛，史稱刑措不用者四十年，是周朝的黃金時期。昭、穆以後，國勢漸衰。後來，厲王被逐，幽王被殺，平王東遷，進入春秋時代。春秋時代王室衰微，諸侯兼並，夷狄交侵，社會處於動蕩不安之中。不難理解，老子的哀民之慟，孔子的仁者愛人，都是對這個時代的悼挽與反撥。

舉凡春秋諸子，大凡言人道之時，必亦言天道。其實，老子和孔子學說重要的一點，是他們處在中國歷史分崩離析的年代，對中國社會現實和未來發展所進行的積極、認真、深刻的思考。他們的努力，讓中國社會行至低谷之時，中國文化沒有隨之衰微。

事實表明，在中國兩千多年來的發展中，對中國社會起到直接推動作用的還是儒家、道家兩家學派，他們試圖在總結歷史經驗教訓的基礎上，找到一條適合國家發展、具有現實意義的治國之道，盡管他們的理論體繫、社會影響大不相同，但是兩者的相互交流、相互交融、相互交鋒，終推動了中國的進步。

三

假設時間是一條線性軸，我們從今天這個端點回溯，不難發現一個奇怪的現像—&mdas前800前200年這個時間段內，還處於童年時期的人類文明，已經完成了思想的次重大突破。

古代希臘、古代中國、古代印度、古代以色列等地域，不約而同地產生了偉大的思想家——在古希臘，有蘇格拉底、柏拉圖、亞裡士多德；在以色列，有猶太教的先知；在古印度，有釋迦牟尼；在中國，有老子與孔子。盡管他們處於不同的文明之中，他們提出的思想原則塑造了不同的文化傳統，推動著智慧、思想和哲學精神完成了從低谷到高峰的飛躍，這些智慧、思想和哲學精神一直影響著今天的人類生活。

一百餘年前，德國海德堡有一位年輕的醫生，他對當時流行的研究方法很不滿意。終於一天，這位醫生拋棄了厭倦已久、陳舊刻板的日常工作，由心理學轉向哲學，並且擴展到精神病學，從此成為大名鼎鼎的哲學家——他就是雅斯貝爾斯。

在1949年出版的《歷史的起源和目標》中，雅斯貝爾斯提出了一個重大的命題：“軸心時代”。他將影響了人類文明走前800前200年定義為“軸心時代”，甚至斷言，“軸心時代”發生的地區大概是在北緯30度上下，亦即北緯25度至35度區間。

值得重視的是，同在此時段，同在此區間，雖然中國、印度、中東和希臘之間千山萬水，重重阻隔，但它們在軸心時代的文化卻有很多相通的地方。雅斯貝爾斯稱這幾個古代文明之間的相通為“終極關懷的覺醒”。

這是一件有趣的事。盡管地域分散、信息隔絕，在四個文明的起源地，人們不約而同地選擇了用理智和道德的方式來面對世界。理智和道德的心靈需求催生了宗教，從而實現了對原始文化的超越和突破，後形成今天西方、印度、中國、伊斯蘭不同的文化形態，它們像春筍一樣，鮮活，蓬勃，撥節向上，生生不息。

然而，與此同時，那些沒有實現突破的古代文明，如巴比倫文化、埃及文化，雖然規模宏大，但終難以擺脫滅絕的命運，成為文化的化石。

在雅斯貝爾斯提到的古代文明中，有兩個中國文化巨人，一個是孔子，一個是老子。孔子專注文化典籍的整理與傳承，老子側重文化體繫的創新和發展。一部《論語》，11705字，一部《道德經》，5284字，兩部經典，統共16989字，按今天的報紙排版，不過三個版面容量。然而，兩者所代表的相互交鋒又相互融合的價值取向，激蕩著中國文化延綿不絕、無限繁和多樣。

孔子與老子，不僅是春秋時代的春與秋，更是文明形態的生與長、守與藏。

他們的哲學思想對中國文化的巨大影響，與春秋末年自由、開放、包容、豐富的思想氛圍不可分割，也與他們之間平等包容的切磋、砥礪不可分割。孔子帶領弟子周遊列國十四年，晚年修訂六經，孔子之後的孟子、荀子、董仲舒、程頤、朱熹、陸九淵、王守仁……繼承他的職幟，將儒學思想發揚光大。老子一生獨往獨來，在老子之後的韓非子、淮南子進一步闡釋了他的思想體繫，莊子更是將他的思想推向一個高峰。老子的無為、不言、不始、不有、不恃、不居，不僅是春秋戰國紛亂局面的一種暫時的應對，其對後世更有著無窮的影響。在這裡，大道是精神，也是生活。

孔子、老子相繼卒於春秋之末、戰國之初。幾乎就在這個時刻，在遙遠的恆河岸邊，喬達摩·悉達多剛剛涅槃成佛，即將開啟佛教的眾妙之門；在更加遙遠的雅典城邦，蘇格拉底將要誕生，即將開啟希臘哲學的。幾乎就在這個時刻，承續春秋的戰國大幕即將拉開，為求生存，各諸侯國繼續變法和改革，吳起、商鞅變革圖強，張儀、蘇秦縱橫捭闔，廉頗、李牧沙場爭鋒，信陵君、平原君各方斡旋、招賢天下……大秦帝國即將訇然而至，中央集權的統一中國萌芽即將形成。

老子哲學和孔子哲學的一個奇特之處在於，他將哲學問題擴大到人類思考和生存的宏大範疇，甚至由人生擴展為整個宇宙。他們開創了一種辯證思維方式，一種哲學研究範式，一種身處喧囂而凝神靜聽的能力，一種身處繁雜而自在悠遠的智慧，這不僅是個人與自我相處的一種能力，更是人類與社會相處的一種能力。

有意思的是，與東方文化秉持的守禮、中庸、拘謹的儒教情懷不同，老子在西方的傳播要盛於孔子。林語堂在《老子的智慧》中寫道：“西方讀者都認為，孔子屬於‘仁’的典型人物，道家聖者——老子則是‘聰慧、淵博、纔智’的代表。”老子曾雲：“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為道。”林語堂在做這句話的注釋時寫道：“相信大半西方讀者次研讀老子的書時，個反應便是大笑吧！我敢這麼說，並非對諸位有何不敬之意，因為我本身就是如此。”

大笑，恰是進入老子哲學迷宮的一把密匙，也是進入中國文化的一條暗道。

就在孔子帶領弟子們兀兀窮年，在城邦之間奔走宣告、比武論招之時，老子卻茕茕孑立，踽踽獨行，以心中的膽氣與劍氣，打通了江湖武林的所有通關秘道。

恰如林語堂所言，“那些上智的學者，便由譏笑老子、研究老子，而成為今日的哲學先驅，同時，老子還成了他們終身的朋友”。事實上，“在孔子的名聲遠播西方之前，西方少數的批評家和學者，早已研究過老子，並對他推崇備至”。在恭謙良善、持節守中的儒教之外，老子以其凝斂、含藏、內收的智慧，完成了高傲的西方對於神秘中國的全部興趣和完整想像。

近現代西方哲學家、思想家在老子哲學和孔子哲學中受到啟發，找到靈感。英國科學家李約瑟一生研究中國，對中國文化情有獨鐘。在他看來，中國文化就像一棵參天大樹，而這棵參天大樹的根在道家。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做過統計，在世界文化名著中，譯成外國文字出版發行量的是《聖經》，其次是《老子》。之所以有這樣令人驚愕的翻譯量、印刷量、閱讀量，根本原因在於，它包含著對人類精神世界恆常的思辨和警醒。

孔子是國際的，老子是世界的。

夫唯弗居，是以不去。信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