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文學_袁方文集

內容簡介

本書收錄了我國著名社會學家袁方教授1941～2000年發表的論文。袁方先生師從老一代社會學家陳達先生，終生從事社會學研究。改革開放後，擔任北京大學社會學繫主任，對我國社會學的重建做出了重要貢獻。袁方先生留下的社會學研究方面的論述對理解我國勞動社會學、人口社會學以及社會學和社會工作的重建有重要價值。本文集豐富了我國社會學史和社會學家史。

作者簡介

佟新，女，1961年生。北京大學社會學繫教授、博士生導師，北京大學中國工人與勞動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領域為經濟社會學、勞動社會學、性別研究；勞動關繫、企業社會責任、女性職業發展等。主持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中國工人職業生涯研究”、*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中國社會轉型時期的勞動關繫研究”、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中國勞動力市場中的性別問題”、北京大學和香港理工大學合辦“中國社會工作與實務研究中心”項目“中國勞動用工制度和勞務派遣制度研究”以及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和諧勞動關繫協調機制的法律構建研究”的子課題“新興產業中的勞動關繫研究”。

部分1941～1949年／1
工業化與職業間的人口流動／3
論社會流動與理想社會／8
士的社會階梯／17
民治與社會選擇／30
論手藝人改行／39
評潘光旦的《自由之路》／62
有警察的社會／64
城鄉關繫：敵乎？友乎？／69
皇權下的商賈／75
論天高皇帝遠／84
論人力的生產制度／90
四十年代雲南社會學的發展／97
第二部分1949～1957年／101部分1941～1949年／1
工業化與職業間的人口流動／3
論社會流動與理想社會／8
士的社會階梯／17
民治與社會選擇／30
論手藝人改行／39
評潘光旦的《自由之路》／62
有警察的社會／64
城鄉關繫：敵乎？友乎？／69
皇權下的商賈／75
論天高皇帝遠／84
論人力的生產制度／90
四十年代雲南社會學的發展／97
第二部分1949～1957年／101
清華、聯大社會繫史／103
我國勞動人民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121
開展我國工人階級狀況的調查研究／136
五十年代我國社會學和人口研究的回顧／143
第三部分1979～1992年（時任北京大學社會學繫繫主任）／149
要搞馬克思主義社會學，不是搞資產階級社會學
——有關五七年在黨領導下開展社會學研究的一些情況／151
1982年北大社會學專業研究生開學迎新會上的講話／158
青年就業問題的調查研究及其方法／161
現代中國人口學的拓荒者——憶陳達先生／169
北京市社會學學會一九八一年工作小結和一九八二年工作安排的初步設想／175
大力開展城市社會學和社會問題的調查研究／181
新生的社會學繫在茁壯成長／185
談談我國的人口問題／188
北京市人口發展的控制問題／198
老驥伏櫪壯心未已——在慶雷潔瓊教授執教五十五周年大會講話／210
民政工作與社會學／213
社會學與小城鎮研究——《小城鎮大問題》一書讀後感／223
社會學和城市社會問題／231
北京勞動力人口行業職業分布狀況的初步研究／247
中國老年人在家庭社會中的地位和作用／261
美國當前社會學研究的現狀與趨勢／273
中國城市化道路的探討／293
中國農村非農部門的就業和問題／306
社會工作教育與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319
中國當前的勞動就業問題／331
論人口老化的對策／344
1990年在中國社會學會第三屆理事會上的講話／351
1990年中國社會學會第三屆理事會閉幕詞／353
發展中的現代中國社會學的回顧與展望／355
1991年慶祝北京市社會學學會成立十周年／363
中國就業問題和勞動制度改革／368
《北京大學社會學繫十年》序
——繼承北京大學優良的社會學傳統／375
第四部分1993～2000年／379
在紀念陳達教授百周年學術討論會上的發言／381
1993年中國社會學年會開幕詞
——《改革開放與社會發展》研討會致辭／387
1994年中國社會學年會開幕詞／390
我國社會保障存在的問題和改革的重點／393
加速發展中國人類學／397
團結起來，進一步發展和繁榮我國社會學事業／405
學習《江村經濟》的一些體會／407
在第六屆亞洲社會學大會上的講話／415
在97年社會學年會上的講話／417
中國社會工作教育及其面臨的轉變／420
傳統與重建426
在中國社會學會1998年年會上講話／432
我的老師：著名社會學家陳達／434
家庭養老與社會保障／439
附錄／445
附錄一袁方教授的社會工作教育思想與學科建設實踐／447
附錄二承前啟後——袁方先生勞動社會學思想／458
附錄三出版說明／475

前言

序言：閱讀和理解袁方教授的學術實踐
王思斌

袁方教授是我國著名的社會學家，他曾任北京大學社會學繫任繫主任，曾兼任中國社會學會會長、中國社會工作教育協會會長，為我國社會學學科、社會工作學科建設做出了卓越貢獻。北京大學社會學繫和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協力出版《袁方文集》，主編佟新教授與出版社商議要在前面寫點什麼，任務落在我的頭上。對於出版袁方教授的文集，我十分贊同，因為袁先生的著述並不十分流行，把他的著述集結起來，有利於學術界了解他，並從中獲得啟迪。面對袁先生的著述，讓我說點什麼，我卻有些為難。原因是作為他的學生和曾經的下屬，我從內心來說對他隻有感恩，當然對他的學術實踐也十分佩服。現在面對《袁方文集》，我不能隻歸於情感，而是要回歸學術，我覺得這樣纔對得起為北京大學和中國社會學做出卓越貢獻的袁方教授。然而筆力不健，我怕難以實現初衷。以下，我將從本文集出發，並結合我所了解的袁先生的學術活動，從學術精神、學術觀點、學科貢獻三個方面談一談讀這本書的感受，以使大家可以更好地閱讀和理解袁方教授的學術實踐。序言：閱讀和理解袁方教授的學術實踐
        王思斌

        袁方教授是我國著名的社會學家，他曾任北京大學社會學繫任繫主任，曾兼任中國社會學會會長、中國社會工作教育協會會長，為我國社會學學科、社會工作學科建設做出了卓越貢獻。北京大學社會學繫和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協力出版《袁方文集》，主編佟新教授與出版社商議要在前面寫點什麼，任務落在我的頭上。對於出版袁方教授的文集，我十分贊同，因為袁先生的著述並不十分流行，把他的著述集結起來，有利於學術界了解他，並從中獲得啟迪。面對袁先生的著述，讓我說點什麼，我卻有些為難。原因是作為他的學生和曾經的下屬，我從內心來說對他隻有感恩，當然對他的學術實踐也十分佩服。現在面對《袁方文集》，我不能隻歸於情感，而是要回歸學術，我覺得這樣纔對得起為北京大學和中國社會學做出卓越貢獻的袁方教授。然而筆力不健，我怕難以實現初衷。以下，我將從本文集出發，並結合我所了解的袁先生的學術活動，從學術精神、學術觀點、學科貢獻三個方面談一談讀這本書的感受，以使大家可以更好地閱讀和理解袁方教授的學術實踐。
        一學術精神
        北京大學建校100周年（1998年）的時候出過一本很有名的書——《精神的魅力》，這是由北京大學的一批著名學者根據自己的學術經歷和實踐撰寫的文集，其中收錄了袁方教授的《傳統與重建》。在這篇文章中，沒有空洞的鼓噪性文字，而是清楚地歷數北京大學的社會學傳統，字裡行間透露的都是為國家、為學術。文如其人，這篇由大量有歷史背景的學術事實連綴起來的、樸實無華的文章就像袁方先生的學術品格一樣。
        袁方先生早年就學於西南聯大，師從陳達教授，並受惠於費孝通教授等名家，接受了繫統的社會學訓練。他從20世紀40年代初就開始發表學術文章，他的文章大抵有兩個特點：一是面對國家面臨的重大社會問題，二是使用科學的方法。關於點，作為社會學者的袁先生沒有運用宏大敘事去論述國家的前途與命運，而是見微知著，從社會底層看待社會變遷和社會問題。除理論分析外，他選擇的基本方向是勞工問題和社會流動，不論是《工業化與職業間的人口流動》，還是《論手藝人改行》，都是從基層勞動者職業變動的角度反映工業化帶來的社會變遷。《論手藝人改行》通過實地調查所獲得的大量翔實資料，說明這些處於社會底層的勞動者為什麼要改行和往哪裡改行，回答是因為社會環境所迫而改行，多數人因為鄰居、朋友的支持而選擇新業（這是今天說的“社會資本”）。再看《士的社會階梯》，多麼繫統的梳理，多麼豐富的資料，袁先生還自謙是“非常粗略的”考察。在豐富資料的基礎上，袁先生對“士的社會階梯”所代表的社會結構、社會制度意義進行了分析歸納，是很精闢的。可以說，這是歷史社會學著述的一個優秀範例。
        在以後的著述中，袁方先生一直秉持嚴格的實證精神，幾乎所有文章都是用資料說話，用盡可能豐富的、有代表性的資料說話，而少有空論。“板凳寧坐十年冷，文章不寫半句空。”袁方教授以自己的研究實踐了一個學人的學術態度和學術精神。他經常向學生講述他的老師——陳達教授的學術箴言：“有十分資料，隻能說九分話。”謹慎的實證精神是對做學問、對科學的敬畏，在這方面袁先生堪稱楷模。
        二學術觀點
        袁方教授所關注的學術領域集中於勞動問題，這是一個宏觀上可通社會結構、社會變遷，微觀上可入平民生活的研究領域，也是一個經世致用的領域。他親筆起草的“勞動問題”大綱從勞動理論到勞動實踐，從勞動力資源到工資問題，從勞動爭議到社會保障和勞動法，繫統地反映了他的勞動社會學思想。從其勞動社會學的研究出發，我認為袁先生的如下學術觀點頗具價值。
        其一，工業化是勞動問題、職業流動的宏觀制度原因。袁先生在《工業化與職業間的人口流動》中指出，工業化是整個社會生產方式的改變，所以它給予社會的影響，也滲透到整個社會生活的各方面。工業化的過程，不但是農村人口大量的“離地”，也是市鎮中傳統職業人口大量的“改行”。該文在後的總結中說：“從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其間所引起的職業間的人口流動，本是一件冗長的不易迅速結束的事情。”我認為這是說到了根本上。一個世紀以來，跌宕起伏的工業化對社會就業、職業流動產生了根本性的影響。不管是袁先生所描述的20世紀40年代的“手藝人改行”，還是80年代他所討論的勞動就業問題，都貫穿了工業化對勞動就業有深刻影響的觀點。在改革以後發表的論文中，袁先生強調了開放勞動力市場的觀點，並從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高度強調其意義。在袁先生那裡，勞動就業是制度性問題，是國家發展問題。
        其二，勞動問題的根本是民生問題。在職業流動研究中，袁先生把視角投向普通的基層勞動者，手藝人改行、農民進城務工是底層勞動人民謀生方式的寫照。他在《論手藝人改行》一文中寫道：“改行換業”成為昆明市的手藝人為流行的口頭禪。如今他們有的業是換了，行是改了，可是他們的“改”與“換”，實在不過仍舊在原來的社會背景裡，做感傷的旅行。袁先生在勞動問題中注重勞動工資、生活費問題。他提出，要正確處理好經濟發展和就業發展的關繫，兼顧就業的經濟效益同社會效益。在這裡，勞動不隻是國家經濟發展的工具，而且是勞動者生活本身。袁先生對民生的關心也表現於工作之中。每當問及我們幾位留校教師的生活時，他總是感慨。誰說他常常請學生喫飯不是這種心緒的自然流露呢?
        其三，把城市和農村聯繫起來研究勞動和社會問題。城鄉關繫是工業化、社會流動研究必須關注的基本問題。袁先生在《城鄉關繫：敵乎？友乎？》一文中提出了一個描述城鄉關繫的概念：無機的循環。他描述道：“鄉土也得跟著商品的市儈氣轉入貿易市場上成為賺錢贏利的一環。鄉裡人需要看城裡人的臉色，似乎喜怒哀樂也要跟著喜怒哀樂，鄉裡人在生產的領域中再也沒有以往那種獨立自主的自由。土地上的五谷，不再是豐衣足食的靠山；而是城市工廠的原料。原料通過機器加工，回到娘家，帶回的禮物是：土棉布變成洋布，糙米變成機器白米了。”他認為這種無機循環是城鄉關繫的脫節，要打破城鄉的對立，抹平城鄉之間對立的鴻溝，就要實行都市鄉村化、鄉村都市化，使城鄉關繫不僅是利益結合，還是一個共同不可分割的整體，互助共存。面對袁方先生70年前的見解和今天大力推進城市化的某些現實，是不是啟發依舊呢？袁方教授在後來的研究中十分關注農村勞動力就業問題，他在《中國當前的勞動就業問題》一文中提出，必須把勞動就業問題的範圍擴大到農村，城鄉應統籌兼顧，要有計劃地引導農村勞動力向非農領域轉移和就業。這可以說是其長期思考的結果。
        其四，發展社會保障事業，保障人民生活。勞動就業的根本是國家經濟社會發展和民生，在勞動機會和勞動能力喪失後，就會產生保障問題。根據我國勞動就業問題的狀況，袁先生提出將“就業保障”轉化為“失業保障”的主張，後來他又研究社會保障、養老保障問題，這是一脈相承的。在《家庭養老與社會保障》一文中，他認為，解決我國人口老齡化帶來的日益突出的老年贍養問題，家庭養老仍是主要的途徑，同時要大力發展和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加速發展社區養老服務事業，作為家庭養老的重要補充，並使家庭養老與社會養老結合起來，這是必然趨勢。他從養老事業、老年人生活質量的角度看待養老模式的選擇，表現了社會學家對人的關懷。我國社會工作教育恢復重建後，袁先生又將自己的學術關懷往外擴展了一步，民生與他的學術活動聯繫得更加緊密。
        袁方教授在其60年的學術生涯中，還有許多深邃的學術思考，如他的《論天高皇帝遠》《有警察的社會》，這裡就不一一闡述了，留給讀者們去體味。
        三學科情懷
        中國傳統文化強調“立德、立功、立言”，下面我們從袁方先生對社會學學科建設的貢獻來看他的“立功”。
        20世紀50年代，為了恢復社會學、人口學研究，袁方教授受到了不公的對待，這從另一個方面記錄了他的學科建設功績。社會學恢復重建之後，袁先生授命組建北京大學社會學繫，後來他又兼任中國社會學會會長、中國社會工作教育協會會長，為北京大學和全國社會學的發展立下了不朽功勛。一位年逾六旬的學者，從頭建立一個學繫，談何容易。袁方教授犧牲了自己的論文寫作與休息時間，調人員、建課程、招學生、備資料，全身心投入學科和學繫建設。程師母說袁先生“有國無家”，我們可以說袁先生“為繫忘家”“為學舍己”，這是一種高尚的學科情懷。實際上，北京大學社會學繫建設的意義不隻在於北京大學本身，後來許多社會學繫的建設參考了北京大學的經驗，許多社會學人到北京大學社會學繫進修。所以，袁方教授是在為全國做事。
        在具體的學科建設中，袁方教授全面推動社會學理論、社會學研究方法、應用社會學的發展，其中用力的是社會學研究方法。這既基於他多年學科建設之經驗，也是建設現代社會學繫之要求，還與學生就業有關。他認為，掌握了社會調查研究的方法，社會學繫畢業生就有了飯碗。為此，他以自己的學術威望和學緣關繫，邀請了一大批國內外名家來校講學，與政府部門建立了廣泛的相互支持關繫，促進了社會學學科建設。我們可以想一想，這些學科建設實踐值多少學術論文和專著教材？在這裡，他把自己嘔心瀝血努力的效果記在了別人的學術成果賬上。這是他的人格、學格，也是在本文集的文章中可能看不見的。袁先生善於團結學界同人一起工作，促進我國社會學學科建設。我相信，北京大學、全國社會學的發展將為其記功。
        今天，我國的社會學在袁先生等老一輩社會學家奠定的基礎上有了新的發展，但是快速的市場轉型和社會轉型也給社會學人提出了新的艱巨的任務。我相信，在解決新的經濟社會問題、促進國家現代化、提高人民群眾生活水平的進程中，袁方教授的學術精神、學術觀點、學科情懷依然是我們的寶貴財富。


        袁方自敘
        （一九九四年十一月）

        我於1918年2月17日出生於湖南省漢壽縣安樂鄉。我青年時代，正值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凡是不願做亡國奴的中國人，都行動起來，積極參與各種抗日救亡工作。那時，我在湖南長沙讀高中（先在明德中校，後在嶽雲中校）。為了抗日，我參加了湖南省政府主辦的高中學生的軍訓半年；然後又去農村組織農民進行訓練，也近半年。正是在這種抗日救亡的民族熱潮中，我產生了要認識中國社會、改造中國社會和富強中國社會的強烈願望。我想弄清楚：中華民族為什麼會淪落到生存陷於危難的地步？能否以及如何纔能使中華民族富強起來，擺脫生存的危機？可以說，我對社會研究的興趣和志向，正是由於當時民族救亡的需要而形成的。
        正是抱著這樣一種興趣和志向，1938年我考取了抗日戰爭時期的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社會學繫。西南聯合大學是由北方搬遷到昆明的北大、清華、南開三所大學聯合組成的。它集中了全國許多著名的教授和學者，學術和科學研究的氣氛非常濃厚。而社會學繫則擁有陳達、潘光旦、李景漢、吳澤霖、李樹青、費孝通等著名社會學家。這為我的學習和成長提供了良好的學術環境。我十分珍惜這樣一個機會。盡管當時的生活條件十分艱苦，但我仍堅持刻苦鑽研、勤奮學習，希望學到更多的知識來拯救民族、報效祖國。
        社會學確實為我打開了學理論，又重視社會調查的視野，把社會調查作為溝通理論與實際、深入了解社會的重要途徑。當時該繫開設了幾門社會調查方法課，如“社會研究法”、“社會機關參觀”、“初級社會調查”、“高級社會調查”等。這些課程的學習使我受益匪淺，獲得了許多認識社會的科學手段。我曾經運用所學的這些方法，對昆明市鎮的變化，進行了大量的社會調查，並在此基礎上，認真分析研究，寫出論文。1942年，我撰寫了題為《昆明市的都市化》的畢業論文，獲學士學位；同時又寫了《工業化與職業間的人口流動》一文，在《當代評論》上發表後，引起社會的重視。這些論文都是通過科學的社會調查而形成的。
        自那時起，我就一直重視並力行用科學的社會調查方法來研究社會。時至今日，我仍強調要把“社會研究方法與調查”作為社會學繫的基礎課程來建設，把掌握社會研究與調查方法作為社會學繫學生的基本素養之一。
        1942年畢業後，我留校任教，擔任“社會機關參觀”等課的教學工作。這門課的目的在於使學生接觸實際，初步了解社會各種組織的歷史和現狀，並以此為基礎寫出參觀報告。除教學工作外，我繼續調查昆明市傳統行業的變遷和社會流動，並參與清華大學在昆明和呈貢縣建立的國情普查研究所有關人口和勞動的研究工作，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撰寫發表了《論人浮於事》、《論兼業》、《昆明社會解組》、《傳統行業及其問題》等學術論文和調查報告。我還與費孝通教授等合著《人性與機器》一書，於1947年在上海生活書店出版。
        在聯大學習與工作期間，我還積極參加了學校裡的許多進步社會活動。在學習期，1939年我先後參加了校內地下黨領導的“民先”、“群社”、“社研”等革命組織的活動。1943年上半年，西南聯大和雲南大學的部分教師和學生，為了爭取民主和自由，成立了自由論壇社，先後出版《自由論壇》月刊和周刊。聞一多、潘光旦、王贛愚、吳晗、費孝通等知名教授都是該社成員。我也參加了該社，曾擔任該社出版月刊和周刊的編輯，為當時的民主運動盡了自己一份力量。
        1946年，抗日戰爭勝利後，聯大結束。我隨清華大學遷回北平，繼續在社會學繫從事教學和研究工作。我除了講授“社會分化”、“社會流動”等課程外，還把陳達教授主持的關於上海工廠的調查、我在成都和北京等地進行的關於手工業的調查等資料整理成《上海工人生活史個案研究》、《成都手工業》、《北京地毯業》等專題調查研究報告。此外，我還協助吳景超教授負責在天津《益世報》主編的《社會研究》副刊，每周出刊一次。與此同時，我繼續進行社會調查與研究，發表了《論手藝人改行》、《皇權下的商賈》、《論天高皇帝遠》、《論新興職業》、《論人力的生產制度》、《論人心浮動》、《論社會崩潰》等論文。
        1948年11月，清華大學解放。為了適應新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需要，我和繫裡的老師都感到需要重新學習，主要是學習馬列主義、思想，以此為指導，來調整辦學方向、課程設置以及個人的思想意識和教學、研究活動。我開設了一些新課程如“階級論”、“社會保險”等，還積極參與校內外的各項社會工作。我擔任了清華“講師、教員、助教”聯合會副主席、工會副主席、職工業餘學校校長、《人民清華》編輯等職，積極為建設人民清華服務。1950年春我參加京郊豐臺區土改；1951年又參加北京市高校土改工作團，赴廣西土改一年，並榮獲甲等功一次。
        1952年在高教院繫調整中，社會學被取消，這主要受了蘇聯模式的影響。在蘇聯社會學曾被取消，據說是因為社會學被認為是資產階級的偽科學，歷史唯物論可以取代社會學，還因為社會學研究問題，而社會主義又還沒有社會問題，無需社會學。社會學被取消後，許多原來從事社會學的教師轉到相近的學科領域去工作。我也離開了清華，先後到中央財經學院、中國人民大學、中央勞動干部學校、中央勞動學院、北京經濟學院等校，從事勞動法、農業經濟、中國近代經濟史、勞動經濟等課程的教學研究工作，並歷任副教授、教授、教研室主任、繫主任等職。1955年，我參加了中國共產黨。
        社會學被取消，所有從事社會學研究的人都深感惋惜。在此後的一段時間內，許多著名的老社會學家都為試圖恢復社會學做出過努力。1956年，黨提出“雙百”方針；1957年初，在一次國務會上又接受了邵力子、馬寅初、陶孟和等人的建議，做出決定，建立由各部委參加的專門委員會，研究人口問題和推行節育的人口政策。這些都使我們原來從事社會學的人深受鼓舞，也使我們感到有責任提出重新恢復社會學的建議。1957年1月，陳達在北京政協會議以及後來的全國政協會議上，提出了恢復社會學的提案。同年吳景超教授在《新建設》第1期發表了《社會學在新中國還有地位嗎？》一文，費孝通教授在《新觀察》發表了《為社會學說幾句話》一文，呼吁恢復社會學。這些建議和文章引起了中宣部和科學院的重視。1957年1月，中宣部理論處邀請陳達、吳景超、李景漢、雷潔瓊、嚴景耀、林耀華、袁方等人座談有關社會學的問題。會後我向該處彙報了陳達先生的人口問題研究狀況，要求給予支持，受到該處重視。同年3月，中國科學院哲學部邀請陳達、吳景超、李景漢、雷潔瓊、費孝通、胡慶鈞、全慰天、袁方等人座談，研究建立社會學機構問題，並決定成立社會學工作委員會籌備組，推選陳達為主任，我為秘書。這個籌備組討論了恢復社會學的研究方案及研究機構並決定首先把人口學研究恢復起來。當時陳達和我都在中央勞動干部學校工作，陳任副校長。學校為他成立了人口研究室，我參與該室的研究工作，協助陳達撰寫了一繫列有關人口問題的文章，在國內雜志和世界人口學年會上發表，受到社會的好評和國際的重視。此外，費孝通、吳景超、孫本文等學者也陸續發表了一繫列關於人口問題的文章。人口問題一時成了國內報紙雜志討論的熱門課題。社會學的其他研究也似乎恢復在即。然而此時正處於反右鬥爭的前夕。
        緊隨而來的反右鬥爭，使面臨恢復的社會學再一次受到嚴重打擊，社會學被認為是資產階級偽科學，上述為恢復社會學而進行的各種活動被當作從人口問題打開缺口復闢資產階級社會學的“罪證”。陳達、費孝通、吳景超和我都受到錯誤的批判，並被錯劃為右派。從此社會學成為“禁區”，無人再敢問津了。從1952年至1979年，社會學研究在中國大陸前後中斷二十七年。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撥亂反正，恢復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和政治路線，這也為恢復社會學創造了前提條件。1979年3月16日，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會議籌備處在北京召開了“社會學座談會”，會上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胡喬木宣布為社會學平反、恢復名譽。他說：“否認社會學是一門科學，並用一種非常粗暴的方法來禁止在中國發展、存在、傳授，這是完全錯誤的。”同時成立中國社會學研究會（後改為中國社會學會），費孝通被選為會長，我被選為常務理事。1981年8月，北京市社會學會成立，雷潔瓊教授選為會長，我被選為副會長兼秘書長。1980年下半年北京大學開始籌建社會學專業，我參與了籌建工作。1981年北大政治學繫設立社會學專業，成立社會學組，開始招收研究生。接著1982年北大成立社會學繫，我擔任繫主任兼學術委員會主任。
        自從北大社會學專業和繫建立以來，我先後開設了“人口問題”、“勞動社會學”、“社會調查方法”、“社會學方法論”等課程，擔任博士生導師，主編出版了《社會學與人口問題》、《社會調查原理與方法》、《社會統計學》、《社會學百科辭典》等著作，並承擔和主持了“六五”、“七五”時期社會學國家重點課程，如“北京市人口和城市發展”、“我國生育率下降趨勢和問題”、“社會發展戰略研究”等，都取得了重要成果。其中“北京市人口和城市發展”的研究，受到有關部門重視和采納，還獲得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我還積極承擔了大量社會工作，從1979年至今，先後擔任了國務院社會科學學科評議組成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學術委員，中國社會學會常務理事、會長，北京市社會學會副會長、會長，中國勞動學會副會長，中國城市科學研究會常務理事，中國人力資源開發網主席，中國社會工作者協會副會長，北京市人民政府顧問等職務，此外，還經常參加國內外有關學術會議。1984年我被評為北京市勞動模範。
        我在高校從事教研工作五十多年，在重新回到社會學領域之際，我仍然堅持以往的學術主張，即社會學是一門應用性很強的學科，理論與實際結合是它的一個突出特點；社會調查是社會學的基本功，是理論聯繫實際過程中不可缺少的中間環節，建立有中國特色的社會學，必須從了解國情，科學地調查中國社會實際情況入手。我曾把這種看法貫穿於北大社會學繫的教學實踐，要求學生不僅要有較高的理論素質，而且要深入實地，用科學調查方法，認真從事社會調查研究，在掌握大量實際調查資料的基礎上來認識社會、研究社會、促進社會進步。這已成為北大社會學繫的一種學風。常聽人說，北大社會學繫的畢業生在社會學調查研究方法上都有較扎實的基本功。對此，我深感欣慰。
        回顧五十多年來我的生命歷程是與中國社會學的曲折道路緊密相聯的。但我仍為自己選擇了社會學這條道路而感到幸運，猶幸在古稀之年，仍有機會為中國社會學的恢復、重建和發展盡自己一份微薄之力。但我更寄希望於新成長起來的年輕一代社會學工作者，並衷心祝願他們（她們）能比老一輩干得更多、更好，趕超世界水平，把中國的社會學推向一個更高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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