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妮特·溫特森《愛情》節選

《我要快樂，不必正常》的寫作洋洋灑灑，下筆如有神助。短短兩周之內，我就寫下了 15000 字。

為什麼呢？

這是一本回憶錄嗎？不完全是。我將它看作一場有關回憶的實驗。沒有一個人能清晰記起自己的過去，仿佛每時每刻都被刻錄在腦海中一樣。如果我們真的做到了，會發生什麼呢？在我們記憶的框架之上，又有怎樣的存在？我們的精神世界裡到底在發生些什麼？關於這些問題，我們總要多說、多看、多了解。

 2007 年夏天至 2008 年末，我經歷過一次崩潰。2008 年秋，我的一位摯愛英年早逝，在隨後的聖誕節我又失去了父親。我在農神節一月的寒風中埋葬了父親，取消了蘇西·奧巴赫的采訪，我一直很仰慕她，卻從未有幸會面。到了 2009 年 5 月，我與蘇西已經成為了情侶。

而後我開始尋找自己的生母——或者按我們的說法，血緣上的母親。

為什麼呢？

整理父親的遺物時，我發現了一些文件——紙張泛黃，上面都是機打文字，像古老的抄本，或者說它帶給我這樣的感覺，實際上不過是 20 世紀 60 年代初的東西。這是我的領養文件，裡面詳細記錄了被領養前的我去過哪裡，究竟是誰。

我不再崩潰，蘇西始終是我精神上極大的慰藉。在她的陪伴下，我可以忍受那些噬心蝕骨的創傷，探察我曾寫入書中的過往（《橘子》），以求擁有自己的記憶，理解並且掌控它。

不知為何，我很早便清楚，如果你能同時將自己當作一本小說和一樁事實去解讀，那麼你就會更加自由。如果你是一篇故事，那麼你自己可以改變它，尤其是它的結局。

我知道這樣的觀點已經被新自由主義的口號借用，鼓吹每個人都可以成為百萬富翁、社會名流、國家總統。而如果你無法活成自己想要的樣子，那就是你的錯，社會正義、全球不公、階級、種族、出身都與之無關。我們都知道，這完全是無稽之談。

但是……

出於某種原因，我的想像力十分豐富，選取了至關重要的方式解讀自己。我知道，我可以將所有挫折和失敗訴諸筆端，並在寫作的過程中找尋出路。我確實做到了。

《橘子》是一本小說。它不是我自己的故事，我也不是書中的珍妮特。這就是關鍵所在：我成為了我自己的故事。

但是……

《橘子》付梓二十七年後，我曾描寫過的情節和看上去被排除在外的情節，驅使我回溯自己已然知曉的舊素材，又引領我發掘我從未想到自己會渴望或者需要的新素材。

作為一名作家，我發現自己不得不直面不安，這種不安與不滿不是一回事。

這個標題來自溫特森太太，她曾經赤裸裸地逼我做出選擇：要麼離開我所愛的女孩，要麼再也不要回家。當時我十六歲。我們家十分昏暗、陽臺狹小，後院像一個亂葬崗（那種兇手埋葬受害人的地方）。她正是在後院煞有介事地燒掉了我的書，仿佛在演一出毀天滅地的大戲，像《諸神的黃昏》一樣。她問我為何這樣做（“這樣”是指致命地、越界地墜入愛河）。我回答道：“這讓我快樂。”而她卻說：“你明明可以做一個正常人，為什麼非要快樂呢？”

於是我思索良久，事情是否真的符合非此即論，如同黑與白、善與惡、白天與黑夜、快樂與正常？

我們面臨的是一個好問題，但也很殘忍。它是上天的恩賜，隻是有些黑暗，雖然我當時並未意識到這一點。

溫特森太太是一位暴力的哲學家。

如果在你還小的時候，愛不可靠，你就會以為愛的本質——它的特征——就是不可靠。兒女在長大以前不會挑父母的不是。起初，你得到的愛就是你確定的愛。

我不知道愛可以有持續性。我不知道人的愛可以依賴。溫特森太太的上帝是《舊約》中的上帝，他要求“兒女”的愛，卻滿不在乎地淹死他們（挪亞方舟），試圖殺掉激怒他的人（摩西），還容許撒旦毀滅正直的人（約伯）的一切。也許效仿這樣一位神，對愛有害。

沒錯，在與人類的關繫中，上帝改變形態，也有所改進，但溫特森太太不是個愛交流的人；她不喜歡人類，她從未真正改變或改進。她總是擊垮我，再做個蛋糕，與我重歸於好，常常在將我鎖在外面的隔天晚上，帶我去炸魚藷條店，我們坐在長凳上喫包在報紙裡的炸魚藷條，看著人來人往。

我一生大多時候的行為也差不多是如此模式，因為這是我學到的愛。

加上我本身的狂野和激烈，愛變得很危險。我從不服用毒品，我服用愛——瘋狂而無所顧忌的那一種愛，損傷多於治愈，心碎多於健全。我爭吵、毆打，隔天又設法重歸於好。我片字不留地離開，毫不在意。

愛是鮮明的。我從不要蒼白的那一種。愛是用盡全力。我從不要稀釋的那一種。我從不躲避愛的巨大，但我渾然不知愛可以像太陽一般可靠。日常升起的愛。

（本章原書節選內容譯者：馮倩珠）

尤瓦爾·赫拉利《金錢》節選

不管是貝殼，它們的價值隻存在於我們共同的想像之中。光是它們的化學結構、顏色或是形狀，並無法帶來那些價值。換句話說，金錢並不是物質上的現實，而隻是心理上的想像。所以，金錢的運作就是要把前者轉變為後者。不過，究竟為什麼這能成功？原本有的是一大片肥沃的稻田，為什麼會有人願意換成一小把根本沒用的貝殼？為什麼有人會願意辛苦地煎漢堡排、拉保險或是幫忙照顧三個精力過剩的小孩，隻為了換來幾張彩色的紙？

人們之所以願意如此，正是因為他們接受了這個集體的想像。“信任”正是所有金錢形式基本的原料。如果有個富裕的農民賣掉房舍田產換來一袋貝殼，還帶著這袋貝殼前往遠地的省份，那是因為他相信抵達之後，其他人會願意用稻米、房屋和田地和他交換這

些貝殼。所以，可以說金錢就是一種相互信任的繫統，而且還不是隨隨便便的某種繫統： 金錢正是有史以來普遍也有效的互信繫統。

在這種信任的背後，有著非常復雜而長期的政治、社會和經濟網絡。為什麼我會相信貝殼、金鈔票？原因就在於：我的鄰居都信。正因為我的鄰居都信，所以我也信。而我們都信的原因在於我們的國王也信，要求我們用這些東西來繳稅；還有我們的牧

師也信，要求我們用這些東西來繳什一稅。拿一的鈔票仔細瞧瞧，我們會發現這隻是一張色彩豐富的紙，一面有美國財政部長的簽名，另一面則寫著“In God We Trust”（我們信神）。我們之所以願意接付款，正是因為我們相信神，也相信美國財政部長。正因為“信任”這件事如此關鍵，我們就可以知道為什麼金融體繫會與政治、社會和意識體繫如此緊密相連，為什麼金融危機往往是由政治發展引發，以及為什麼光是股票交易商某個早上的感覺就能影響股市的漲跌。

早發明錢的時候，人們還沒有這種信任，所以要當作錢的事物本身就得有實際的價值。早的金錢制度是蘇美爾人的&ldqu”制度，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所其實就是大麥，將固定量的大麥谷粒作為通用單位，用來衡量和交換其他各種貨物和服務。當時普遍的單位是“席拉”（sila），約等於一升。當時大量生產了一席拉標準容量的碗，每當人民要買賣東西的時候，就能很方便地量出所需要的大麥數量。另外，薪水也是以席拉為單位用大麥來支付。每名男工一個月可以賺 60 席拉。而女工則賺 30 席拉。至於領班則可領到 1200~5000 席拉。當然，就算是能喫的領班，一個月也喫不了 5000 升的大麥，但多餘的大麥就能用來購買其他商品，像是油、山羊、奴隸還有除了大麥以外的食物。

雖然大麥本身也具有價值，但還是很難說服今天的民眾將大麥視為貨幣，而不隻是另一種商品。要解釋這點，可以想像一下如果你扛著一麻袋的大麥到附近的賣場，說你想買件襯衫或者比薩，會發生什麼事。店家很可能馬上就大叫保安救人了。盡管如此，以大麥來當作種貨幣建立信任關繫，還算是個簡單合理的選擇，畢竟再怎樣大麥也還是有它生物學上的價值：人類可以喫。但另一方面，講到儲存和運送，大麥就還是有其局限性。金錢貨幣史上真正的突破，就是人類終於開始相信某些貨幣形式，雖然它們本身沒什麼固有價值，但卻能方便儲存與運送。這樣的金錢制度，大約出前 2500 年的美索不達米亞：銀舍客勒制度。

舍客勒並不是某種貨幣，而是指“8.33 克的銀子”。《漢謨拉比法典》曾提過，如果某個上等人殺了一個女奴，就要賠償 20 舍客勒的銀子，這裡指的就是大約 166 克的銀，而不是 20 個某種銀幣。《聖經·舊約》的金錢交易多半用的也是銀子，而不是硬幣。例如約瑟的哥哥把約瑟賣給以實瑪利人的時候，價錢就是 20舍客勒或說 166 克的銀子（與女奴的命一樣便宜，畢竟當時約瑟也隻是個孩子。）

但與先制度的不同之處，在於銀舍客勒本身並沒有什麼實用價值。銀子不能喫、不能喝、不能穿，質地也太軟，無法做成什麼有用的工具（如果做成犁或是劍，簡直就像用鋁箔做的一樣脆弱）。真正要用的時候，白銀和黃金隻會做成首飾、皇冠以及各種像征地位的物品；換言之，都是在特定文化裡社會地位高的人所擁有的奢侈品。它們的價值完全隻是因為文化賦予而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