輯 近代篇 
清末民初社會心理變異與文學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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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傳統的動力探尋：嚴復的《天演論》與赫胥黎的 
《進化論與倫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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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演論》的回聲：進化倫理給傳統心靈帶來的衝擊和震撼 ／  
公理至上與浪漫主義的文學政治 
———晚清政治小說新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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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明的保守派：譴責小說作家群的文化性格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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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心之變與文學之變 
———從《孽海花》和《廣陵潮》看清末士人心態的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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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黨、志士、洋場習氣的嘲諷者 
———清末民初文學中政與教的脫紐與都市文人寫作的 
反烏托邦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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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愛”的興起與唯情主義烏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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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天地境界”到“功利境界” 
———從曾、李之別看近代中國的士風轉移與文學之變 ／  
清末民初後科舉時代的新型知識層與文化心性的 
代際轉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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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意識：現代性與中國文學的古今之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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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關繫與中國文學的現代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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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烏托邦文學綜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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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小說中現代性的起源、形態與文化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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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後壁”的精神歷險 
———康有為、章太炎與近代知識層的心態轉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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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無政府主義小說與中國現代文學的現代性 
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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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報刊與文學的共生性繁榮與世界的“圖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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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舊對峙的背後：從林紓看“五四人”與“晚清人” 
的代際文化心態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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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現代文學中的民族國家敘事與文化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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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輯 現代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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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紀上半期文學史上民族主義理論的語境考察和 
語義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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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現代文學的“三分格局”與文學的現代性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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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學”的選擇 
———“五四文學的歷史進化”觀念的得與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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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人的精神趨向 
———抽像化的文學政治與理性的激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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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物質”的精神偏至 
———現代文學中非物質主義的精神指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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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人”形像的文化源流與五四新文學的精神氣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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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種偉大與兩種激情 
———“現代性”歷史文化語境中的魯迅與陀思妥耶夫斯基 ／  
自我·生命·文學 
———郁達夫與現代文學中的“生命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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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的安那其主義信仰與“反現代”的“現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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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貓城記》和《鬼土日記》：不同“主義”視野中的不同 
“中國病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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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派”作家蕭乾創作中的審美距離與藝術自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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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與古希臘、羅馬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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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  世紀三四十年代舊體詩發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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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附逆與“現代性”的倫理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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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動蕩時代的“個人性”話語與“時代”話語 
———三四十年代文壇中的“新浪漫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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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的神秘與“靈虛”之美 
——— 世紀三四十年代新浪漫派文學的黑夜情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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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審美主義者的時代關懷：徐  世紀  年代創 
作新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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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和“理想”的歧途 
———論無名氏的前期創作及其與時代主導文學的疏離 ／  
超越“時代”與“永恆”之間的斷裂 
———《無名書》對作為超驗之維的宇宙精神的探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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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輯 當代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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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根鄉土的革命敘事 
———《紅旗譜》與  世紀鄉土中國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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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讀《桃源夢》 
———善化烏托邦的瓦解與反面烏托邦的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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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時期民國史小說中的末代儒家形像 
———兼論儒學傳統與“宗教性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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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德”趨“道”：張煒小說創作的主題演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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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煒與俄蘇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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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貌合神離” 
———“新寫實”異於“舊寫實”的新意探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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顛覆常識的藝術 
———餘華小說中的反諷描寫及距離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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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華小說中的後人道主義傾向及其對魯迅啟蒙話語的 
解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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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蒙者”的尷尬與改造生活的困境 
———從李銳《行走的群山》看  世紀末“啟蒙話語”中的 
雜語和復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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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知培養轉深沉” 
———《笨花》及其對現代中國小說中鄉村敘事的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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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之缺位與“時代孤兒”的道德困境 
———東西的《耳光響亮》《後悔錄》與後傳統時代的寓言化 
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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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奇”與“本事”之間 
———讀格非的《人面桃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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艱難時世與文學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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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壇“大師癥”與追趕時代的迷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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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論的轉換與現代文學研究範型的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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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信念與知識分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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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識形態話語理論與“小說香港” 
———評趙稀方的新作《小說香港》 

本論文集是從我２０世紀８０年代中期進入中國現代文學研究領域以來，發表的百餘篇論文中選擇出來的。論文的範圍從清末一直延續到當下，跨度有一百多年。論文的中心議題是中國文學、文化由傳統向現代轉換過程中的“古今之變”，而主要的關注點則在於新舊轉型過程中的人心之變與文學之變的關繫。

也就是說我的研究興趣主要集中於考察置身於這段前所未有的巨大動蕩中的中國人的思想、情感、心理、情緒的變化，也就是現代中國人體驗世界的方式的變化，這也可以說是一種我看待文學的寬泛的“精神史”或曰“心靈史”視角。相對於從社會的政治、經濟結構來把握現代社會的變化，我更青睞從人的內在心靈的變化的角度去把握時代社會的變化，從此角度來看，現代性就表現為一種對人類存在的基本範疇時間和空間的體驗方式的變化以及由這種變化所引發的人的內心的價值秩序的位移和重構，由此催生出一種不同於傳統的新的愛恨好惡、是非善惡的價值偏愛繫統的出現，它往往表現為一種不同以往的“做派”、風氣，卓爾不群的精神氣質，特立獨行的人生態度等等，文學在造就這種時代心靈和時代新人方面可以說是厥功至偉。如清末民初的革命與言情作家何海鳴就曾發出“今生不做拿破侖，便做賈寶玉”的宏願，表明其時代的青年先覺者們：已開始為一種來自西方的現代性的英雄主義、浪漫主義的價值理想所折服，傳統儒家的修齊治平、忠臣孝子等價值理想已對其失去吸引力；他們將“革命事功”和“浪漫情愛”視為人生值得追求的價值，“英雄”和“情聖”在其價值繫統中占據著為優先、重要的位置，這種新的價值偏愛繫統也就成為其為人和為文的深層肌理。再如“五四”時期的傅斯年在讀了魯迅的《狂人日記》後，向時代發出這樣的呼吁：“瘋子是我們的老師，孩子是我們的朋友。我們帶著孩子，跟著瘋子走———走向光明去。”這種用激情和偏執來挑戰倫理生活秩序的傾向，顯然帶有一種濃厚的文化浪漫主義色彩，它構成了“五四”人一種特有的反世俗化的精神氣質。因此，我覺得從這種心態變化的角度來考察文學史比從社會的政治經濟結構分析入手更能把握住文學史的精神脈動。

啟蒙與革命是近現代文學的兩大主題，近現代文學研究也由此形成以文化啟蒙和政治革命為中心的兩大研究範式，由此派生出的近現代文學研究往往帶有比較強的政治功利性或文化功利性色彩。但我認為作為學術研究，弄清事實比判斷是非更為優先，所以面對新與舊、傳統與現代、東方與西方的對立，我認為應該跳出某種單向性、化的價值判斷，從一種整體性的、擴大了的人文視野出發去深入理解其各自存在的原因和目的。所謂整體性的、擴大了的人文視域，也就是對現代性單一的“自然人性論”觀念的超越，將傳統的“道德人性論”也納入對人性的理解和認識之中，形成一種能反映出人的多層次需要的完整的人性觀念，從而避免對人的理解的削足適履傾向。人具有自然和超自然的雙重性，因此其是自然的和超自然的、靈和肉的一體兩面的雙重存在，單純地強調和誇大某一方面，偏執某一面人性，將另一面斥為非人性，顯然都不利於人性自身的發展。“自然人性論”無法解釋人的精神來源，“道德人性論”又過於蔑視人的肉身存在，因此將“理性”和“德性”結合起來，將其均視為人性中的應有之義，這樣我們對人的理解也就更能切近人性的實際了。總之“現代”與“傳統”的對立並不可以簡單地化約為光明與黑暗的對立、人與非人的對立，“進步”“現代”自身也不可能成為人生存的終極價值和意義，“為現代而現代”“為進步而進步”，正表現出一種將人手段化而非目的化的異化傾向。所以重新思考Ｔ．Ｓ．艾略特曾提出的問題仍很有必要：“問題的核心在於，什麼是人？什麼是他的局限？什麼是他的苦難？什麼是他的偉大？而終究什麼是他的命運？這些問題任何政治、哲學都不可能逃避，而根據對這些問題的回答，一切政治的（文學的和社會的）思想都將得到終的裁決。”人的生命是一種多層次、多面相的存在，簡單來說可分為：自然生命、社會生命和精神生命三個層面；不可以某一層面的特性去抹殺、排斥其他層面的特性，從而導致對人的整體生命的肢解，對人的理解的片面化。正如法國思想家布萊士·帕斯卡在其《思想錄》中所說：“絕不可讓人相信自己等於禽獸，也不可等於天使，也不可讓他對這兩者都忽視，而是應該讓他同時知道這兩者。……我要同等地既譴責那些下定決心贊美人類的人，也譴責那些下定決心譴責人類的人，還要譴責那些下定決心自尋其樂的人；我隻能贊許那些一面哭泣一面追求著的人。”該書也可以說是我對“人是什麼”這一重大問題進行思考的產物，淺陋、錯謬之處在所難免，尚祈方家不吝指正。是為序。